魯迅文化敘述作文
對魯迅文化觀的研究仍然是新世紀的一個持續不衰的話題。與以往不同的是，中國學人在深化魯迅與中國文化的話題時，不再過于注重魯迅的“反傳統”或對魯迅的“反傳統”作偏于一端的簡單理解，而是采取了更科學、更辯證、更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王富仁的系列長文《魯迅與中國文化》認為，魯迅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是：魯迅“并不絕對否定中國古代的任何一種文化，但同時也失望于中國古代所有的文化”，魯迅“了解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同時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王富仁還特別注意把魯迅放在中國文化歷史發展的宏大建構中審視魯迅思想與中國文化主體的內在聯系及生成，這對于如何建設中國的現代文化，具有十分深刻的啟迪意義。陸耀東在《“五四”時期的魯迅與傳統文化》中指出，“魯迅當時對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整體確持否定態度，但對其他文化派別(如墨家)和儒家內部的異化的聲音(從屈原到曹雪芹)則有所肯定。”張永泉在《從天地觀看魯迅早期文化思想》中認為，魯迅留日時期“對以普崇萬物特別是敬天禮地為‘本根’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完全肯定的，對以此為‘始基’的‘一切睿知義理與邦國家族之制’是完全肯定的。”只是到了五四時期才展開對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制度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并“深刻揭露了中國傳統天地觀的本質，原來這不過是歷代儒者為了推行他們的思想主張而臆造出的騙人的手段。”胡兆錚的《魯迅筆下的 “天”及其他》指出，“天”與“無”在傳統文化意義上是相通的，而魯迅終生堅定不移的戰斗目標則是與“天”爭斗。沈慶利的《試論魯迅的農民戰爭觀》認為，魯迅盡管沒有全面否定農民戰爭，但魯迅確實更多地“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把農民戰爭和農民起義作為特定的歷史文化現象，加以獨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主要“批判了農民戰爭的野蠻性和殘忍性”，“抨擊了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發動者”，揭示他們“與原始宗教的密切聯系”。
關于魯迅和宗教文化的關系，王富仁在《魯迅與中國文化》中認為，魯迅與“佛家文化對于物質世界虛幻性的揭示和對于人生痛苦的解析”產生過強烈的共鳴，并受到佛家文化動態地體驗性地把握社會人生的方式的影響。但魯迅對佛家文化的虛無主義人生哲學持否定態度。哈迎飛的系列長文《魯迅與佛教文化關系論》從“魯迅、尼采與佛教”、“以一身來擔人間苦”、“談鬼物正像人間”三個不同的角度細致、深入地分析了魯迅與佛教文化的關系，不僅揭示與論證出魯迅與佛教或遠或近的內在原因，還對佛教對魯迅思想與創作的實際影響及意義做了闡釋。管恩森《耶穌·撒旦·魯迅——魯迅與基督教關系發微》側重揭示了魯迅與基督教在精神層面的契合點：“精神主體的推重”、“面對庸眾的先覺者”、“反傳統的異端力量”。王家平的《再論魯迅與中外宗教文化》對魯迅與宗教文化的關系以及魯迅在接受宗教文化的過程中思想的發展變化做了系統的梳理。
更多的研究成果側重對魯迅文化思想做整體考察。李新宇的《魯迅：啟蒙路上的艱難持守》和《1928：新文化危機中的魯迅》認為，魯迅在五四之后面對的矛盾和介入的論爭，每一次都與五四新文化和現代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面臨的危機有關，“魯迅的思想無論怎樣發展變化，都始終守護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立場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現代知識分子話語。”趙樹勤在《新文化精神的孤獨的堅守者》中指出，對于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魯迅都既不是前驅者和領導者，也并不太主動積極。”魯迅積極追求的是實際的現實主義的科學精神。錢理群在《最后十年，魯迅的鋒芒所向》中認為，對“真的知識階級”的認定和追求，以及 “思想行動”與“實際的運動”的結合，構成了魯迅“最后十年”的文化業績，“1930年代，魯迅更為關注的是對‘今之海’所代表的現代中國文化的批判性審視。”他又在《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中詳細考察了魯迅與陳源等現代評論派論戰的情況，認為這場論戰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乃至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都有重要意義。薛毅在《論魯迅的文化論戰》中對魯迅與胡適、陳源、梁實秋、周作人、林語堂的論爭進行了細致的論述，證實魯迅一直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