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我國產能過剩行業不僅僅是絕對過剩，往往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結構過剩。表現為低端產品、粗加工領域產能過剩，而該行業內高端產品、高技術項目、高附加值領域產能不足。這樣的結構過剩阻礙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型。以我國鋼鐵行業為例，在產能利用率低、產能嚴重過剩的情況下，近幾年還要從國際市場進口超過千萬噸的鋼材，原因就是我們過剩的都是低附加值產品，無法滿足市場對于高端產品的需求。對于這種尷尬的局面，一些中型企業舍棄了鋼鐵的主業，沒有在技術研發、產品升級上投入大量資本和人力，反而將其投入到其他領域，放棄對高附加值的高端市場的追求導致了企業投資的大而不精，對國外市場高端產品的依賴阻礙了鋼鐵產業的持續升級。另外我國各地迅速擴張的鋼鐵企業大多數都是中小型民營企業，規模小、技術差、污染大，在缺乏有效資本市場的作用下，很難進行產業整合，這些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反而降低了產業集中度，造成了產業結構升級的阻力。
二、對策建議
（一）銀行業構建防御體系銀行業等金融機構要針對產能過剩行業規模的擴大采取有效措施，構建既保護自己同時也能有效刺激產業整合升級的防御體系。首先，投放信貸規模上要嚴格控制。銀行要加強與政府的聯系和合作，建立產業信息共享機制，使過剩行業的動態能夠達到政銀共享，合力制定戰略規劃和政策。其次，銀行業要充分把握信貸的主動權，抑制企業的重復生產，支持企業開展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同時積極參與企業并購重組的過程中，增加行業內新的增長點。第三，建立對風險的防控體系，各銀行之間加強信息共享及信貸統一準則的協商，防止企業盲目授信、過度授信等行為的發生，同時建立信貸風險評估機制。第四，銀監會要加強差別化監管，加大違反規定向產能過剩行業提供授信行為的懲治力度，引導銀行業將信貸資源轉向低能耗等綠色信貸領域。
（二）增加基礎投資，刺激國內需求林毅夫曾說：“解決產能過剩還是必須靠投資，能夠降低能耗、提高效率的投資。”2014年前三季度以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大力度進行基礎設施項目的審批，開工項目不斷增多。從推進發展西部戰略、實施城鎮一體化建設、農業現代化等政策措施來看，我國基礎配套設施建設還存在著一定的增長空間。國務院已提出將增加與民間資本合作的方式來促使更多的私人資本投資進入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拓寬了融資渠道，發揮了市場調節的作用。其次要通過調整收入分配制度來提高低收入者的購買力，積極培育消費的新形態，以補貼、減稅等手段刺激消費，通過擴大內需緩解過剩的產能。
（三）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型不僅能夠淘汰落后產能，開始向高新技術領域轉變也會促使國家經濟結構的升級，對國家宏觀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首先要嚴控行業準入，限制新增落后產能，加強對高污染、低附加值、高耗能企業的淘汰力度，進一步完善企業退出法律政策的配套，建立激勵機制淘汰落后產能。其次鼓勵企業的技術進步和創新發展。重視新能源、信息產業、新材料等新興產業的技術扶持和資金扶持，鼓勵高新技術中小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美國的匹茲堡曾經在20世紀70年代面臨著同樣的產能過剩問題，作為當時世界最大的鋼鐵基地，匹茲堡深受產能過剩影響而陷入了危機，但是匹茲堡的轉型也正是在這種危機中倒逼出來的。通過投入數十億美元的技術研發資金，匹茲堡從一個高污染的鋼鐵生產基地逐步轉型為以能源、醫藥、科技和教育為規模產業的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它的成功經驗表明，轉方式和調結構將是抑制產能過剩、逐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
宏觀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本文的數據均來源于巨靈金融平臺及國泰安（CSMAR）數據庫，樣本選用2002—2012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由于CSMAR數據庫從2002年開始披露成本費用粘性計算中所需使用的收入及費用季度數據，另外，考慮到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需要，為了保證恰當的時間跨度，本文選用了2002—2012年的數據進行研究分析。在研究過程中，本文剔除了金融業上市公司及同一年度中四個季度銷售額連續上升或連續下降的樣本。最終，本文的樣本包含了961家上市公司，共11351個觀測值。
二、變量定義及回歸模型設定
(一)宏觀經濟波動的計量已有研究在考察宏觀經濟因素對成本粘性的影響時，通常選用的是GDP增長率（Lev&Thiagarajan,1993；ABJ,2003；Bankeretal.,2010；孫錚，2004等），沒有考慮到宏觀經濟波動對成本粘性的影響。本文選用產出缺口對宏觀經濟的波動進行計量。
(二)成本費用粘性的計量借鑒DanWeiss(2010)的方法，本文利用企業收入、費用的季度數據，通過下列算式，對各企業每一年度的成本費用粘性水平進行了計算。上式通過測量銷售額每下降一個單位時的費用變動額和銷售額每上漲一個單位時的費用變動額之間的差值，來衡量企業的費用粘性水平。若Sticky<0，說明企業存在成本費用粘性；反之，若Sticky>0，則說明企業存在成本費用反粘性。
(三)管理者未來預期的計量行為經濟學相關研究表明，管理者會依據企業前期的業績表現來推測企業未來的發展狀況（Barberisetal.，1998;LantandHurley，1999），當前期銷售額增長時，管理者往往會更加的樂觀；反之，會更加的悲觀（曹歌，2012；Bankeretal.，2014）。因此，本文設置了一個關于管理者預期的虛擬變量，并將前期銷售額變動方向作為管理者預期的判斷標準：當第t-1期銷售額大于第t-2期銷售額時，我們認為管理者對第t期銷售額將持有樂觀預期；否則，將持悲觀態度。
(四)回歸方程的設定為了檢驗假設一，即觀察宏觀經濟波動是否會對費用粘性產生影響影響，我們使用了如下方程。在這里，我們用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來研究宏觀經濟波動與管理者未來預期共同對費用粘性產生的影響，并以此考察管理者未來預期在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的影響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這個方程的回歸結果中，我們主要觀察該交乘項的符號和顯著性，以此檢驗假設二、三、四。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在表1中，我們隊全體樣本進行了描述性統計。我們可以看到，費用粘性的均值和中值分別為-0.1393、-0.1171，均小于零，說明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費用粘性的現象；管理者預期的均值為0.7477，大于0.5，說明上市公司高管更容易對企業未來的發展持有樂觀預期，這與上市公司的費用粘性現象相互對應；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均值約為38%，兩職分離情況的均值約為0.9，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中并沒有很嚴重的問題。在表2中，我們將樣本按照企業性質劃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并對子樣本進行了雙重差分檢驗。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國有企業的平均費用粘性為-0.0855，非國有企業的為-0.1783，非國有企業費用粘性程度顯著高于國有企業的費用粘性程度，并且，就均值而言，國有企業管理者的樂觀程度顯著高于非國有企業高管的樂觀程度，說明國有企業的治理效率更低，當經濟發生波動時，對于成本的調整也更加隨意，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們的假設三和假設四。此外，無論是均值還是中值，國有企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都要顯著高于非國有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國有企業的問題，導致國企的治理效率低下。
(二)實證回歸結果利用模型1和模型2對假設H1-H4的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的回歸中我們可以看到，產出缺口與費用粘性水平顯著正相關，說明當產出缺口大于零，即宏觀經濟上行時，企業的費用粘性水平會隨之上升，印證了假設1。另外，資本密集度與成本粘性顯著負相關，說明企業的資本密集度越高，當收入出現波動時的調整成本越高，企業的費用粘性就會越強，這與前人的研究相一致；相反，勞動密集度的系數顯著為正，這是由于在計量過程中，我們為了控制異方差對勞動密集度取了對數，導致勞動密集度的樣本值小于零導致的，就本質而言，勞動密集度的系數說明當企業的勞動密集度高時，企業的費用粘性也會更強。為了驗證假設2，即管理者未來預期在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影響機制中的作用，我們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管理者預期的變量及其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得到模型2。模型2的回歸結果顯示，管理者未來預期的樂觀程度與企業的費用粘性顯著正相關，說明當管理者對企業的未來發展持有一種樂觀態度時，往往會更不愿意調整企業的現有資源，以防未來期間調整成本的發生，這與曹歌（2012）、Bankeretal（.2014）的結論是一致的；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也與企業費用粘性水平顯著正相關，說明當管理者對未來持有樂觀預期時，宏觀經濟上行對費用粘性的促進作用就會加劇；反之，當管理者對未來持有悲觀預期時，宏觀經濟下行對費用粘性的抑制作用也會加劇，假設二得到數據支持。模型3和模型4是在將全樣本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基礎上，用子樣本對模型2進行的重新回歸，其中模型3是對非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模型4是對國有企業樣本進行的回歸。從回歸結果上我們可以看到，在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中，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與費用粘性水平并無顯著的相關關系，說明當國有企業管理者持有樂觀預期時，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水平并不存在著顯著影響，這可能是由于國有企業的治理效率低下，管理者并沒有很強烈的把企業做大做強的動機，并且國企的所發生的費用多少也不會對企業的生存產生實際的影響，在做出成本決策時，管理者并不會很認真的考慮調整成本的問題，更多的考慮的是利潤最大化和個人利益的問題。與國有企業相反，在非國有企業贗本的回歸中，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非國有企業中，管理者未來預期會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的影響，這可能是由于非國有企業管理者的“帝國建設主義思想”更強，在作出成本成本決策的過程中也就會更加細致的考慮宏觀經濟的波動等一系列因素導致的。由此，假設3和假設4得到證明。
四、結論
通過建立相關實證模型，本文得到以下三個結論：第一，宏觀經濟波動會對企業費用粘性產生影響，具體而言，當宏觀經濟上行時，企業費用粘性也會上漲，反之，當宏觀經濟下行時，企業的費用粘性也會隨之下降；第二，管理者未來預期在宏觀經濟波動對企業費用粘性的影響過程中起到了中介機制的作用，當管理者持有樂觀（悲觀）預期時，宏觀經濟上行對企業費用粘性的促進（抑制）作用會得到加劇；當管理者持有悲觀預期時，宏觀經濟下行對企業成本費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會得；第三，國有企業管理者未來預期并沒有顯著的傳導作用，與之相比較，非國有企業管理者預期在宏觀經濟波動對企業費用粘性的影響過程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
宏觀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國際上存在很多種類的匯率制度，一個國家所采用的匯率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決定匯率制度的主導性影響因素的變化，原有的匯率制度必然面臨重新選擇。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核心是權衡效率與穩定之間的兩難，在一個資本賬戶未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外匯市場，也不可能有市場化匯率，而資本賬戶的開放和匯率的完全市場化才是有效的匯率制度安排。顯然，中國與完全市場化的匯率制度安排有相當大的差距，只能選擇穩定的匯率而犧牲一定的效率。當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進行匯率水平的調整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匯率機制的建設。
從國外經驗來看，無論是匯率制度還是匯率水平的調整，都必須主動操作，不可被動應付。凡主動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國、智利和韓國；凡被動應對的，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泰國、馬來西亞。為解決內外部經濟失衡，釋放由人民幣幣值低估所導致的經濟風險，緩解匯率調整對經濟帶來的沖擊，進行主動的匯率調整是必需的。
從當前國際、國內的經濟、金融狀況分析，人民幣升值時機是比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從國內因素來看，中國經濟在高位運行，內需相對旺盛；近幾年的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有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基礎，可以滿足或部分滿足由人民幣升值導致的部分外需向內需的轉化。同時，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實施管制，對投機性資本流入特別是短期的投機性資本流入有較好的阻隔作用。
從國際因素看，由于最近幾年世界經濟增長強勁。美元利率處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結束了長達5年零利率政策；歐元區也在進行小幅加息。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給我國提供了良好的匯改時機。
世界經濟的強勁增長增強了對我國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短期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處于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幣加息，以減少國內市場過剩的流動性。
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自2002年以來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國際貿易中，大多以美元為計價和結算貨幣，顯然，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對我國的貿易收支及經濟增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國內有許多學者對人民幣匯率調整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作了研究。總體來看，這些研究大都認為，當匯率升值幅度較小（如5%以下）時，對貿易收支、經濟增長影響較小；當升值幅度較大（如10%以上）時，則危害較大。
中國的外匯市場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由供求雙方自發形成的市場。當前，我國采取了企業強制結售匯、商業銀行周轉頭寸限額管理和央行干預等制度安排，外匯市場是一個買賣雙方壟斷的市場，中國銀行是最大的賣方，中國人民銀行是最大的買方，全部托盤買入，匯率變動的幅度被嚴格控制在0.3%以內。因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及其調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匯率對經濟而言是外生的，并對經濟產生全面的影響。顯然，由匯率本身的屬性所致，匯率是調節內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匯率作為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匯率作為調控工具在調節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這是由其作為貨幣的對外價格這一屬性決定的；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即內部平衡）兼具有擴張和收縮的雙向調節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對稱的；匯率調整對經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匯率既是總量調控變量，也是結構調節變量，對貿易品生產和消費結構有調節作用；將匯率引入作為宏觀調控手段時，同時也使原先貨幣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間縮小。
匯率作為宏觀調控工具時是有約束邊界的，有兩個約束條件：防范投機性外資的大量流入。為防止投機性外資大量流入，人民幣的年升值幅度必須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內，一般限制在5%以下為宜；防止對貿易部門的過度調整。我國在走向開放的經濟中采用勞動密集型技術，通過出口導向促進經濟增長戰略，這是一種促進就業并符合我國資源稟賦條件的貿易戰略。而匯率的調控作用對貿易部門的收縮作用最大，較大幅度的升值將重創該部門，因而，匯率調整必須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同時也考慮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應避免由于匯率大幅升值破壞出口競爭力。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分析了開放經濟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與政策搭配中的相對作用，該模型是國際經濟學的經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論發展都是在這個模型基礎上的修正、延伸。在這些模型中，匯率一般是作為宏觀調控的因變量出現的，但是，鑒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為宏觀調控工具，即作為宏觀經濟的自變量，在這方面的理論發掘尚待深入。
匯率升值通過匯率的杠桿效應使總需求減小的同時，也使總需求在國內外的分配中由國外向國內轉移，從而降低通脹的壓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但問題是：由于人民幣幣值存在較大幅度的低估，人民幣的初始升值強化了國外對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如果外資轉化為人民幣后不投入非貨幣資產，外資流入的年收益率是人民幣年升值幅度與國內利率之和，這個收益率與國外利率之間的權衡（這里沒有考慮外資進入的操作成本和政策風險）來決定外資是否流入。因而，在人民幣升值時，為防止投機性資金的大量流入，國內將保持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資流入導致的流動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動資產（如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從資本市場而言，這將導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資、增加投資；從信貸市場而言，低利率導致信貸擴張，這些過度投資導致總需求擴張，并可能導致通脹；在這些投資轉化為生產能力后又將導致產能過剩，進而導致通貨緊縮，加劇了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對于外資而言，在轉化為人民幣后可以在股票、房地產等市場“伏擊”，獲取人民幣資產價格上漲帶來的收益。
以匯率調整作為宏觀調控工具時，必須要與財政、貨幣政策搭配使用使經濟達到平衡。在資本項目受到嚴格管制、投機性外資難以進入時，匯率升值除了調節在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之間的資源配置外，對總需求有緊縮作用，需要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搭配使用。同時，盡管我國資本項目實施管制，但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較強，投機性外資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內，因而，要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收縮流動性。從前期的升值情況看，中央銀行比較多地運用沖銷政策來收縮流動性。
宏觀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一)發展歷程縱觀統計學的發展歷史，我們從中得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將統計學作為知識體系的核心，還具有較為獨特、清晰的發展流程。這也就是說，我們能夠利用3個發展階段概括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下文針對這三個階段進行研究，并分析其中存在的基本問題。第一個發展階段：在該階段，經濟學專家主要關注國民經濟的重要統計指標，研究比較國家經濟實力的實際發展情況。第二個發展階段：屬于國家經濟核查體系的完善階段。多數和本體系有關的部門，在分類上更加細化，使得國家經濟核查體系逐漸完善。在本階段，統計學設計思想也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改進，確定核心指標，形成指標體系和國家經濟行業分類體系，細化國民經濟結構部分等，不斷充實宏觀經濟分析中的科學統計體系。在科學應用統計學的基礎上，優化資料配置，將社會經濟危機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降到最低。第三個階段，也是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目前所處的階段。在本階段，在經濟統計領域中，形成了微觀統計與宏觀統計互相促進、互相融合、不斷完善的新局勢，使得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邁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信息網絡技術、電子商務、政府信息化、網絡購物以及企業信息化等方面的發展，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獨立性地位更加重要。這就要求人們要從新的社會發展途徑中，深刻理解經濟統計，為統計分析打好基礎。一些人無法全面理解國民經濟核算，認為國民經濟核算主要是只是用來說明宏觀經濟統計數據，這無法發揮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分析作用。此外，國民經濟核算統計在旅游業、收支分配調節、交通運輸、物流、金融體系以及文化產業、科技創新等方面的統計要求都無法得到滿足。
(二)歐美發達國家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基本問題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多數經濟學專家和統計學專家都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進行了研究。其中經濟學家、統計學法威廉•配第就對國民收入總量進行分析、統計。隨后，出現了價格與需求函數關系量化分析，并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完善，進而實現統計和分析這兩門科學的相互融合與共同發展。在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提出了國家經濟核查體系，人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充實國家經濟核查體系。此后，出現了投入產出分析法與資金流量表。這些都極大了促進了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推廣應用和發展。
(三)中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基本問題統計作為國民經濟計劃的檢查與制定工作之一，在企業，乃至國家所有部門中都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成為了總結與分析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但是就我國目前形勢而言，統計學數據等有關內容并沒有獲得較為深刻的利用，統計學的重要性經常被忽視。因此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我們要明確統計學在整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研究方向、核心地位、知識體系中的關鍵所在等，并不斷發展此趨勢，利用措施彌補數據的不足和數據質量問題，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采取現代統計學分析法，實現統計學的獨立發展，以此發展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體系。
二、結束語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發展過程中，要求以先進的數據信息技術作為數據支持，還需要強大的數據庫系統以及計算機網絡先進技術和統計學專家的緊密配合，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中國仍然要保留并繼承優化管理、統籌兼顧的科學思想，并將其視為市場經濟下的宏觀管理理念。
宏觀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一）有關社會矩陣的平衡方式
除采用以上方法之外，還通過CGE進行研究。在建立CGE模型之前，要先對初始的SAM進行科學處理。可采用最小交叉熵法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例如，使用最小交叉熵法對相關的房產服務和房產開發、房產物業管理等經營活動進行有效、科學、全面的進行考察，并根據比較科學的原理和科學方法進行調整，使有關數據達到平衡，即與原始值保持一致。
（二）有關房地產實際經濟價格的經濟影響
房地產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位置，表明了房地產經濟在各經濟行業中至關重要性。房價的波動時刻影響著我國宏觀經濟的波動。例如，房價上漲，則和房產業關系密切的鋼鐵行業、砂石行業、機械行業等行業產品價格也隨著上漲。房產價格下降，這些行業的產品價格也會隨之下降；農業同房地產業的關聯程度較小，因此農產品價格的變化相對較小，不受房地產價格變化的起伏而變化。其次，房地產價格變化對整個國家宏觀經濟是正相關形式變化，房地產價格上漲，宏觀經濟相關數據也會隨著變化。同時，房地產價格變化對居民收入有著顯著的調節作用，房產價格出現小幅度改變，在收入水平上沒有明顯的變化。但是，房產價格有顯著變化時，則居民收入也會有顯著變化，總之房價和居民收入密切相關。同時，房地產價格的變化對金融業也有一定的影響，金融業的彈性較大，從投入到產出，很明顯的能夠看出兩者的關系。
二、有關房地產價格的效應與影響
（一）有關價格上漲的部門直接產生效應
首先，從實際效果上來說，和之前預計的保持一致。在一些場景中，由于房地產的實際價格上漲讓一些行業呈現出多種不同的幅度增長。其次，在相應的場景中，排除所有房地產自身以外，相應的建筑業、重工業以及一些公用事業均受到房地產影響頗大，在一些農業、工業與相關服務業中相應的房地產價格上漲實際影響比較小。綜上述，從整個行業的實際分布來說，由房地產的實際帶動是比較大，主要以一些基礎性設施為主要行業，而這些行業中大多數都存在著相應的產業關系。所以，部分行業在實際的產出增量中要增加直接性關聯，一些輕工業與農業等多種行業其實際增長幅度都比較小，而和預期相對比卻保持著一致性。
（二）房地產價格的相關影響
我國房地產實際價格的不斷下降也讓國家的宏觀調控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同時隨著我國經濟體系的不斷改革，我國一些房地產行業已經逐年呈現下降的趨勢。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房地產的GDP的實際變動，相應的就業以及進出口也在不斷增大，而對一些消費與總產出來說其一直都受著宏觀調控的直接影響。對我國的房地產行業來說，其實際價格的不斷變動對一些非生產的賬戶有著直接而必然的影響。對房地產的下降與上升使一些人的收入持續降低。但是，房地產的實際價格下降直接影響著人民的生活。相關政府與企業的房價與收入在實際的變動方面也存在著諸多不同。相反的是，其給相關的居民只帶來了較差的居民收入，房地產的實際價格的下降對我國的居民有著直接的負面影響。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房地產的實際價格對宏觀調控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并且與之比較也有著比較密切的關系。總而言之，房地產的實際價格促進了國民的快速發展。房地產價格的不斷波動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實際住房矛盾，同時也直接影響著相關的行業，這就給宏觀調控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力。所以，國家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與實際價格的波動具有實際研究性意義。因此，本文就針對房地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一般均衡性做了簡要的分析，希望通過本的研究可以提供參考。
宏觀經濟論文范文第6篇
(一)實證方法傳統的經濟計量方法往往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來描述變量間的關系，然而經濟理論通常并不足以對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提供一個嚴密的說明，而且內生變量既可以出現在方程的左端也可以出現在方程的右端，從而使得估計和推斷變得更加復雜，向量自回歸(VAR)較好的解決了以上問題。在研究貨幣政策傳導及其影響的過程中，向量自回歸模型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實證方法之一。因此本文也采取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二)變量選取本文基于貿易渠道和金融渠道選擇變量，選取中國的經濟增速、物價、貨幣供應量增速、貿易余額增速、股價、匯率以及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速進行研究。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速，由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數據為季度數據，數據量較少，而工業增加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存在非常相似的變化態勢，因此采用工業增加值增速(cgdg)作為經濟增速的變量。對于物價，因為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cppi)市場敏感度非常高，通常可作為通貨膨脹的先行指標，因此將其作為指標。關于貨幣供應量增速，以M2增速(cm2g)為研究對象。對于貿易余額增速(ceig)，選擇出口當期值與進口當期值之差的同比增速來衡量。以上證收盤綜合指數作為股價(csti)的衡量變量。對于匯率，基于目前中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將其確定為實際有效匯率(cexr)。對于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速，以M3可能更好的衡量流動性，然而IMF統計數據庫的M3統計時期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此外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開放度相對較低，美國M3對中國的影響有限，因此以美國的M2增速(um2g)作為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IMF統計數據庫和國際清算銀行。
(三)數據說明及其統計特征在樣本選擇期方面，由于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2008年11月25日美聯儲開始啟動首輪量化寬松政策;此外2008年量化寬松政策開啟至目前的季度數據跨度較短，實證結果難以說明問題;因此選取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作為實證研究的樣本區間。為進一步對比量化寬松政策實施前后中國經濟指標響應的變化，以量化寬松政策開啟時點為界限，將樣本選擇期劃分為兩個子區間:第一階段為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第二階段為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對這兩個子區間再分別進行研究。各序列的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中國的經濟增速(cgdg)、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cppi)、M2增速(cm2g)、貿易余額增速(ceig)、實際有效匯率(cexr)和美國M2增速(um2g)均為I(0)序列，而中國的上證收盤綜合指數(csti)為I(1)序列。這樣，如果要利用回歸模型研究各序列之間的關系，就要求各序列之間存在協整性，為此本文利用Johanson協整性檢驗方法對其進行檢驗。如表2所示，七個序列中存在兩個協整關系。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量化寬松政策之前的估計結果根據AIC統計量可得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二階，利用脈沖響應函數方法，求取美國M2增速對中國的經濟增速(cgdg)、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cppi)、M2增速(cm2g)、貿易余額增速(ceig)、上證收盤綜合指數(csti)、實際有效匯率(cexr)六個指標的沖擊。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即以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的樣本為研究對象。美國M2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長期來看，美國M2增速對中國經濟增速、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中國M2增速具有正向的沖擊;對貿易余額增速、實際有效匯率具有反向的沖擊;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基本不受影響。各經濟指標具有較強的波動性，呈現明顯的周期性變化。表3是中國經濟指標波動的方差分解結果。以第36期即3年的時期來看，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6.58%、4.17%、5.12%、4.93%、1.32%和1.76%，國內因素對各對應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93.42%、95.83%、94.88%、95.07%、98.68%和98.24%。
(二)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的估計結果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后即以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為樣本區間進行研究。美國M2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中國的經濟增速、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M2增速、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呈現正向的變化;貿易余額增速和實際有效匯率呈現反向的變化。如表4所示，以第36期即3年的時期來看，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8.14%、19.29%、14.22%、4.52%、9.51%和8.09%，國內因素對各相應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91.86%、80.71%、85.78%、95.48%、90.49%和91.91%。總體而言，美國M2增速發生一個正向沖擊，對于中國各經濟指標，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具有明顯的周期性變化;之后，其變化具有明確的方向性。對于上證收盤綜合指數，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的結果顯示基本不受影響，而之后的結果呈現正向的響應。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的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經濟指標變化的影響程度大于量化寬松政策之前。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02年至2013年這一新的樣本選擇期，分析了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為進一步使得研究具有對比性，將樣本期劃分為兩個階段分別加以檢驗，研究結論總體如下。首先，無論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還是之后，美國M2增速對中國宏觀經濟影響的貢獻度僅占很小的比例，中國宏觀經濟指標變化絕大部分由其自身解釋。因為自2005年7月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中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在此基礎上測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水平的變化;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呈現一定的獨立性。其次，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中國宏觀經濟指標對美國貨幣政策的響應具有明顯的波動性，各宏觀經濟指標變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后，中國宏觀經濟指標變化呈現明顯的方向性。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后的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經濟指標變化的解釋程度大于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最后，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后，長期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速、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M2增速、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呈現正向的響應;這是因為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會導致其需求增加，基于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同時由于中國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從而引起中國M2增速、中國經濟增速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上升，中國的流動性增加會引起股價指數上漲。貿易余額增速和實際有效匯率呈現反向的響應，因為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導致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所以實際有效匯率表現為反向變化，這進一步會引起貿易余額增速呈現反向變動。
鑒于以上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全局來看，首先，中國宏觀經濟指標雖絕大部分由自身解釋，但量化寬松政策對中國宏觀經濟指標確實造成一定的沖擊，因此制定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可能需要將美國的貨幣政策納入考慮范圍，或許需要站在國際協調的視角，從而實現中美貨幣政策的良性博弈。其次，如要盡量規避量化寬松政策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轉變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點可能是當務之急，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更依賴于內需而不是外需，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更加絕緣于外部貨幣政策的沖擊。第一，逐步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可能不能同時實現，在當前資本自由流動或許不能一蹴而就的情況下，可能需要從經濟制度及結構上逐漸完善，逐步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掌控貨幣政策制定的主動權，以削弱美國貨幣政策實施對中國貨幣政策的沖擊。第二，逐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市場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的作用，營造良好的經濟金融環境，增強匯率政策的靈活性。第三，降低外貿依存度，分散外貿風險。制定相應的貿易政策管理和調節對外貿易，積極推進技術創新，改良貿易結構，降低外部沖擊對中國貿易的影響。擴大貿易對象，減少對單一國家的依賴程度，分散對外貿易中的風險。第四，理性應對人民幣升值。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施，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劇，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不可取，應理性應對人民幣升值，設置合理波動范圍。第五，資本賬戶開放須要謹慎。目前資本賬戶是否開放成為非常熱門的話題，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推動下，如果資本賬戶貿然開放，資本勢必大量流入或流出中國，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較大的波動，因此資本賬戶是否開放以及如何開放須要仔細考量。第六，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仍由美元主導，美國采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使美元貶值，嚴重損害他國利益。中國應加強與其他國家的金融合作，繼續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從而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宏觀經濟論文范文第7篇
本文的任務，就是要對”企業拖欠“這一現象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它對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在經濟波動中所起的作用等問題進行定性與定量的分析，并對處理三角債問題的基本思路與具體做法，進行較深入的探討。
本文所討論的對象，是以企業財務報表當中的“人欠貨款”為數量界限的企業間債務。由于缺乏債務拖欠時間、企業債務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數據調查，我們主要通過對企業間債務總量的分析來展開討論。除中國統計年鑒中的資料之外，我們還利用了兩個樣本數據，一個是國家統計局提供的“37萬家鄉以上工業企業”（以下簡稱37萬家）統計資料，另一個是工商銀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業（其中絕大部分是國有企業，以下簡稱4000家）的統計資料。
一、企業間債務的一般原理
1．1企業間正常信用關系的經濟基礎：最終產品銷售前景
從基本理論層次上說，企業之間的債務，無論是怎樣發生的，屬于社會總流通手段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現代經濟中最經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由政府貨幣當局發放的貨幣。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發行的，信用手段也不僅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國家信用。從歷史上看，紙幣的最初形態是私人之間的信用票據以？quot；銀行券；而另一方面，商業票據，也就是企業之間的債務憑證，至今仍然是中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而廣泛使用的一種交易手段。在企業之間交易中，賣方根據對買方產品銷售前景的信任（這是信用的基礎），對其實行一定時間內的“賒銷”，買方則在一定時間之后再支付貨款，在市場經濟下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信用關系。
從個別企業的角度看，企業間債務取決于對債務方產品銷售前景的預期與信任，而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企業間債務的存在，取決于對最終產品（投資物品、消費物品以及出口產品）的銷售前景的預期。在現實中，多數企業之間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間物品”；多數企業生產的也并非最終產品，或者（如鋼材）并不用作最終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間物品（鋼材并非用作投資的目的，建設廠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從經濟活動的全過程來看，只有最終產品的購買能夠由貨幣實現，中間產品的價值才能夠以貨幣形式實現；假定最終產品的購買是必須用貨幣實現的，①中間產品的價值也就可以最終由貨幣來實現支付，實現只不過需要一定的時間間隔。因此，企業事實上是以最終產品的銷售前景為信用保證，賒？quot；中間產品“。
由此可以看出：從整個經濟的角度看問題，企業之間的正常的信用規模，取決于”最終產品“的市場需求規模；一切對總需求（最終產品需求）產生影響的因素，都會影響到企業正常信用的規模。這也就意味著，企業間債務狀況，與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況是密切相關的。這些基本關系在我們分析企業間債務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系問題時十分重要。
1．2總交易量與兩種不同的交易手段
雖然企業間債務最終一般還是要由貨幣來進行支付或結算從而完成交易的全過程，但在一定時間內（在一定的觀測時點上），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存在的未付商業票據的價值總額，就是在這一時期內由商業票據為中介的交易活動的總額；企業債務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時期內已經實現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貨幣中介的，而是由企業間商業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達這一關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價水平，T代表交易總量（實物量），M代表貨幣量（政府信用），V為貨幣流通速度②，D為在本期內發生的未支付的企業間債務（增量）。等式右邊的總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總額。
在有的情況下，經濟現實中的企業間債務會達到或接近某種最大值，雖然還了舊債之后還會再欠新債，但總量基本穩定下來，不再增長（D＝0），社會交易總量PT和經濟增長規模的變化，就主要由貨幣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決定。這是人們通常忽略商業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貨幣量變動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況也會發生，即：給定貨幣量和流通速度，企業間債務增加，經濟活動的規模（PT）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這一重要關系是本文，特別是在后面幾節里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
1．3企業間債務總量無限增長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個封閉的經濟中（沒有進出口），也無需向政府交稅，只有工資（各種個人收入）是必須用貨幣支付的，只有消費品是必須用貨幣購買的（在假定工資只用于消費的前提下，這兩個假定是等價的）；所有中間物品以及投資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當于工資成本的那一數量的貨幣之后，用企業間債務的手段進行交易。我們就有了一個極限性質？quot；乘數”，即工資成本與總銷售額的比率的倒數。這一乘數與總貸款額的乘積，就是企業間債務的理論極限值。
而且，這一極限值并不是債務總量的極限，而只是債務增量的極限，因為這里的乘數是本期的工資成本與本期總交易量的比率。這就意味著，如果企業可以不還舊債的話，企業間債務的總量是可以無限地增長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過極限值的一部分債務（這也可以構成一？quot；穩恒態“，steady－state）。這時，要想使企業間債務增長速度放慢，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貨幣的供給從而使可支付工資和消費品購買力規模下降并因此使整個經濟活動的規模縮小。
這一極限值對于任何一個現實經濟來說都顯得”太大“，實際債務增量總會小得多。這其實不說明別的，只是說明，人們是”還債的“，企業間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債，企業間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況下接受的信用，一個企業也不可能無限地欠債不還再無限地借新債。
因此，問題歸結為，人們為什么要還債和企業之間為什么不會無限地借債？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無非是因為欠債和被欠債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時還債和不過多向外借債是有好處的。
1．4企業間債務的微觀行為分析
現在暫時假定我們將要討論的企業都是”預算硬約束“的（下一節再放松這一假定），來看一下對于這樣的企業來說，它借給別人債時和欠別人債時所考慮的各種因素。
（1）債權方。作為債權人，進行賒銷對他的主要好處是與客戶保持長久的交易關系從而保有市場；同時也是為了避免生產過程的波動所
帶來的成本。在經濟不那么景氣的時候繼續給老顧客們發貨并給他們一些信貸，也能使生產持續不斷的進行，避免今天停產、明天再重新組織起來而引起的”生產重組成本“。
當然，這樣作是有代價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隱含的資金利率。一般說來，在商定的時間內，企業間債務是沒有利息的，在各國實踐中，發生債務拖欠時一般也沒有利息懲罰（見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隱含在企業間債務中的利息通常表現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現金購買時賣方給予買方的價格折扣。如果發生”拖欠“，債權人除了利息損失加大之外，還可能發生資金周轉的困難，影響自己正常的生產經營。因此，當一個企業允許另一些企業延長還款時間的時候（明知對方要拖欠，還是發貨），可以視為一種”讓利“行為或”降價“行為，是由于產品滯銷或市場需求下降的時候企業不得不降價銷售，降價部分就相當于允許拖欠時額外讓出的利息（相反的情況是”搶手貨“得先支”預付款“）。一般說來，企業不會無限地讓不還債的人繼續賒購下去。別人長期拖欠不還債，債權人卻還繼續發貨，這種無法用正常經濟原因解釋的特殊情況當然只能由特殊的體制因素加以解釋（見下一節）。
債權人長期拖欠債務，債權人一方還會發生”追債成本“：派人出去追債本身是費時、費力、費錢的，而且在對方”耍賴“的情況下有時還得作出的債務減免之類的”讓步“；同時，債權人積極要債，可能使人們認為他自己的財務狀況不佳，影響自己在市場上的形象與信用。這是所謂”消極債主“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見BeggandPortes，1992）。這些成本會從債權人一方阻止債務的無限增長。
（2）債務方。從債務人的角度看，他超過付款期拖欠債款的好處當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無法獲得銀行貸款的情況下，擴大自己的”靈活性“，沒錢也能繼續投資、繼續生產，或將自己的資金周轉用于別的用途，”一塊錢當作兩塊錢用“。但拖欠債務的代價是落下”不講信用“的名聲而使以后再借債發生困難。在商業信用極為重要的經濟環境中，為了占一點利息的便宜喪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這是市場經濟中不到萬不得已企業總是盡可能及時還債的基本原因。
1．5企業間債務的規模與貨幣量（銀行貸款）的相關關系
企業間債務的增長和規模與貨幣量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
一方面，貨幣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沒有必要相互欠債；而當政府采取宏觀緊縮政策的時候，貨幣供給量越少，企業之間相互拖欠會變得越嚴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據前面第1．3小節的分析，貨幣量越多，企業以貨幣為基礎所能創造出的企業間信用也會越多。就單個債務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夠獲得較多的貨幣（銀行貸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債，別人會因為相信它可以較容易地獲得銀行貸款而較為放心地借債給它；從債權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較容易地獲得貸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積極地去”要債“，因為別人所欠債務雖然多一點，他仍可以從銀行借到錢維持生產的正常進行。從整個經濟的角度看，人們都是在一定量的貨幣基礎上”創造“企業間信用，貨幣量越多，以此為”準備金“所能創造出的企業間債務的規模就可以越大。
從統計經驗上看，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中企業間債務與企業貸款規模的比率一般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國目前企業間債務與企業貸款的比率總的來說還較低，約為67％，所以債務增長還有”余地“。從個案情況看，當企業間債務與貸款比率較低的時候，債務仍會增長；當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時候，債務增長的速度明顯下降，企業本身也開始積極清理債務。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個關系。
1．6債務總量與債務增量
企業債務總量是指到某一時點為止經濟中全部未支付的企業間債務的總和（比如我國1995年末存在的8000億企業間債務），是一個存量概念；企業間債務增量是在一定時期內新增加的債務量（比如1995年一年間我國企業間債務增加了2000億元），是一個流量概念。
在一定時期中，企業會還舊債欠新債。新債是在本期發生的，但只要它沒有超出還舊債的數量，債務總量沒有增加，就可視為沒有發生新增債務，因為還舊欠新？quot；還”的過程使用了貨幣，相當于用貨幣進行交易，沒有用新增債務來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債務，才與本期的經濟活動相關；其他債務存量屬于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但是，企業間債務的存量與增量是相關的：就一般趨勢而言，給定其他各種條件（包括宏觀經濟政策），企業間債務的增長速度會隨著債務總量的增大而發生遞減；存量相對于整個經濟活動以及貨幣總量的規模越大，增量的相對規模會越小。原因就在于，從宏觀的角度看，企業間已有的債務越多，建立在一定貨幣基礎上的信用關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創造余地越小。就個別企業來說，欠債越多，再借新債；或者別人欠的賬越多，自己財務越難以再維持生產，進行更多？quot；賒銷“。
因此，盡管我們并不知道在現實中企業間債務的實際極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兩個小節所分析的種種原因，我們可以期待：給定貨幣供給的增長率（政策），給定經濟的增長速度，企業間債務的增量隨總量的擴大而遞減（若貨幣供給增長率發生較大變化，債務增量會突然以較大幅度增長），至少，債務與交易總量的比重會發生遞減。
企業間債務不會無限地增長，這個理論上的結論對于分析現實中債務的增長變動情況，也許是有用的。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宏觀政策發生變化、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初期，債務增量數額很大（見表1，主要工業企業的數據）；但在這之后，隨著債務總量的進一步增大，債務增量下降，增幅遞減，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樣的增長幅度。1988－1989年實行宏觀調控后主要企業間債務增量與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從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隨后逐步下降；1993年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之后，企業間債務與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從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這一比率已經下降至10.91％，債務增量的絕對值也開始下降。
二、中國現階段企業間債務增長的特殊原因
2．1經濟體制轉型時期企業間債務正常的”體制性增長“
國有企業的一個基本體制特征是”預算軟約束“。但這并不意味著國有企業就一定相互拖欠債務。在傳統的計劃體制下，企業僅與中央計劃當局發生”垂直的“經濟聯系，企業之間并不發生直接的財務往來，交易的支付直接通過統一的銀行帳戶進行劃撥，所以并不會發生所謂”三角債“現象。只有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當中，當集中計劃的經濟體制已經解體，生產經營決策權已經下放到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發生橫向財務關系的情況下，”三角？quot；才會發生。這就是說，“三角債”是“改革了的國有企業之間發生的債務拖欠”現象。在現實中，所有實行體制改革的社會主義經濟，都發生了“三角債”從無到有、迅速膨脹的問題，就可以說明這一問題。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轉軌時期，企業間債務總額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屬于經濟“貨幣化”、“信
用化”的一種正常現象。我們稱這種因體制變化所引起的企業間債務增長為“體制性增長”。我們當然很難確切地在統計上確定已經發生的企業間債務中有多少屬于體制轉軌時期的“體制性增長”（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忽略這個問題，但仍請讀者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但我們應該當作“問題”加以對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體制性增長”的突發性“膨脹”或“額外增長”。
2．2國有企業的特殊問題
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體制特征決定著企業間的債務，可能會大大超出“預算硬約束”條件下的債務水平。這是對于國有企業間債務過度增長的一個最基本的體制原因。這一基本原因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有企業本身享有“國家信譽”的背景，借債較容易。法律上說，國有企業是國家作為所有者和債務人的“無限責任公司”，只要國家“不破產”，企業的“信用等級”就總會好于別的企業。這是人們較容易借錢、借債給國有企業的原因，無論它們是否欠債不還。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有企業債務，一定程度上具有與法定貨幣同樣的性質。
第二，在歷史上，國有企業一般不會破產，虧損由國家補貼。財務狀況不好的企業仍要生存下去，債務也就必然不斷增加，不會因破產清償而被勾銷。不能破產，企業欠債就沒有了最后的懲罰，債務的增長也就會“無所顧忌”，不良企業吃整個經濟的“大鍋飯”，占用盈利企業的資金，無法實現優勝劣汰和資源的有效配置，最終也會將盈利企業拖垮。
第三，在歷史上，企業債務增加后，國家銀行注入新的償債資金“清理三角債”（1986年以后國家曾多次為清理三角債注入資金），更增強了人們對國有企業債務有國家作保證的預期。
正是在這種特殊制度背景下，國有企業之間的“三角債”很容易膨脹，超出企業自身的償債能力；而且，國有企業事實上能夠通過擴大企業間債務拖欠，擴大其事實上的“購買能力”，從而導致總需求的膨脹或減緩總需求縮減的速度。國有企業間“三角債”，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企業以國家信用為背景自主先導發行的準貨幣”，也是貨幣發行“倒逼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見樊綱，1994，1995）。
假定D為企業間債務總額，ΔM為國家銀行事后為“清欠”而注入的貨幣，則
式中的m可以定義為“企業間債務引致貨幣供給的系數”。假如“為清欠三元債務注入一元貨幣”，則m的經驗值為3。
國家銀行“注資清欠”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對國有企業間債務行為的預期并因此而影響到目前與今后一段時期中企業的行為。國家銀行注入的資金越少，或者所承諾注入資金減少，m的“預期值”（Em）越低。理論上說，Em越低，“預算約束”越“硬”，企業間相互拖欠的數額會越小。所以，企業間債務在理論上是“預期貨幣供給系數”的函數：
（3）D＝f［Em］
任何經濟中企業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預算軟約束。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在體制上和行為上的差別，就在于Em較高從而拖欠行為會較為嚴重。但這并不否定同樣是在國有經濟條件下，Em仍會是一個可變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作為政府的一個政策變量。這一點在理解解決企業間債務拖欠問題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2．3企業為什么被嚴重拖欠時還會繼續“發貨”
中國國有企業在被嚴重拖欠的情況下還會繼續給予其他企業“發貨”并繼續進行生產，除了前面所說過的（A）為了保持與客戶的長期關系，（B）為了防止生產停頓之后發生“生產重組成本”等一般性的經濟原因，以及（C）企業“預算軟約束”這一基本的體制性原因之外，還有以下一些較為具體的經濟原因與社會原因。
（1）為了能發放獎金與增加福利。對于國有企業來說，現行體制是，工資、獎金的發放和利潤提留取決企業是否在本期內有“銷售額”；而只要產品已經發出，就算作發生了“銷售”，就可以動用企業現有的資金或者有資格向銀行借款發工資、發獎金、提福利、提留利潤進行各種支出。企業可以不關心自己的實際財務狀況被債務人拖垮（在預算軟約束條件下，債權人對于借出債務的風險考慮也會小得多），但總是會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現實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關心是否發得出工資。因此，只有當企業間拖欠已經使企業可動用的資金（包括自有資金和銀行可能的貸款額度）“用完了”的時候，企業即使繼續生產也不再能發工資的時候，企業才會有較為強烈的動機，停止在收不到貨款的情況下還繼續發貨。
由此可見，在國有企業的體制條件下，企業間債務的增量，會更接近上一節所說的“理論極限”－－只有“工資成本”構成對企業間債務增長的限制。
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企業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漲期之后、緊縮剛開始的時候，許多企業還有利潤、也還有現金，還能發獎金，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說，對于有利潤、有現金的好企業，這個因素的作用總會大一些，而對于其他一些企業，當問題已經是沒有現金、發不出工資的時候，這個因素當然談不上多大了。
（2）為了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在現行銀行體制下，國有銀行在分配貸款指標的時候，執行一定的產業政策標準，其中重要的一個標準就？quot；企業的產品有市場“。在這種條件下，只要能夠”發貨“，無論是否收得到貨款，企業都似乎更便于證明自己的產品有市場，以此作為申請貸款的理由。
（3）為了”社會安定“。作為國有企業，不可避免地承擔著一些國家的社會職能。別人欠債不還，企業到頭來會拖欠工人的工資。但據企業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員的解釋，即使這樣，只要生產還在進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時企業和政府承諾以后一定補發工資），也比工人無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會穩定。這也構成”不付錢也發貨“的一個重要原因。
2．4其他體制缺陷的作用
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市場經濟的不完全，也是造成企業間債務大量增長的原因。其中包括：金融市場不完全，資金的使用與配置缺乏效率，缺乏商業票據的貼現與抵押機制，缺乏銀行對企業財務狀況的監督。更重要的是，整個經濟中尚缺乏對財產權（包括債權）的保護，不履行債務合約的行為不能得到應有的法律懲罰，結果必然是違約方、債務方得益，任意拖欠，越拖欠越受益而不會受損，而債權方反倒處在被動的地位，商業信用無法正常展開，反倒形成了不講信用的”拖欠文化“。這些體制上的缺陷都進一步加劇了企業間債務拖欠的惡性循環。
宏觀經濟論文范文第8篇
自20世紀末以來，系統耦合理論逐漸成為人們研究的熱點。系統耦合理論對交叉領域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此理論的指導下，人們構架了不同地域、不同領域以及不同學科之間相互關聯和影響的橋梁。“耦合”一詞系借用物理學的概念。《辭海》關于耦合的解釋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體系或運動形式之間，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例如，兩個單擺中間連一根線或一根彈簧，它們的振動就是此起彼伏;原子內部電子的總角動量就是自旋角動量和軌道角動量的耦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電路組成一個網絡時，其中一個電路中的電流或電壓發生變化，能影響到其他電路也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現象叫電路的耦合。電路之間的耦合方式包括電感耦合、電阻耦合、互感耦合、電容耦合、電阻電容耦合等。在化學反應領域有耦合反應，將兩個化學反應聯合后，其中一個化學勢大于零的反應，可以帶動另一個化學勢小于零，單獨存在不能進行的反應能夠進行。生物系統中許多反應就是靠這一原理實現了由不可能變成可能。在生物、生態、農學、地理學等領域，都有人們引用耦合的思路來分析和解決問題。兩個或兩個以上性質相近的生態系統具有互相親和的趨勢。當條件成熟時，它們可以結合為一個新的、高一級的結構———功能體，這就是系統耦合，屬于一種動態的相對平衡的狀態，任何系統，其非平衡態是絕對的，平衡態是相對的、偶存的。系統自由能的積累可使系統進入非平衡狀態。通常人們說“能量是系統的驅動力”，無疑也適用于系統耦合。當條件和參量適當時，系統勢能延伸，可以使不同系統實現結構功能的結合，產生新的且高一層的系統。它不是原系統量的增大，而是新功能體———具有新質的較高層次的系統。它聯通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發生系統耦合，由此產生的新系統稱之為耦合系統。系統耦合的相關因子主要包括:耦合的關聯性、耦合的整體性、耦合的多樣性以及耦合的協調性等等。系統耦合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紐帶，其理論意義在于充分發揮生態系統所固有的開放性帶來的外延特性(自由能的積累)，導致系統進化和生產潛力的解放。系統耦合的生產潛力源于其催化潛勢、位差潛勢、多穩定潛勢和管理潛勢。耦合的關鍵是要打破原有系統的界限，破除原有系統的束縛，以構成要素的自然關聯和信息的自由流動為原則，將關聯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形成具有自組織結構的、系統內各要素具有能動性的新主體聯合系統。例如人們關注的環境保護系統與經濟發展系統的耦合關系(如圖2所示)，兩者存在催化潛勢、位差潛勢、多穩定潛勢和管理潛勢等等，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關聯起來，建立暢通的信息通道，建立新的自組結構體系，使各要素之間充分發揮能動性，相互促進、相互協調，從而構建新的動態平衡系統，找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同協調發展的最佳途徑。
二、耦合經濟概念的提出
在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衍生出很多經濟問題，例如個別的如污染物排放總量與環境容量不相容的矛盾，有望在已經立法促進的循環經濟階段解決。其他的矛盾，通過實施循環經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這是因為按照物理中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規定，能量是單向滑向退質劣化以至于徹底失去做功能力的。因此能量的消耗是持續的。再比如，現行的市場經濟中的供求定律與生態系統的供求定律是相悖的，例如市場上海鮮魚類的供給量減少，則價格上漲，從而刺激捕撈量增加，而海鮮魚類的保有量則會下降。使這種相悖的規律通過耦合協同起來，扭轉向耗竭方向惡性發展的局面，是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實現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必須靠機制創新才能做到。繼循環經濟之后，人類社會進一步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經濟形態是“耦合經濟”。所謂的耦合經濟，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在充分發揮循環經濟的基礎上，通過當今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與自然界的生產活動相互耦合，人造財富生產能力、自然資源消耗能力與自然資產生產能力相和諧，經濟活動中排放氧化物的規模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還原規模相和諧;人類社會所依賴的能源在依靠工程技術使能量得到梯級充分利用的基礎上，工程科學突破了對物理學中熱力學第二定律限制性的理解，以耦合作為創新的主要手段，在地球環境條件下，發展能夠把賦存于地球環境中的能量聚集起來，使之成為新能源的可持續能源技術，最終實現由可持續能源支撐的人與自然共生共榮和諧發展的科學技術體系，使經濟形態符合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安排。簡而言之，耦合經濟就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和生產活動以及自然生產要素相耦合，經濟(Economic)、環境(Environment)、可持續社會(Ecotopia)三者(3E)協調、和諧、共同發展，構筑“三生”(生產、生活、生態)友好復合型社會體系.
三、耦合經濟的制度創新設計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國富論》中提出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其含義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在力圖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費者追求滿足程度(效用)最大化，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一般說他們并不企圖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們所增加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但是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正引導他們去促進社會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們真心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產生的效果好。后來經過后世經濟學家A•馬歇爾等人的不斷完善和演進，這只“看不見的手”已經成為今天市場經濟理論中關于市場可以有效率地實現稀缺資源合理配置的機制。現在我們嘗試移植這一原理，把它應用到自然資產的生產和消費領域中來。我們把這一原理中市場參與者的個人追求定義為明確目的，把在不經意中達到的目的定義為伴生目的。把這只新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描述為復合社會(包括自然界在內)的每個人都在力圖追求個人滿足。一般來說，他們并不企圖改善生態環境，發展生態資產，也不知道他們所作的貢獻有多大，但是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去達到伴生目的，并且其效果要比他們真心想的效果好。很顯然，如果在實踐中做到了這樣，那就是將人類社會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活動耦合起來，在人們追求個人幸福的努力過程中，同時達到了生態友好、環境友好、氣候友好的伴生目的。這只新的看不見的手，將是有效果的。作者構思了一個關于“空氣資產”生產消費等行為中新的看不見的手起引導作用的模型(如圖4所示)，它初步顯示，經過努力這條路是可行的.假如我們每時每刻呼吸的空氣資產為某個擁有者所有，消費者不按市場價格付費，就無法取得呼吸用的空氣，就像哺育嬰兒需要牛奶，嬰兒沒有付費購買牛奶的能力，而是由其撫養人代付的。由此我們建立這樣的市場關系:空氣資源擁有者依靠出賣自己的空氣取得收入而生存發展，他會按照市場競爭決定的價格向消費者收取費用。由于排污者對空氣產生污染，降低了空氣的效用，進而降低了擁有者出售空氣的價格，并因此受到損失。在法律的保護下，擁有者向排污者收取賠償金而加大了排污者的行為成本。空氣擁有者為了永續經營下去，會將出售空氣得到的資金和向排污者收取的賠償金用于根據消費者需要、維持和擴大生產者的生產量的投資，如用于清除污染從而提高銷售價格的投入。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排污者向大氣環境排放污染物使空氣受到污染的過程，是一個自發的擴散過程，而擁有者要治理污染物的時候，首先是一個把污染物富集起來、分離出來的不能自發的過程，其后才是把污染物無毒、無害化轉化的過程。較之排污者在排放之前污染物尚處于“濃相”時治理，至少是多出了把污染物富集起來、分離出來的成本。排污者終究會發現，賠償損失比自己治理的花費要大，從自身利益考慮，他最終會選擇自己治理而不是向空氣排放污染物。這個很簡單的模型告訴我們，通過導入一只新的看不見的手，使現行市場經濟體系參與自然系統的運行耦合起來，最終實現建立在自然系統上的良性發展，自然資產保值增值基礎上的經濟繁榮、社會財富增長，是能夠做到的。
四、耦合經濟解決問題的思路
耦合作為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本質上是一種創新，因為它符合創新的最本質特征，即把一切不可能變為一切皆有可能。從系統科學的角度來看，耦合是構造一個新系統的手段。由于新系統的新結構，決定了新系統的新功能。新系統能夠涌現出新的特性或功能，包括把過去的不可能或把在其他存在形式下的不可能變成新系統下的可能。
(一)人類活動與自然活動的耦合如今作為地球村的村民，我們欣喜地看到經世界各國政治家、科學家以及社會名流的大聲疾呼和國際組織的不懈努力，各國政治家在遏制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取得了越來越廣泛的共識，并且列入國家議程。在有關制度驅動下的主要行動包括發展循環經濟、深入的節能減排、清潔發展機制、低碳經濟、可持續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植被恢復與荒漠化治理等。目前，全球人類活動排放的CO2數量遠遠多于全球自然生態系統還原的CO2數量，處于大氣中CO2含量因為總量積累而上升的階段，且CO2含量處于對氣候不友好的、使全球氣候變暖的水平。通過把人類活動與自然活動耦合起來，先期要達到遏制住大氣中CO2濃度繼續增長的勢頭。這要靠發展、繁榮地球自然生態系統，擴大其還原CO2的總規模與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依靠發展低碳經濟，使全球CO2排放總規模下降。兩者相向運動至規模相當。其后一個階段，是低碳、非碳可持續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中占主導，CO2排放總規模小于還原總規模，大氣中CO2總水平因負積累而下降。最后一個階段是使CO2排放總規模與還原總規模達到一個動態平衡階段，此時的平衡使大氣中CO2的濃度處于氣候友好、生態友好的水平。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里要呼吁的是，我們要把大氣層中的CO2看作全球共享的資源。誰把它更多地轉化成碳質能源，誰就多了一份競爭優勢、生存發展優勢。為此，應該制定國家發展耦合經濟戰略。
(二)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耦合我們今天遇到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原因是人類社會在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屬性上走的太遠，因此，我們要跳出現今的社會屬性回歸自然屬性，但這絕不是要解體社會，重新以個體的形式實現人的自然屬性，而是要通過創新破除目前這種游離于自然界之外的社會，建立一個包括自然界在內的復合社會。按照擴充后的復合社會去理解，認識論就要豐富和完善其內容。例如，除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資產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除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資產生產力與人造財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正確地解決這些矛盾才能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復合社會。建立這樣的復合社會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在于明確生態資產的產權歸屬，確立并實現生態資產的價值。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很多問題，看到和想到遠遠不等于做到，而往往是穩定的利益結構、心智結構、群體的博弈結構在起決定作用。尤其是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放棄無回報地索取自然資源的行為，拿出人類勞動成果的相當一部分回饋于自然，這將面臨整個價值體系的改變，是極為不易的。構建復合社會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調整與完善問題。首先，構建復合社會要解決的問題是明晰生態資產的產權歸屬，使生態資產受到有效保護，避免歷史上一再發生、被經濟學家稱為“公地悲劇”的事件;其次，承認自然資產的價值和生態服務的價值并實現它們的價值，最終要在復合社會的框架結構之下，形成價格機制。這將是極為復雜、深刻的問題，不會在短時間內解決。為了不至于拖延時間，快捷而有效的辦法是向自然資產的采掘、耗用和享受生態服務征收稅金，提高現行市場經濟成本和價格總水平。然后將征收的稅金，以公共財政投入的方式，一方面用于支持耦合經濟產業技術開發;另一方面用于扶持生態產業及生態資產所有者，矯正因為價值被忽視的參與市場競爭的先天畸形。因此，我們才能迎來一個生態逐步繁榮，環境容量相應增大，生態系統產出持續提高，生態服務逐步增強，自然資產充分保證的前提下、人造財富最大化得以實現，人與環境系統和諧共榮的未來世界。
(三)自然生產要素之間的耦合由于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即使是在科技水平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界的知識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人類歷史上無論哪個階段，由于認識能力的局限，所積累的關于自然的知識，都是有錯誤的，仔細推敲下來，對人類社會曾經有過的對征服自然產生的狂熱情緒的批評中，有一種聲音是“出于人類的無知”。其實，人們對于征服自然產生的狂熱情緒并不是完全沒有知識的無知，而是基于一些錯誤的無知。但是，在汲取因為基于偏頗甚至錯誤的知識而發生不適當的征服自然的行為招致自然報復的教訓時，我們也要切實防止消極看待人類對自然進行干預甚至是改造的作用，防止犯以偏概全的錯誤。事實上，就自然的生產力而言，完全自然的狀態中，往往蘊藏著巨大的潛力，但因為自然生產所需要素耦合不完善，而始終發揮不出來。其中的“玄機”一旦被人類看破并對其進行適當的干預甚至是改造，往往能夠快速而有效地把這種潛力釋放出來。古往今來，此類成功的實踐不勝枚舉。尤其是在當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而又面臨可持續發展難題的今天，運用人類知識作用下的勞動，把自然生產要素耦合起來，形成高的自然生產力，服務于人類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理應成為耦合經濟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必將在耦合經濟的實踐中得到更加理智地看待和應用，并因為創造出難以估量的自然生產力而推動可持續發展。2000多年前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發揮著巨大作用，成就了四川“天府之國”的美譽，是中國古代先人運用自然規律的正確知識，用勞動改造自然、使自然生產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杰作，它發揮作用的本質可以理解為:通過都江堰水利工程改變有限水資源(自然生產力的一個要素)的時空配置格局，使得整個成都平原都能及時得到水資源以與其他各項自然生產要素偶合起來，使自然的生產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當代，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人工材料提供的支持，人們通過干預和改造自然，形成了能夠大幅度提高自然生產力的人工環境。例如，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北方農民發明并廣泛應用的塑料大棚溫室種植技術，改變了自然狀態下整個漫長冬季因溫度和熱量水平不足以支持其他要素耦合并轉化為生物質的狀態，改善了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富裕了一方農民。總而言之，在很多豐富而又具有說服力的成功案例的啟發下，我們確實該自覺地、能動地、清醒地認識“運用人類知識作用下的勞動，把自然生產要素耦合起來，形成高的自然生產力”這一命題了。
(四)創立可持續能源技術體系創立可持續能源技術體系，是耦合經濟要解決的最根本的問題。從能源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走上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能源全部依靠可持續能源技術體系之日，就是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之時。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物理學中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內容的理解和突破，這里主要涉及聚集結構的知識，可以肯定它是揭示客觀上存在而人類卻一直未曾深入的理性認識，特別是沒有深入認識之一類過程所擁有的共性的新理論。可以肯定聚集結構理論的提出，使人類主觀認識自然的理論體系與客觀存在的、首尾相接的第一類過程和第二類過程構成的過程循環相吻合。可以預見，隨著人類能動地發展聚集結構過程，將使當前文明依賴并面臨的可耗竭、不可持續的過程中，轉而成為支持我們文明持續發展的、不可耗竭的、可持續的過程。可見，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能源科學突破對熱力學第二定律限制的理解，以耦合為主要手段，使不同性質的過程關聯起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宏觀經濟論文范文第9篇
1.1平穩性檢驗為了避免偽回歸現象，需要檢驗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檢驗來判斷序列的平穩性。為了減小數據變動幅度，首先對原始數據取對數。根據和的時間變動圖，在ADF檢驗中設定兩個變量均有截距項，但不含時間趨勢項，由Eviews8得到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匯總如表1所示。為了保證檢驗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選取1%的置信水平，如果ADF檢驗得到的統計量小于1%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則表明所檢驗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否則存在單位根。由表1可知，在1%的置信水平下，和均不平穩，而其一階差分是平穩的，因此和在1%的置信水平下都是一階單整的，有必要進行協整檢驗來分析兩者之間是否具有長期均衡關系。
1.2協整檢驗根據協整理論，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時間序列是同階單整的，且它們之間的某種線性組合是平穩的，那么這兩個(或兩個以上)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關系表明變量之間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由上文可知，和都是I(1)即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條件。本文采用E-G兩步法來完成協整檢驗。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dinaryLeastSquare，OLS)估計協整回歸模型，并得出殘差序列估計值。用Eviews8得到的回歸方程如下：其次，檢驗殘差序列的平穩性。如果殘差序列平穩，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反之則不存在協整關系。仍用ADF檢驗來驗證殘差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下：以上檢驗結果表明，ADF檢驗統計量小于三個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因此殘差序列是平穩的，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結合協整回歸方程可知，和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
1.3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由上文檢驗結果可知，和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在此前提下，有必要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進一步驗證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用Eviews軟件得到的具體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對于第一個檢驗，只有在滯后階數為2和8時接受原假設，在其他滯后階數下都拒絕了原假設，因此拒絕原假設是較穩定的結果，即是的格蘭杰原因。對于第二個檢驗，在滯后階數為1～8時都接受了原假設，這一檢驗結果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因此不是的格蘭杰原因。綜合以上檢驗結果可以得出結論，與之間具有單向因果關系，BDI指數的變動會引起EPI指數的變動。
1.4基于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為了進一步研究BDI指數與我國宏觀經濟景氣狀況之間的動態特征關系，本文對兩個變量進行脈沖響應分析，考察一個內生變量受到某種沖擊時對其他變量的影響。為了最大程度地保證檢驗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首先選用5個指標來完成最優滯后長度檢驗，結果顯示LR、FPE、AIC三個評價指標認為滯后階數為10較為合理，因此本文建立10階VAR模型。為了保證所建立的VAR模型的穩定性，本文利用Eviews軟件作出了VAR模型特征根的倒數值圖示，VAR模型所有特征根的倒數值都落在了單位圓內，說明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穩定可靠的。通過上述最優滯后長度檢驗和VAR模型的穩定性檢驗，本文保證了所建立的VAR模型的可靠性和穩定性。為了進一步分析BDI指數與EPI之間的動態關系，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證明對具有單向因果關系的基礎上，本文作出了對的脈沖響應函數。對的脈沖響應函數顯示(見圖3)，當在本期給一個正沖擊后，對沖擊的響應是正向的。具體而言，在前兩期小幅上漲，從第3期開始迅速上升，在第5期達到峰值，從第5期到第10期在一個高位上表現出小幅波動，從第10期開始平穩下降，并在第23期時變為負效應。這表明BDI指數的上漲能夠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較為顯著的拉動作用，而且這種拉動作用具有較長的持續期。
2檢驗結果分析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BDI與EPI指數隨時間變動的圖示得出，兩變量上升、下降的階段及波峰、波谷出現的時間較為接近，因此BDI指數與我國宏觀經濟具有較為緊密的聯系。本文通過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進一步驗證了與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正向均衡關系，且對具有顯著的單向因果關系。通過脈沖響應分析得出，BDI指數的上漲會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比較顯著的拉動作用，且能夠持續較長時間。BDI指數是海運市場的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反映出全球貿易和經濟的繁榮與低谷，是一個先行經濟指標。BDI指數的上漲表明全球貿易規模增大，也能夠折射出全球經濟走勢向好，我國現階段還是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國際上其他經濟體尤其是大國經濟狀況的波動會對我國經濟產生較為顯著的影響，因此BDI指數上漲能夠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拉動作用。由此可見，本文的實證檢驗結果與經濟理論是相一致的。因此應當認清BDI指數的走勢與我國宏觀經濟狀況之間的關系，重視BDI指數走勢對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指導作用。通過BDI指數的走勢合理預測我國經濟可能出現的波動，并基于此制定合理的防范和調控措施，防止我國經濟狀況出現劇烈的波動。
當BDI指數走強時，可能預示著我國經濟將出現新一輪的繁榮，應當制定穩健或者適度緊縮的財政及貨幣政策，防止出現經濟過熱。當BDI指數走弱時，可能預示著我國經濟狀況的不景氣，應當制定適度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增長，防止我國經濟跌入低谷。此外，應當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BDI指數預測體系。由于BDI指數有助于預測我國宏觀經濟走勢，因此對于該指數的預測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政策意義。對BDI指數走勢的科學預測有助于把握我國經濟形勢可能出現的變化，提前制定合理的應對措施，避免我國宏觀經濟狀況出現大幅波動.
宏觀經濟論文范文第10篇
(一)模型定義為了合理描述宏觀經濟波動狀況與汽車行業發展情況，將宏觀經濟的形勢和汽車行業的發展分別看作是兩個綜合的、模糊的、不可觀測的潛變量，其中宏觀經濟的形勢受多個可觀測經濟變量的影響，如CPI、PPI等;而汽車行業的發展情況也是由汽車產銷量、汽車進出口量等可觀測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二)研究方法結構方程模型(SEM)是在70年代KarlJores-kog和DagSorbom等學者提出的在統計理論基礎上發展而成的驗證性多元統計分析技術［11］。通過觀測變量集合之間的協方差結構和相關結構，從定量的角度建立模型處理潛變量與潛變量、潛變量與觀測變量之間關系的方法。一個典型的結構方程模型包括兩大部分:測量模型與潛在結構模型。1)測量模型:描述潛變量與顯變量之間的關系:x=Λxξ+δ(如CPI與宏觀經濟形勢的關系)y=Λyη+ε(如汽車產量與汽車行業發展情況的關系)在實際應用當中常常將潛變量表達為其相應顯變量的線形加權和的形式，且有幾個潛變量即需定義幾個度量模型。2)結構模型(StructuralModel)描述的是潛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構模型η=Βη+Γξ+ζ(宏觀經濟形勢與汽車行業發展情況的關系)實際應用中往往用線形回歸的形式擬合潛變量之間的關系，潛變量之間的回歸系數常稱為路徑系數。
(三)指標選取與模型構建宏觀經濟波動體現的不僅僅是GDP的變動，而是伴隨著出口、消費、存貸、利率等一系列經濟指標的變化。同樣汽車行業的發展狀況也絕不僅是由汽車的產銷量來體現，而是通過一系列汽車指標進行的綜合評判。筆者將宏觀經濟形勢和汽車行業發展情況看作不可直接觀測的潛變量，而將反映宏觀經濟形勢和汽車行業發展情況的經濟指標作為其觀測變量。參考以往關于宏觀經濟與汽車行業之間關系以及各類指標數據，結合歷年關于宏觀經濟與汽車行業的發展數據，運用SPSS進行因子分析，得到下列變量指標。在結構方程模型的結構路徑圖中，用圓或者橢圓表示潛變量，矩陣表示觀測變量，單向箭頭表示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雙箭頭表示變量之間的協方差或者相關關系。宏觀經濟與汽車業相關關系模型的結構路徑圖和基本路徑假設如圖2。
(四)數據說明模型選取的所有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信息網以及《中國汽車工業年鑒》2007至2012六年間的月度數據，缺失數據運用趨勢擬合與均值補充進行數據填充。
二、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模型的擬合度檢驗基于六年的72條數據，運用軟件AMOS17．0，對模型進行了驗證分析。使用檢驗、規范擬合指數NFI和修正擬合指數IFI、比較擬合指數(CFI)、近似誤差平方根(RMSEA)等較為穩定的指標考核模型的整體擬合優度，擬合后的評價結果及其理想值匯總于表2。表2表明，P值為0．000，說明模型通過檢驗;卡方與自由度之比從總體上反映了模型的擬合度，有學者認為小于2．0，則可以認為模型擬合較好，但也有學者認為當χ2/df介于2．0到5．0時，也可以接受模型，要視情況而定。本模型由于樣本空間較少，故3．8在可接受范圍之內。規范擬合指數NFI、修正擬合指數IFI和比較擬合指數(CFI)都是越接近于1越好，而RMSEA低于0．1才是好的擬合，模型結果中NFI、IFI和CFI都在0．8以上，RMSEA為0。093，小于0．1，說明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較好。另外，根據AMOS所給出的結果，其組成信度(CR)大部分都在0．7－0．9左右，其平均提煉方差(AVE)也都在0．5以上，所以無論是從總體上，還是從內在結構上，該模型都實現了較好的擬合效果，說明了該結構關系能夠反映樣本數據之間的內在關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樣本數量的關系，模擬結果還未達到最理想。
(二)模型的結構關系分析運用軟件AMOS17．0進行假設模型的驗證與分析，再根據修正指數MI進行多次變量之間關系的修正，得到所有不可觀測變量之間的路徑系數以及顯變量與隱變量之間的因子負荷，其結果如圖3所示。本文構建結構方程模型時采用了固定因子負荷法設定因子的度量單位。由圖3分析表明:第一，負荷系數具有顯著性，表明測量變量能很好地反映其對應的潛變量。在宏觀經濟形勢因子中，外商直接投資、貨幣供應量和匯率對宏觀經濟的潛力影響顯著，工業增加值的增長對宏觀經濟的發展影響顯著，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對宏觀經濟的現狀影響顯著。汽車行業發展中，汽車產量和汽車工業增加值的作用很明顯，而汽車產品以及汽車進出口貿易差額的作用不是很顯著。第二，路徑系數具有顯著性，表明宏觀經濟形勢與汽車行業發展之間確實存在結構關系。宏觀經濟影響因子與汽車制造業發展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8、0．84、0．71，其中，宏觀經濟因子E1，即宏觀經濟的潛力水平對汽車制造業的發展影響最大。相關關系表明，信貸、貨幣、財政收入、城鎮固定投資額、PPI、PMI等外生因素對宏觀經濟的作用最終也影響了汽車行業的發展。兩者之關系可歸結為:汽車行業的發展程度受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宏觀經濟形勢在很大程度上也反作用于汽車行業的發展，且對汽車行業的產量、貿易、增加值都有顯著影響。
三、結論
本文根據2007－2012年的月度數據，在建立多維度結構方程模型的基礎上運用AMOS17．0軟件分析宏觀經濟波動與汽車行業發展的之間互動效應。主要結論有:(1)模型中選取的各種經濟變量，如新增信貸數據、貨幣供應量、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工業增加值的同比增長等，通過一定途徑影響宏觀經濟，而汽車的產銷量和進出口量等則影響汽車產業的發展狀況;(2)宏觀經濟形勢與汽車行業發展狀況聯系緊密，為互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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