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語言的重要性篇1
【關鍵詞1多元一體；瀕危語言；語言保護
【作者】肖榮欽，暨南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201l級博士生。廣州，510632
【中圖分類號】H0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3）01-0132-006
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與瀕危語言的關系
民族問題是關系我國國家前途命運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問題。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總書記提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國各民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共同推動了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2009年9月，胡總書記在國務院第五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必須堅持一切從我國民族問題實際出發，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最先是費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關于中華民族大家庭內部56個民族之間關系的民族理論。這一理論已成為處理我國內部民族關系和促進民族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它對指導我國民族團結發展，共構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費先生的“多元一體”格局，總的來說就是肯定中華民族是一個由多民族構成的、多元一體的整合體，它既重視各個民族的個性特點，即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又體現出各民族在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渴望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愿望。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可體現在各族人民學習、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是體現在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上。語言是文化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載體，因此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也就體現在民族語言的多樣性之上。在費先生《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中也指出：民族語言是中華民族格局形成的幾個特點之一。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56個民族實際使用著120多種語言和超過60種文字，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內部語言具有豐富的多樣性，也體現出中華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這120多種語言中，使用人口超過10萬的語言有31種，使用人口在1萬以上10萬以下的語言有19種，余下的語言使用人口都不足萬人。①由此看來，我國各種語言的使用人口較不平均。這主要表現在我國絕大多數人口集中使用極少一部分語言。
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瀕危語言的界定，結合我國語言使用人口的狀況和國內相關語言學者的看法，我國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的語言大都處于瀕危或臨近瀕危的狀態，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上萬人以內的語言也有相當一部分處于臨近瀕危的狀態。我國具體的瀕危語言大概包括以下30多種語言：阿儂語、仙島語、柔弱語、土家語、達讓僜語、格曼僜語、義都語、蘇龍語、木雅語、畬語、仡佬語、羿人語、拉基語、普標語、木佬語、布央語、塔塔爾語、西部裕固語、東部裕固語、康家語、赫哲語、滿語、鄂倫春語、東北克爾克孜語、京語、倈語、臺灣高山族諸語、五色話、吾屯話、倒話、唐汪話、土爾克曼話等。例如滿語使用者迄今為止只剩下居住于齊齊哈爾的3名年過80的老人；分布于我國東北的赫哲語，至2000年底，只剩19個60歲以上的老人會說本民族語言；位于云南麻栗坡縣的普標語使用人口也只有50多人。語言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這些語言一旦消失，依附于該語言的文化、藝術、傳統也將會消亡，中華民族的多樣性就會被削弱，“多元一體”格局也將受到一定的沖擊，繼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發展。按照我國擁有120種語言的總量來計算，我國瀕危語言占了全國語言總量的1/4，也就是說，我國每4種語言就有1種處于瀕危的狀態。就該比例而言，我國語言瀕危的問題已經相當突出，并已可能對我國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體系造成了潛在的沖擊。因此，在當前社會經濟飛速發展、民族生活質量顯著提高、人民生活相對平穩的境況下，瀕危語言的保護也應該引起國家和人民的重視。
二、我國瀕危語言保護的現狀
我國《憲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義務教育法》都規定了在我國“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此外，20世紀50年代以來，為了讓民族語言得到更好的推廣與發展，我國已給數十種沒有文字系統的語言創制了文字，并且編制了相應的民族語文教材，開辦民族語文學習班，推廣民族語言文字。另外，堅持在民族地區推行“雙語教育”政策，這些都體現出我國政府對民族語言、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支持與保護，從政策層面上支撐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即使如此，我國依然有一部分語言步入到瀕危語言的行列。
對語言瀕危這一現象的認識，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內某些敏感的語言學者當時已開始察覺到中國某些民族語言衰退的現象，并且開始自覺地對這些瀕危語言進行了音像錄制和編寫語言詞典等語料存檔的工作。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國內一批語言學者對瀕危語言認識的不斷深入，加上他們對瀕危語言保護的大力呼吁，國內的語言瀕危現象逐漸得到了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注與重視。
2003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該《公約》被譽為“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迄今為止最有權威、影響最大并且最具法律效力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件”。《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就包括了“語言”這一項內容。2004年8月，我國正式加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成為《公約》成員國之一。這一舉措表明我國政府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與保護提升到國際的層面，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同時也表明我國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正式與國際接軌。
三、“多元一體”格局下我國瀕危語言保護的對策
瀕危語言保護的大眾化是當前語言保護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我國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為民族多元文化創造良好發展環境的重要舉措。這一課題的開展和成效直接影響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框架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與發展。
瀕危語言的大眾化所面對的群體應該包括兩種：使用瀕危語言的民族群體和他民族群體（重點是指強勢語言民族）。對于自身民族而言，“大眾化”的目的是為了增強民族的自豪感，使本民族知道使用和保留自身語言的價值所在，體現出我國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對于他民族而言，“大眾化”的目的是為了讓他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真實地接觸到瀕危語言，讓他們感覺到這些語言的存在，并最終不知不覺地接受這種語言及其文化，甚至對這種瀕危語言產生喜愛之情，并讓這種瀕危語言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感受到我國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下面我們將要探討“多元一體”格局下我國瀕危語言保護的一些可行舉措：
1 擴大瀕危語言的使用場所，為瀕危語言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導致語言瀕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來自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宗教等外部力量的影響，也有來自語言族群內部對母語態度的抵觸。在我國，語言瀕危的情況主要是由于強勢語言占據了弱勢語言原有的生存空間，弱勢語言在失去生存空間后，其發展受到制約并逐漸走向式微，最終成為瀕危語言。比如滿語的瀕危就是由于漢語逐漸成為該民族主要的日常交際用語，使得滿語在本民族日常生活中漸漸失去了生存的空間，長此以往，其語言活力逐漸下降，最后淪落為瀕危語言。
如果政府在日常公共生活場合中注意引導和鼓勵人們使用本族語言，人為地為這些少數民族語言，特別是瀕危語言，提供足夠的生存活動空間，那么就可以使這些瀕危語言得到有效的干預性保護。比如在民族自治區域實施雙語或多語播報（例如公車播報、電臺播報、電視播報等等）；使用雙語或多語指示牌；在民族聚居或民族雜居的地區和學校，鼓勵使用自身民族語言進行族內交流等。這種舉措都能有效地提高民族語言活力，給瀕危語言提供一個多元的生存空間。瀕危語言的生存空間得到了拓展，本民族對自己族群語言的自豪感也會得到增強。值得深思的是，人們在某些民族地區經常能聽到中英文雙語消息播報，卻缺少了民族語言的播報。
比如電臺播報，雖然中央人民電臺等都有推出少數民族語言頻道，但是僅限于數種人口較多的民族語言，在民族地區少數民族語言播報普及度并不高。在美國，印第安人部落的語言很大一部分也屬于瀕危語言，比如分布在俄勒岡州Warm Spring社區的Numu語，最初只剩下不到10名母語者，但是當地政府堅持電臺播報，并配有一套完整的“語言復原計劃”，現在Warm Spring社區能說Numu語的成員越來越多，這些成員大多是通過電臺耳濡目染地學習Numu語，并且開始把Numu語當作母語傳給他們的下一代。通過美國對Numu語的保育和保護，我們可看出美國正是充分利用了電臺播報這一渠道，為瀕危語言提供一個廣闊的使用和發展空間。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檢討學習。
2 注重媒介的推廣與宣傳，引起人們對瀕危語言的關注
媒體是現今生活最有效的推廣與宣傳媒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通過媒體得知某個瀕危物種、某種將近失傳的文化藝術形式的狀況，可是我們卻很少發現有專門針對瀕危語言或瀕危語言保護的相關報導。媒體的缺位可能是造成人們對瀕危語言關注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在瀕危語言的保護中，當代社會最大眾化的信息交流平臺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么，瀕危語言的保護也很難引起大眾的關注。因此，相關政府部門可以通過鼓勵不同的媒體拍攝系列瀕危語言保護宣傳短片（如公益廣告）、錄制調查報導、深入跟蹤報導、引導民間論壇或主流網站等方式，對瀕危語言進行全面深入的宣傳。
對瀕危語言進行保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除了頒布一系列法令、條例外，也非常注重對瀕危語言保護的宣傳，比如在2009年第2期的《教科文組織信使》①，就是以瀕危語言保護為主題，并且把每年的2月21日定為“世界母語日”②，呼吁人們珍愛自己的母語。近些年來，我國對文化遺產（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程度也不斷加深，并從2006年起把每年6月份的第二個周六定為“文化遺產日”，但是媒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語言”這一方面的宣傳報導力度還遠遠不夠，瀕危語言的保護也就無從引起人們的重視。
另外，除了媒體的宣傳外，其他媒介宣傳手段也應該得到鼓勵與提倡。例如某些活動或某些品牌常常喜歡采用一些動植物作為品牌的標志，如熊貓就曾成為北京亞運會的吉祥物，也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標志，同理，某種瀕危語言的文字或語言符號也能擔當品牌標志。充分利用媒介的宣傳，一方面可以引起人們對瀕危語言的關注與重視，另一方面也能夠增強瀕危語言使用者的民族自豪感，使瀕危語言使用者更懂得愛護自己的母語。
3 適當的商業化，引導瀕危語言走向大眾文化領域
瀕危語言保護的商業化不同于媒介的宣傳，后者主要是通過政府部門的推動來宣傳，偏重于公益性的，而前者則是最大限度地發掘瀕危語言的商業價值；后者是被動的，前者是主動的。
語言是一種資源。既然是資源就具有價值，有價值就可以推向大眾市場，使語言的價值得到最好的實現。因此，我們要充分挖掘瀕危語言潛在的市場價值，使其走向大眾文化領域。我國對瀕危語言的保護最常見的方法就是學者的語音存檔和編寫詞典、教材，以音頻或文本的方式對語言進行記錄。而這樣的記錄大都只是停留在學術層面，沒能讓瀕危語言沖出學術殿堂的籬笆、走進大眾文化領域，因此，語言作為資源的價值也就無法得到體現。
近年來，少數民族語言的市場價值開始走進人們的視野。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兩個例子來體現：第一，中央電視臺綜藝頻道最近幾年的“青歌賽”加入了原生態唱法，被選送的原生態歌曲絕大多數是屬于少數民族歌曲，其在舞臺上的表演形式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態；第二，2008年北京貝依國際文化有限公司等發行了全球首張壯語音樂專輯《貝依》③，該專輯一共收錄了15首歌曲，其中8首歌曲歌詞為純壯語填詞，7首為壯漢雙語填詞。前者是把民族歌曲原生態地搬到藝術舞臺，是民族歌曲與表演大舞臺的結合；后者是用民族語言填詞，譜入現代流行搖滾的樂曲，是民族語言與流行音樂的結合。二者在大眾群體中都得到不錯的反響，在體現出語言價值的同時也成功地把少數民族語言領進了大眾文化領域。在這種商業形式下，民族語言被賦予了全新的活力。
以上兩個少數民族語言價值得到體現的例子可以說明民族語言“大眾化”的可行性。因此，作為少數民族語言的瀕危語言也能擁有大眾流行的元素，只要合理地發揮瀕危語言作為資源的商業價值，瀕危語言也能走出枯燥的學術殿堂，走向大眾文化領域。把瀕危語言打造成大眾文化，這一方面實現了語言的資源價值，另一方面也是我國民族“多元一體”理念的“多元”體現。
4 加強學校教育，夯實瀕危語言保護的基礎
學校教育對瀕危語言的保護起到關鍵的作用。學校教育在瀕危語言保護層面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培養學生正確的語言價值觀，向學生灌輸瀕危語言保護意識；二是在民族地區落實“雙語教學”政策，在非民族地區嘗試把少數民族語言（特別是瀕危語言）引進課堂。
語言價值教育的第一步是培養學生正確的語言價值觀。雖然我國現在推廣普通話教育，但推普的目的不是為了抑制方言或其他語言的發展。我國《憲法》等法律法規也明文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因此推廣普通話與語言保護，特別是瀕危語言的保護二者并不沖突。而培養學生正確的語言觀，使學生明白“語言無分貴賤”，讓學生知道每一種語言都有其存在的價值，這是學校語言價值觀教育的首要方面。另外，課堂教學中，我們都習慣向學生灌輸環境保護意識、動植物保護意識，比如宣傳我國國家動植物保護名錄等，這些都體現出人們對自然保護有較強的意識。我國也有一批瀕危語言名錄①，因此，在課堂上也要注重對瀕危語言保護的宣傳。這是我們在學校教育和語言保護工作中一直忽視的問題，也是最基本的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我國在民族地區現行實施的“雙語教學”政策，其目的是為了使民族地區的學生能夠在學好自身民族語的同時能夠熟練掌握漢語。可是由于教學重點的偏頗，加上對“雙語教學”政策的目的認識不夠明確，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民族地區學生在熟練使用漢語的同時，漸漸放棄了自身民族的語言。如果一種語言遭到本民族人們的拋棄，該語言就很有可能變成瀕危。“雙語教學”的操作失誤也是導致一些語言內部年齡斷層的原因之一。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反省。此外，政府教育部門、學校等也可以考慮在非民族地區實施民族語文教育的可行性，例如可以嘗試把民族語言作為一門選修課，為那些對民族語言感興趣的學生提供學習培訓的機會。
5 重視語言與文化的聯系，嘗試建立語言博物館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民族語言也是一個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當一個民族的語言瀕危的時候，該民族文化內部也同樣會產生崩裂瓦解。相反，如果我們重視民族文化的保護，為民族文化創建一個和諧發展的空間，比如建立文化保護區，合理地開發以當地文化為主題的旅游區或文化節，那么，我們在保障民族文化傳承發展的同時，也能激活瀕危語言的活力，使瀕危的語言得到繼續健康發展的空間，讓語言真正發揮本身作為資源的作用，同時也能讓大眾接觸到瀕危語言。
瀕危語言的出現，導致語言多樣性的銳減，從而引起文化多樣性銳減，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對于語言的保護，世界各國都在竭盡全力，其中有的通過建立語言博物館引起人們對語言保護的關注。對于人類而言，以博物館的形式接觸任何一個知識領域來培養發展自身的興趣都應該是可能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響應聯合國號召創建一個“語言之家”博物館、烏克蘭基輔大學正籌建一所語言教育博物館、芬蘭赫尤里卡博物館專門開辟了一塊語言文化空間、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長期有語言展區等這些語言博物館樣式都值得我國參考學習。其實國內的學者對語言博物館的建設也表達了自己的愿望，如西南民族大學羅慶春教授就曾經提出希望我國建立一座語言博物館。
6 鼓勵設立語言保護基金，頒布語言保護有關的條例
瀕危語言的研究和保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的投入可能比保護某種動植物還大，而我們也不可能指望研究和保護的投入可以帶來什么巨大的收益，并且這些投入的成果也不一定能在短時期內體現出來。更重要的是，對瀕危語言的研究和保護不只是一代人的努力就能成功的，它是需要幾代人，甚至好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務。因此，這么龐大的投入和漫長的過程，單靠政府的能力是難以達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應該鼓勵設立相應的瀕危語言保護基金，這個基金可以是針對某一特定語言的，或是特定區域的，也可以是開放性的，或是非開放性的。如果設立了相關的瀕危語言保護基金，語言工作者（包括專業的或非專業的）就有了更多項目資金來源，對瀕危語言保護有興趣的非專業人士也能直接地投身到瀕危語言的研究和保護工作中來。學校和團體也能夠透過這些基金進行瀕危語言保護的教育。
盡管我國《憲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義務教育法》等都提到了我國“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語言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就宣讀了有關語言生態保護和瀕危語言保護的文件，形成了目標一致的行動綱領，我國也加入到教科文組織的《公約》當中，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一部關于語言保護的法律法規。在200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中，只有總則第八條提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因此，制訂有關瀕危語言保護條例，把瀕危語言保護提升至法制的框架之下是十分必要及緊急的。
另外，我國政府也應當盡快以國家的名義頒布瀕危語言保護名錄，像動植物和物質文化遺產一樣向社會公布相關的瀕危語言名錄和所在地區，使廣大人民對瀕危語言有最基本的認識。同時也規劃瀕危語言保護區（村），采取積極的措施保護瀕危語言的生存和使用環境。
四、小結
民族問題是每一個民族國家都要面對的重大問題，它關系到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我國民族理論的精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是中華民族實現大繁榮大發展的重要基石，如何在經濟發展中關注民族文化多樣性的發展，這是我們需要深度思考的問題。
民族語言的重要性篇2
關鍵詞：民族語言 大眾媒介 核心范疇
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中，少數民族語言大眾傳播媒介（簡稱“民族語言媒介”）毫無疑問是核心范疇，但卻常常被“回避”。
一、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應聚焦何處？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懷疑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必要性和價值了，但就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本身而言，卻顯得有些“目光渙散”，延攬的對象過多，并且與多個學科研究發生重疊，研究的指向比較模糊。
少數民族語言大眾傳播媒介應該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主要范疇。在中國的民族地區，由于文化的多樣性，信息傳播方式也呈現多樣化的色彩。但在國家民族區域自治的背景下，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與國家的穩定和國家的國際形象關系密切，大眾傳播媒介作為主流傳播平臺，其引導力、影響力毫無疑問居于主導地位。基于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正處于成長期的文化現實，以及大眾傳播媒介在少數民族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地位，學術界理所當然地應該把少數民族大眾傳播媒介納入自己關注的主要范疇。
根據統計，在中國的55個少數民族中，滿族、回族已經使用漢語，其余53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其中有13個少數民族使用文字――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朝鮮文、壯文、哈薩克文、錫伯文、傣文、烏孜別克文、柯爾克孜文、塔塔爾文、俄羅斯文、彝文、納西文、苗文、景頗文、僳僳文、拉祜文、佤文等①，同時基本擁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媒介，分布在少數民族地區，構成了中國民族語言媒介體系。而在國家媒介體系中，也設置了主要少數民族語言媒介。
民族語言媒介的文化特質日漸凸顯。在少數民族地區媒介體系中，由于文化的交融，民族地區媒介正表現出與非民族地區媒介的更大趨同性，傳統媒體同樣面臨挑戰，新媒體的傳播力急劇提升，但民族語言媒介的受眾范圍、傳播方式、傳播效果卻發生重大爭議，特別是在現代傳播背景下，民族語言媒介存在的必要性、媒介價值和未來命運格外令人焦慮，成為民族新聞傳播難以回避的難題。在很大程度上，關于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研究，成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最大挑戰，因而也成為核心命題。
二、為什么民族語言媒介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核心命題？
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涉及很多層面，但直面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就可以發現，民族語言媒介成為最具民族特色但同時也是最大的現實難題，足可以列入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核心命題。
1.民族語言媒介是民族的文化權利。在國家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中，少數民族的語言權利得到明確保障，使用自己的母語進行傳播是其文化權利的應有之義。
2.民族語言媒介是國家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體現。在國家的治國方略中，民族區域自治是基本國策。它對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語言創辦文化傳播機構，包括新聞出版媒介的權利給予法律中保障。
3.民族語言媒介最具民族傳播特色。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中，沒有哪一種媒介能夠如民族語言媒介這樣最典型地體現出民族傳播的特色和不可替代的優勢。民族語言媒介用民族母語傳播，使這種傳播可以實現傳者和受眾之間的“無縫對接”，其中沒有任何文化隔膜，即使不識字的民族受眾，也可以通過民族語言的聲畫傳播實現信息的溝通;民族語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載體，它的語言表達方式就是民族傳播的方式，同時在傳播內容上自然就會容納更多的民族文化因素;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民族語言媒介又必然與國家通用語言的漢語構成奇異的“民漢雙語”傳播格局，形象地體現中華民族多位一體的現實，構成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基本特性;在民族文化的沐浴下，民族語言媒介能夠真實展示民族的傳播心智，塑造本民族最合適的傳播模型，實現最直接的傳播。在民族語言媒介身上，民族傳播的基本特質展示無遺。
4.最能體現民族傳播面臨的挑戰。在習慣思維下，民族語言媒介僅僅是一種國家政治的符號而已，其存在本身就已經足夠了，并不具備或者沒有人去追究它是否真正具有信息傳播的功能。因此，對于民族語言媒介的興衰并不關心，似乎存在合理，消失也在心理邏輯的許可之內。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民族語言媒介固然受到國家政策的庇護，但更重要的是服從于傳播的需要。只要你真正走進民族社會的基層，就會感受到民族媒介存在的必要性。當然，民族語言媒介在復雜的文化護環境中，也遭遇嚴重挑戰，主要包括受眾教育水平、城鄉分割、媒介形態變遷諸方面，成為民族新聞傳播事業中最突出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民族語言媒介的問題，實際上就不能解決整個民族新聞傳播的問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民族語言媒介面臨的挑戰
根據調研和觀察，民族語言媒介面臨多重挑戰。
1.語言的困惑。雖然國家極力推行基礎教育普及，但實際效果卻大打折扣，農牧區民眾文盲不少，識字水平有限，就直接限制與平面媒體接觸效果，即使面對新媒體，也會制約信息接收效果。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國家在民族地區推行的雙語教學政策面臨復雜困難，語言“空殼化”現象逐漸嚴重――口語與書面語分離，能說不能寫的情況蔓延，這也限制了與民族語言媒介的接觸;在開放和信息環境下，面對現實需要的選擇，民族語言使用的場合、時間、語言習慣等逐漸萎縮，使用范圍越來越局限于農牧區，對民族語言媒介構成了最嚴重最直接的挑戰;作為歷史產物，民族語言在一定成程度上難以適應現代科技，這種語言不適應性造成傳播障礙。語言的困惑實際就是受眾的困惑。
2.機制的困惑。對漢語媒體依賴嚴重，媒體獨立運作能力不足。在雙語傳播體制下，民族語言媒介一般與漢語媒體同體共生，遂設立民族語言編輯部，與漢語編輯部同屬一個媒介行政體，但因為民族語言編輯部專業人員缺乏，故自采稿件有限，翻譯就成為慣常手段，民族語言媒體的傳播策略、傳播指向和傳播優勢就不能充分展示。民族語言媒體到底應該是獨立的媒體還是漢語版的翻版？雙語傳播的一致性和區別性如何把握？民族語言媒介的自有優勢何在？
3.區域的困惑。在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或多語媒介受眾的區域分割越來越明顯，大體的走向就是民族語言媒體更集中于農牧區，而漢語媒體則集中于城鎮。但問題是存在著雙語或多語“雜居”的區域，那么在這個區域，雙語與或語與媒介的受眾到底是誰呢？如果在農牧區是民族語言媒介占主體，那么漢語媒介能否進入受眾的視野？如果在城鎮是漢語媒體為主體，那么民族語言媒介是否還有人接觸？難道雙語或多語各自“割據一方”就是合理的傳播現實？雙語或多語傳播能否實現全區域融合，而融合的結果是否必然就是民族語言媒介的退出？一切有待現實的回答。
4.內容的困惑。處于雙語傳播媒介保持宣傳政策一致的考慮，以及民族語言媒介本身傳播機制的缺陷（如民族語言記者、編輯的匱乏等），民族語言媒介最容易成為漢語媒介的翻譯版，更多的變動也許僅僅在于因為拼音文字與漢語方塊文字版面容量的差異而造成的內容容量的精簡，整體內容并無多大區別。民族語言媒介到底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媒體，還是漢語版的異性“雙胞胎”，人們還是支持第一選擇。因為如果作為獨立媒體，她就會具有自己的傳播設計和策略，更方便于發揮自己的傳播技術優勢，更能適應自己獨特的受眾，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傳播地位和特色，但實際上很難實現。
5.功能的困惑。對于民族語言傳播媒介的功能，如果沒有基本的了解，最容易將其視作國家民族政策的符號，似乎并無實質的意義。假如僅僅是站在民族地區城鎮的背景上觀察，也許看到的更多是被疏遠甚至拋棄的民族語言媒介，更容易得出民族語言媒介等于“政治符號”的結論。民族語言媒介于是就成為基本不具備傳播價值的政治滋生物，僅僅是國家政策的象征而已。人們會質詢：作為媒介的信息傳播、文化傳播以及娛樂的功能，是否存在？沒有真正受眾的媒介有無繼續存在的意義？
6.人才的困惑。按照常理，國家在民族地區積極推行的雙語教育，能夠為民族語言媒介提供充足的民族園傳播人才，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民族語言媒介恰恰缺乏能夠駕馭民族語言的專業人才，特別缺乏能夠熟練使用民族語言進行采訪、寫作、編輯的新聞傳播專業人才。那么，大批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少數民族大學生、研究生為何不把民族語言媒介作為自己建功立業的第一選擇？主要是民族語言媒介的局限性影響了他們的選擇，包括經濟效益、事業前景和成就感等。高等教育尚不能提供具備完整民族語言媒介素養的專業人才，進入民族語言媒介的更多是民族語言、歷史、文學等專業的畢業生，新聞傳播學院系幾乎沒有民族、漢語兼備的雙語傳播人才專業。供職于民族語言媒介的人員更多地是具備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素養，但卻未必擁有新聞傳播的專業素養，民族傳播能力并不完整。
7.前景的困惑。對于民族語言媒介的未來，是一個敏感而難以討論的話題。從國家民族政策和國家發展戰略而言，民族語言媒介無疑要一直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生命力不僅應該源自于國家力量的賦予，更源于民族受眾的需要，民族語言媒介理應是富于現代色彩、全媒介融合的信息傳播媒介、民族文化傳承載體。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融合的速度和廣度加快、加大，少數民族語言不得不接受文化融合帶來的巨大挑戰，嚴格而言，文化的選擇是一個“自然”過程，并不能被人為阻滯或扭轉，語言種類的“簡化”是必然趨勢，人類更趨于在更大范圍使用更一致的傳播符號，以適應交際的需要，部分民族語言的“被融合”甚至消融在所難免，民族語言媒介的“精簡”也在邏輯之中，人么總會想象民族語言媒介的明天和生命周期，但現在難道會有明了的結論嗎？
四、民族語言媒介為什么在研究中被“疏忽”？
不管人們是否明晰地意識到民族語言媒介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播中的重要地位，但人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回避民族語言媒介的研究，使相關研究總是很難實現跨越。
1.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民族語言的障礙。對民族語言媒介研究的基礎，就是要掌握民族語言，起碼能夠看懂或者聽懂民族語言媒介多傳達的信息。這種現狀就給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學者提出期待，必須學習民族語言。語言是進入文化的第一道大門，掌握民族語言也是進入民族語言媒介研究的基本前提。而身處民族院校的學者們，實際具有學習民族語言的最便利條件。在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自治區專門發出文件，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學習雙語（漢族學習藏語，藏族學習漢語），民族學院各基層單位為此邀請藏族學生擔任教師，在教師中每周開展藏語學習。
2. 少數民族學者“缺席”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方陣。雖然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正在勃興，但她的研究陣容還并不強大。人們會發現，在這個本應該擁有最多少數民族學者的文化方陣中，卻恰恰最缺少少數民族研究者，或者是缺少掌握少數民族語言的非少數民族學者。這種缺席，使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特別是民族語言媒介的研究缺乏民族語言的支撐，缺少民族文化的基礎，不能直接了解民族語言媒介，只能通過間接的方式來把握，不能保證準確地理解，學術研究的基礎就不牢固。我們并不認同“掌握民族語言是研究民族新聞傳播的準入證”的說法，但民族語言修養缺乏確是當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一大軟肋。
3.對民族語言媒介的文化價值把握不足。思維的惰性會使我們把民族語言媒介等同于國家政治，將其僅僅是看作為沒有實質意義的政治符號。但實際上，民族語言媒介具有多層的含義：它不僅是傳播信息、傳承民族文化的平臺，同時具有保障民族話語權力、展示民族生存狀態和增強少數民族凝聚力、影響力的使命，而在國家層面上，民族語言媒介還具有國家形象對外傳播的歷史責任。當然，不論給民族語言媒介賦予多少文化角色，其基本的媒介角色卻不能被忽視。只有突破政治視角的局限和成見，認可其媒介本質屬性，才能對民族語言媒介的文化價值有基本的把握。
4.缺少在文化融合背景上面對民族語言媒介的學術勇氣。關于民族媒介的研究，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中的主要難題之一。有一個擔憂就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依然沿用傳統的漢族主體民族新聞傳播模式，以非主流文化的眼光看待民族語言媒介，不能準確評估民族語言媒介的傳播意義和文化價值。在一個開放的多民族國度，國家既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民族的文化權利，同時又力圖推進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塑造中華文化的當代形象，于是民族文化個性和文化融合就成為一種復雜的關聯。如何在文化融合的大趨勢下審視民族語言媒介的“前世今生”，眺望民族語言媒介的未來命運，就成為極大的難題。但因為涉及國家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關系等敏感話題，民族語言媒介就被有意“疏忽”，轉而關注比較“保險”的話題，在學術的邊緣優雅“散步”，使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很難觸及關鍵范疇，限制了自己的學術視野和境界，不利于樹立研究的獨立性。
面對民族語言媒介的生存現狀和研究現實，筆者建議學界要明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媒介”與“少數民族語言媒介”之間概念的區別，清醒認識到民族語言大眾傳播媒介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中“核心范疇”的學術地位，全面梳理民族語言媒介的歷史和現狀，分別建立不同民族語種的媒介研究中心，有效推進民族語言媒介的專業教育和人才培養，拓展民族語言新媒體傳播領域，直面民族語言媒介發展中的困惑和挑戰，由此思考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特質，推動民族地區社會發展，致力于構建中國特色的“中華傳播學”。
注釋：
①柳盈瑩：《“作為文化的傳播”：論我國民族語言新聞媒介的發展――基于西雙版納傣語媒介的調查》，載《新聞大學》2011年2期;
民族語言的重要性篇3
[關鍵詞]：民族文化 應用工具性 雙語教育
一、語言的應用工具性
語言純粹作為信息交流和學習知識的工具。語言和文字在民族內部交流中實現的是傳遞信息、文化傳承的功能，在與其他民族的交流中體現的是從其他群體獲取信息和學習知識的能力。當語言被看作純粹是工具時，選擇或放棄哪種語言學習，只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可以不帶任何感彩。為了向其他民族學習知識，使個人和自己的民族在激烈的競爭中得以生存并獲得發展，人們就必須學習那些掌握先進科技、引領經濟潮流民族的語言文字。由于語言具有這樣的雙重性，而各民族的發展水平與速度又不平衡，所以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每種語言文字的角色與功能的重要性也在不斷變化之中。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用歷史的眼光，辯證和動態地來認識每種語言的發展趨勢。從語言的工具性這一性質來思考和評價世界上現存的各種語言，必須承認在這種發展不平衡的現實世界結構中，有一些民族的語言在歷史發展的競爭態勢中是居于劣勢的，而另外一些語言則居于優勢。在爭取其他民族學習自己的語言方面，不同的語言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的競爭。
在世界上各種語言文字的發展大趨勢下，如果一個民族語言的工具性呈現出相對弱勢，但這個民族堅持只使用本族語言文字而不是積極學習其他民族的語言文字，這種保守心態甚至有可能成為這個民族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在現代化和全球化激烈競爭態勢下，有些民族曾經居于劣勢，但它們及時認清形勢，放下架子，在語言問題上克服了狹隘保守的民族主義態度，以謙虛和開放的態度積極學習其他發展速度較快民族的語言文字，并以此為工具努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財富和科技成果，積極投入到世界經濟貿易的大市場中，這些在語言和思想方面比較開放的民族就會因此而得到迅速的發展。而一旦在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以后，鞏固了國家的獨立，發展了經濟實力，回過頭來更有條件保護與宏揚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在這一點上，“鴉片戰爭”之后的清朝和日本，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和最后的發展效果上，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現在各國之間在科技、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的民族的語言文字難以避免地將會呈現出一個逐漸弱化的趨勢。盡管人們在感情上對某些語言的消亡難以接受，但最終還是不得不接受這一客觀現實，因為這實在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從語言的工具應用性方面分析，在爭取語言的使用者方面，各種語言之間憑靠本國的科技與經濟實力會出現激烈的競爭，這就像向用戶企業推銷制造技術與設備時，各種技術和設備的制造者之間存在著激烈競爭一樣。為了擴大本國文化和國際影響，許多國家都設立了各種語言推廣項目，鼓勵其他國家的民眾與學生學習和使用自己國家的語言。
采用什么指標對一種語言的工具應用性進行評價就成了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語言的工具性也許可以通過三個指標進行測量：使用某種語言的人口規模，即以該種語言為母語或國內公共語言，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這種語言進行交流的群體的人口規模；某種語言所能夠提供的科技、財貿、學術等領域的信息的先進程度，以科學技術領域的信息先進性為例，我們可以根據學術界提供的出版信息，了解到各學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當中有百分之多少是以該種語言文字公開發表的，占據高百分比的文字即體現出較高的先進信息提供程度；可通過某種語言進行各方面交流的其他群體的人口規模，即除了以該種語言為母語的人口外，還有多大規模的其他人口能夠熟練掌握該語言，或以該語言為第一外語，能夠進行一定程度的口頭或文字交流。
二、雙語教育在我國實施的必然性
據統計，2000年我國總計出版圖書143376種，同年出版少數民族文字圖書2598種。少數民族文字圖書約為圖書總數的1.8%，而且完全是在國家經費補貼政策下得以出版的，其中相當部分是政府的文件和政策宣傳讀物。我們從這些統計數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漢語出版物在中國是各族共同擁有的不可替代的最龐大、最重要的知識與信息來源。通過一百多年的對外開放和社會發展，現代漢語詞匯中已經吸收包容了現代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所有詞匯，這一優勢是其他任何民族語言無法比擬的。以13億人口和即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優勢，漢文出版物對世界最新科技、文化、科研知識信息的涵蓋面和翻譯速度，在世界上已沒有其他語言可以比較。
漢語文在中國是應用性最強、最利于提高發展潛力的語言，使用漢語群體的人口規模和在現代科技、教育、經濟等領域所具有的相對領先地位都使漢語成為在我國城鎮日常口語交流、學校學習、專業閱讀、國外各學科的翻譯著作等方面的主要語言，是我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普遍用語。從文字的現實應用性和未來發展趨勢來看，漢語作為中華民族族際共同語的語言功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只會越來越強大。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語言發揮的功能是具有雙重性的，語言除了純粹作為信息交流和學習知識的工具以外還是民族傳承文化的載體。一個民族的語言是這個民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創造與發展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也必定有對鄰近民族語言文字的借鑒。這個民族歷史的正式文本及后人的追述、民間創造的英雄史詩；這個民族在天文、數學、醫學、建筑、文學、農學等所有方面的知識與文化積累，都是用本民族文字記述下來的，所以語言又是一個民族傳統文化的載體，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象征。從這點出發，如果一些民族有部分民眾仍然要求以本族文字為學校教學語言，那么根據我國憲法，這一權利必須堅決予以維護。而不能僅僅局限于滿足語言的應用工具性價值，更應該尊重少數民族對本民族語言的深厚情感。因此，政府應當根據該族民眾的愿望編制相應教材，并在部分專設的學校為那些愿意學習本族文字的學生提供必要的學習條件。在這些地區以少數族群學生為對象的“民族教育體系”需要不斷完善和加強，提供良好的教學條件。與此同時，政府應當向各族學生提供選擇機會，對于學生是進入以少數民族語言教學的學校還是以漢語教學的學校就讀，應當完全尊重學生和家長的自愿選擇。
三、結語
中國有56個民族，由于歷史原因，各民族的發展水平不平衡，每個少數民族既有保存和延續本族傳統文化和語言的深厚感情，也都有使本族參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并充分發展的強烈愿望。從根本上講，只有每個兄弟民族都得到充分的發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整體的充分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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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語言的重要性篇4
作了較系統深入的探討，深感建立一門新的邊緣學科—一民族語言學，十分必要。本文對這門新型學科的構
建提出有關分析與設想。
一、學科背景分析
首先將語言學與民族學結合起來研究的是19世紀歐洲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家。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生使
語言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同時又顯示出它與其它社會科學和某些自然科學廣泛的接緣性，并成為一門影
響其它學科的領先學科。早在18世紀下半葉，德國經典語文學家沃爾夫和布克就將語言定義為“民族的傳
記”。19世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認為語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遠古歷史和親緣關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們的語言就是我們的歷史”，認為語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證明民族的
歷史，民族歷史文化的碑銘。拉斯克、格林對于語言歷史主義的理解導致了19世紀下半葉以庫恩為代表的
語言古生物學的產生。庫恩利用語言的歷史比較重建原始印歐人的神話和宗教；皮克特則從印歐語的證據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爾特甚至通過原始印歐語中的同源詞推斷印歐人的原始故鄉及生態環境和社
會生活。以斯坦赫爾為代表的語言民族心理學派主張語言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現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識、世界觀和邏輯思維。接著以施萊赫爾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義學派將達爾文對于物種起源的進化論應
用于語言的發生學研究，創立了語言譜系分類理論，從而為世界民族的分類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整個19世
紀，占統治地位的歷史比較語言學一直把語言當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盡的文獻資料。
自覺吸收并充分運用語言學理論、觀點、方法、材料進行民族研究，是現代民族學的重要特征。摩爾根
在其劃時代的民族學巨著《古代社會》中就運用了大量語言學資源。美國民族學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學生薩丕
爾及同時代的馬林諾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類學家，又是極有造詣的語言學家。法國的列維·斯特勞斯將語
言學家雅可布遜的音位結構理論和分析方法應用于民族學研究，從而創立了本世紀中期風靡西歐的民族學結
構主義學派。繼之而起的認識人類學仍以雅可布遜的理論為基礎，著重于對不同民族語言中色彩詞之研究，
使結構主義學派向更科學的方向邁進了一步。而人類學中的文化符號學理論，更是以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理
論和雅可布遜的音位結構理論為模式，把一切文化現象作為符號藍本來理解，使符號論從語言學理論擴大為
適用于一切文化領域的共同理論。至于象征人類學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語言學中象征和隱喻語義分析理論
之結果。
我國從本世紀初引進現代民族學開始，就吸收了國外結合語言研究民族的優良傳統。程樹德的《說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粵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羅常培的《語言和文化》，都論述了語言與
民族文化、歷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關系，以豐富生動的民族語言材料說明了從語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體途徑，在語言學和民族學之間架起了橋梁。80年代以來，楊kūn＠①、
馬學良、嚴學qún＠②、戴慶廈、張公瑾等民族學家、語言學家更明確地提出要建立起為民族研究服務的
民族語言學，并在理論和方法上進行了重要的探討。
列維·斯特勞斯說過：“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們無疑要暫時停下來一下，不時地相
互交流他們的某些發現。”現在，無疑是該“相互交流”的時候了。
二、學科名稱和性質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語言學不是一門憑空臆想出來的學科，它經歷了兩個世紀的孕育和形成過程
，具有悠久的學術淵源、厚實的學術背影、客觀的理論基礎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是人類語言學的延伸和發展
，是語言學與民族學有機結合而產生的語言學分支學科。正如人類語言學也稱為語言人類學一樣，民族語言
學有時也稱為語言民族學。但有的學者將民族語言學與語言民族學分為兩門不同性質的學科，認為前者是研究民族語言內部結構和演變規律的語言學分支學科，后者是通過語言研究民族特征和過程的民族學分支學科
，這是我們所不能茍同的。我們認為，任何純語言的研究都以具體的民族語言為對象，沒有必要從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語言學”。又正如文化語言學不屬于文化學的分支、社會語言學不屬于社會學的分支一樣，我們
所說的通過語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語言學”也自然不屬于民族學的分支：它始終以語言研究為主體而以民族
研究為客體，只是對傳統內部語言學研究范圍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變它的語言學屬性。
三、本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系
本學科至少與下列學科有密切關系。
1．民族語言學與語言學。自從索緒爾區分“內部語言學”與“外部語言學”后，語言學就“把一切跟
語言的組織、語言的系統無關的東西，簡言之，一切我們用‘外部語言學’這個術語所指的東西排除出去的
。”這樣，20世紀的語言學就逐漸背離了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研究語言的傳
統，而成為單純研究語言內部結構的原子分析學科。民族語言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傳統的回歸，屬于研究“
語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觸點”，研究“語言史和種族史或文化史之間可能存在的一切關系”而被索緒爾排擠出
來的“外部語言學”。
2．民族語言學與民族學。這是兩門不同性質而又密切相關的學科。民族學一方面需要以語言為工具進
行田野調查，一方面需將語言作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態來研究。由于語言學總居于社會人文科學的前列，因
而民族學更多的是從語言學領域去獲取民族研究的資料、理論、觀點、方法。民族語言學則充分發揮本學科
的研究特長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過語言去發掘、構擬民族歷史特別是史前史，印證、補充有史以來的
民族文化形態，解釋、解決現實社會生活中與語言有關的民族現象和民族問題。
3．民族語言與人類語言學。人類學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大類。文化人類學又可分為考古人
類學、民族學和人類語言學三類。人類語言學又再分為描寫語言學、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三類。在實際
運用上，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語言學與人類語言學最接近，有
直接的淵源關系。但人類語言立足于人類學，用人類學原則研究語言的本質和結構，注重語言的描寫，如博
厄斯注重語言本身的交際功能，馬林諾夫斯基注重語言的使用場合，列維·斯特勞斯注重語言的結構。民族
語言學則注重語言的民族屬性和社會文化屬性，而且還將涉及民族語言教育、語言與民族政治生活等現代社
會中的語言問題，這是與人類語言學的顯著不同。
4．民族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人類語言學本來包括社會語言學一科。但現行“社會語言學”主要從社
會現實環境角度考察語言，注重個人或階層、集團的言語活動，研究語言變異和言語交際的各個方面，如語
碼轉換、話語類型、行業用語、雙語現象、語言規劃等等，這已與早期的人類語言學明顯不同。民族語言學
在研究民族集團的現實社會語言現象如雙語現象、語言地域變異、語言規劃等方面與社會語言學部分重合。
但民族語言學是以民族語言為研究單位而不是以社會語言為研究單位。民族語言學更注重語言的文獻資料作
用和文化運載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語言與用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語言學是社會科學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帶有社會科學一個共同的范圍特征，即在其研究對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學科，與鄰近學科廣泛接緣，密切相通。但民族語言學作為一個整體學科體系，是其他任何
學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學科體系結構
民族語言學應包括如下研究對象和內容。
1．語言與民族共同體。古今中外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及政治家們對“民族”下過各種定
義，但幾乎沒有人否定共同語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種特征中，語言具有穩定對應性、完整外露
性和綜合表征性，是民族內聚外分最直接、客觀的標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體就是語言共同體。民族
語言學必須從理論上全面、辯證地理解語言在民族共同體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僅因為某些語言與民族不對等
的偶然、例外現象，就否認語言作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則，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學概念。
2．語言與民族政策。民族語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多民族國家，語言權利的平等與
否是具直接影響國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靜的語言沖突，以語言為導線引起的民族沖突不時
發生。民族語言學有責任關注、揭示民族語言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研究各國特別是多民
族國家的語言政策、規劃及語文建設、語文生活，納入政治語言學的部分內容。
3．語言與民族歷史。語言具有相對穩定性。社會發展了，過去的歷史文化仍能沉積在現時的語言中，
因此語言就成為探索民族歷史特別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資源。每個詞都有它的歷史，同時代表著相應的民族
史。正如語言學家S·H·Sagce所說：“詞好比化石。詞語中體現了首先創造和使用詞語的那個社會的思想和
意識。……一塊骨頭化石能告訴我們一個滅絕了的世界的歷史，同樣，詞語的遺跡也能向我們揭示古代社會
的斗爭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觀念和知識。”
4．語言與民族文化。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形式，是文化的載體和容器。民族語言學研究
語言與文化。主要著眼于語言、民族、文化三者間的相互關系；語言和文化的相對價值與絕對價值；語言和
文化的單線進化與多線進化；語言和文化的播化擴散；語言和文化的分化與聚合；語言和文化的普同與差異
；語言模式與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等問題的分析和論證，以加深對語言、文化、
民族之間關系的了解。在研究這一系列問題時，民族語言學與人類語言學以及人類文化語言學有特別密切的
聯系。
5．語言與民族心理。語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體中，在長期的文化傳承中積極參與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動，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重要條件。民族的社會文化、歷史傳統、生活方式、生存環境、的
特點，以及本民族的愛好、興趣、氣質、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過語言表現出來。語言是洞察人類心智的
窗口，通過語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狀態、認知方式和思維軌跡。例如通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語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語，以及各民族對事物的隱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語言與民族感情。因為語言與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有血肉相連的關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員都有一種
超越階層、階級和國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語言的始終不渝的深厚感情，這就是語言忠誠。異族的壓迫、欺凌最
能激發民族意識，體現出語言忠誠；當一民族遭受異族統治時，對民族語言的忠誠與否，常成為判別有無民
族氣節和民族感情的標準；對處于不利環境中的移民集團來說，語言忠誠成為加強內部團結、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來同化的旗幟；在現代社會，語言忠誠是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武器。民族語言學應大量揭示語言忠
誠的事實，提醒社會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情感，幫助分析、研究、解決現代社會日益尖銳的語言沖突和民族
矛盾。
7．語言與民族教育。少數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接受教育的權利和學習主體民族語言的義務。雙語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國家普遍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民族語言學對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數民族的雙語
教育問題，分析母語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復雜性、重要性，研究雙語教育的特征、規律、步驟和管理方法，
介紹國外雙語教育的政策、措施、動態、經驗，為制定我國的雙語教育方針提供理論咨詢和現實服務。
8．語言與民族文學。文學是對語言的藝術加工，并通過語言形式表現出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
是文學的基礎。語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學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語言結構可以制約文學的體載和表現方式，不同語言中的典故、成語、俗語、警句等使文學作品表現出不同的情趣、韻味和風格特色。民
族語言學應通過對比揭示不同民族與其文學（特別是最能體現語言本色的民族民間文學）之間相互協調、制
約的關系和共同發展的規律。
9．語言與民族地理。民族的語言分布與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與語言分化、民族遷徒與底層地名、異
民族的地緣關系對語言的影響都有密切關系。民族語言學必須與地名學、語言地理類型學和區域語言學結合
起來，研究語言的發展和民族的發展，研究語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過程，研究語言、方言的劃分與民族的
地理劃分等問題。利用語言中的地名透視民族的歷史文化景觀、移民史、經濟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歷史分
布和文化層次等。
10．語言與民族接觸。不同民族間的互相交流接觸，必定在彼此的語言中留下痕跡，甚至對語言產生
重大影響。從正面的影響來看，語言中的借詞是民族文化接觸和交流的證據。正如語言學家帕默爾所說：“
如同考古學家根據陶器、裝飾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況作出推論一樣，對于語言借貸情況的分析也會給文
化接觸以及民族關系的研究提供線索。”從負面的影響看，異民族因頻繁、長期的密切接觸而形成的洋涇浜
語、克里奧爾語等混合語言，也是語言學研究的既定內容。
11．語言與文化生態。這是站在文化生態學的角度進一步研究語言與民族文化的關系，研究民族的語
言和文化對于人類文化的凈化、調節、補償、代謝功能。文化生態學認為，人類各族文化構成一個復雜的生
態系統，每一具體的民族文化都在這一經緯相間的生態網絡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線股，人類
文化都將出現無法彌補的破綻。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拯救少數民族語言特別是瀕危語種，就成為延續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類文化生態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語言學有責任喚起社會的良知，像保護自然物種一樣保護少
數民族的語言文化。
12．非言語交際的民族特色。非言語交際包括使用體態語、實物語言（如烽火、狼煙、火把、樹枝等
）、鼓角、哨語以及結繩、契刻、圖畫等類似于語言的信號進行交際。民族語言學和人類學除研究人類語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發展外，還十分注重對非言語形式的研究。象征人類學就把體態語作為一種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國人類學家林惠祥先生將上述非言語形式“總括于最廣義的‘語言’之下。”研究這些語言的輔助形式
，可加深對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個研究專題，只是筆者初步設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語言學的全部內容。
其中有些設想尚未成熟，有待于進一步修訂和完善。
五、學科研究方法
方法論對每門現代科學的理論和實踐都有重大意義。系統的研究方法是學科成熟的標志之一。根據性質
、功能和應用范圍的不同，科學方法可分三個層面：認識方法、哲學方法和學科方法。認識方法即理論思維
方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法和辯證唯物法是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最為普遍規律的方法。哲學方法包括
歸納法、演繹法、類比法等，是邏輯思維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學研究中都適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語言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學科方法指適用于某一類型學科的具體方法，主要有數學方法、物理學方法
、生物學方法和語文學方法（又叫人文歷史學方法）。我們需要闡述的是適用于民族語言學的語文學方法。
除田野調查法、音位記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調查方法外，本學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種。
1．歷時遺留考證法。我們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運用的“遺留”(Survival)這一術語作為運用歷史
比較語言學原理縱向考證民族歷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總稱。泰勒用“遺留”表示“儀式、習俗、觀點等從
一個初級文化階段轉移到另一較晚的階段，它們是初級文化階段的生動的見證或活的文獻。”他沒有提到語言。19世紀歐洲的語言古生物學首創了從語言考證民族歷史的方法—一又稱語言古生物學方法。這一方法
又包括詞源學分析法、語言底層考證法、古文字考據法等。這是考證民族歷史最重要的語言學方法。
2．共時背景分析法。通過語言的共時或橫向對比發現不同民族現象的功能和特點，揭示其共性或差異
性。又包括語言禁忌分析法、多義詞共時意義歷時法、合成詞詞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較藏語中對“魚”的忌
諱和漢語中對“魚”的崇拜，可發現藏族的與漢族傳統文化心理的差異；從泰語中“巫、醫”同詞
現象，可知泰族曾有過巫醫合一的歷史；由云南傈傈語把北方叫“水頭”，把南方叫“水尾”，可知當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納西語中大樹叫“樹母”，小樹叫“樹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會的證據。這一方
法主要起補充、印證或提供線索之用。
3．詞匯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語言中某類詞匯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環境決定的。通過
對詞匯分布密度的考察，可發現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環境。摩爾根最先使用這一方法研究人類野蠻階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貢獻。例如他從荷馬詩篇中高密度的有關麥、田、房屋、船只……的詞匯，推斷野蠻時代晚期
人類就具有了有關谷物和田野農業、建房筑城、還可能使用釘子造船……的知識和經驗。再如從我國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語言中高密度的魚、漁獵工具和山、水、獸神的詞匯，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環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狀態。
4．借詞觀照法。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間的接觸交流。羅常培《語言與文化》第四章《從借字看
文化的接觸》指出了運用這一方法的具體途徑。
5．語言譜系分類法。民族分類的主要方法。施萊赫爾創立的語言譜系分類法，對民族的親緣分類產生
了重大影響。我國民族學家凌純聲在40年代最先運用這一方法將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劃分為百越、氐羌、苗
瑤三大族系，分別相當于漢藏語系中的壯侗、藏緬、苗瑤三大語族，從而奠定了我國民族分類的基礎。至今
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類中最有影響和應用價值的方法。
6．譜牒追蹤法。這一方法包括應用親屬稱謂和父子連名兩類語言資料追蹤古代家族制度和淵源。摩爾
根首創用親屬稱謂研究人類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發展變化。羅常培最先發現我國藏緬語族中的父子連名現
象，并據此解決了幾個民族史上懸而未決的民族如擺夷、南詔的歸屬問題。研究者近來還發現有母子、舅甥
連名現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緬語族。這一方法盡管有某種缺陷，但仍是民族學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結構分析法。列維·斯特勞斯將語言學中音位分析的方法應用到親屬制度以及神話的研究上，開創
了民族學結構學派。結構分析法運用精密的數學公式和數理邏輯，把社會作為一個無意識的、封閉式的結構
進行分析，是一種演繹的方法。有的學者認為它是唯心主義的，將會自然消亡或不再發展。也有的學者認為
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終有未盡價值。
8．詞匯統計法。又稱語言年代學方法。是根據核心詞匯在發展中遺留下來的百分比計算語言發展年代
和親屬關系的方法，為美國人類學家、語言學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據碳14年代測定法模型創立的。
這一方法建立在語言中核心詞匯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約81％）發展變化的假設上，可用
以根據親屬語言（后人發展應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詞的百分比來推算它們從原始母語中分化出來的年代
及親緣關系的遠近，因而也可用以測定同源民族分離的年代和關系的親疏。
9．隱喻解碼法。語言中的詞匯性的隱喻是根據相似原則以已知名未知的意義變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據自身認知水平和心理狀態對所指對象客觀評價的結果。民族心理學和象征人類學的部分內容就建立在對隱
喻的解碼上。例如英語COCK本指公雞，又隱喻人的；臺灣高山族阿眉斯語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類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隱喻圓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數
民族，往往用“果”隱喻圓形的物體如紐扣、辣椒、眼珠、炸彈等。通過隱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門相對獨立的分支學科—一民族語言學，不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語言學，可以強化我們的學科意識，促進語言學與民族學之間的聯系，有利于擴展語言研究的廣度，推
進民族研究的深度，繁榮我們的學術研究。語言學界應與民族學界密切合作，為建立這一學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威廉·湯母遜：《十九世紀以前的語言學史》。
摩爾根：《古代社會》。
綾部恒雄：《文化人類學十五種理論》。
列維·斯特勞斯：《語言學和人類學中的結構分析》。
馬學良、戴慶廈：《論“語言民族學”》。
張公瑾：《語言民族學》（施正一主編《廣義民族學》第三編）。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爾：《語言學概論》。
林惠祥：《文化人類學》。
童恩正：《文化人類學》。
徐通鏘：《歷史語言學》。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方加方下加土
民族語言的重要性篇5
一、我國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法律法規等相關依據
目前，我國與少數民族群眾學習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相關的法律有《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2001年修正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等。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規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二是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公務使用當地通用語言文字的義務;三是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應當用當地通用的語言審理和檢察案件;四是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應當教育和鼓勵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學習語言文字;五是規定了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和國家機關、學校、廣播電臺、電視臺、公共服務行業等使用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的義務。對于城市中少數民族群眾學習和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問題，集中見于《城市民族工作條例》和《國家民委民政部關于加強新形勢下社區民族工作的意見》(民委發〔2011〕204號)。《城市民族工作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城市人民政府應當保障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并根據需要和條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加強少數民族文字的翻譯、出版和教學研究。《國家民委民政部關于加強新形勢下社區民族工作的意見》(民委發〔2011〕204號)第三條第4款規定:切實加強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服務與管理。在外來少數民族人口較多的社區要明確有關責任人，積極提供就業幫助、語言翻譯、法律維權等方面的服務。此外，2011年7月至今，國家民委辦公廳先后下發三批次“關于開展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建設試點工作單位的通知”，其中多次明確了在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體系建設試點工作中“購買民族語文翻譯或其他社會工作服務”、“開展漢語普通話培訓”等相關內容，有關省區結合實際制定了工作方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探索做好城市民族語文服務工作的措施和辦法。由此可見，在城市中加強民族語文公共服務工作有據可依，并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礎。
二、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學習使用民族語文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重要論述，以及有關專家學者對城市少數民族學習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問題的觀點
從總的來看，在學習使用民族語文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問題上，無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有關專家學者，都主張相互學習語言文字，減少障礙，促進溝通與交流。同志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里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外來干部要學本地話，一切干部要學普通話。先訂一個五年計劃，爭取學好，至少學會一部分。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干部，必須學當地民族的語言。少數民族干部也應當學習漢語。”彭真同志1984年1月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會議上指出:“關于語言文字問題，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要以少數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為主，漢族干部要學習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少數民族的青壯年要學習普通話、學習漢文。”同志1998年7月在視察新疆工作時曾指出:“學習現代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語言的作用十分重要，語言不通，就不能交流。我國有56個民族，語言種類繁多，為了加強學習和交流，各個民族要克服相互之間的語言障礙，漢族要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少數民族要學習漢語，有條件的還要學習外語，這樣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同志2009年9月29日在第五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在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同志要努力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了解當地民族歷史文化，密切同少數民族群眾的關系。”目前看，專家學者關于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研究還不多，基本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進行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他們處理學習使用城市民族語文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關系的觀點。戴慶廈、鄧佑玲認為:“城市生活的快節奏、高效率要求信息的傳遞快速而準確。各個少數民族身居都市，也不得不選擇一種通用、經濟、高效傳遞現代科技文化信息的族際交際共通語。”“應當承認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語言使用功能的變化是客觀的必然的趨勢，是語言功能適應社會變化所做的調整。”［6］何麗、李秋楊、王雪梅認為:“在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無論是在物質生產、生活方面，還是在文化精神方面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在民族間頻繁接觸和交融的過程中，其交際工具———語言的選擇和使用也在發生著變化。”［7］布阿加爾•買買提認為:“少數民族一方面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教育的權利，這是貫徹民族平等政策的主要體現，另一方面少數民族也有接受國家通用語———漢語的義務。”“為了擴大交際的領域，為了民族事業的進步和發展，我們少數民族都應把學習和使用漢語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共同任務。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客觀的需要。”［8］巴合提努爾•達爾肯拜認為:“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文，可以開闊眼界，增長知識，為工作和生活創造更多更好的方便條件。我們生活在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任何一個民族要發展，要提高本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不學會漢語文，不能借助漢語文看更多的書，學習更多的知識，是要落后的。”［9］陳海玲認為:“尤其對于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來說，語言的自由溝通交流是他們真正融入當地生活的前提，也是實現真正和諧民族關系的起點。就個體而言，各民族成員只有通過族際語(漢語普通話、漢語方言或一種少數民族語言)的學習，才能夠具備順利步入主流社會的條件，從而跨越文化障礙獲得個人在主流社會的更大發展。”［10］
三、國內外語言政策類型和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做法比較
為了適應不同的國內語言文字狀況和管理策略，實現不同的政治目的，各國制定了相應的語言文字政策。根據李錦芳和王懷榕的研究［11］，主要有五種類型:一是法律規定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語言平等，同為官方語言。例如加拿大聯邦政府于1969年通過《官方語言法》，確定英語和法語為官方語言。新西蘭從1840年至1974年，英語一直是唯一的官方語言，1974年通過法案，正式確認毛利語為新西蘭的官方語言，享有與英語同等的法律效力。英國于1967年通過威爾士語言法案，規定威爾士語與英語具有同等效力。二是幾種語言均衡使用、共同發展。瑞士規定德語、法語、意大利語為傳統官方語言，羅曼什語為地區性半官方語言。比利時規定弗拉芒語和法語均為官方語言，根據語言使用的領地權原則，將全國劃分為4個語言區，各語言社區都進行了語言立法，規定了本社區的官方語言。此外還有“寬松政策，柔性涵化”(例如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強制同化”(例如沙俄、前蘇聯對中亞的嚴厲管制)和“消極對待母語，采用國際通用語言為官方語言”(例如新加坡)等三種類型。我國的語言政策具有自身的特色。最根本的特點就是“平等”，各民族語言文字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同時規定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道布、周慶生等專家將這兩條相輔相成的政策概括為“多樣性和統一性”［12］或“多樣性和主體性”［13］。郭友旭認為:“中國奉行各民族語言文字平等的政策，對少數民族語言權利的保障采行的是集體保障原則和屬地原則。在中國，政府的促進性語言權利體制安排和實踐表明少數民族語言權利是一種積極權利。中國憲法和有關法律摒棄‘國語’和‘官方語言’兩個概念，關照了各民族在國家象征上的平等，是正確的做法。”［14］在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領域，國外有一些相關做法:斯里蘭卡國家語言和社會整合部最近開通一條“1956”電話熱線，主要受理國民由于語言問題導致不便的投訴。［15］美國霍華德縣總醫院最近配備了一種可用于視頻對話的新平板電腦，為不諳英語的病患提供包括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和漢語在內的實時翻譯服務。［16］烏克蘭議會新近批準一個法案，規定如果某一語言的使用人口超過當地總人口的10%，該地方政府就有權給予該語言區域官方語言的地位。［17］目前，國內部分城市也有一些提供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做法。例如，北京市針對少數民族群眾雜散居大都市的特點，提出“全面納入、優先發展”思路。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寓管理于服務，并有重點地搞好專項服務……加強政策法規宣傳教育，印制民族語言執法文書，聘請少數民族語言翻譯。［18］再如，山東省青島市近期開辦了首個少數民族語言興趣班，社會志愿者為居民、學生和老師進行了朝鮮族基礎語言的培訓。［19］另外，與此相關的是，不少城市還提出了建設語言無障礙城市的目標，并制定了相關規劃或措施。北京市提出到2015年，在北京的外國人如遇到困難，可以撥打110、120、999、119、12345等公共服務熱線輕松求助，5條熱線將實現英、法、西、德、俄、阿、日、韓8語種24小時值守。成都市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間打造“語言無障礙”旅游城市，即提高從業人員的多語種服務能力，規范城市和景區的標識系統，設立多語種公共服務熱線等。上海提出要通過加強對商場、出租車等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員外語培訓來努力建設無障礙語言交流環境。但遺憾的是，在《首都國際語言環境建設工作規劃(2011年―2015年)》和成都、上海建設語言無障礙交流環境的新聞報道中未見涉及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內容。
四、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原則與思路探析
通過以上研究，筆者認為，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是一個涉及面較廣、政策性和敏感性都比較強的工作，并對其原則和思路探析如下:
(一)關于工作的基本原則
1．尊重語言發展客觀規律。城市中民族語文的學習、使用和發展是整個人類社會語言文字發展客觀規律的一個組成部分，少數民族語言使用群體、范圍、功能的變化是語言適應社會變化所做的調整。在城市民族語文工作中，必須全面掌握、科學評估城市民族語文發展趨勢，依據國家語言政策和法律法規，加強引導，規范發展，盡量不犯“左”或者“右”的錯誤。
2．尊重群眾自擇自愿權利。民族語文工作，從根本上講，就是涉及少數民族群眾自由權利的工作。各民族群眾既有學習和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也有不學或者學習和使用別的民族的語言文字的自由。二者都可以自由選擇，任何團體和個人不得干涉和剝奪。所以，在城市民族語文工作中，要始終堅持尊重少數民族群眾的意愿，保障他們自由選擇的權利，為他們的自由選擇提供條件，而不是包辦代替。
3．遵循我國語言政策和法律法規。一方面，要堅持語言平等觀，妥善處理各民族語言之間的關系，依據集體保障原則和屬地原則，積極維護少數民族群眾學習和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促進民族關系團結和諧和社會語言生活多樣性;另一方面，要推進城市各民族學習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提高國民通用語言文字能力，服務國家建設。此外，還要著力抓好現有政策法規的貫徹落實，努力執行到位，取得實效。
4．尊重城市化進程中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規律。從整體上看，城市化進程中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是大趨勢，民族語文工作也必須順應這個大趨勢，把維護少數民族群眾學習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合法權益和促進各民族間互相溝通交流統一起來，創造各民族間互相學習語言文字、互相尊重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互相幫助共同發展進步的良好局面。
5．尊重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群眾對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現實需求。由于語言文化背景差別和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不同，城市中的部分少數民族群眾切實存在語言交流方面的困難，在與用漢語交流的顧客進行交易時，有時溝通不夠順暢，到郵局、銀行、法院、派出所、工商管理、城管等有關部門辦事時，有時無法理解有關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表述的準確含義，對此，必須貫徹落實黨的十“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決策部署，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存在問題，切實滿足少數民族群眾的現實需求。特別要指出的是，當前我國正在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城市中少數民族群眾的文化權益保障需要公共部門提供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形式的文化服務，同時也需要公共部門提供民族語文形式的文化服務，例如廣播、電視、網站的民文頻道，報紙、電影的民文版本，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的民族文化、民族語文展示等。
6．尊重各行業和各地情況差別，分類指導。各城市少數民族人口分布、組成情況千差萬別，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水平、對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現實需求程度也各不相同，此外，各有關行業提供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方法、途徑和重點也有很大差別。因此，應當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按照民族工作一貫的分類指導的方法，突出關系民生的重點行業和部門，突出區域性少數民族主體人群，尊重行業和地方的主導權、決策權，統籌協調推進。
(二)關于工作的整體思路
以我國語言政策和法律法規為依據，緊緊圍繞“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民族工作主題，以建立健全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為載體，創新方式方法，凝聚社會力量，著力提高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民族語文公共服務能力，提高少數民族群眾學習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能力，逐步破解少數民族群眾在城市中的語言溝通交流障礙問題，為促進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繁榮發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努力。
(三)關于當前工作的重點任務
1．開展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現實需求和提供能力調研。正如前面所述，盡管不少專家學者對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問題表達了關切，但對其現實需求狀況和城市提供能力均沒有一個相對全面、準確的數據。這種狀況，很難為有關部門出臺相應政策措施提供決策依據。因此，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現實需求和提供能力調研，以求取得基本數據。例如群居、散居、流動等不同類別少數民族人口在城市中碰到的語言障礙情況，他們對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現實需求狀況;城市中與少數民族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醫院、銀行、公安、工商、城管等窗口單位目前提供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狀況，潛在提供能力大小，存在的突出困難和問題等等。
2．突出抓好現有政策規定的貫徹執行。當前加強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是有政策規定依據的，工作中必須突出抓好這些政策規定的貫徹落實。特別是《城市民族工作條例》和《國家民委民政部關于加強新形勢下社區民族工作的意見》(民委發〔2011〕204號)有關民族語文服務條款的貫徹落實，指導推動各有關地方密切結合實際，研究解決本地存在的涉及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的突出問題。同時，在《城市民族工作條例》修訂工作中，必須注意完善涉及民族語文有關條款，以適應形勢發展。
3．做好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中民族語文模塊的頂層設計。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僅僅是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的一個方面，從工作性質和行政成本等各個角度，均沒有必要對城市民族語文公共服務體系進行單獨設計，而作為其中一個模塊來設計是合適的。該模塊必須力圖解決這么幾個問題:一是服務的提供方式(指民族語文翻譯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培訓等);二是服務語言的種類;三是服務的質量標準;四是服務的人才支撐;五是服務的技術支持;六是與其它服務之間的關系等。而服務對象的界定、服務的城市范圍、服務的響應標準、服務的經費保障等則與其它方面服務具有相通的地方，可以在綜合體系設計中一并考慮。
4．推動在重點行業和窗口單位及早提供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目前看，在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銀行、郵局、法院、派出所、工商管理、城管等重點行業、窗口單位提供民族語文公共服務是比較迫切，也是比較可行的。建議升級這些行業的大量自助服務系統，增加民文版本，這樣可以最為迅速、有效地為少數民族群眾提供民族語文服務。同時，推動在法院、公安、城管、銀行等有關部門增加配備民族語文工作人員，以緩解這些部門民族語文公共服務緊缺的問題。
5．建立健全民族語文翻譯制度規范體系。主要是民族語文各語種和各行業翻譯資質認定、翻譯人才庫管理規范、翻譯質量評價標準、翻譯人員監督管理規定等，惟其如此，才能為做好民族語文公共服務工作提供重要基礎性保障。
民族語言的重要性篇6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化;語言文化資源;語言文化產業化
云南文化處于多種文化的交匯疊合的邊緣地帶,是漢文化的西南邊緣,青藏文化的東南邊緣和東南亞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邊緣。云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不僅是少數民族生產生活的交流工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和載體。在現代化進程中使用人口少的少數民族語言在強勢語言的交融中能否穩定傳播使用和發展?是否會出現語言衰退和語言瀕危?在文化日益繁冗的新時期如何開發和利用寶貴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資源?語言文化資源的開發能否朝著產業化方向發展?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思考研究。
一、云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發展的大文化背景
26個民族共同創造了絢麗多姿的云南民族文化。由于各民族生產生活狀況、社會發展水平不一,這些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也正是在與此相應的復雜的地理環境和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是居住于壩區交通便利的民族往往比較開放,如白族、納西族等,他們既保持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又較多地接受漢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二是居住于邊遠山區的民族則比較封閉,如拉祜族、部分彝族等,他們居住地區離中心城市較遠,交通不便,不易接受外來文化;三是一些民族在歷史實踐活動中創造和積累的文化成果較多并趨于定型化,或者表現為物質載體(如建筑、雕塑、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等),或者表現為語言文字,或者表現為抽象的思想和性格(如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四是一些傳統文化積累較淺和后進的民族,如基諾族、景頗和部分佤族,在一定條件下反而容易接受外來的新鮮事物,這些民族都信仰原始宗教,也容易改信外來的人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
從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商品經濟得到發展,資源得到開發,到當今全新的、自主的得以積極發展的階段。從總體上來說,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具有整合化、現代化、藝術化和產業化的發展趨勢。
二、云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化資源的開發
少數民族語言文化是語言的資源、文化的資源、經濟發展的資源,在開發過程中存在許多有利和不利的因素。
(一)有利條件
第一,國家政策。我國政府歷來都很重視云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成立專門機構,幫助各少數民族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國家共為壯、彝、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白、納西和景頗等民族設計了十幾種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很受歡迎。
第二,特色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資源。語言文化的傳播貫穿于人類傳播歷史的全過程,特別是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這種傳播方式仍然保留,在傳播過程中留下了特色的云南文化資源。例如:歌謠,傳說,諺語,咒語等。
第三,現有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資源的競爭性。現有的少數民族語言在歷史上都是經歷了語言競爭的考驗而在長期使用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它們之中的大多數深深扎根于本民族之中,有很強的競爭性,其功能很難在短期內受外界語言文化的干擾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第四,就政治經濟水平人口分布比例來看,政治經濟力量較強、文化水平較高、人口較多的民族使用的語言能夠容易開發并且容易影響另一個民族的語言。
(二)不利因素
第一,少數民族語言文化本身具有的復雜性與封閉性特點。獨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與生態環境使云南成為多種文化的交匯疊合點,其中民族語言文字資源十分豐富并呈現出“隔山不同語,隔村不用音”的多樣性與復雜性,閉塞性和封閉性的特點
第二,云南政治經濟水平總體落后,容易被新的文化所影響,削弱本民族語言的使用與普及特別是少數民族的青少年接受新事物,學習接受了新文化,母語能力是一定程度會下降。
第三,聚居地中散居、雜居,相對閉塞、落后的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更容易被漢族語言文化以及其他聚居地更集中經濟更發達的民族語言文化所影響和改變。
第四,少數民族語言文化資源的研究和開發工作還不夠完善,在教育體系中加強少數名族語言文化教育的課程和方向還不成熟和明確,只是在一些民族性的學校有相應的專業并沒有從基礎學校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青少年全面展開雙語教學的要求。
三、云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產業化發展
民族語言的重要性篇7
[關鍵詞]少數民族新創文字；語言生態；雙語教育；雙語教學
[作者]陸勇，廣西百色學院外語系副教授。百色，533000
[中圖分類號]H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1－0136－005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許多少數民族的新創文字大都是按照黨中央的民族政策來制定的。對很多先前有語言無文字的民族來說，這無疑是一件意義深遠的大事。同時也必須看到，少數民族新創文字在推廣和使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如由于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拉丁化、中國人過分依賴方塊漢字的歷史傳統等等，導致了在民族地區不少人對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認同程度、接受程度、心理距離等方面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與人們對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語言態度等因素有直接的關聯。
因此，樹立科學的語言生態觀，培育人們對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認同情感，以喚起人們對本民族語言文化的覺醒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圍繞語言生態觀，以家庭雙語教育和學校雙語教育教學為契機，探討少數民族新創文字與語言生態的相互關系。
一、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語言生態
語言學與生物學向來有比較密切的關系。德國著名語言學家施萊赫爾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觀點的影響，提出了語言譜系學說，為歷史語言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喬姆斯基認為兒童大腦有天然的語言習得機制(LAD)，強調語言是人類特有心智和生物機制之一，提出了轉換生成語法和普遍語法。錢冠連成功地運用了生物全息律原理，發展了語言全息論，提出“隔代激活音感”假設。語言生態或生態語言學的提出也并非偶然，它是人們的認識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結果。過去人們傾向于把語言當“問題”來看，而現在很多有識之士逐漸把語言當成資源來看。客觀地講，語言既是“問題”也是資源。陳章太按照語言活力程度的不同把我國的語言資源大致分成這樣幾類：超強勢語言資源，如漢語普通話；強勢語言資源，如蒙語，藏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朝鮮語，壯語，彝語等；弱勢語言資源，如土家語，布農語，仡佬語等；超弱勢語言資源，如滿語，畬語，赫哲語等；消亡但仍有一定價值的語言資源，如古吳語，古越語，古楚語，古閩語等。生態語言學(ecolinguistics)亦稱語言生態學(ecology of language)，這里的“生態”是一個隱喻，“語言生態”是指特定語言與所在族群、社會、文化及地理環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發展狀態，就好像自然界特定生物和非生物的生態。
少數民族新創文字是一種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社會資源，有其特殊的語言生態系統。關于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界定和認識，我們可以參看西方所謂的正字法(orthography)。依照《新編英漢語言學詞典》，正字法界定如下：正字法，(orthography)指使得拼寫(spelling)合乎規范的方法。換言之，正字法是正確的或標準的拼寫。同拼寫(spelling)這個術語本身一樣，正字法用于字母書寫而不是音節書寫，更不能用于表意文字(ideography)的書寫。一種語言的拼寫系統有時是不同的、有爭議的，甚至是重疊的幾個原則的結果。以英語為例，這些原則包括語音原則(phonetic principle)、音系原則(phonological principle)、詞源原則(etymological principle)、歷史原則(his-torical principle)、同音異義原則(principle of homonymmy)、經濟原則(principle of economy)、美學原則(prineiple of aesthetics)、實用原則(pragmatic principle)等。
國內很多少數民族新創文字大多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選擇標準點和創制時同樣也考慮到上面諸多的原則。與西方拼音文字不同之處是，國內的新創文字的聲調大都用最后一個字母來標記。如現代壯語的幾個聲調字母符號就有很高的象似性(ieoncity)，體現了美學原則和實用原則。
目前，人們對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認識有諸多的不足或偏見。究其原因是對傳統民族文化的淡化以及語言生態意識的缺失。其表現為很多少數民族新創文字遠離學校正規教育、少數民族新創文字在民間的普及率低等。現在人們更傾向地認為，在中國學校正規教育只需要用漢語、英語就足夠了。而在民族地區，現實的情況是：人們僅滿足于能用民族語進行簡單交流，遇到復雜些的情形或表達更豐富思想、情感則用漢語輔助交流，根本無需少數民族新創文字。其實這些都不利于民族文化的承傳與發展，是民族語言生態觀不良思想的表現。因此，人們只有樹立正確的語言生態觀，才能更好地推廣和使用新創文字，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新創文字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功能。
二、少數民族地區家庭雙語教育
“雙語教育”指稱多民族國家或地區實行的少數民族語言和主體民族語言，這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的教育體制；而“雙語教學”則指在“雙語教育”體制下的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的具體的教學形式。雙語教育在中國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這和中國源遠流長的雙語現象發展史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雙語教育政策的提出和實施也有其深刻的現實基礎，它符合中國的國情、族情、民族關系、語言關系以及現代社會經濟文化的特點。家庭雙語或多語教育是民族地區推行新創文字重要舉措之一。父母要擔當好第一任老師的角色，尤其是母語教育的角色，要盡可能的把父母身上優秀的傳統發揚光大。如果父母來自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并操不同的民族語，那么通過家庭雙語或多語教育可以讓他們的子女傳承更多的多元文化內容。
關鍵是父母須有正確的語言生態的意識和理念，有科學的語言生態觀。英國語言學家P.H.Mathews的論段發人深思，認為對語言學家來說，所有的語言都是財富。著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在這方面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我們不妨看看趙元任在《我的語言自傳》(My linguistic au-tobiograpby)的現身說法：
“那一年(1920)我初次認得我太太楊步偉，第二年我們就結婚了，我太太是個醫生，而且能說好幾種方言。所以我們結婚后不久就定了個日程表，今天說國語，明天說湖北話，后天說上海話等等。最妙的是她居然進了三年的上海中西女塾，可是她跟同學們一直用她帶南京、安徽口音的南方官話，這是她第一次給上海話說出聲音來。可見學一種語言簡直可以純用聽覺，聽了潛伏在腦子里，后來一說就說出來了。這種純粹靠聽而不是聽、說的辦法固然未必是學語言的最好辦法，不過
這至少是一種可能的方法。”。
趙元任與愛妻婚后制定的日程表，體現了一代著名語言學大師學習語言的風范，即任何語言對他來說都是平等的，都是寶貴的資源。在研究中不能對任何語言產生任何偏見，這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語言生態觀，是為人父母應該學習的，父母給自己的子女們多用幾種語言交流本身不是壞事，相反可以培養他們的多語能力(polyglot)和增加他們的百科知識。趙元任沒有過分強調聽、說在學習語言的重要作用是對的。其實學習語言應該先口語后書面語(文字)，兩者最好能密切結合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早就對言語和語言做了嚴格的區分。言語相當于我們每個人所說的口語，語言相當于大家約定俗成的規范化了的書寫文字或新創文字。口語和文字各有利弊。口語易變化，文字比較穩定，利于文化的傳承。歷史已證明，缺少統一使用的文字語言，在民族文化的傳承方面是要吃虧的。因此，我們應該認真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充分發揮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各種功能。
筆者認為少數民族地區家庭雙語(多語)教育的比較理想模式是：先給自己的子女在家中充分體驗雙親各自的母語，熟練到一定程度且達到識字階段后，再結合少數民族新創文字和強勢語展開雙語或多語教育，但要強調雙親母語的重要性，把母語的應有地位排放好，母語的第一重要性再什么強調都不過分，畢竟它是一種極其“天然”的資源。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家庭都傾向于用共通語來交流，這無可厚非，但千萬不可忽視自己的母語、忽視語言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如果對少數民族新創文字和民族語言持偏見或歧視的態度，勢必會破壞整個語言生態的環境，這是對人類語言文化多樣性不負責任的行為。
三、少數民族地區學校雙語教育教學
在民族地區雙語教育教學中，少數民族新創文字應該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和應有的教育教學功能。學校教師要善于培養學生樹立科學的語言生態觀，注意言傳身教，經常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教育，不可漠視或淡化本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但令人擔憂的是，不少民族地區的教師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語言缺乏深入了解和認識，在強勢語言的影響下，對少數民族新創文字有很多偏見或很多認識不到位的地方，遠遠沒有提高到科學的語言生態觀的高度。為此，教師在雙語教育教學中應努力成為多元文化傳播的主要執行者之一，這就要求教師本身首先一定是一個身兼多元文化的文化人。這樣才能在培養和塑造下一代多元文化人的光榮使命中擔當起重任。民族地區的教師應熟悉本土語言文化和外來文化，既要立足于本民族本地區優秀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發展，同時也要以開放的胸懷，用批判的眼光來審視外來文化，善于吸收外來文化中優秀、合理的內核，以此來豐富和發展本土文化，即所謂的“拿來主義”、“洋為中用”。
我們不妨以《布洛陀經詩譯注》“Baed sam bauj fih ciq，Miuh aen cih fih daengj.(那時三寶神還沒確立，那時廟宇沒有蓋)”中的現代壯語baed／pat／的來源為例，說明本土語言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關聯，從中可見少數民族新創文字在雙語或多語教育教學中重要性及可行性。
Baed在現代壯語中有三個含義：(1)名詞：神位、神堂、神龕ancestor shrine in a home，in-set in a wall：shrine同：ham；(2)名詞：祖先的神靈：神靈spMt of an ancestor:ancestral spirit同：ham；(3)名詞：佛陀、佛Buddhism，gouz sien baiq baed求仙拜佛entreat the gods and worship Bud-dha。baed／pat／在壯語中有“神龕、神”的含義，這一點沒有問題，但是深究一下為什么有這樣的含義?其來源如何?卻并非容易。其實，原因很簡單，如果拿baed／pat／的古方塊壯字(即利用和模仿漢字的構形特點再造形態和音韻上都與壯語相近或相似的方塊字)與意義相關的漢字或英語比較就不好比。相反，拿baed／pat／的現代壯語與漢語“菩提心”的“菩”音和英語的‘Buddhism’(梵語借詞)第一個音節‘bud’就有可比性，且容易看出它們之間的語音對應規律，并得出壯語的baed本義就是佛教中的“佛”，是中古漢語從印度梵語直接借入后古壯語再從中古漢語借入的結果。佛教對壯族地區的影響之深由此可見一斑。Baed的“佛”本義之所以不易識別，筆者認為有如下三個原因：
a.宗教影響：壯族地區受佛教影響的同時也受儒家思想、道教等影響；
b.音變原因：“佛”大致經歷了bud＞hut＞bat＞pat＞fat＞fo等不同層次的歷史音變并互相影響，尤其是現代漢語普通話的f03s對中古漢語pad3的覆蓋影響；
c.傳統思維：壯族人們長期依賴方塊字或沒有文字的定勢思維，缺少對新創拼音文字系統形態分析。
下面再以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08xyy020)“壯族典籍英譯研究?一以布洛陀史詩為例”的第十一章“獻酒還愿”中的一小節經詩為例，進一步說明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新創文字融入漢語或英語課堂教學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以上現代壯文為五言體，漢語為七言體，英語為無韻自由散體。壯漢英三種語言一對照，還真看不出孰優孰劣，各具特色。但對于母語為壯語的壯族學生來說，新創壯語文字無疑比漢語和英語更易于激發他們的背景知識。如果學生的母語背景知識被激活后再學習新的目標語，如漢語或英語，應該說這是一種比較有效的學習語際語的方法。假如學生母語的地位和母語的情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母語背景知識沒有得到充分地激活，那么目標語的學習可能會耗時又耗力。
其實，這種少數民族新創文字完全可以有效地融入英語課堂和語文課堂，而不是徘徊在教室之外或遠離學校。從語言學角度來看，學生們在語言學習或習得過程中，語言與語言系統之間、口語和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系統之間是可以相互激活的。關鍵是老師如何指導學生進行有效的激活，一個學生如能把他(或她)母語的語言能力有效的激活并遷移或轉化為其他語言(如英語等)的能力，那么其發展潛力將會十分巨大。我國外語教學所占資源是我國全部教育的五分之二，但收效甚微，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外語學習者的母語能力沒有完全被激活，或處于休眠狀態或半休眠狀態。實際上，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系統和其相應的口語系統可以有效地激活他們相應的母語能力，為他們更好、更有效地學習其他語言做好準備。
值得慶幸的是，社會不少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已經著手進行整理、研究工作。他們通過收集、整理、開發鄉土課程語料資源或把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典籍翻譯成英、漢多種語言等等，這些豐富了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文化內容和語料資源，也為少數民族新創文字走進漢、英文化課堂奠定了堅實的語言基礎。如扎根于壯族地區數十年的美國語言學博士白麗珠女士，通過語言田野的方法，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勞動，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壯－漢－英對照)武鳴壯族民間故事》，真可謂是這方面一個成功的典范。又如百色學院韓家權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西部課題《壯族典籍英譯研究一以布洛陀史詩為例》(08xyy020)的成功立項和研究，對壯、漢、英三種語言的語言文化比較研究將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等等。這些都將極大地豐富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文化內容和語料資源，促進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推廣與使用，也是對少數民族語言生態和諧發展的一大貢獻。
四、結語
著名的語言學家戴慶廈教授在談到少數民族新創文字的必要性和發展前景時，認為：“為少數民族創制文字，在當時的條件下還是需要的。有兩個原因，一是要實現民族平等和語言文字平等，另一個是當時也沒有，路總得摸索。就是現在來講為少數民族創制文字，不管它的使用情況如何，哪怕是有很少的人在使用，這種文字對他們的民族來講，也還是有用的，可以用來保留少數民族的文化遺產，記錄他們的語言，更重要的是，少數民族也覺得有他們自己的文字，在心理上也是一種平衡和安慰。”
民族語言的重要性篇8
一 實施藏、漢、英三語教學的重要性及特殊性
甘肅民族師范學院藏族學生主要來源于甘南藏族自治州7縣1市、天祝藏族自治縣、肅南肅北民族縣以及云南、四川等少數民族地區。隨著21世紀經濟迅猛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英語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英語學習也變得更為重要。因此,對藏族學生進行藏、漢、英三語語言能力的培養,既適合時展的需要,也適合少數民族自身發展的需要。從語言教學角度看,對藏族學生進行三語語言能力的培養不同于普通類學生,更有其特殊性,研究和探討甘肅民族師范學院三語教學的特殊性將,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民族師范院校“三語”教學體系。
1 辦學任務特殊。占全省面積40%、占地18萬平方公里、人口320多萬的甘肅省民族地區教育發展滯后、人才相對缺乏、經濟欠發展,這些因素已成為影響全省改革發展大局的主要問題。因此,加大培養民族地區“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各類人才,特別是懂多種語言的民族人才,是加快民族地區社會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甘肅民族師范學院在振興甘肅民族教育和區域經濟中負有特殊的辦學任務。
2 辦學區位特殊。甘肅民族師范學院所在地――甘南,在戰略上具有特殊意義。這里地處甘、青、川三省交界和安多藏區民族宗教文化中心。費孝通先生曾在甘南考察時說:“這里地處藏漢接觸的前哨,它有條件成為藏族現代化的跳板”。“甘南藏族現代化可能是整個藏族現代化的先行者,而走這條道路的第一步是培養人才,教育要先行。”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在24年前建立合作民族師專,賦予了其特殊的辦學使命。
3 辦學條件特殊。甘肅民族師范學院是在甘肅省西南部少數民族比較集中地區設立的一所民族高等院校,這里海拔3000米,長冬無夏,高寒缺氧,信息相對閉塞,交通相對不便,經濟基礎薄弱,社會發展程度較低,工作和生活條件艱苦,這使甘肅民族師范學院在辦學環境條件方面具有不同于甘肅省內其他院校的特殊困難。
4 政治意義特殊。境外敵對勢力長期以來針對甘南及周邊藏區教育落后、人才缺乏、群眾整體素質較低等問題,實施“分化”戰略,對這一地區穩定和發展帶來不安定因素。甘肅民族師范學院的發展壯大以及對藏族學生藏、漢、英三語教學的普及對促進甘肅省藏區和周邊藏區的教育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 藏、漢、英三語教學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甘肅民族師范學院進行藏、漢、英三語教學有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有利條件,但也有明顯不足和較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語言環境的差異是影響三語教學和學習的重要因素。由于藏族學生來源于不同地區,學生從小生活的語言環境各不相同,造成三語教學中的單一或不平衡發展趨勢,即形成牧區學生因懂藏語,而學習藏文熱情高,成績提高快,而漢語、英語無語言環境,難學難懂,無積極性,成績提高慢;而半農半牧區、特別是部分沒有藏語言環境的學生,因懂漢語,而學習漢語文熱情高,成績好,而對藏語文,因無語言環境,無積極性,成績提高慢;而城區,由于生活條件好,思想開放,藏、漢、英三語語言環境相對較好,他們對三語學習的興趣較高,效果也好。而這種語言環境的差異導致了藏族學生從小對不同語言的不同功能和價值取向的認識,升入大學則會造成三語學習的不同動機和態度,這是阻礙和影響甘肅民族師范學院進行系統性藏、漢、英三語教學的重要原因。
2 獨特的語言文化背景對藏、漢、英三語學習的干擾。藏族聚居地區通常實行的是民族自治管理形式,例如自治州、自治縣等,政府尊重并支持突出民族特色文化,加上藏民族對自己文化的崇拜和遵從,導致了他們對外來文化的不適應。漢語對他們來說已屬于外來文化,英語則更陌生。加之藏民族聚居地區地處偏遠,思想保守,無法和發達地區互通有無,導致他們無法消化和吸收發達文化和知識,這部分藏族學生接觸漢語、英語較晚,學習難度更大。再者,英語所涉及的西洋文化和開放的風土人情與藏民族文化的保守和自我封閉存在很大沖突,對藏族學生很好地學習英語造成了先天障礙[1]。
3 教學資源的匱乏和不適的教學模式是阻礙藏、漢、英三語教學實施的關鍵因素。首先,缺乏適合于不同起點藏族學生的藏、漢、英三語教學大綱。教學大綱是教育教學實施的主要依據,藏族大學生藏、漢、英三語教學應符合其特點,大綱應對教學的目的、內容、形式和方法做出具體規定,依據大綱教學將會克服教學中的盲目性與隨意性。其次,選用教材不配套,教材內容陳舊單一,缺乏民族與地方文化特色,教材中的詞匯釋義、語法講解以及課文翻譯均用漢語,教材未能反映藏族學生由藏語漢語英語,即從雙語三語轉化過程中語言間的差異及語言學習的遷移問題,這對部分漢語較差的藏族學生來講,增加了英語學習過程中理解和記憶的難度,調動不起三語教學中教師的教和學生學的積極性。再次,限于學校所處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具有一定學歷和資歷的英語教師短缺,藏、漢語言與文化兼通,英語又好的老師更缺。這是目前藏、漢、英三語教學中存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也是藏、漢、英三語教學舉步艱難,成效不卓的主要原因。最后,教學方法單一,教學手段落后,教學中重語言知識傳授,淡語言能力培養;教學雙方缺乏應有的交流,課堂氣氛沉悶,語言的輸入與輸出極不平衡;教學設備匱乏,現代化教學設備幾乎沒有用于教學。所有這些,都限制了甘肅民族師范學院藏、漢、英三語教學的發展。
三 搞好藏、漢、英三語教學應采取的措施
1 激發學生學習藏、漢、英三語的動機。任何語言的學習,都與人的其他活動一樣,是一種有目的、有動機的活動。既不能簡單地把它看成是一系列語言反應的形式,也不能歸結為掌握某種一成不變的語言規則。因此,進行藏、漢、英三語教學,必須充分發揮藏族學生主動性、積極性,激發強烈的三語學習動機。教師除利用教學中的各種情境和活動,激發學生學習藏、漢、英三語的直接動機外,還要依靠經常的教育、幫助藏族學生認識學習藏、漢、英三語的潛在功能,激發學習藏、漢、英三語的間接的、社會的動機[2]。這種動機強而有力,有助于克服藏、漢、英三語學習中的各種困難。
2 認識藏族學生藏、漢、英三語學習的困難,給予理解和幫助。對藏族學生而言,藏語為其母語,漢語為第二語言,英語則為第三語言。藏、漢、英三種語言分屬兩種不同語系,有其特異性和差異性。三者在語音、詞匯、語法以及語言方面既有些共同點,也有很大差異。因此藏族學生學習英語的語言干擾比漢族學生多,既有來自藏語的,也有來自漢語的。藏族大學生的英語教學,也不能用漢族學生的標準來衡量。教師應在教英語的同時,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漢語,提高他們的漢語水平,關注藏、漢、英三種語言文化之間的差異,注重語言教學中的遷移現象,對藏、漢、英三種語言間的異同進行比較、分析和解釋,幫助學生克服語言學習中的負遷移強化正遷移,有針對性了解學生實際,做到因材施教。同時,更應不失時機地進行“授漁”教育而非“授魚”教育,使學生實現由傳統的被動的知識接收者向主動學習、自己學習者轉化。
3 修訂現有教材,注重跨文化能力培養。依據藏族大學生的文化、心理特點,參照國內各少數民族院校的經驗和做法,在考慮藏、漢、英三種語言的差異和聯系的基礎上,組織藏、漢、英三語兼通的教師編寫適合本校實際情況的藏、漢、英三語教材以配套的教師和學生用書。教材的編寫在遵循教育性、科學性原則的同時,要突出地域性和趣味性原則,注重藏、漢、英三種語言之間的聯系和差異,內容既要力求客觀、科學,又要適合藏族學生的心理與需求,既要貼近藏族學生的社會生活和經歷,又要介紹目標語的文化。更重要一點,教材要從異域及本土人情、日常生活入手,在藏族大學生現有的知識框架基礎上,以可理解的語言輸入來幫助他們更好地認識文化的多元性。同時,更應將教材作為一種媒介,有意識培養藏族學生的文化意識和文化敏感性,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價值觀念、思維特點、、行為方式、風俗習慣,使學生學會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場合順利實現跨民族、跨文化的溝通和交流。學習語言是為了了解文化、服務文化,在文化碰撞中了解,在了解中欣賞,在欣賞中認可。藏族學生藏、漢、英三語教學應將重點放在語言的工具性和信息的傳遞上,而不是將教學停留在語言的形式上。
4 加強藏、漢、英三語師資隊伍的培養和建設。24年來,甘肅民族師范學院藏、漢、英三語教學工作雖然在不斷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藏、漢、英三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仍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特別是缺乏一批精通藏、漢、英三語的優秀藏族教師,給學校的藏、漢、英三語教學帶來很大困難。因此,要加大培養藏、漢、英三語師資隊伍的建設力度,特別是加大培養各學科專業配置的高層次藏、漢、英三語師資隊伍的力度。同時,學校需舉辦經常性的、形式多樣的藏、漢、英三語教學師資培訓班,由具有較高藏、漢、英三語水平和經驗的教師任課,扎扎實實地、少而精地逐年培訓一批藏、漢、英三語兼能的師資隊伍。
四 結束語
甘肅民族師范學院藏族學生眾多,情況復雜,努力促進藏族學生藏、漢、英三語學習將對民族院校的藏、漢、英三語教學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甘肅民族師范學院藏、漢、英三語教學的困難是多方面的,有語言障礙、也有文化障礙;有教材教法問題,也有師資問題,更兼有地域問題。因此,藏、漢、英三語教學是一項既復雜又系統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但只要學校各部門齊心協力,就一定能使藏、漢、英三語教學邁向更高的層次。
參 考 文 獻
[1]馬學伶.淺議民族師專藏族學生英語自主學習存在的
問題與對策[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08(4):82-83.
[2]李瑾瑜.試談民族中小學雙語教學的幾個問題[J].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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