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場風險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離岸金融市場離岸金融風險風險管理
離岸金融市場風險的定義
離岸金融市場風險即指在離岸金融機構的貨幣經營和信用活動中，由于各種因素（如利率、匯率等）隨機變化的影響，使離岸金融機構或投資者的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發生背離的不確定性及其資產蒙受損失的可能性。用公式可以表述為：R=f(p，c)，R指風險；p為不利事件發生的概率；c為該事件發生的后果。
離岸金融市場自由化程度較高，其風險的構成復雜。幾乎包括所有類型的金融風險類型，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并且各種風險沒有明顯的界限，具有一定的共生性。離岸市場一旦出現問題，就會通過價格、利率、匯率、股價等機制，以及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產生鏈式反應，如圖1所示。因此，一國離岸金融市場要獲得健康的發展，該國的監管當局必須對本國的宏觀經濟、對外經濟和金融市場有清醒的判斷和認識，其中尤其要重視離岸金融風險和管理，并采取切實有效的嚴格監管。
離岸金融市場風險對我國的影響
（一）有限滲透模式加大離岸資產風險
我國離岸市場采用的是有限滲漏的內外分離型模式。有限滲漏的內外分離模式可以使試點銀行在其需要時將在岸資金補充離岸頭寸，有關銀行將在岸資金滲漏到離岸賬戶中去，一旦離岸貸款不能按時收回，或者離岸市場的存貸款不能自求平衡，就只能冒險繼續追加在岸資金以彌補離岸賬戶的存貸款缺口，進而打破在岸資金向離岸市場滲漏的限度，并進一步增加了離岸銀行業務的呆壞賬。
（二）轉嫁金融風險
企業隨著負債率上升，財務風險加大，其融資成本（貸款利率）將會上升。對于奉行激進經營策略的企業而言，如果能夠向公眾和金融機構隱瞞其真實負債水平，將有助于其擴大融資規模而不至于推高貸款利率。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擁有不透明“優勢”的離岸金融中心無疑是最佳選擇。借助離岸中心，外資公司可以在集團整體債務水平很高的情況下，將其控制下的信息披露義務較高的子公司的賬面債務水平保持在較低水平，從而推行高負債經營，最終發生債務違約而殃及向其在華子公司放款的中國金融機構。
（三）非法逃匯、套匯和騙匯
一部分企業利用《境內機構對外擔保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的缺陷，通過離岸業務以逃匯套匯。我國嚴格的外匯管制造成離市場和在岸市場的外匯資金價值差異，企業為了利用離岸市場賺取這個價值差異，有可能將境內資金轉移到離岸市場，也可能將離岸資金轉移到境內市場。例如，境內機構給境外機構提供擔保，若境外機構經營失敗，境內機構的資金就要劃到境外，如圖2所示。反過來，境外企業為境內企業提供擔保，境內企業的經營失敗就會使境外資金進入境內，如圖3所示。
在沒有離岸銀行業務的情況下，這種轉移要受許多限制，而有了離岸銀行業務，這種轉移就會很方便。不僅如此，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人們還會故意制造經營失敗的假象，以實現逃匯、套匯的目的。
美國離岸金融市場的風險管理借鑒
美國從兩個方面對離岸金融市場進行監管：一是對國際銀行設施的監管。1981年美聯儲批準設立紐約離岸金融市場，即國際銀行設施（IBF），國際銀行設施在風險監管方面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存放在IBF賬戶上的美元視同境外美元，與國內美元賬戶嚴格分開。其次，美國對IBF從事存貸款業務進行比較嚴格的管理。只能夠向特定的對象通過提供大額存單或本票來吸納存款，而貸款也只能必須用于美國境外；二是對美國銀行在海外離岸金融市場的分支機構的監管。美國對國內銀行在海外離岸市場的監管比較寬松。美國的一系列監管法令和政策都不適用于美國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對預定在境外支取的各項存款，不受聯邦儲備存款準備金制度的管制；存款利率可以根據所在國家的實際情況自由浮動；貸款比例也較為寬松。此外，美國允許其商業銀行的海外機構經營國內商業銀行原不允許經營的業務，諸如證券經紀業務、保險業務等。
我國離岸金融市場的風險管理政策建議
（一）對離岸金融市場的外部監管
1.市場準入與退出的監管。一方面，對離岸金融機構市場準入的控制是有效監管的首要環節。離岸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管制主要看其是否有符合法律規定的章程，是否有符合規定的注冊資本最低額，是否有具備任職專業知識和業務工作經驗的高級管理人員，是否有健全的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是否有符合要求的營業場所、安全防范措施和與業務有關的其他措施；另一方面，對離岸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監管也是有效監管的重要一環。嚴重虧損或嚴重違規的離岸機構退出金融市場，將其破產倒閉的發生及其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體現了有效監管的要求。而我國在這方面的制度并不健全，表現在對于離岸銀行機構退出的問題，還沒有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與之分配。可以借鑒2003年頒布的《商業銀行法》對于離岸銀行機構的市場退出方式進行規定，即接管、解散、撤銷。
2.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在離岸銀行業務日益多元化以及衍生業務越來越重要的情況下，僅靠監管者單方的力量難以對離岸銀行施以全面監管，信息披露則有助于強化監管，促進離岸銀行業實現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另外，信息披露有助于遏止銀行的各種違規操作，使銀行經營管理層把精力從鉆空子、找漏洞轉到加強內部管理、減少風險、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上來，從而實現離岸銀行在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協調統一基礎上的良性運作。
3.健全風險預警體系。首先，科學的預警指標，針對離岸銀行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的三大因素（外債、銀行壞賬和通貨膨脹），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防止離岸金融風險的安全指標體系；其次，建立健全離岸金融機構材料上報制度。金融風險預警制度必須建立在充分、詳實的金融資料基礎上。為此，應當建立嚴格、完善的財務報表上報制度，各離岸銀行必須按照金融監管當局規定的時間、項目、格式和口徑上報各種財務報表和資料；最后，建立風險預警的評估系統和傳導機制。金融監管當局在收到離岸銀行上報的資料后，預測出各家機構所面臨的風險程度，并列出有問題金融機構。隨后將金融風險反饋給金融機構，向其發出警示信號，使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金融風險。
（二）金融機構自身的內部監管
1.健全內部控制制度，提高內部控制水平。離岸銀行建立和完善科學、高效的內部控制體系可以達到穩健經營的目的。具體來說，要建立、健全內控組織體系。抓緊在銀行中設置稽核審計機構，同時要選配高素質人才充實稽核審計隊伍；建立內部稽核監控指標體系，通過對資本、業務經營、制度執行、資金運用、經營成果、經營風險等指標的建立和考核，預防、預測金融風險；加強對權力的制衡與約束。對主要負責人的職責履行、權力作用、行為規范等方面進行動態監督，防止；嚴格對貸款、投資等資金運用操作，實行第一責任人制度。只有不斷改進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制度，才能及時有效地對風險進行識別和控制。
2.在滿足資本充足率的條件下，充分運用巴塞爾協議相關規則提升離岸銀行的信用風險管理技術。離岸銀行必須遵守8%最低資本要求，保證為存款者提供一定的緩沖資產。這將使離岸銀行承擔風險的能力增強，并降低離岸銀行破產的可能性。巴塞爾新協議中IRB法的使用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其中許多規則都是我國銀行目前無法滿足的。但我國銀行要想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參與國際競爭，必然要遵守全球一體的“游戲規則”，因此積極研究開發內部評級技術已成為當務之急和必然選擇。銀監會2007年公布的《中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指導意見》，其中鼓勵商業銀行積極改進風險管理，采取風險敏感性高的IRB法，最遲在2013年底全面實施新資本協議。
3.嚴格加強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管理。我國在開展離岸業務時要嚴格在岸賬戶和離岸賬戶的分開管理，同時加強監管當局對離岸賬戶的掌控。監管當局可以要求定期報送離岸帳戶的各項報表或臨時要求的特殊報表，供其了解離岸業務的規模并監督各項管理規定的執行情況。具體來說，銀行可采取下列措施：銀行對離岸業務應當與在岸銀行業務實行分離型管理；非居民資產匯往離岸賬戶和離岸賬戶資金匯往境外賬戶以及離岸賬戶之間的資金可以自由進出，離岸賬戶和在岸賬戶間的資金往來，匯出行（匯入行）應當遵守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和貿易進口付匯（出口收匯）核銷監管規定，并按照《國際收支統計申報方法》進行申報；銀行離岸賬戶頭寸與在岸賬戶頭寸相互抵補的限額和期限由國家外匯管理局核定；為防止客戶利用離岸賬戶“洗錢”，規定離岸賬戶不得接受或提取現金。
（三）國際銀行業的合作監管
加強國際銀行業的監管合作，一要促進雙邊監管當局的信息的共享，提高監管的協調性。我國監管當局要加強與其他國家監管機構的往來，加強信息的溝通與交流，通過互相提供監管信息加強對離岸銀行高級管理人員任職情況的審核，通過互派現場檢查組的形式加強對本國銀行海外分行的監管力度，通過簽署諒解備忘錄減少監管摩擦；二是加強資本流動的監管合作，提高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動對一國的金融穩定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對此，監管機構要加強監管合作，互相學習監管經驗，共同打擊洗錢活動，防止資本流動給金融體系帶來不穩定的因素；三是加強金融監管人才的培訓和合作，提高監管水平。我國應該積極與監管水平高的國家合作，共同培訓監管人才，通過派員到先進的監管當局跟班學習、共同舉辦金融國際研討會以及參加國際金融組織的活動，進一步提高我國監管人員的素質。
參考文獻：
1.陶湘，陳雨露.國際金融與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2.劉振芳.離岸金融市場.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
金融市場風險論文范文第2篇
1.常規模式下Copula方法的應用
如同任何新方法被應用到新的領域一樣，Copula方法之于金融市場風險管理也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從理論研究到具體實證中的過程。Sklar(1959)到Nelson(1998)，對Copula理論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Embrochts(1999)把Copula作為相關性度量的工具，引入金融領域。Matteis(2001)詳細介紹了ArehimedeanCopulas在數據建模中的應用，并運用Copula對丹麥火災險損失進行了度量。Bouye(2000)系統介紹了Copula在金融中的一些應用。Embrechts(2003)，Genest(1995)分別于模擬技術、半參數估計、參數估計對Copula的統計推斷作了詳細介紹。RobertoDeMatteis(2001)對Copula函數，特別是ArchimedeanCopula函數作了較為全面地總結。Romano(2002)開始用Copula進行了風險分析，計算投資組合的風險值，同時用多元函數極值通過使用MonteCarlo方法來刻畫市場風險。Forbes(2002)通過對固定Copula模型來描述Copula的各種相關模式，并把這一個方法廣泛地應用在金融市場上的風險管理、投資組合選擇及資產定價上。Hu(2002)提出了混合Copula函數(Mixed-Copula)的概念，即把不同的Copula函數進行線性組合，這樣就可以用一個Copula函數來描述具有各種相關模式的多個金融市場的相關關系了。上述文獻主要從理論上探討了Copula方法的適用性，并對Copula函數形式的選擇，Copula函數的參數估計方法等展開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且采用金融市場的數據進行了相關實證說明，但都是在固定時間段內固定相關模式的假設下進行，沒有體現出金融市場風險瞬息萬變，投資組合的風險值動態變化的特征。
2.動態模式下Copula方法的應用
眾所周知，金融市場投資組合面臨的風險每時每刻都在波動，在模型假設固定的情況下測算往往會低估風險，因此建立動態的，能及時體現市場波動特征的模型顯得更為重要。DeanFantazzini(2003)將條件Copula函數的概念引入金融市場的風險計量中，同時將Kendall秩相關系數和傳統的線性相關系數分別運用于混合Copula函數模型中對美國期貨市場進行分析。Patton(2001)通過研究日元/美元和英鎊/美元匯率間的相關性，發現在歐元體系推出前后這兩種匯率之間的相關性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在此基礎上，Patton提出引入時間參數，在二元正態分布的假設下提出了時變Copula函數來刻畫金融資產。Goorbergh，Genest和Werker(2005)在Patton的基礎上設計出新的動態演進方程并用在時變Copula中對期權定價進行了研究。JingZhang，DominiqueGuegan(2006)開始構造擬合優度的統計檢驗量來判斷樣本數據在進行動態Copula建模時適用的模型結構，也就是時變相關Copula模型與變結構的Copula模型的統計推斷，Ane，T.andC.Labidi(2006)采用條件Copula對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進行了分析，Bartram，S.M.，S.J.Taylor，andY-HWang(2007)采用GJR-GARCH-MA-t作為邊緣分布并用GaussianCopula作為連接函數建立了動態Copula模型對歐洲股票市場數據進行了擬合，取得了較好的結果，Aas，K.，C.Czado，A.Frigessi，andH.Bakken(2008)在多元分布前提下對雙形Copula建模進行了研究。二、Copula方法在我國金融市場風險測算中的應用
1.二元Copula方法的應用
Copula方法在我國起步較晚，直到張堯庭(2002)才將該方法引入我國，主要在概率統計的角度上探討了Copula方法在金融上應用的可行性，介紹了連接函數Copula的定義、性質，連接函數導出的相關性指標等。隨后韋艷華(2003，2004)結合t-GARCH模型和Copula函數，建立Copula-GARCH模型并對上海股市各板塊指數收益率序列間的條件相關性進行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板塊的指數收益率序列具有不同的邊緣分布，各序列間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條件相關具有時變性，各序列間相關性的變化趨勢極為相似。史道濟、姚慶祝(2004)給出了相關結構Copula、秩相關系數Spearman與Kendalltau和尾部相關系數，以及這三個關聯度量與Copula之間的關系，各個相關系數的估計方法等，并以滬、深日收盤綜合指數為例，討論了二個股市波動率的相關性，建立了一個較好的數學模型。葉五一、繆柏其、吳振翔(2006)運用ArchimedeanCopula給出了確定投資組合條件在險價值(CVaR)的方法，對歐元和日元的投資組合做了相應的風險分析，得到了二者的最小風險投資組合，并對不同置信水平下VaR和組合系數做了敏感性分析。曾健和陳俊芳(2005)運用Copula函數對上海證券市場A股與B股指數的相關結構進行分析，發現了與國外市場不同的研究結果：不論市場處于上升期或下跌期，上證A股與B股指數間均存在較強的尾部相關性。李悅、程希駿(2006)采用Copula方法分析了上證指數和恒生指數的尾部相關性。肖璨(2007)則較為全面的介紹了Copula方法應用二元情況下的建模與應用。
2.多元Copula方法的應用
只在二元情況下度量金融市場風險并不全面，現實金融市場中的機構投資者和個體投資人通常選擇多個金融資產進行組合投資以降低投資風險，因此如何刻畫多個金融資產間的相關結構，對于規避市場風險更具有現實意義，但如何將二元向多元推廣依然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難題。這是因為當變量增加時，模型的復雜程度及參數估計難度都將呈指數倍增長，針對二元方法的模型參數估計可能將不再適用，需要研究新的估計方法。
三、總結與展望
Copula方法作為一種測算技術被引入金融領域中，由于其良好的性質和對風險的準確度量受到了理論界和金融機構的廣泛重視，已成為金融風險測算的一種重要方法。本文就國內外采用Copula方法對金融市場風險測算的已有研究進行了總結，可以看到對于市場風險，已有的研究經歷了從理論研究到實證說明，從常規模式到動態模型，從二元基礎情況到多元復雜擬合的一個過程，Copula方法對于市場風險的測算已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
【摘要】本文就金融風險測算的一種新方法Copula理論在國內外的已有研究進行了總結，較為清晰的勾畫出Copula方法在金融市場風險測算中的發展過程及應用現狀，在此基礎上，提出了Copula方法對綜合風險度量的可適性及應用前景。
金融市場風險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掀起了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的浪潮。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這是扼制危機蔓延的權宜之計，但本文從銀行信用的本質、私人資本的逐利性、信息不對稱和防范全球金融市場風險的角度分析，認為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是一項長期策略，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關鍵詞：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內在經濟決定
自2008年爆發了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先后掀起了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的浪潮。歷來視國有化為自由市場經濟的洪水猛獸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不約而同地采取了由政府注資或收購股份的措施對大型商業銀行進行救助，以扼制危機的蔓延。這是暫時的權宜之計，還是歷史的必然選擇?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這是臨時的過度性措施，但本文從銀行信用的本質、私人資本的逐利性、信息不對稱和防范全球金融市場風險的角度分析后，認為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是一項長期策略，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一、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救助商業銀行的主要措施
隨著次貸危機演變成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美歐主要發達國家政府紛紛采取國有化措施對大型商業銀行業進行救助。英國率先于2008年10月8日由政府出資500億英鎊認購商業銀行和房屋貸款機構的優先股；10月13日，英國政府向皇家蘇格蘭銀行、勞埃德TSB和哈利法克斯蘇格蘭銀行注資370億英鎊，將其部分國有化；2009年2月27日，英國政府再次向深陷困境的蘇格蘭皇家銀行銀行注資255億英鎊；2009年3月7日，英國政府在萊斯銀行中的股份從原來的43％上升為至少65％。美國緊隨英國于2008年10月14日由政府注資1250億美元購買美國九大銀行的優先股；11月17日，美國政府再次斥資335，6億美元購買21家美國銀行的股份。德國政府于2008年12月12日向德國商業銀行注資82億歐元；2009年1月8日，德國政府再次向德國商業銀行注資100億歐元，使德國政府擁有了德國商業銀行25％的股份；2009年2月18日，德國通過銀行國有化法案，允許政府在6月30日之前將深陷危機的銀行收歸國有。日本政府于2008年12月19日為銀行股權收購公司(Banks&apos；ShareholdingsPurchaseCorp，)所發行債券提供高達20萬億日元的擔保，以幫助該公司購買銀行股份；2009年2月3日，日本宣布斥資1萬億日元(111億美元)，購入金融機構的股份，以幫助這些機構補充資本。由此可見，商業銀行國有化已成為各國抵御風險、防范金融危機的有效途徑，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的經濟必然性分析
(一)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可以提升社會公眾信心
眾所周知，商業銀行是經營貨幣信用的特殊企業，一旦喪失信用，其經營則難以為繼。從這個意義來說，金融危機是信用鏈條斷裂的極端表現，而此次危機就是破壞信用的典型案例。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對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實際是以國家信用提升商業銀行信用，恢復公眾信心和抵御金融危機。由此可以推理，社會公眾對商業銀行的信心背后實際隱含的是對政府的信心。
相對于其他企業，商業銀行經營的特殊性十分明顯，突出的特點是經營高負債性、債權高分散性和股權高分離性，這決定了商業銀行是高風險行業，不能等同于一般企業進行控制和調節，由于其風險破壞性極大，一旦危機爆發，不僅威脅金融體系的安全，而且對實體經濟有很大危害。因此，對大型商業銀行采取國有化不是政府一廂情愿的行為，而是由大型商業銀行在一國經濟金融運行中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
一是高負債率使商業銀行天生具有脆弱性，容易引發信用風險。商業銀行依靠對儲戶的高度負債進行經營，對商業銀行而言，如果按照巴塞爾協議規定8％的資本充足率計算，商業銀行的負債率要高達90％以上，大大高于非金融企業負債率。需要說明的是，商業銀行的負債大部分是存款人的錢，對于這部分負債沒有規定商業銀行拿任何資產作抵押，從此角度看，存款人承擔的風險是很大的。人們之所以愿意把錢長期存放在商業銀行，完全建立在對其信任的基礎上。客戶的信任是商業銀行的最大商譽，這些長期、穩定的存款也被稱為“核心存款”，可以被銀行當作長期附屬資本加以使用。在銀行完全私有化的條件下，一旦商業銀行的金融資源配置受利益驅動出現投資風險和流動性危機，這時存款人便不再信任商業銀行，“核心存款”也不再是長期附屬資本，而回歸為銀行負債的本來面目。此時，擠提存款成為規避風險的唯一辦法，貨幣信用危機的爆發也在所難免了。
二是債權、股權高分散性使得存款人和股東無力約束商業銀行，容易引發道德風險。法律雖然明確規定商業銀行必須保證存款人的利益，但沒有規定存款人如何有效維護自身利益。理論上，存款人的存款相當于對商業銀行的債權，按理存款人可以約束商業銀行的冒險行為，但由于存款人眾多分散，加之信息不對稱，無法組成集體聯盟對商業銀行形成有效的約束。從股權結構上講，由于現代商業銀行股權高度分散，股東對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難以形成有效約束，股東大會的權力形同虛設。在股票期權成為高級管理層報酬的主要來源時，高級管理層從事高風險投資，增加銀行利潤，甚至操縱股價便成為必然之舉，極易引發道德風險。
商業銀行存在上述巨大的風險隱患，對信用的影響是巨大的。當出現危機后，商業銀行的信用將為零，與信用相伴的存款便有被擠兌，導致商業銀行出現破產的危險。由于危機的傳遞和傳染效應，一旦一家商業銀行經營出現問題。將危及多家甚至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經濟動蕩和社會不穩定。此時，政府必須站出來通過注資收購股權等途徑持有商業銀行股份，實施國有化，以國家信用來彌補商業信用的缺失，防范出現擠提存款的風險。雖然這些救助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危機的擴散和蔓延，但政府事后挽救的成本是極其巨大的。筆者認為政府應加強對大型商業銀行的事前監督、管理與控制。以合理引導資金投向，緩解商業銀行的脆弱性壓力。
(二)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可以抑制高風險投資
20世紀90年代美國總統克林頓推動國會通過金融服務新法案以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放寬金融管制。金融管制的放松極大地刺激了金融工具的創新，債券遠期、外匯遠期、外匯掉期、利率互換、遠期利率協議、貨幣掉期等金融衍生產品應運而生，虛擬資本的交易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虛擬經濟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而呈現相對獨立的自我循環，金融穩定也隨之失去了社會最終產品支持的物質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僅為3％左右，國際貿易平均年增長率為5％左右，但國際資本流動卻增加了25％，全球股票的總價值增加了250％。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統計，2000年全世界虛擬經濟總量是160萬億美元，其中金融衍生品年末余額約95萬億美元，股票債券存量約65萬億美元，是全世界GDP總和的5倍：全世界虛擬資本每天流動量是2萬億美元左右，大約是世界日平均貿易額的50倍。在此背景下，為獲取高額利潤，商業銀行逐漸由傳統的存貸款業務向中間業務和表外業務發展，開始大量投資于高盈利的金融衍生產品。通常來講，兩倍的杠桿率(即資產／資本)就已經非常高了，而商業銀行投資的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卻往往高達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使得交叉性金融風險大大增加。盡管從理論上講單個金融衍生產品具有規避風險的功能，但總體上看，風險并沒有消失，而是轉移到金融市場，并通過金融工具的杠桿率加倍放大，使得整個金融市場面臨更大的系統性風險。
政府從宏觀經濟的角度要求商業銀行的安全運行，避免高風險，但商業銀行作為微觀經濟主體，在資本逐利本性和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驅動下，會樂于冒風險投資于高杠桿金融產品，因此，商業銀行本身不具有抑制風險的內部機制，這要求政府必須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監督與管理，從而蘊含并體現了國有化性質的一個側面。
(三)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可以一定程度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商業銀行蘊含的巨大風險要求政府加大對其監管力度，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監管機構不可避免地面臨來自于商業銀行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使政府監管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監管實踐中，商業銀行處于信息優勢的一方，他們作為微觀主體在追求自身利益時難以顧及銀行業整體利益。為了維護其自身利益，會故意對報送資料或報表進行篡改。有意隱瞞高風險投資問題，導致監管者不能及時識別、發現問題。首先是逆向選擇問題，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商業銀行在接受監管時，對監管當局提供的信息報告不真實，使監管當局監管難以達到預期目的。目前商業銀行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信息披露不真實，填報的數據隨意性很大，監管當局匯總得出的數據真實性大打折扣。由于信息不對稱，監管當局難以及時、準確地發現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處理金融風險的成本很高。其次是道德風險問題，中央銀行是銀行的銀行，在金融監管中充當最后貸款人，當銀行流動性危機爆發時可進行緊急救助。中央銀行參與救助，不僅僅是扮演最后貸款人角色，更重要的是清除因集體行為的非理性造成的金融恐慌。但是中央銀行的這一舉措有可能削弱市場懲戒的約束機制，助長道德風險。
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外部監管的失效要求國家通過國有化加強對商業銀行的內部股權約束，實現外部監管向內部監管的轉化，從而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增大對商業銀行的監管力度，增強對董事會和管理層的約束機制，從而抑制商業銀行的高風險投資沖動，避免銀行的負外部性，同時把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與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結合起來，以實現銀行經營穩健與國家經濟增長的“雙贏”。
(四)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有利于抵御全球金融市場風險
在社會資源逐步向全球化配置轉化的情況下，企業的資金、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開始逐步跨國界、跨地區流動。這種經濟一體化趨勢在給企業帶來前所未有機遇的同時，也帶來很大的經營風險，從而使商業銀行的信用環境惡化，借貸風險加大。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特殊背景下，一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受外部的影響更大。此時，單個銀行的資本難以抵御全球金融市場風險，雖然存款保險制度能夠一定程度上起到保護公眾利益的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信心問題。在市場存在缺陷時，必須借助政府“有形的手”，通過國家控股的方式增強銀行的信用，維護公眾信心，以抵御巨大的國際金融市場風險。
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亞洲國家的金融市場化程度較低，銀行的商業信用不發達，銀行國有化程度普遍較高，也正因為此，亞洲國家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如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經受住了此次危機的考驗，表現出強大的抗風險能力。據2009年2月9日《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報道，在全球銀行市值排行榜前十名中，中資銀行占據了四個位置，其中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高居三甲。就全世界范圍看，國有銀行制度非常普遍，拉·波特(LaPorta)等的研究表明，盡管自1970年以來，政府在銀行的所有權比重在逐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比主流經濟學家所預期的要小得多。即使在許多銀行剛剛完成私有化的1995年，全世界政府對銀行的所有權的平均比重仍為41.7％，即使排除前社會主義國家，也達38.7％。
三、結語
商業銀行的高負債率、債權股權的高分散和巨大的負外部效應使其具有天然的脆弱性，易引發信用危機。同時，私人資本的逐利本性使商業銀行有強烈的投資沖動，具有很大信貸風險。商業銀行蘊含的巨大風險要求政府加大監管力度，但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使外部監管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國家必須通過國有化提升銀行信用，加強對商業銀行的內部股權約束，實現外部監管向內部監管的轉化，增強對董事會和管理層的約束，從而抑制商業銀行的高風險投資沖動，抵御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實現銀行經營穩健與國家經濟增長的“雙贏”。
金融市場風險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國金融市場已在很大程度上與世界融合,面臨的金融風險日益增強。如何在改革開放中加快完善現代金融體系,在發展壯大金融產業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是一項關系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任務。首先介紹了金融風險的概念以及特點,然后分析了目前中國金融風險的現狀以及發展趨勢。最后,針對現存的一些問題,指出防范和化解中國金融風險的對策。
一、金融風險的現狀
1.呆壞賬水平高。2003年以來,中國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額和不良貸款比率不斷下降,盡管如此,過多地強調這些指標只會促使金融機構通過擴大信貸投放稀釋不良貸款或者收回有利的貸款,事實上不良貸款蘊涵的金融風險依然存在。根據中國銀監會2007年2月12日公布的2006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狀況報告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國有銀行系統的不良資產比率仍然偏高。
2.信貸投放過快。應該看到,當前,金融機構信貸投放的積極性仍然高漲。因為資本、經常賬戶的雙順差,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流入中國,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礎貨幣進行對沖。從貸款的結構來看,投資的大部分流向許多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設,中長期貸款比重仍較大。由于長期債券市場的缺乏,潛在的金融風險又集中于銀行系統。而銀行系統通過發放大量新貸款來稀釋不良貸款率的盲目擴張行為也隱含著巨大的危機在經濟結構不盡合理、社會信用環境不夠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不規范、商業銀行自身的內控機制欠缺和風險管理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過快的信貸投放可能潛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
3.流動性問題。當前,長期的流動性問題,是中國金融系統面臨的一個問題。中國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城鄉居民的短期存款,而資金投放卻主要是一些大型基本建設項目、政府債券、住房貸款等。這是一種不太合理的金融現象,從長期來看不利于中國金融系統的良性發展。
4.房地產帶來的金融泡沫。在加入wto后,國內銀行業面臨著外資銀行的競爭以及商業化經營的壓力,各大銀行都在爭搶高回報、低風險的客戶,而房地產信貸一向被看做優質客戶,信貸風險較少,導致銀行近年對房地產的貸款額大幅上升[5]。當前比較突出的房地產金融風險有以下幾方面:一是房地產開發企業的真正自有資金往往不足30%,發展商“出地”、銀行“出錢”的情況嚴重;二是一些分階段連續開發的大型樓盤過度開發形成風險;三是銀行對貸款的監控不力,信貸資金被挪用,從而形成風險;四是房貸、車貸等項目貸款條件放松,消費者違約現象增多,也增加了銀行的風險。房地產二級市場不活躍,房產預售、未完工房屋交易預期價格水平上漲,收入預期不合理,都推動了房地產市場價格的走高,促進了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積聚。這種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脫節,如果不加以控制,其后果將十分嚴重。
5.信用體制不健全。2002年,中國頒布了銀行業新的《信息披露準則》,信息披露水平和行業透明度有了相應的提高,但中國商業銀行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以來遺留的一些特性,導致了中國國有銀行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相比存在有較大的差距,金融市場上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現狀在短期內無法得到改觀,尤其是涉及公司內部經營、個人收入狀況等方面的信息。比如,住房信貸和汽車信貸在前幾年被認為是風險相對較小、收益較高的優質項目,但近期頻頻發生的違約現象正在改變這種觀念。一些消費者購買多套住宅以至發生償還危機。繼2003年銀行業公布車貸黑名單以后,2004年銀行業又公布了房貸黑名單。這種事后懲罰往往難以彌補銀行業的損失,客觀上也加重了銀行業的風險。職稱論文
6.金融風險意識欠缺。從中國的金融發展史可以看到,中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破產倒閉的先例,我們沒有巴林銀行教訓,沒有日本興業銀行的遺憾,更沒有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切膚之痛,于是社會各業中,對金融風險的危機意識很是淡漠,如為追求高息收入,高息集資,高息吸儲的現象不斷出現,甚至還存在著抵押房產,貸款炒股,置風險于不顧,盲目出資,這些都使金融風險的積存和滋生提供了養分。
二、金融風險的防范措施
1.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從制度上防范于未然。要從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機的各種隱患,就必須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大金融體制創新力度,緊跟現代國際金融發展的步伐,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監管體系,健全現代金融制度。這不僅關系到世紀之交中國金融能否安全、高效、穩健運行,而且關系到中國經濟能否快速、健康、穩定發展。中國金融機構與外資金融機構相比不論是在資金、規模,還有金融創新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雖然,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位居世界500強之列,但是在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回報率方面遠低于國際水平;中國證券和保險機構與外資機構相比差距更大。因此,第一,我們要培育真正的市場主體和競爭體制,形成與開放環境相適應的競爭能力。第二,適應現代金融發展的需要,加快改革中國現代金融教育體制,下大力氣加強現代金融人才特別是高級人才的培養。第三,逐步組建幾個實力雄厚、經營多元化、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金融機構。
2.市場開放穩定有序,避免強烈沖擊。中國還處于經濟轉軌階段,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尚未有效建立,誠信意識、內控機制、激勵機制、創新能力還有待加強。因此,金融業的對外開放要有目標、分階段、審慎有序地進行,既要積極、穩妥,又要實事求是、講求實效,做到趨利避害。要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避免對外開放過早過急,影響金融穩定和經濟安全。尤其要注意防范國際短期資本的沖擊。資本市場的放開尤其要謹慎,因為對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的限制,往往是國內金融體系較為脆弱的國家抵御國際投機資本攻擊的最后一道防線,資本市場一旦放開,再要完全管住資本項目是相當困難的。
3.加強金融監管力度,保證金融市場穩定。隨著中國參與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大量外資金融機構涌入中國,對中國金融監管要求也不斷提高。因此,要想有效防范金融風險,就需要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金融監管體系,健全監管法規和制度。一方面,要加強對國內金融業的綜合監管。第一,要加強對金融業的內部約束。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系統,確立內部監控的檢查評估機制、風險業務評價機制以及對內部違規行為的披露懲處機制,做到對問題早發現,早解決。建立嚴格的授權制度,各級金融機構必須經過授權才能對相關業務進行處置,未經授權不能擅自越位。要實行分工控制制度,確保授權授信的科學有效性,建立對風險的局部分割控制。第二,進行金融業行業自律建設。要對所屬成員定期進行檢查,包括業務檢查、財務檢查和服務質量檢查;要對成員經常性業務予以監督,包括對業務運作的監督指導,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和違規行為的預防與處理。第三,加強法律法規制度建設。要完善金融立法,以規范各種金融業務的運作。央行及金融監管當局要強化金融執法的力度,嚴格執行市場準入、市場交易和市場退出的相關法規,建設良好的金融運行環境。第四,建立風險預警和危機處理機制。要重視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確保銀行的清償力;要提高呆賬準備金比率,充實風險準備金;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建立國家專門的金融危機防范機構,統一權限,協調行動,以便在危機發生時高效率地解決問題;完善援救性措施,對遇到臨時清償困難的金融機構提供緊急資金援助。另一方面,中國要改變單向內調的管理策略,采取綜合性、國際性的監管策略、政策和手段,與金融全球化發展趨勢一致,爭取早日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首先,監管政策的覆蓋面應既包括國內金融業及國內金融業的國外分支機構,又要包括本國境內的外國金融機構;其次,監管的內容要適應金融全球化帶來的新問題,金融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金融風險,應成為中國監管當局關注的首要問題之一;最后,對金融風險的監管手段應該比照國際標準,監管法規和各項會計、審計制度均應與國際接軌。
4.加強和國際金融界合作,爭取有利的國際金融環境。金融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使全球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不斷加深,金融領域的合作也不斷加強,誰也無法保證不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對各個國家的經濟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波動,甚至是重大的打擊;同樣,某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危機也可能會發展成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國家之間加強金融監管交流和互通信息,在面臨危機時共同制定相關金融政策就顯得十分必要了。因此,要強化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監測和約束,推進多層次的國際金融合作,促進國際儲備分配的合理化。同時,要著手建立覆蓋全球金融市場的關于資金流動、金融風險狀況、國際儲備波動狀況等的監測和預警系統。通過各個國家的合作才能更好的防范和化解金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
金融市場風險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次級抵押貸款；金融市場；風險權重
本世紀初，美國政府為扭轉經濟的不景氣，防止經濟衰退，采取低利率及減稅等措施，大力發展信貸業務，使房地產市場進入一個良好的發展階段。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促使銀行及金融機構對“次級信用”人借出大筆貸款，有的次級房屋抵押貸款供給者甚至以降低門檻為手段大力挖掘消費者的購房能力，拓寬自身盈利空間。2006年以后，隨著美國國內物價水平的不斷攀升，為避免通貨膨脹，美聯儲不得不提高利率水平。利率的上升加大了借款者的成本，導致浮動抵押貸款違約率提高，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的次級貸款比重出現大幅攀升，美國次級住房按揭貸款的違約率創近10年新高。違約率的大幅提高拉響了美國次級房屋抵押貸款的危機警報，隨著大量借款者無力償還貸款，“次貸”風波迅速爆發和升級，并波及到全球金融市場。
一、美國“次貸”風波產生的原因
導致美國“次貸”危機愈演愈烈的主要根源是放貸沖動、風險集中釋放以及監管缺位。
(一)放貸沖動。2001～2004年，美聯儲實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產業的發展，美國人的購房熱情不斷升溫，次級抵押貸款成了信用條件達不到優惠級貸款要求的購房者的選擇。同時，放貸機構間競爭的加劇催生了多種多樣的高風險次級抵押貸款產品。據統計，美國次級房屋抵押貸款總規模大致在8600～13000億美元之間，其中，有近半數的人沒有固定收入的憑證，這些人的總貸款額在4500～6500億美元之間，從而留下借款人日后可能無力還款的隱患。隨著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美國房地產市場逐步出現降溫跡象，借款人很難將自己的房屋賣出，即使能賣出，房屋的價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償還剩余貸款的程度。
(二)風險集中釋放。2003年以來，美國政府為保持經濟穩步發展，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并積極減稅。在這些政策的刺激下，經濟復蘇導致住房需求增加。一些次級抵押貸款提供者為拓展自身盈利空間，采取獵殺放貸的手段，沒有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向消費者真實、詳盡地披露有關貸款條款與利率風險的詳細信息，以“低門檻、低首付、低擔保、低要求”向各類人群發放次級抵押貸款，房地產市場出現供求兩旺、快速發展的大好形勢，房價大幅上漲，抵押消費迅速增長。同時，一些按揭經紀人在巨大利益的驅動下，為多掙傭金，利用家訪、電話、郵寄資料、電子郵件、互聯網彈出廣告等各種方式，通過種種欺詐手段，包括故意隱瞞信息、提供虛假信息、慫恿甚至代替消費者虛報收入等等，誘騙消費者上鉤，而“咬鉤”的受害者往往是弱勢群體中最弱勢的。由于次級房貸放款中存在的種種不良行為，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出現了非理性的繁榮，房產市場也出現泡沫，加之近年來美國的貨幣緊縮、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及利率升高增加了可浮動利率房貸的利息支出等因素，使低端房貸消費者還貸壓力不斷加大，違約率不斷上升。瑞銀國際(UBS)的研究數據表明，截至2006年底，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還款違約率高達10.5％，是優惠級貸款市場的七倍。由于違約率不斷攀升，提供購房信貸和住房抵押消費貸款的各類金融機構大都陷入困境，不良資產激增，抵押品贖回權喪失率上升，資金周轉緊張。
(三)金融機構監管缺位。美國在次級抵押貸款的監管上是缺位的并長期不作為。其一，對風險估計不足，一味追求利潤最大化。2004年2月，當時的美聯儲主席在對全國信用社的一次演講中說：“如果貸款機構提供比傳統固定利率更好的另類房貸產品，美國消費者可能會從中獲益。”從演講中看出，當時美聯儲領導層似乎在鼓勵開發并使用可調整利率房貸，而今天正是這類貸款壞賬，導致眾多借款人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其二，金融管理層自相矛盾，一面加息，一面鼓勵房貸。早在2004年春天，金融監管部門已開始關注貸款標準放松的問題。與此同時，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1％提升至5.3％。另一邊卻鼓勵貸款機構開發并銷售可調整利率房貸。正是這種自相矛盾的行為，造就了當前席卷數百萬美國住房所有者的大風暴。其三，監管手段滯后。2005年5月，媒體開始報道，經濟學家對新增房貸的風險發出警告。同年6月，原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稱他本人也擔心新型房貸產品泛濫。但金融監管部門從2005年12月才開始擬議推出監管指引，旨在遏制不負責任的放貸行為。直到危機爆發前四個月，即2007年3月初，金融監管部門才同意將指引中的保護措施衍生到那些更為脆弱的貸款人。
二、美國“次貸”風波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啟示
這次美國“次貸”危機的導火線是房地產市場過熱。在這方面，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毫不遜色”。在我國，居民的住房按揭貸款一直被認為是“優質資產”。這樣一個觀念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大行其道幾年，而且即使到現在，除銀監會及央行這樣的監管機構有所察覺之外，房地產市場、商業銀行對此仍無動于衷，“住房按揭貸款是優質資產”的神話仍然是房地產市場主流意見。但實際上，當美國打破這種神話時，居民按揭貸款的潛在風險就暴露無遺。這種資產的優質性就會受到嚴重質疑。從這個意義上說，“次貸”風波對中國有一定啟示。
(一)金融市場的盲目擴張將可能導致收益與風險相背離。目前，國內銀行基本上是國有銀行或國有股份占主要比重的銀行。這些銀行為自身短期效益，往往采取盲目擴張住房按揭的做法。它們不僅放寬個人住房按揭貸款者進入市場的條件，也不嚴格遵守銀監會的相關指引，甚至采取各種方式規避這種指引，如，加按揭、轉按揭等。這些追求短期效益的做法，導致房產貸款總量不斷增加。截至2006年末，我國個人商業房貸余額已達2.3萬億元。國家會計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曾估算按揭貸款的違約風險：對照香港20年的經驗，利率上升、房價波動以及貸款人償還能力下降等三大因素誘發的房貸違約率可能超過18％，房貸違約很容易轉換成未來幾年內的銀行壞賬。銀監會最近的調查顯示，國內部分省市的房貸不良率連續三年呈上升趨勢，“假房貸”、“假按揭”案件也相當突出。同時，隨著央行多次提高存貸款利率，我國住房抵押貸款的風險越來越大。而許多商業銀行卻一直相信房價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只漲不跌，爭相搶食房貸“蛋糕”。但我國房地產價格到底有多大“泡沫”?一旦市場信心喪失，泡沫在頃刻間就會破裂，房屋價格便迅速下跌。這樣，很可能會導致收益與風險相背離，危機就可能爆發。
(二)“信用等級”制度不健全將導致房貸市場存在隱患。從住房按揭的對象看，我國按揭貸款者中的大部分人連“次級信用”都不及。這幾年，凡是個人要申請住房按揭貸款的，幾乎都能從銀行獲得貸款。既然人人都能從銀行獲得住房按揭貸款，那么住房按揭貸款者基本上沒有信用等級可分。甚至不少人利用假信用，從銀行套取大量貸款炒作房地產。盡管目前國內不少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信用不好，但在房地產市場價格一直上漲時，這種沒有信用的人不會暴露出來，因為過高的房價會把這些潛在風險完全掩蓋起來。但如果我國的房地產價格出現逆轉，其潛在風險必然暴露出來。
(三)風險權重聚集在銀行體系將導致化解風險的能力不強。一方面，我國住房按揭貸款的證券化程度較低，其不良信用貸款的風險基本聚集在銀行體系內。我國正經歷資產價格大幅上漲的階段，住房抵押貸款的低風險特性，使銀行在信貸資產結構調整別垂青于住房抵押貸款，而大量的住房抵押貸款正是造成近年來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信貸的增長增加了房地產市場的需求。以房價收入比來度量，我國的住房抵押貸款無疑也越來越具有美國式次級抵押貸款的特征，只不過銀行迫于監管的壓力仍要求一定的首付比例，這似乎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借款者違約的風險。但隨著我國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住房抵押貸款的風險已越來越大。隨著央行多次提高存貸款的利率，借款人的償付壓力增大，也越來越難以預測未來償付現金支出的變化。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對住房抵押貸款的風險準備不足，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住房抵押貸款的風險權重又相對較低，這使商業銀行一旦被暴露在住房抵押貸款違約風險面前時，其應對能力就會相當脆弱。由于我國房地產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占有相當比重，一旦房地產抵押貸款風險暴露，就會對房地產市場乃至整個宏觀經濟造成嚴重沖擊。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提醒我們，越是在市場繁榮的時期，越應加強風險控制和監管。如果房價出現向下逆轉的趨勢，這些聚集在銀行的風險就可能爆發出來。
三、對我國金融市場風險管理的幾點思考
“次貸”危機使我們認識到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加強監管，重視房貸等風險，提高應對房貸風險的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有效防范和控制風險，應考慮以下幾點措施：
(一)科學看待和運用金融創新，穩妥地推進信貸市場的發展。美國次級抵押貸款蘊涵著大量的金融創新。通過創新，一方面貸款機構進一步挖掘客戶資源、拓展還款方式，有效分散和轉移了信貸風險。另一方面，使信貸市場和債券市場日趨活躍，美國經濟穩定增長。目前，我國銀行業經營的共性現象突出，信貸資產占較大份額，風險多集中于銀行體系內，風險釋放方式單一。這迫切需要通過金融創新加以解決。因此，銀行監管部門應積極鼓勵銀行開展金融創新，商業銀行應把加快金融創新作為一項重要的發展戰略，納入董事會的重要職責，認真對待、科學安排，通過金融創新進一步提升市場競爭力。通過對房地產信貸證券化，有效分散、轉移我國銀行業承擔的大量風險，改善資產結構。在創新產品過程中，要切實防范金融創新風險。金融機構在推進金融創新過程中，要借鑒國外防范風險的經驗，注意多方面的風險，警惕金融創新可能產生的“綁架效應”，著力做好防范風險的制度準備、人才準備和技術準備。還要加強金融創新制度建設。“次貸”危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制度的不完善，如監管制度的缺失、信息不對稱、標準不統一等。而制度不完善帶來的風險往往是系統性的，破壞力極強且不易扭轉。因此，要重視市場制度建設，把商業銀行審慎經營與金融創新有機結合起來，杜絕追求利潤、忽視風險的非審慎經營行為的發生。監管部門應重視對金融創新的制度建設，加強對重點領域、重點機構的監管，防范局部風險向系統性風險轉化。
(二)完善我國銀行監管模式和體制，進一步提高風險防范能力。從這次美國“次貸”危機看到，美國金融體系中的多環節都存在監管缺失，這對我國是一個重要借鑒。首先，在堅持以規制性監管為主的基礎上，實現規制監管與原則監管的有機結合。具體說，就是要針對不同監管事項實施不同的監管原則。在市場準入及退出事項的審批中，對執照的頒發、內控制度等方面都應制定明確的規則，以規制監管為主。其次，要穩步推進金融業綜合監管。銀監會要高度重視房地產市場發展中的各類金融風險，及時發出風險提示。銀行不能放松借貸標準，嚴格“三查”，嚴防假按揭和虛假貸款，加強對銀行房地產貸款的監管力度。再次，要加強基礎信息研究，提高監管的精確性。在銀行體系內要加快做好低端的、基礎性的工作，對貸款的風險、信用狀況、違約率等方面的信息要非常精確。只有完全掌握這些信息，才能發現問題的根源，做到有的放矢，對癥下藥，不斷提高風險防范能力。
金融市場風險論文范文第6篇
【關鍵詞】POT；APARCH-M；動態風險；杠桿效應
近年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使得各國金融市場產生大幅波動，讓人們廣泛意識到對金融機構等實施金融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對金融市場極端情形下的損失風險的估計和預測是研究者和各投資者關注的焦點。VaR(Value at Risk)技術正是這樣一種定量工具，目前已受到業界的廣泛認可，為全球金融市場、電力市場及石油市場廣泛采用[1-2]。但是VaR只是市場處于正常變動下市場風險的有效測度，它不能處理金融市場處于極端價格變動的情形，如股市崩盤等，并且它自身不是一致性風險度量工具[3]。而ES(Expected Shortfall)是度量損失超過VaR的期望損失，能較好度量極端風險，并且它是一致性風險度量[3-4]，于是論文將ES作為VaR的一個補充。在傳統的風險度量模型中一般考慮的是整個收益率的分布，常用正態分布、t分布、混合正態分布、Laplace分布等來描述。而極值理論(Extreme Value Theory)描述的是分布的尾部行為，故而近年來熱衷于將極值用于風險度量研究中[2-7]。
目前，國內外對極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條件極值的風險度量和應用上[3-7]。條件極值模型主要是將極值理論中的POT(Peaks Over Threshold)模型與波動模型結合。在國內，極值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余力[5]和陳守東[6]等的研究結果表明動態VaR比靜態VaR度量更準確；但上述文獻中都沒考慮金融資產收益率波動的杠桿效應，即非對稱性。林宇[7]則通過非對稱波動模型與極值模型結合度量風險，測試結果較準確。但他們的研究都忽略了金融資產收益中包含了對風險的補償，即金融資產收益率與資產風險具有密切的關系。為了反映出這種關系，Engle等1987年提出了GARCH-M模型[9]。陳澤中[9]將GARCH-M模型和EGARCH模型結合起來，分析了我國股市波動的特點。實證結果表明，我國股市存在明顯的杠桿效應，且收益率與波動性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為了更準確地度量金融市場風險，論文采用更一般的APARCH模型來描述收益率序列的波動，并充分考慮了金融市場的收益率與風險的正相關關系。將極值理論中的POT模型與APARCH-M模型結合，提出了基于POT-APARCH-M的風險度量模型。
1.APARCH-M模型與極值理論中的POT模型
1.1 APARCH-M模型
在針對金融時間序列波動性的建模中，Bollerslev在ARCH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廣義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這正是我們目前研究比較多的GARCH模型。GARCH模型是ARCH模型的重要擴展，然而GARCH模型并不能完全反映金融市場波動的特征，特別是其中的杠桿效應。于是Ding，Granger和Engle在1993提出了一個非對稱的GARCH模型，即APARCH(asymmetric power ARCH)模型[11]。該模型是個歸納性較強的模型，它將多種ARCH模型和GARCH模型作為其特例，其中包括了TS-GARCH模型，GJR-GARCH模型，Log-GARCH模型，TARCH模型，NARCH模型等[10]。APARCH模型不僅包含了一般GARCH模型的特點，而且還可以捕捉金融市場的杠桿效應。設是股票每日價格的對數收益率序列，滿足嚴格平穩性，且服從APARCH(p,q)過程，則可以由下式表達：
(1)式為均值方程，其中為條件均值，為殘差；(2)式中的為條件方差，為標準化殘差，是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1的獨立同分布序列；(3)式為波動方程，其中參數，，，，，，反映沖擊的杠桿效應。
由于金融資產風險的變化對收益的影響，高的收益往往伴隨著高的風險，即是資產的收益率會依賴于它的波動。為刻畫這種現象，1987年，Engle、Lilien和Robins提出了GARCH-M模型，其中“M”表示收益率的條件均值為GARCH[8]。此時，條件均值可以表示為：
上式中的和為常數，參數叫做風險溢價參數，為正值意味著收益率與它的波動正相關。
于是將(4)式代入到(1)式中，就可以得到APARCH-M模型，即
3.算例分析
3.1 模型參數估計及動態VaR和ES估計
論文選取深證綜合指數從2003年12月10日到2011年1月20日的每日收盤價，共1729個數據。取2003年12月10日到2010年1月7日的每日收盤價共1479個數據，用來估計模型的參數；2010年1月8日以后共250個數據用來后驗測試。數據來源于大智慧股票軟件。深證綜指的日損失序列定義為，其中為時收盤價。論文所有的數據處理和分析都在Eviews5.0和R軟件下進行的。
通過Eviews5.0軟件計算得到損失序列的基本統計特征見表1，括號內為p值。
從表1中可以看出該損失序列尖峰厚尾，且不對稱，呈現右偏情形；單位根ADF檢驗結果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該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即損失序列是平穩的；Ljung-Box統計量Q(5)、Q(10)表明該序列有一定的自相關性，Q2(5)、Q2(10)表明損失序列的平方自相關，從而該損失序列具有很強的ARCH效應。根據前面的分析使用APARCH(1,1)-M-t模型對深證綜指樣本內損失序列建模，并用最大似然估計對參數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2。
模型擬合后，對其殘差進行ARCH檢驗，其檢驗統計量LM(6)的p值為0.99，從而可以判定殘差沒有異方差性。標準化后的殘差序列均值幾乎為0，方差也十分接近于1，基本可以看成是標準殘差序列。然后對其進行相關性檢驗，Q(5)=24.301(0)，從而可以認為其是獨立序列。標準化后的殘差序列的閾值，MEF(超額均值函數)確定如下圖1所示。從圖1中可以看出閾值在1.8左右，然后結合McNeil和Frey對比Hill方法、歷史模擬法等方法，發現選擇5%左右的極值數據使用GPD估計效果較好，于是閾值可以確定為1.806，接下來對超過閾值的部分進行GPD擬合，結果如圖2所示。從圖上看出擬合效果相當好，并且作出其QQ分位圖，如下圖3所示。于是可以用GPD分布對極值建模，參數估計結果為，。
3.2 模型檢驗
為了考察風險度量模型的預測效果，常采用Kupiec的失敗次數檢驗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置信水平為P的條件下，在第t日估計出第t+1日的風險值和，對于第t+1日的實際損失，如果估計出的，那么就認為風險估計值在第t+1日是失敗的，并計數一次。最后將失敗次數比上考察的總次數得到失敗率。對于ES的估計也是采用同樣的方法。如果失敗率遠大于，則認為是低估了風險，反之則是高估了風險。只有失敗率接近，風險度量方法才被認為相對可靠。論文還將此模型檢驗結果與EGARCH-M-POT模型，APARCH-POT模型檢驗結果進行了對比，從而可以看出此模型的優越性。
從上表2深證綜指的后驗測試結果可以看出，在99%置信水平下，這三種模型預測的效果是一樣的，但在97%置信水平下，基于POT-APARCH-M和POT-EGARCH-M模型預測效果是一樣地優于基于POT-APARCH的，從而表明了考慮收益與風險正相關對于金融市場風險的度量更加合理。在95%的置信水平下，基于POT-APARCH-M模型預測的效果是最好的，因為它是失敗率是最接近5%，從而表明考慮更一般的APARCH模型來描述收益率的波動比EGARCH更合理。而通過計算ES的失敗率結果在高置信水平下，ES的失敗率都為零，從而表明ES相比VaR是更為保守的風險度量。
4.結論
論文建立了基于極值理論的POT-APARCH-M-t的動態風險度量模型，用來度量金融市場風險。在描述金融市場波動特征時，采用更一般的APARCH模型。結果表明它比EGARCH模型更優越。在金融市場中往往高的收益伴隨著高的風險，即收益與風險是負相關的，從而將APARCH模型與GARCH-M結合。經過深證綜指風險度量結果表明損失與風險是負相關的，并且更準確地度量風險。而在度量空頭風險時，通過檢驗表明，在高置信水平下，ES過于保守，從而可以看出收益率的右尾較薄。論文只是對收益率分布上尾極端風險進行了度量，當然還可以對下尾極端風險進行度量，論文在閾值選取時，帶有一定的主觀性，閾值準確的選擇方法一直是現在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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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風險論文范文第7篇
【關鍵詞】中國流通股 逆政策效應 AR模型 杠桿效應 EGARCH模型
自1993年G 30集團《衍生產品的實踐和規則》研究報告，并竭力推薦各國銀行使用VaR（Value at Risk，即風險價值）風險管理技術后，巴塞爾委員會1995年也在其《關于市場風險資本要求的內部模型法》、《關于使用“返回檢驗”法檢驗計算市場風險資本要求的內部模型法的監管構架》文件中向其成員國銀行大力倡導這一方法（彭坤、王飚，2002）。如今，VaR技術已延伸至保險、證券、信托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甚至非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領域，以VaR作為市場主體風險的統一標準與管理機構資本充足水平的準繩和依據。中國滬深兩市的流通股是投資者的首選，以VaR測算滬深兩市流通股資產的市場風險對于機構投資者及時防范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Value at Risk是由J.P.摩根銀行20世紀80年代的全球研究部總經理蒂爾?古爾迪曼所創立。在1995年4月的巴爾塞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規定銀行可以選擇使用自己的風險衡量模型去確定其資本要求，從此風險價值開始被廣泛應用到內部風險衡量模型之中。在VaR模型回測方面，Kupiec（1995）提出了基于失敗頻率的VaR模型正確性檢驗的方法。christoffersen（1998）提出了考慮在時間變化時，對VaR模型正確性檢驗的方法。Philippe Jorion（2000）的《風險價值（VaR）》被奉為風險管理的圣經，該書極為系統地講述了VaR的來龍去脈以及各種VaR的計量方法，還對VaR在衡量和管理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以及操作風險中的應用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樊葵葵，2010）。我國學者王春峰（2001）在《金融市場風險管理》中較系統地論述了VaR，對金融市場風險的測量和管理進行了系統深入的介紹。黃海（2003）重點介紹了摩根銀行在金融風險度量系統Risk Metrics中的EWMA模型（指數加權移動平均預測模型），并且基于金融數據分布的有偏性提出了有偏的EWMA模型。朱世武（2004）對中國市場上各類VaR方法計算進行了實證，并對各類VaR方法在中國市場上的有效性進行了事后檢驗（韓琦，2008；袁婷，2010）。
由于金融市場數據呈現出“尖峰厚尾”分布特征，難以用傳統的VaR方法進行計算，不少學者就使用VaR方法時如何估計數據的分布、如何處理“尖峰厚尾”分布作出了探討。其中鄭文通（1997）在《金融風險管理的VaR方法及其應用》中使用J.P.摩根1994年的年報數據對該公司一天95%置信度下的VaR平均值進行了計算，利用實證方法對VaR方法的正態假設進行了有效性檢驗。對于非正態分布的情況，引入了t分布來代替原來的正態分布假設，并提出了金融資產t分布自由度n的參數估計值（袁婷，2010）。陳守東（2002）運用GARCH模型對上證綜合指數進行了VaR值的度量，并用Kupiec提出的似然比檢驗法驗證不同模型的有效性，認為服從t分布的GARCH（l， 1）模型對上證綜指收益率VaR值的估計最為有效。肖慶憲（2003）為了刻畫“厚尾”資產收益率，將非正態收益率數據進行正態化變換，使變換后的厚尾數據服從正態分布，從而使參數估計、假設檢驗等計量問題均為有效。杜本峰（2003）根據連接函數的思想導出資產組合的聯合分布，以此對資產組合的風險進行度量，提出了一種基于連續函數的風險度量方法。孔繁利（2006）系統地介紹了利用極值理論（EVT）和連接函數度量金融市場風險的問題，通過大量的實證分析與模型檢驗，進一步評估了風險度量模型的有效性（韓琦，2008；袁婷，2010）。
目前，VaR方法在我國金融機構應用的研究己經深入到不同方法細節和具體領域的討論。劉曉煥、袁廣信（2009）利用CVaR方法對一種開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市場風險進行了研究，求出了組合中某一種資產的邊際CVaR、成分CVaR、增量CVaR，并以此給出了投資建議。最后建立均值――CVaR優化模型，得到在投資者不同的期望收益率下最優的投資組合權重，為基金管理人提供很好的參考（韓琦，2008；袁婷，2010）。邵夢倩、杜子平（2011）利用copula-CVaR模型對壽險投資組合的風險進行度量，得到最優投資比例，進一步對壽險資金的投資風險進行管理。實證結果顯示：壽險投資應主要集中在風險較小的銀行存款和國債上，也可適當放寬到收益較高的股票和基金。
二、線性AR-EGARCH模型的滬深股市流通股的VaR測算
中證流通指數包含了滬深股市所有已完成股權分置改革并正常上市交易的流通股，這也是證券市場投資者的首選，因此選用中證流通指數來分析中國滬深股市流通股的市場風險較為合意。
（一）中證流通指數的數字特征
選取2006年2月27日至2012年12月20日的中證流通指數收盤價，求出對數收益率r=log（lt）-log（lt（-1）），得到時間序列{rt}，樣本容量為1 662。由樣本期內滬深流通股的收益率時間序列（編者：圖略）可看到第500個交易日至第750個交易日之間，即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這段時間內收益波動幅度較大，這與2008年投機炒作所形成的資產泡沫堆積與非理性繁榮不無關系。
求解時間序列{rt}的數字特征（編者：圖略），發現其偏度小于0，峰度大于3，且JB統計量=446.025，對應的p值接近于0，即該時間序列屬于“尖峰厚尾”的非正態分布，中證流通指數收益率{rt}因并未緊貼正態分布分位數，{rt}并不屬于正態分布。
因此使用基于高斯假設的最小二乘法（OLS）來分析該序列極為不妥，需另尋他法。采用ADF檢驗分析中證流通指數收益率{rt}的平穩性，其ADF統計量為-39.394 13，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拒絕原假設，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屬于弱平穩時間序列。
（二）自相關性檢驗及AR模型的定階
1.ARCH效應的檢驗。
2005年的匯改并沒有將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為真正意義上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逐漸放寬，使得“貨幣政策失靈論”甚囂塵上。經統計，2006年以來，我國的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分別調整了18次和35次，而中證流通指數逆政策變動分別出現了9次和24次，且這種“逆政策效應”在緊縮貨幣政策中更加明顯。政策的影響是估計VaR時應當考慮到的變量。首先建立線性模型rt=β0+β1RBt+β2RDt+ut，其中{rt}為收益率時間序列，RB、RD分別為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ut為隨機擾動項。對于高頻數據序列，假定線性模型中的隨機誤差項ut同方差不太可能成立，其方差可能是時變的，并常表現出“波動聚集性”特征，即隨機誤差項是異方差，因此需要對隨機擾動項進行ARCH檢驗。假定隨機誤差項的條件方差與其誤差項滯后的平方有關，設ARCH（q）模型的一般形式為σt2=α0+α1ut-12+α2ut-22+……+αqut-q2。
從線性模型的殘差線圖（編者：圖略）中可以看出，回歸方程的殘差表現出“波動聚集性”，即大波動后面常伴隨著較大的波動，較小的波動后面的波動也較小。定性分析的結果顯示線性模型存在條件異方差性，即可能存在ARCH效應。再用殘差平方的自相關圖來定量判斷線性模型的殘差是否存在ARCH效應：發現滯后36階的Q統計量對應的p值均接近于0，即殘差平方序列存在自相關，中國流通股確實存在ARCH效應。采用線性模型不合理，應當引入時間序列模型。
2.時間序列{rt}的自相關檢驗及AR模型的定階。
對弱平穩時間序列{rt}進行自相關檢驗，Q統計量對應的p值在5階后全部小于0.05，即時間序列存在自相關。利用有限樣本下的混成檢驗，設樣本容量為n，令參數m=ln（n）=ln（1 662）≈7，可得混成Q統計量為16.28，在5%的置信度下，大于臨界值χ2（7）=14.07，即拒絕H0：ρi=0，i=1，2……7，時間序實存在自相關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應當使用AR模型研究中證流通指數收益率序列{rt}。利用赤池信息準則（AIC）對AR模型定階。根據下式求出滯后L階的AIC，計算結果如下圖所示：
AIC（L）=-2ln（似然函數的最大值）/n+2（L+1）/n，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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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風險論文范文第8篇
關鍵詞：多標度分形理論；金融風險管理；風險測度
雖然金融市場多標度分形的理論研究，能分析出金融資產價格在不同時間緯度上的波動信息，為探究復雜的金融市場提供一個新的方式。但是當前很多研究僅限于對市場價格波動的多標度分形特征的檢驗，還沒能從多標度分形理論的分析中找出實際可操作的金融管理決策信息。本文提出了在金融風險管理中利用多標度分形理論和方法，建立了全新的風險管理研究模式。
一、金融風險管理現狀
現代的投資理論最關注的是收益的提高和風險的控制，非常重視對風險進行控制，而投資組合理論恰恰是控制風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核心思想就是分散投資、降低風險，實現利益最大化。今年越來越多的現象表明金融市場并不是隨機游走的，市場價格也并非隨機、獨立、不可預測的，顛覆了有效市場假說的理論。人們開始研究新的理論來解釋有效市場假說無法解釋的現象，分形市場理論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二、多標度分形理論
（一）分形的由來
分形理論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由“分形之父”法國著名數學家MandeIbrot提出的，他在《Science》上發表《英國的海岸線有多長》，這一論文的出現標志著分形理論的開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MandeIbrot發表新著將分形理論應用于金融市場，合理的解釋了一些VaR無法解釋的現象，給予了分形新的活力和應用方向，先進分形幾何以及廣泛應用于金融、工程等領域。
（二）分形市場理論
分形市場理論是分形理論在金融市場中的應用，由于在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著許多VaR無法解釋的現象，比如：P/E效應，BTM效應等，分形市場理論是VaR與實際金融市場不相符而產生的新理論。分形市場假說認為：金融市場是由眾多大小不一的投資者共同組成的，不同投資者因為接觸到的信息不同，對于信息的理解不一樣，從而對于信息的處理上也大不相同，投資者存在著一些非理，因此分形理論更加貼合市場實際。
（三）多標度分形理論的發展
多標度分形理論是隨著單分形理論的發展而衍生出來的理論，借助統計學思維，研究概率的分布規律，可以說多重分形是由分形結構上定義的多個單標度組成的無限集合，表現出不同區域質量分布的標度性質。傳統的單分型理論僅僅只能表明資產價格變化的宏觀規律，無法對局部進行細致的描繪。多標度分形理論用一個普函數表現各個時間標度的特征，從局部細節出發最終研究整體變化，不僅能分析出市場穩定模式下的投資風險，還能對市場出現劇烈變化時候的風險進行評估，得出比較準確的結論。目前多標度分形理論在市場中主要應用于兩個方面，第一就是檢驗市場是否存在多標度分形特征，并將形成這種特征的原因分析出來，第二是利用多標度分形理論建立金融投資數據模型，用來對金融風險進行預測、管理。2014年，相關研究者利用MF-DXA和主成分析法，對中國與美國股市收盤價進行研究，發現中國和美國股市的相關性存在著明顯的多標度分形特征，該研究表明金融市場的多重分形特征是普遍存在的。多標度分形特征的形成主要有兩種方式，首先，由各個時間序列的不同分布形態產生的，這種情況下即使隨機打亂序列也不能消除多重分形性；其次，是由于不同波動之間的相關性產生的，這時的隨機打亂序列能消除多重分形性。目前在理論與實踐各個方面，成功將多標度分形理論應用于金融市場分析的成果還不是很多，多標度分形理論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三、基于多標度分形理論的風險測度指標
風險是指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以及波動性。金融風險指投資者收益的不穩定性。金融風險主要包括：市場風險，由多個市場因素的變化而引起資產價值的變化所產生的風險；信用風險，指由于違約而導致的風險；流動性風險，由于資金流動性降低而帶來的風險；操作風險，由于交易系統不健全、管理水平不夠或其他人為原因而導致資金損失的風險。
（一）風險相對測度法
風險相對測度法是對市場因素變化與資產收益變化之間的關系進行測量，通過測量得到的結論可以判斷資產收益的波動情況。這種測量方法可以有效地檢測出資產價值作用于市場因子的敏感性，具有簡單、直觀的特點，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是這種方法應用于實際測量市場風險時還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個方面，只能檢測出相應的損失比例，不能測量出損失的具體情況；另一方面，這種方法非常依賴測度對象，比如Beta只能應用在股票類資產的測定上，久期、凸性適合債券類資產，這種方法很難測量出一些資產組合的風險；最后，對于假設條件的要求比較高，比如在計算資產組合Gamma值時，需要假定波動率和無風險率為常數，但是實際這兩個值并不是常數，測量的結果并不準確。
（二）風險絕對測度法
風險絕對測度有方差及其變形、VaR模型兩種。HarryMarkvitz1952年在《金融學雜志》發表《證券組合選擇》，這篇論文的發表標志著現代金融經濟學的誕生。Markvitz在論文中寫到利用“均值-方差”模型來對投資組合的收益和風險進行計算，至今仍廣為流傳。Markvitz把投資風險比作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可以利用方差和標準差來進行計算，能進行良好的統計，自此以后利用方差、標準差作為金融投資風險測度指標被廣泛應用。風險價值（VaR）利用統計思想對風險進行評估，起源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因為VaR可以簡單、直接地表明金融市場投資風險的大小，又是依靠嚴謹的統計思想作為依據，因此被得到廣泛應用。雖然VaR模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是VaR的估算方法是建立在金融資產收益符合正太分布情況下的，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實際的資產收益率并不完全符合正態分布，呈現尖峰胖尾形態。因此，僅僅利用正太分布來計算VaR值，得到的數據往往低于風險實際值，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金融投資，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同時，VaR方法并沒有注意到各個時間標度上的資產波動聯系，從而忽略了許多有關價格波動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于金融投資風險管理、期權定價等金融學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運用多標度分形進行金融風險管理研究
在收益率符合正態分布模型方面，風險管理分析理論方法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比如VaR，但目前市場的實際收益率呈非正態分布，利用多標度分形理論方法對市場進行分析，得到的不同程度市場價格波動信息，但是傳統的多標度分形分析方法所得到的信息并不能直接應用到金融風險管理中，在考察價格的大幅波動情況時，雖然多標度分形分析方法能將這些大幅波動信息“篩選”出來，但這些信息都是被放大了許多倍的數據，已經遠遠偏離了原始的價格波動信息。可以利用多標度分形分析方法，針對兩個大盤指數價格在時間序列上進行實證分析，有效的檢驗中國股市存在多標度分形現象。是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的多標度分形分析結論，為了驗證其價格序列波動有無具有多標度分形關系，利用α隨著q的變化而變化的函數圖形，來進行有效的判斷。如下圖，計算了q=-10，-9，…，-2,-1，…8,9，10共21個值時的α值，能夠分析出α和q之間有著十分明顯的非線性關系，這種非線性關系準確的驗證了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原始價格序列波動具有多標度分形特征。五、在金融風險管理中應用多標度分形理論存在的問題目前多標度分形理論之所以在金融風險管理中的應用不是十分廣泛，主要是因為利用目前的多標度分形理論得出的關于價格波動之間的統計信息非常粗糙，這些信息還不足以精確地表現出金融市場的具體信息，無法滿足更高程度風險管理工作的需求，需要在之前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于多標度分形理論的研究，從統計結果中提煉出更具有價值、精確程度更高的風險管理信息。同時因為多標度分形理論的提出并不是在經濟學領域，所以多標度分形理論對一些經濟現象還無法合理地進行解釋，需要對多標度分形理論進行合理的改善，讓其更適用于金融風險管理。多標度分形理論是基于金融市場非線性特征基礎上提出的，多標度分形特征表明現今的金融市場具有比以前單標度分形特征更加復雜的特性，通過對金融市場多標度分形理論的研究，可以為探索金融市場的復雜性提供一個方式。目前多標度分形理論和模型在金融市場的成功應用，為該理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通過更加深入的研究，能有效解決多標度分形理論的一些不足，使得金融風險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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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風險論文范文第9篇
關鍵詞：VaR方法；風險管理；文獻綜述
一、VaR方法介紹
現資組合理論研究的是各種相互關聯的、確定的及不確定的條件下，理性的投資者應當如何做出最佳投資選擇，即如何把一定數量的資金按合適的比例，分散投資于各種不同的證券上，以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在這一領域內，國外學術界先后提出了投資組合理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和期權定價模型，建立了對于各種風險的計量和分析的重要思想方法。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金融市場、金融交易規模日趨擴大，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性相應變大，對金融市場風險的分析研究變得尤其重要。VaR方法即是對市場風險進行測度的一種重要工具。
VaR（ValueatRisk）字面解釋為“在險價值”，其含義為在一定概率水平（置信水平）下，某一金融資產或證券組合價值在未來特定時期內的最大可能損失。用公式表示為：Prob（ΔP
其中Prob：資產價值損失小于可能損失上限的概率；ΔP：某一金融資產在一定持有期Δt的價值損失額；VaR：置信水平α下的風險價值――可能的損失上限；α：給定的概率――置信水平。
VaR方法可以將不同市場因子、不同資產組合的風險集成加總，充分考慮各種風險來源的相互作用，較好地反映金融市場風險復雜結構間的動態影響，得到較為準確的風險暴露估計。因此基于VaR方法的市場風險測量理論和技術，為測量市場風險提供了統一的框架和指標，成為市場風險管理的主流方法。
二、國外研究動態
20世紀90年代初，國外學術界開始強調風險的量化和統一的度量尺度。1993年7月，國際性民間研究機構G―30在《衍生產品的實踐和規則》報告中最早提出利用VaR方法對風險進行監管。VaR方法的核心在于如何確定資產組合收益的統計分布和概率密度函數。國外對基于VaR方法的風險管理的研究已經相當成熟，主要集中在如何確定VaR值的問題上。
歷史模擬法（HS，Historical Simulationmethod）沒有對復雜的市場結構做出假設，而是假定采樣周期中收益率不變，借助過去一段時間內的資產組合風險收益的頻率，通過找到歷史上一段時間內的平均收益以及置信水平下的最低收益水平，來推算VaR的值。其隱含的假定是歷史數據在未來可以重現。HS方法簡單，易于操作，但弊端在于用過去的數據來預測將來的發展誤差較大。Boudoukh、Richardson和Whitelaw（1998）改進了歷史模擬法，提出了具有指數權重的歷史模擬。Hull和White（1998）認為可以通過歷史數據計算每一個市場因子當前日期和每一天的日變動估計，然后用當前波動率與歷史波動率作比值來對歷史收益進行調整，用調整后的收益率替代實際的收益率來為投資組合定價，進而形成經驗分布以估計VaR的值。這種方法的好處是通過重新調整收益能夠反映目前的市場變動。Bulter和Schachter（1996）則提出利用高斯核估計和高斯Legendre積分相結合，來求得VaR的值和對應的置信區間。
蒙特卡羅模擬法（MC，MonteCarlo）的基本思想是用市場因子的歷史數據生成該市場因子未來的可能波動情景，并通過模擬來確定真實分布，從而確定VaR的值。由于MC方法可以較好地處理非線性、非正態問題，可以用來分析各類風險，故優越性較明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Delta-Gamma-thetaMonteCarlo、網格MonteCarlo和情景MonteCarlo等模擬更簡化了計算。
方差―協方差估計法的核心是對資產回報的方差―協方差矩陣進行估計從而確定VaR的值和置信區間。Engle（1982）引入了自回歸條件異方差ARCH模型，Bollerslev（1986）提出了廣義自回歸條件異方差GARCH模型，使這一方法能夠解決殘差異方差問題。這些方法都有賴于資產組合的概率分布滿足正態分布這一前提。
對不滿足正態性的資產組合，VaR方法得到的值通常被低估，故近年國外學者又提出半參數法（厚尾方法）。該方法著重于對收益率分布尾部的估計，使之能夠解決金融時間序列的“厚尾”現象。尤其是基于ARCH模型族的VaR分析在描述資產收益波動性方面有不可比擬的功能。
國外除了研究VaR的估計方法外，還討論了VaR的缺陷問題。Artzner、Fritte、Giorgio等學者通過理論與實證的研究都認為一個行之有效的風險測量方法必須滿足正齊性、次可加性、單調性及過渡不變性。Beder通過實證研究總結了VaR的兩點缺陷：其一，VaR不能起到預警作用，即用VaR不能表示出臨近的不利事件的發生；其二，VaR本身沒有意義，主要表現在金融工具本身很復雜，證券組合龐雜，市場概率的估計困難，計算中各種近似方法的運用與估計VaR的統計錯誤很多。Artzner通過實證研究認為VaR在非正態分布的情況下不能滿足次可加性。Meckay認為在進行投資組合優化時，由于VaR不能表示為各種組合資產頭寸的函數，因此無法對其進行直接優化。
目前國外對VaR方法的研究已經超出了金融資產的市場風險的范圍，涉及到非金融資產的風險度量、業績評估和金融監管等方面。如Charles將VaR風險測量技術應用到存貨管理中，以解決存貨管理中的風險控制，并使用計算機和模擬技術解決數值問題。
三、國內研究動態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夠完善，金融市場初具規模，金融市場風險被政策風險所掩蓋，以致國內對風險管理的認識較晚，對VaR方法的研究起步也較晚。國內對VaR方法的研究以1999年為界限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了解學習階段和深入研究并具體應用階段。
了解學習階段主要是對VaR方法的引入，著重于對VaR的概念、方法的介紹。國內對VaR方法的研究最早始于鄭文通（1997），對VaR方法產生的背景、計算原理及應用作了介紹，并分析該方法對中國的現實意義。牛昂在《風險管理的新方法》（1997）中介紹了各種計算VaR的方法，并對優劣性進行了評議。此外姚剛（1998）和劉宇飛（1999）也深入探討了VaR的含義和估計方法。顧乃康在《VaR：市場風險測定和管理的新工具》（1998）中探討了VaR的度量問題。
自1999年開始，我國學者對VaR的討論進入深入研究和實際運用的階段。詹原瑞（1999）從極值理論的角度對VaR進行了理論和實際運用的雙層次研究。之后更多的學者在理論范疇和實證范疇研究了VaR方法。王春峰在專著《金融市場風險管理》（2001）中第一次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以VaR為核心的風險測量方法，同時指出用MonteCarlo模擬法計算VaR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用馬爾科夫鏈來計算VaR值，將國內VaR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馬杰（2001）在《人民幣行為研究與外匯風險管理》博士論文中，將VaR方法應用于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外匯風險管理。屠新曙（2002）將VaR與最佳投資組合的概念結合起來，開發了一種新的理論，一種類似Markowitz均值―方差選擇最優投資組合的理論，即滿足VaR約束條件的最優均值―――投資組合理論。趙睿（2002）引入了考察投資績效對投資組合影響的方法，求解了約束下的投資組合問題。與VaR理論發展并駕齊驅，其應用也逐漸細化到股市、銀行、企業等的風險管理分析中。杜海濤（2000）將VaR方法運用于市場指數風險度量、單個證券的風險度量、基金管理人員績效評估及確定配股價格等方面。范英（2001）在股票價格隨機游走的假設下計算了深圳股市在不同置信水平下的風險值，對此方法在我國股票投資中的應用進行了初步探討。尹念（2010）用GARCH模型擬合滬深300綜指收益率的波動率，并以此預測VaR值作為評價股市風險的標準，發現我國股市的風險相對西方發達國家更大。郭家華（2010）提出我國的銀行監管應從傳統的思路――制定更嚴格管制條例和進行更嚴格的現場審查中跳出來，轉而建立全國統一的信用評級體系，鼓勵商業銀行采用VaR模型和方法，才有利于我國信用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和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張田（2010）結合國內某大型外貿企業的風險管理的實例，介紹了如何用VaR方法管理市場風險及進行風險調整后的績效評價，認為VaR方法不但能建立相對理性及量化的風險管理體系，較好地解決企業風險管理的混亂現象，且VaR值可作為一參考指標指導企業資源更好地配置。
國內亦有學者研究VaR方法的缺陷。王建華在《度量與控制金融風險的新方法》（2002）一文中首次指出了VaR的缺陷并提出了CvaR的概念，闡述了CVaR優點和作用及在證券組合優化中的應用。曲圣寧、田新時等在《投資組合風險管理中VaR模型的缺陷以及CVaR模型研究》（2005）對CvaR作了更深入研究。郭光（2010）認為“VaR方法并不是萬能的，不能作為風險測量的一種方法論，但可以成為一種管理手段”，系統地歸納出克服VaR法缺陷的方式，提出為順應風險管理的要求而開發適合具體環境的VaR模型將成為VaR方法發展的趨勢。
參考文獻：
1、鄭文通.金融風險管理的VaR方法及其應用[J].國際金融研究,1997(9).
2、牛昂.VALUE AT RISK: 銀行風險管理的新方法[J].國際金融研究,1997(4).
3、范英.度量金融風險的VaR方法及其在我國股市風險分析中的應用[A].Optimization Method，Econophysics and Risk Management--Proceedings of CCAST (World Laboratory) Workshop[C].2001.
4、包峰,俞金平,李勝宏.CVaR對VaR的改進與發展[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4).
5、王冰.投資組合風險管理工具VaR和CVaR的研究綜述[J].黑龍江對外貿易,2008(2).
6、郭光.淺析金融風險管理VaR方法的應用與挑戰[J].商業會計,2010(15).
7、尹念.基于VaR方法的我國股市風險管理實證研究[J].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127).
8、郭家華.VaR方法在我國銀行風險管理中的應用[J].統計與決策,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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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rion P.Risk:measuring the risk in Value at Risk[J].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1996(11-12).
金融市場風險論文范文第10篇
關鍵詞：房地產金融；風險；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3-0-01
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國內房地產市場受到來自國內尤其國際動蕩局勢的影響，出現融資困難、資金鏈中斷及資金回收困難等一系列問題，嚴重影響了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借此分析國內房地產面臨的金融風險，以期合理規避房地產金融風險，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熱點話題。
一、國內房地產金融風險原因
(一)房地產金融體制尚不完善。相對比于發達國家完備的金融市場體系，我國房地產金融體制尚不完善。目前，我國為單一的銀行為房地產商提供貸款和信托機構向房地產業提供信托資金，銀行的利率調整及貸款機制和國家的政策風險都會影響房產業的穩定發展。
(二)房地產金融市場資金融通效率低下。通過銀行籌集的資金，大多數房地產商將其存放于銀行，銀行又無法及時將大量資金提供給中小企業及民營企業，造成一定時間內資金浪費及閑置，成為最終房地產金融市場的風險承擔者。國內尚未建立一套完備的投資融資的金融體系，因而存在一定的資金融通效率低下的問題。
(三)房地產金融信息不對稱。房地產金融市場具有資金需求多、周期長等特點，使得房地產面臨的風險加大。當房地產市場繁榮時，將有大量房地產商加入其中，不惜高額利率貸款進行投資，一旦市場出現動蕩或不穩定情緒上升時，尤其房地產商資金鏈中途中斷時，房地產商將無力按時還款，銀行業與房地產商中間的不透明即信息傳遞失效，將極易造成房地產金融風險。
(四)政府宏觀管理失效。房地產業作為影響居民生活及市場穩定的重要行業，其穩定性發展關系到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實施及管理者，肩負著審查房地產商資質及規范金融行業合理貸款的重要任務，我國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大力引資，放松監管，造成一些資信不佳的地產商進入投資，尤其當地銀行貸款管理失控，將容易引發房地產金融風險。
二、國內房地產金融風險判斷
根據國內房地產金融市場的特點及原因分析，國內主要面臨以下幾類房地產金融風險：
(一)市場風險。市場風險是由于房地產市場的不確定風險給房地產開發商、消費者進而給提供房地產金融服務的商業銀行帶來損失的可能性。由于房地產具有非常強烈的投機性質，一旦整個市場出現難以承受的泡沫，將導致房價大跌，引起房地產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甚至破產倒閉，進而導致銀行大量壞賬產生。
(二)利率風險。利率風險指銀行與房地產商在利率出現不利波動時所面對的風險。這種風險不僅會直接影響影響其資產負債表，更會影響其獲利水平。一旦貸款利率上升房產商面臨還款壓力加大，銀行業將承受更大的資金回收壓力。
(三)信用風險。信用風險是由于借款人履約能力的下降，無力償還或不愿意償還，導致銀行業壞賬的出現。主要由于貸款前對借款人資信審查不足或失誤造成的，也可能是貸款發放后企業經營狀況變化造成的。
(四)操作風險。操作風險主要是因為業務流程不健全而引起的銀行工作人員在工作上的偏差，導致的損失。房地產金融的操作風險包括房地產貸款業務操作流程不健全、業務操作失誤、房地產資金轉賬結算中的風險等。
三、國內房地產金融風險防范體系構架
(一)營造良好的國內房地產金融市場宏觀體系
1.國家要加強房地產金融管理，營造良好的金融市場環境。一方面，政府要嚴格監管土地交易，規范土地交易秩序，實行土地供給有償，建立統一規范的土地競爭機制。另一方面，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嚴格規范房地產市場，對企業違反行業規章制度加大懲罰力度，營造良好的金融市場環境。最后，政府要規范房地產金融秩序，加大對銀行業的監管力度，制定正確的監管方針和策略，將房地產市場狀況以及信息，進行定期的公開和披露。
2.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建立多元融資渠道。引導國內房地產投資商加快發展，以進行直接投資，降低貸款風險，此外，夸大房地產商的融資渠道，發展房地產信托行業、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從而提高資金利用效率，促進房地產金融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3.努力建立房地產金融市場風險轉移制度。一方面，大力開發新的融資工具，推動房地產金融市場創新轉移風險，建立保險機構，降低融資風險，另一方面，建立風險控制機制，對房地產金融機構進行創新，提高其市場適應能力，通過金融機構間合作分工，有效降低風險，推動金融市場健康發展。
(二)構建良好的國內房地產金融市場微觀體系
1.加強貸款額度及風險控制，提高風險控制能力。一方面，銀行作為企業法人，要加強內部建設，推動自身體制改革，嚴格按照內部規章制度進行放貸，營造良好的內部環境。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貸款風險評估機制，對風險指數進行控制，有效降低風險，通過對企業評估，做到合理放貸，按時回收。此外，加強對內部員工培訓，有利于對其良好的約束，使其嚴格遵守銀行內部規定，降低房地產金融的風險。
2.建立良好的信息溝通系統，將強行業內監管。不僅銀行內部，銀行間要建立一套便捷的信息溝通系統，通過及時傳遞信息，為其內部控制提供信息支持，以便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良好溝通基礎上，通過對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完善內部風險控制系統，為決策提供有力支持，從而有利于整個行業穩定發展。
3.建立房地產金融績效評估機制。通過建立有效的績效評估機制，可以有效地防范房地產金融風險。通過評估機制的建立，可以使銀行加強自我監控，及時查清不良資產，并嚴格控制風險。還可以引進外部評估機構，對內部地產貸款進行公證評價，幫助建立穩定的房地產金融機制。
4.開發新的放貸品種，開拓市場業務的同時，有效降低風險。由于目前我國銀行貸款品種單一，為此商業銀行應提高服務意識，不斷推出新品種，吸引消費者投資，進而推動房地產金融風險管理的多樣化發展。
參考文獻：
[1]邢學良.房地產金融風險及防范[D].東北財經大學碩士論文,2004,12.
[2]王佳.我國房地產金融風險分析及防范研究[D].東北財經大學碩士論文,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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