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史研究篇1
(一）社會組織發展的放松管制有利于非營利組織參與區域性公共事務
2011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加強社會創新管理的意見》，標志著我國第一份關于創新社會管理的正式文件的誕生。在這一宏觀政治背景下，地方政府也紛紛出臺政策，修訂和完善有關管理法律法規，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政策空間得以放松管制，社會組織發展的動力機制將逐步實現由傳統的政府選擇到未來的社會選擇的轉變。上述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各種NGO、NPO參與區域公共事務治理的現象，巳經從理論和政策探討層面轉化為形式多樣的現實行動，極大的豐富了區域性治理的方式。
(二）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在區域公共物品生產中發揮著愈發重要作用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人，地方政府更加重視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在區域公共物品生產中的作用。我國三大特大城市群、八大城市群的眾多高速公路、機場、輕軌、地鐵等城際公共物品，均采用了政府供給、公私伙伴關系合作生產的模式，這為區域一體化的深度推進奠定了堅實基礎。而近年來，政府的區域規劃也重視公私合作伙伴關系的運用，極大的拉動了公司合作關系的發展。
(三）公民參與領域向區域公共事務不斷拓展
公民參與領域的不斷擴展，巳經成為現代公共事務管理的一個重大趨勢，也是公民社會不斷進步的一個重要體現，從我國目前的國情來看，可以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公民通過網絡問政的制度化方式參與重大區域規劃的貫徹實施；其次，公民參與貫徹實施區域規劃成效的政績評價；最后，公民自發參與“鄰避運動”愈發普遍，表明公民參與區域性事務治理的主動性、積極性、壓迫性與日俱增。
二.區域治理研究的發展趨勢
(一)大都市區和城市群的治理日益健全
目前，我國形成了所謂三大特大城市群、八大城市群的發展格局。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大都市區和城市群發展階段有別于早期的粗放型城市化發展階段，市際間跨域性公共事務變得日益疊加和倍增，迫切需要城市政府間走向協作性公共管理，采取更多統一的制度性的集體行動。因此，可以說，大都市區和城市群的治理巳經成為未來區域治理不可缺少的一環。
(二）區域發展的政策工具研究日益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區域政策經歷了以經濟特區為重心的沿海地區優先發展階段、以浦東開發為龍頭的沿江沿邊地區重點發展階段、以縮小區域差距為導向的西部大開發階段和以區域協調發展為導向的共同發展階段。但相對于中國幅員遼闊的地域而言，我國以往的區域發展政策存在“國家的簡單化”的問題，需要通過設計更為精密化的政策工具來落實中央或上級政府的政策意圖。簡言之，政策工具就是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因此，區域發展的政策工具的研究，其完善和健全，必然是未來發展的趨勢之一。
(三）跨域性公共治理日益完善
跨域性公共治理研究，主要包括跨域大氣治理、跨界水環境治理、跨域食品安全監管、跨域公共危機管理、跨境警務協作等問題。區域交流的日益擴大與頻繁，帶來的公共治理亦需要隨著交流的擴大而相應的擴展至更大的領域，牽一發而動全身即為此意。以上列出的一些問題，單靠某一區域的治理，并不能達到積極的效果，只有依靠各個區域聯動，協同治理，才能真正實現治理的最終目的。
(四）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治理制度借鑒的更加具有廣度和深度
一方面，要加強對國外區域治理的比較研究，尤其是美國、歐盟、日本、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在大都市區治理、城市群治理、區域發展的政策工具、公民參與區域治理方面的比較研究。今后，需要加大力度譯介這些國外區域治理研究的系列著作，從中吸收先進的研究方法、適用的概念工具和成熟的理論觀點，進而結合我國區域治理的實際情況，推進有中國特色的區域治理理論體系建設。另一方面，要注重對國內不同區域治理的比較研究。我國幅員遼闊，各個地區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發展程度、政府治理績效、公民參政意愿及能力、社會資本發育狀況等差異甚大，因此，開展對不同地區的區域治理的比較研究，將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也很具政策價值。
小結
20世紀90年代末，我們率先在國內公共管理學界倡導和開啟區域公共管理研究。十多年來，中國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進步。近年來，隨著治理理論向諸多學科和研究領域的滲透性使用，以及區域治理的國外文獻的相繼引人，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領域出現兩個變化：一是部分學者在做研究時習慣交叉使用區域公共管理和區域治理這兩個概念;二是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喜歡借用區域治理的理論內涵來討論我國區域公共事務的治道問題。本文即在前者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具有自己思考的觀點，希望能為相關理論的進步貢獻自己一份綿薄之力。
尹芳
區域史研究篇2
縱觀對教育史的研究，要么是某一空間教育通史研究，如外國教育史、中國教育史、江蘇教育史等，要么是某一空間斷代史研究，如外國現代教育史、日本近現代教育史、中國近現代史、中華民國教育史，還有其它專門史，如外國高等教育史、中國學前教育史、中國科技教育史、外國女子教育史、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史、特殊教育史、數學教育史、物理教育史等，但當研究所有這些教育史，希望有助于學校的具體專業（職業）教育時，絕大部分找不到答案，如會計教育，就只能在會計史中找到部分內容，至于地方會計教育史方面，就只有片言只語，形不成系統，但區域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的一個主要方面，“中國教育近代化研究首先應該建立在區域近代化研究基礎之上，只有通過一個個富有代表性區域教育近代化模式的研究，才能豐富和更為準確地把握中國教育近代化演進的軌跡和特征”（劉正偉，2001）。現代會計教育亦如此，江蘇作為中國教育的典型和先進區域之一，研究其教育史，對于現實會計教育也具有重要的意義。筆者將研究范圍界定為“江蘇區域”，它不同于“江蘇省”，現代的“江蘇省”是有清晰界限的行政區劃，從歷史上看，行政區劃是變化的，現代的江蘇經過了許多地理區域和民族的變遷，在夏商周時期，這里籠統稱為“九夷”或“東夷”，春秋時期，大部分屬吳國，后又大部屬越國和楚國，秦統一后，這里分屬東海、泗水、鄣、會稽等郡，在漢、三國、唐、宋、元、明時其行政管轄都有變化，清初屬江南省，康熙年間分為江蘇和安徽兩省，江蘇始作為一個省級地方行政區劃正式出現，1927年，屬于江蘇省的上海市劃出去成為獨立的行政區域，但是，民國時期的上海是應該包括在江蘇區域的，特別是會計專業教育更是無法將江蘇省與上海市截然分開，1949年后，上海不再包括在江蘇省。會計教育研究的內容很廣泛，筆者主要以學校本、專科層次會計教育為主（歷史考察中還包括中專和培訓教育），也涉及研究生教育，研究內容主要以從事會計教育的學校、學生情況、師資、會計課程與教學等方面為主。
二、會計教育學校與學生
中國長期大一統的封建教育以儒學的“四書五經”為正統，視經商和理財為末流，“會計”不得登大雅之堂，會計教育是與數學教育結合在一起進行的，江蘇會計教育沒有不同。江蘇近代教育是以1861年蘇州人馮桂芬寫成《校廬抗議》一書為標志，他提出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社會變革思想，成為洋務派先聲，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先導（劉正偉，2001）。1896年，兩江總督張之洞在南京成立江南儲才學堂（1901年清政府下興學詔將所有書院改設學堂，1902年改為江南高等學堂），招收學生120人，分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其中商務分為各國好尚、中國土貨、錢幣輕重、各國貨物衰旺等目，此時才開始涉及商業教育。1898年劉坤一繼任兩江總督，為振興實業而創辦南洋高等商業學堂，這是當時最早的商業學校。1909年新任兩江總督端方奏準把南洋高等商業學堂和中等商業學堂合并為江南高、中等商業學堂，附設銀行、稅關各專修科（潘懋元等，1993），包括大清銀行學堂在內僅有的兩所經濟專科學堂，為當時試行改良中國會計培養了24名精通西式簿記的會計專門人才，人雖少，但他們與從日本、美國留學歸來的經濟管理專門人才一起，后來大都成為推動中國會計教育事業發展的骨干力量，成為我國最早的一批會計學教授（郭道揚，1997）。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大學分設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商科之中又分設銀行學、保險學、外國貿易學、領事學、關稅倉庫學和交通學六門，六門中簿記與會計學課程的開設有了明顯的增加。1917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開始設商業專修科，楊杏佛出任首任商科主任，1921年國立東南大學成立，初設5科24系，后調整為6科31系，商科下設普通商業、會計、工商管理、銀行理財等7個系，同年由南京遷至上海，成立中國第一所商學院――國立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為上海財經大學前身），馬寅初兼任教務主任，郭秉文任校長；1924年，潘序倫完成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商學碩士和哥倫比亞大學商業經濟學習獲得博士學位歸國，接任上海商科大學的教務主任，還兼任暨南大學商學院院長。1928年成立的國立中央大學是全國院系最全、規模最大的一所綜合性大學，設8個學院34個系，其中商學院設有銀行、會計、工商管理和國際貿易4個科，1935年經過調整取消商學院；民國時期至1948年（民國37年），開設會計科或課程的學校還有江蘇省立江蘇學院、私立江南大學、私立建國法商學院、私立重輝商業專科學校、私立東吳大學等。特別在當時共產黨領導的蘇皖邊區創建的位于淮安的華中新聞專科學校還專門設有會計專業。
1927年，潘序倫在上海設立“潘序倫會計師事務所”，并在事務所內設立會計補習學校，次年，將事務所改名為“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同時擴大會計補習夜校，改名為“立信會計補習學校”，1937年夏天，正式創立經當時民國教育部批準立案的私立“立信會計專科學校”。
解放后，經過1952年前后和1956年前后的兩次院系調整，江蘇的高校主要留下的是理工科專業，又經過1961-1963年的全面整頓后，江蘇高校由1960年的80所下降到29所，文科專業設置偏少、財經、政治等專業由于調整到其他省市而出現空白。十年后經過撥亂反正和教育的恢復，到1988年，江蘇全省范圍73所高等學校設置會計專業（包括財會管理專業）的學校有37所，占江蘇高校總數的50.7%，包括南京大學、河海大學、中國礦業大學、華東工學院、南京航空學院、江蘇工學院、南京化工學院、無錫輕工業學院、蘇州絲綢工學院、鎮江船舶學院、南京建筑工程學院、南京糧食經濟學院、南京林業大學、中國藥科大學、南京電力專科學校、南京航務工程專科學校、蘇州大學、淮海大學（淮海工學院）、江蘇化工學院、揚州師范學院、常州技術師范學院、江蘇水利工程專科學校、鹽城工業專科學校、江蘇會計專科學校、江蘇商業專科學校、南京審計學院、金陵職業大學、常州工業技術學院、江南大學、蘇州職業大學、沙洲職業工學院、常熟職業大學、南通職業大學、彭城職業大學、鹽城職業大學、淮陰工業專科學校、連云港職業大學等（江蘇省志《教育志》，2000）。江蘇會計專業培養學校數與全國其它地區比較，普通專科、普通本科排名第一，成人專科、成人本科、碩士和會計碩士專業排名第二， 最高層次的博士排名第九，高層次人才培養規模逐漸擴大，超過大多數區域的規模擴張速度（見表1）。與此相對應的學生規模普通本科在校生數和畢業生數列第一，普通本科的招生數與普通專科在校生數和畢業生數以及成人本科的在校生數和招生數列全國第二。
截止2011年，江蘇各高校各層次開辦會計專業的學校和學生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發展（見表2）。其中全省163所高校（包括獨立學院、成人高校）有138所開設會計專業，占江蘇高校總數的84.7%，與1988年相比，22年內該比例上升67%，本、專科會計專業在校生達到111892人，當年招生數達到33329人，在校生規模100人以上的有113所，500人以上的78所，1000人以上30所，1500人以上19所，2000人以上11所，在校生規模前二十名分別是：南京審計學院 （6428人）、南京財經大學（5170人）、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4318人）、江蘇城市職業學院（4087人）、江蘇大學（3373人）、江蘇技術師范學院（3066人）、無錫太湖學院（2999人）、蘇州職業大學（2906人）、南京農業大學（2657人）、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2553人）、常州大學（2150人）、徐州工程學院（1855人）、南京財經大學紅山學院（1821人）、南京審計學院金審學院（1648人）、金陵科技學院（1564人）、中國礦業大學（1548人）、揚州大學（1534人）、蘇州大學（1528人）、江蘇科技大學（1512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濱江學院（1454人），這二十所高校的在校生數占江蘇125所高校全部在學生數的48.4%。
總體上，從培養學校數和學生規模上，江蘇的普通本科教育基本領跑全國，普通專科、成人專科和成人本科以及碩士教育也進入第一梯隊，但會計專業碩士和博士教育水平較低。
三、會計教育師資力量
古代會計教育沒有專職教師，一般作為數學的應用而列入私塾和政府高等學府進行教學，職業會計教育采用師傅帶徒弟方式在實際工作中進行，將會計作為一門技術和專業在學校進行教育是近代的事情。近代最早創辦的商業專科學校為江南高等商業學堂和大清銀行學堂，當時教師有些是早期留洋（主要是日本、美國等）歸來的，有些直接聘用外國教習。民國時期，留學教育更加發展，也造就了許多大師。當時全國擔任經濟學、會計學課程的教授、副教授以留美歸國的留學生最多，其次是歐洲和日本，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國內大學和研究院培育出來的人才（郭道揚，1988），江蘇的情況類似，根據南京大學校史資料，南京大學在國立東南大學時期（1914-1927），商科的師資力量很強（見表3）。
中國會計博物館列出了十八位中國會計名人（見表4），其中潘序倫、楊汝梅（予戒）、謝霖、楊端六、徐永祚、雍家源、葛家澍、李寶震、楊紀琬、婁爾行、顧準等11位與江蘇（上海在1928年前行政區劃屬江蘇）有關系，要么出生在江蘇，要么工作在江蘇，要么兼而有之，他們與其它會計教育家一起共同支撐了中國近代以來現代會計教育的大廈，也從另一個角度映證了江蘇會計教育師資力量之強。
當代會計教育師資從教育行政部門統計進行研究是一個視角，從專業協會視角研究是一個更有意義的視角。根據中國會計學會網站公布的資料，截止2013年8月，中國會計學會現有會員3338人，資深會員為149人、高級會員為1918人、個人會員（初、中級會員）為1271人，其中：高校資深會員和高級會員分別為75人和851人（為有詳細單位信息的1472名高級會員中數字），可以從資深會員和高級會員在全國各區域的分布情況來了解高校會計師資的情況（見表5）。江蘇目前高校高級及以上會員數排在北京（145人）、遼寧（73人）、上海（67人）和廣東（67人）之后，列第五（60人），不屬最強。總體上，江蘇會計師資力量經過了民國最強解放后30年弱改革開放后逐漸恢復目前次強的過程。
四、會計教育課程與教學
古代會計課程作為算學的應用部分而沒有獨立分科，實際應用教育是通過老會計帶徒弟方式進行，學習內容包括算盤使用、文字識讀、毛筆書寫、錢幣鑒別和清點、錢賬與物賬核對、賬簿開設與記錄等。正規的學校會計教育是在近代主要通過學堂和學校聘請外國教習和出國留學生學成回國興辦會計教育而開始的。特別是當時國立東南大學商科及由此衍生的上海商科大學，管理人員如楊杏佛、馬寅初、潘序倫等都是留美博士，他們充分借鑒了美國高校的商學課程體系。以潘序倫為例，潘序倫將各大學商學院的專業課程體系總結為：簿記學（初級會計）、高級會計學、審計、決算表之分析解釋、設計會計、公司會計、制造業會計、銀行會計、各業會計（包括電業、礦業、棉紡織等）、政府會計（包括交通、鐵道等）、訴訟；與會計有密切關系的學科還有：基本學科（包括國文、數學、英文）、經濟學科（包括經濟學、財政法、銀行貨幣學）、商事學科（包括商業組織、工商管理、市場銷售、運輸保險等）、民商法規（包括民法、商業登記法、公司法、商標法、票據法、保險法、破產法、所得稅、遺產稅條例）、技術學科（包括投資數學、統計方法及制圖、珠算、書法）（潘序倫，2008），基本借鑒了美國體系。
1949年至解放后30多年，我國采用原蘇聯的專業課程體系，包括會計核算原理、部門會計學、部門經濟活動分析（即“老三門”）和部門財務管理課程，實踐證明這種細分部門的課程體系及會計管理體制不適應市場經濟需要。1978年改革開放后，首先從財經和文科院校開始討論課程體系改革問題，打破部門會計藩籬，形成了基礎會計、財務會計、成本會計、管理會計、審計等五門核心課程為基干的包括電子計算機的應用、比較會計、會計制度設計等在內的新的會計學科體系（婁而行、石成岳，1984）。從1992年起國家全面進行會計改革，會計管理體制和課程內容變化較大，但課程體系變化不大。進入新世紀后，教育界引進項目教學、工作過程系統化課程理念等對課程體系進行了改革。教育部于2003年啟動國家精品課程的建設項目，從2003年到2010年期間，教育部共評選出國家級精品課程3910門，其中本科類2535門，高職高專類1023門，網絡教育類209門，軍隊院校143門，共有746所高校的課程獲評國家精品課程，本科和高職高專合計共3558門（其中包括統計中未區分的2006年軍隊院校16門），這其中會計專業課程本科25門，高職高專類22門，共47門，北京和浙江各六門并列第一，湖北和上海次之，江蘇以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一門《會計學原理與技能》墊底。
2007年國家公布的會計學國家重點學科建設學校分別為中央財經大學、東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和西南財經大學五所大學，沒有江蘇高校。全國高校特色專業建設名單中，江蘇會計專業建設點只有三個（分別是金陵科技學院、南京財經大學和中國礦業大學），在全國中等偏上。
總體上，民國初期以江蘇（包括上海）為代表的華東開創了系統會計教育的先河，使會計學成為獨立的社會科學，改變了會計教育模式和政府對會計教育的理念，其會計教育和會計人才的培養為各大學、企業、政府機構提供了大量專門人才，為當代會計教育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目前江蘇的會計課程和教學水平在全國處于中等偏上水平。
五、結論
通過對江蘇區域會計教育的歷史與現狀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近代江蘇學校會計教育水平要高于現代學校會計教育。現代意義上的正規學校會計教育盡管源起于北京的京師大學堂，但是江蘇卻后來居上發展最快，成為整個中國會計教育最發達的地區，“上海乃至華東是舊中國會計教育事業發展的中心。而其次是北京、天津及中南地區。”（郭道揚，1997），主要表現在最強的師資隊伍集中在此地、由于實業和經濟發達形成理論與實際結合最緊密、學生規模大和質量最高等方面。
（2）強烈的社會需求是江蘇會計教育發展的動力。洋務運動和清末維新運動的失敗促使國人從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研究救亡圖存的真理，因此國內教育和留學教育主要集中在文、法科目，后來是商科，對包括會計在內的文科教育的需求很大，潘序倫在會計事務所從業的基礎上于1928年附帶創辦了立信會計補習學校，由于舊企業會計人員和新學員，特別是女性學員的巨大需求，僅1928年至1937年就培訓學員累計4783人，平均每年四、五百人，從 1938年到1952年共有學員83013人，平均每年5500多人（李海波，1998），而同期國立大學受名額限制招生則少得多，據江蘇教育廳民國23年（1924年）統計，江蘇全省專科以上學生共5493人，民國27年（1938年）中央大學當年招生673人，抗戰八年共招生約4000人，金陵大學才招生1000多人（江蘇《教育志》資料），這就充分說明社會對會計教育需求之強烈，其背后的原因則是相對發展的經濟。
（3）江蘇會計教育以師為先非常明顯。歷史上，江蘇教育具有以師為先的特征（陳乃林、周新國，2007），即高素質教師參與教學，江蘇會計教育以師為先的特征更加明顯，如謝霖、潘序倫等留學歸國高級科技人才不僅參與會計教學，而且還積極身體力行針對社會需要創辦學校和會計事務所，這些學校聘請的大都是兼具理論與實踐于一身的高水平教師，這些師資不僅精通國際會計，具有國際視野，而且熟悉國內行業、企業，這就保證了會計教育的高起點和高水平。
（4）會計教育具有義利兼顧特點。江蘇會計教育義利兼顧的特點也很明顯，中國傳統教育重義輕利，孔子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即此義，江蘇作為“東南財賦地”經濟相對發達，人們對經濟利益較為重視，由此產生義利兼顧的教育價值取向，從“蘇湖學派”的胡瑗、改良派的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等，到甲午戰爭后的南通張謇、常州盛宣懷以及后來的著名教育家黃炎培等，都是普通教育和實業教育領域的義利兼顧的典型代表，會計教育領域的謝霖、潘序倫等一邊開辦和經營會計事務所，另一邊在感覺會計人員多又素質低時，出于經濟考慮開始辦補習班、補習學校和出版圖書用品，這一方面提高了教育質量，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事務所收入和經濟效益，真正做到了義利兼顧。當代江蘇會計教育規模已經領跑全國，同樣也是這個特點的表現，尤其在“利”的方面更明顯，因為辦會計專業是相對成本較低的選擇。
（5）當代會計教育受政府的強烈影響。解放后我國中央政府有過兩次院系和專業調整，地方也有過多次微調，江蘇曾將財經、政法專業都調到外省市，從而使江蘇的財經教育出現空白，這是解放后政府干預教育的明顯例子，目前，包括開設學校、開辦專業、招生規模、經費政策支持、教學評估和師資任用等重要方面，地方和中央政府仍然深刻地影響著會計教育。1989年江蘇省提出“科技興省”戰略，1992年提出“科技興省，教育為本”的方針，1994年進一步充實為“科教興省”戰略，確立了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1998年的高校擴招， 使會計教育規模急劇擴大。1997年江蘇全省范圍45所高校的會計在校生只有10709人， 而2011年則為138所高校，有在校生111892人（包括本、專科和研究生）， 14年擴大近10倍，速度發展驚人，這一方面說明社會需求很大，另一方面也是政策導向的結果。
通過采用縱向和橫向比較法對江蘇區域的學校、學生、師資、課程和教學等會計教育內容的歷史與現實進行初步考察，發現不同時期和不同方面不同于國家整體與其他區域的特征，并得出了初步結論，可使政府和學校以及社會了解本地域會計教育的水平，并更有效地開展會計專業教育和進行教育改革，另外，這種結合區域和專業跨歷史的研究方法也給專業教育研究提供了有益參考。由于歷史資料的缺乏以及有關統計資料格式和數據的前后口徑不一致與不完整（如中國會計年鑒），給研究帶來很多困難，大大增加了工作量，筆者希望歷史研究更細些，政府等有關部門的統計信息能夠更加科學和公開，使用更加便利。對于目前江蘇各高校人才培養、教學水平以及教育質量和會計教育未來趨勢等問題，可作為后續進一步研究的內容。
[本文系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編號：2013SJB880092）、江蘇省高等職業院校國內高級訪問學者計劃資助項目（2013）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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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史研究篇3
關鍵詞：景教；寧夏；西夏；也里可溫
中圖分類號：B98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4）01-0109-06
景教，即基督教聶思脫里派，自公元3世紀中葉于敘利亞興起后，長期以波斯為基地向西亞、中亞傳教。景教傳入寧夏始于唐代，在元代達到鼎盛。作為景教在中國最大的地方傳教區之一，寧夏在中國景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景教在寧夏的發展歷程不僅是中國景教興衰的縮影，還見證了唐元兩代中央政府的對外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下面分四個部分來探討景教在寧夏的發展歷程。
一 唐代靈州的景教信仰
唐代前期，中央政府實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積極對外開放。源于波斯的景教于公元635年傳入長安后，在傳教士自身的努力和唐朝統治者的扶持下迅速傳播。在唐高宗時期（650—683），即“而于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1]。貞觀元年（627），唐太宗分全國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靈州即屬于關內道，是當時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景教初傳入中原時，信徒多為波斯和粟特等西亞、中亞民族，長安即活躍著波斯景教徒李素家族和粟特景教徒米繼芬家族[2，3]。洛陽新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及幢記》石幢也證明洛陽的景教教士和信徒基本以來自米國、康國、安國的粟特移民為主。由于靈州及其毗鄰的原州都有粟特人聚落，靈州都督府下轄的六胡州定居有大量的粟特人，在固原還曾出土具有典型波斯風格的文物。因此，在唐高宗時期于全國各地的布教中，景教中國主教區在靈州建立了教堂，以至于由于事故關閉后又有“肅宗文明皇帝于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1]之舉。按景教教規，在靈州新建的教堂須由主教助圣，而當時中國教區的主教為阿羅本（Alopen）。這樣，靈州堂區即宣告成立，由1至2名牧師（司鐸）主領。在牧師之下還應有執事等助手。武周圣歷年間（698—699）和睿宗先天末年（713），景教遭到佛道二教攻擊，“圣歷年，釋子用壯，騰口于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1]。在這兩次反景教浪潮中，一些教堂被關閉，其中就包括靈州的教堂。
天寶元年（742），唐玄宗改靈州為靈武郡。安史之亂爆發后，唐肅宗于靈武即位，征召安西鎮兵平叛，“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4]。“城郭諸國”中除塔里木盆地綠洲諸國外還應包括中亞昭武九姓粟特城邦國家。據張星烺先生考證，與靈武教堂重建關系至為緊密的景教高級教士伊斯即在這次大規模軍事征調行動中隨粟特柘羯軍入華[5]。伊斯入華后被肅宗派往朔方行營參與平叛戰爭，“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惣戎于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于臥內，不自異于行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1]。伊斯來自于吐火羅（Tahuristan）巴爾縛城（Balkh）。《新唐書·西域傳》云吐火羅在“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為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6]。《冊府元龜》卷973《外臣部·助國討伐》又載：“乾元元年，吐火羅葉護烏那多并九國首領來朝，請助國討賊。帝令赴朔方行營。”[7]從中可見朔方行營中有不少吐火羅人。伊斯除受命進行偵諜工作外，還應承當了譯語人的工作。由于伊斯及其傳教團在平叛戰爭中表現優異、功勞頗多，因此唐肅宗任伊斯為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并賜紫袈裟；還詔令于靈武重建因受佛道攻擊而被迫關閉的景教教堂。肅宗重建景教教堂，一方面是為了表彰伊斯等景教教士的功績，對他們進行回報，藉以樹立榜樣、招徠西域遠人，從而集中各方面力量迅速平叛；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伊斯與郭子儀之間的親密關系，在施恩伊斯等人的同時又可以籠絡郭子儀這位在平叛戰爭中舉足輕重的大將。由于朔方軍本部在靈州，而郭子儀在肅宗即位后又率在河北平叛的朔方軍主力回師靈武勤王，因此有學者認為伊斯是直接趕到靈武，供職于郭子儀麾下的[8]。但張星烺先生經過考證認為，伊斯是隨安西、西域軍抵達肅宗行在鳳翔后，才“始效節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帳”[1]225，隨詣闕自貶的郭子儀往朔方行營效力的。因此伊斯并沒有到過靈武，而只是在行軍中途經今寧夏南部而已。伊斯在隨郭子儀定居長安后，成為長安準主教，他“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1]225。此“四寺”指四方之寺，在“四寺僧徒”中應包括靈州教堂教士。佐伯好郎以為伊斯本應駐錫靈武，但因安史之亂后朔方節度使屯于長安附近而來到長安。另外一名與景教碑中景通同名Mar Sargis者則駐于靈武。[9]按景教碑中名Mar Sargis者為五人，分別為碑文正面下端的Mar Sargis，碑文左面第四行的僧靈德、僧凝虛，碑文右面第一行的僧景通和第二行的僧元宗。由于景教教會實行嚴格的教階制度，在景教碑中即表現為主教、準主教、牧師等圣職人員別列一行，而平信徒又別列一行[10]，因此處于平信徒行列的僧靈德、僧凝虛和僧元宗都不可能作為教會代表駐于靈武。碑文正面的Mar Sargis與碑文右面第一行的僧景通實為一人[10]451，因為二者敘利亞文職務相同，皆為司鐸兼準主教；且碑文正面還刻有兩位準主教伊斯與景凈，根據景教碑所體現的等級制度，景通也應與他們排列在一起。雖然由于一些原因景通被排在了碑文右面第一行，但仍可以用其敘利亞名Mar Sargis代替刻于景教碑正面以表明身份。很難想象此Mar Sargis不是景通。這樣景通即作為準主教駐于靈州，其敘利亞文職務“korepisqopā ？觢iangtswa”中的“？觢iangtswa”被國內外學者認為是一個地域名詞[10]452[11]，筆者認為似可解釋為靈武或靈州。考慮到景教碑中明確提到的傳教地點只有長安、洛陽和靈武，景通以準主教級別駐于靈武的可能性極大。另外在8世紀末中國主教區升級為大主教區后，靈州作為堂區是否升級為主教區呢？這也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唐武宗會昌三年（843）的滅佛運動使景教在中國內地的傳播陷于中斷，教堂被毀，教士被驅逐。靈州地區的景教組織也未免于難，但唐代景教的“方伎化”可以使景教徒隱秘地保留自己的信仰，把景教信仰變為秘密信仰，因此到北宋初我們似乎還能看到靈州景教徒的身影。法藏敦煌本P.4071星占書署名為“開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靈州大都督府白衣術士人康遵課”[12]。據姜伯勤先生研究，此靈州粟特人康遵是以波斯星命之術來課命的[13]，該件課文明顯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響。唐代傳入內地的景教源于波斯，中國教區第一任主教阿羅本即從波斯遠道而來。在景教徒中也不乏精通波斯天文者，如波斯景教徒李素就長期任職于司天臺。P.4071課文還指出康遵是“白衣術士”（nxrks’y）。“白衣”是景教傳統服色，吐魯番出土的譯自敘利亞文的景教粟特文文獻《洗禮與圣餐儀式評注》即云：“白色的衣服是天堂榮耀的例證。”生活于公元7世紀下半葉至8世紀初的東敘利亞教會阿拉伯主教喬治（George）也曾談到：“他們在洗禮后穿上的白衣說明他們已成為天堂光明之子。”①作為景教傳統服色，白衣還是一般被稱為白衣（sptyt nywdnt）圣職人員的在俗司鐸的標志。景教碑中即稱贊伊斯“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1]225。康遵既任職于靈州大都督府，就不是一般意義下古語所謂之白衣俗人，“白衣術士”之“白衣”應指其服色，因此他應該是景教徒后裔。摩尼教徒也有衣白衣的風俗習慣，在他們中也有很多精通天文之人，但史籍向未記載摩尼教在寧夏傳播，迄今為止寧夏境內也沒有出土摩尼教遺物，因此康遵更有可能是景教徒。此外，從這件課文發現于敦煌，又從側面反映了絲綢之路靈州道繁榮。在會昌滅法后仍頑強生存的沙州景教徒似乎與靈州景教徒存在著某種聯系。
二 西夏的景教信仰
西夏時期，佛教是寧夏地區的主流宗教文化。寧夏境內基本上不存在完整的景教教會組織，但從史籍和考古資料來看，仍有個別景教徒在西夏境內活動。我們甚至可以看到西夏星宿崇拜的希臘天文學因素[14]。前文提到的靈州粟特人康遵即以源于希臘天文學的黃道十二宮推命。而景教雖長期活躍在波斯，但最初誕生于敘利亞，因此繼承了希臘—拜占庭文化中的醫學、建筑學、天文學相關知識，并在傳教中予以傳播。1995年，在毗鄰寧夏的鄂爾多斯東南部的一座西夏古墓中，出土一套卐字符透雕銅牌，是一種用于蹀躞裝飾的特殊裝飾十字架[15]。科茲洛夫所率考察隊曾于黑水城發掘出三件敘利亞寫體的景教寫本殘葉，德國宗教學家克里木凱特（H.—J.Llimkeit）據此認為：“可以想象，基督教由其諸中心向東西方的傳播，使唐古特人信奉了基督教；而唐古特人的信奉基督教，又使基督教的傳統在敦煌及其周圍扎下了根。”[16]但國內有學者將這些寫本定性為元代遺物[17]。而1983年—1984年，內蒙古考古工作者又在黑水城遺址發掘到一些敘利亞文景教寫本.俄國學者捷連吉耶夫·卡坦斯基也據彼古列夫斯卡婭《黑水城和吐魯番出土的敘利亞—突厥文殘件》認為西夏境內有景教存在[18]。他又據西夏文“鬼”譯意“來自西方的巫師、法師”指出此字大概是來自西方的景教[18]78。美國學者勞費爾（B.Laufer）則認為西夏語中的“po-lo”（蘿卜）為定居在西夏的景教徒所傳入[19]。美國學者鄧如萍（Ruth Dunnell）也指出：“盡管黑水城和中國北方其他遺址中所出的絕大多數文獻都是佛教的，但12世紀和13世紀（甚至更早些）的史料則告訴我們，在這一地區還活躍著景教及其他宗教的團體。在1278年前后Bar Sauma Markos去歐洲時在寧夏找到景教徒；除了幾個西方題記以外，中方的歷史材料在哪里？我們能否期望在蒙古時代之前緊鄰汪古和回鶻景教徒中心地帶的黑水城也找到景教徒？西夏史料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釋那些留下文獻記載的人是怎樣組織宗教活動和注冊教徒的，從而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20]
回鶻西遷高昌后，有不少回鶻人遵奉景教。由于西夏與高昌回鶻雙邊貿易興盛，有不少回鶻商人到過夏境或經過夏境遷往遼、北宋、金。西夏都城興慶府也匯集了大量回鶻使節和商人。西夏中央還設立“回夷務”來管理回鶻人[21]。史載西夏天盛五年（1153）“夏五月，畏吾兒國來獻。畏吾兒居伊州外，見夏國日盛，遣使獻方物。”[22]這些使節和商人中可能存在景教徒。陳懷宇先生也認為，由于“在黑城發現了九、十世紀景教徒敘利亞語及敘利亞—突厥語寫本，證明黑城在五代、宋時處于西夏統治下也存在著景教徒，此地應為高昌回鶻景教徒的落腳點”[23]。沙州回鶻時期（1036—1067），在沙州有部分回鶻家庭信仰景教。[24]莫高窟北區石窟也曾發現用于佩戴的宋代銅十字架[25]。西夏于11世紀70年代鞏固了在沙州的統治后，當地的回鶻景教徒應該仍在一段時期內保持了他們的信仰，以至于馬可波羅在13世紀途經沙州時還提到當地有景教徒。寧夏境內也有回鶻人居住。北宋端拱二年（989）時，這里的回鶻都督石仁政、么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黃水州巡檢等四族并居賀蘭山下[26]。《天盛律令》還規定回鶻使軍可以守護西夏首都“官家不住之內宮、庫藏及其他處”[35]。寧夏境內的回鶻人中也有可能存在著景教徒。
在西夏北部的蒙古諸部中，克烈（Keraits）、蔑兒乞（Merkites）等皆奉景教，居于按臺山至也兒的石河地域的乃蠻部（Nayman）也信奉景教。遼、金都曾在靠近西夏東部邊境的韃靼人聚居區開設過榷場，西夏與克烈部存在著貿易往來。克烈部首領王罕（Ilig Khan）之弟札合敢不曾長期在西夏生活，并嫁一女于西夏皇帝。史載其“幼為唐兀人所俘，久居其國，為唐兀人所愛重，遂有札合敢不之號”[28]。波斯拉施特解釋道：“‘札阿’是地區（wilāyat）之意，‘紺孛’意為大異密，[合起來]意即‘一地區的大異密’。”[29]陳慶英先生則認為此名稱為藏文“spyan-snga-rgan-po”之譯音，意為經常在眼前的老者[30]。《史集》記載西夏皇帝的這位克烈部景教徒妃子云：“這個女兒非常美麗，[容貌]凈潔，成吉思汗占領唐兀惕[國]時，殺死了國王，竭力搜尋這個女人，但沒有找到。”[29]146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宮廷詩集》（編號ИНВ.No.121V）中第十五首《圣威平夷歌》也記載札合敢不嫁女于西夏皇室[31]。克烈部的首領還曾多次流亡西夏，包括王罕叔父菊兒罕、王罕及其子桑昆。在克烈部內戰中，成吉思汗之父蒙古乞顏部首領也速該“親將兵逐菊兒罕走西夏，復奪部眾歸汪罕。”[32]“迫之僅余二三十人逃往河西（Caschi）之地，不復歸。”[28]49河西即西夏，看來菊兒罕的晚年是在西夏度過的。王罕戰勝菊兒罕后又被其弟也力可哈刺與乃蠻聯軍擊敗，“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奔契丹”[32]6。夏崇宗仁孝“饋以資糧，俾由回鶻走契丹”[22]442。西夏乾祐五年（1174）“冬十月，克烈部長汪罕還自契丹、入河西大掠”[22]442。被仁孝遣兵擊走。《蒙古黃金史》也記其“后來他又與古兒罕（西遼皇帝）不睦，途經畏吾爾地方逃難于唐兀人的城池。”[46]在部下謀叛準備離開時，王罕責備部下“吾輩由西夏而來，道路饑困，其相誓之語，遽忘之乎？”[32]7在王罕被成吉思汗擊敗走死乃蠻后，其子“亦刺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資”[32]35。亦刺哈即桑昆，他曾于西夏乾祐五年進犯西夏邊界，被夏軍擊退。西夏滅亡前夕，夏獻宗德旺又收納了乃蠻部首領屈律罕之子赤臘喝翔昆。史載：“德旺以其同仇納之，給以糧糗。”[22]495這成為后來成吉思汗攻滅西夏的一大政治借口。
三 元代寧夏府路景教的興盛
有元一代，元朝政府于寧夏北部長期設置的行政建制為中興路，后改寧夏路，治寧夏路總管府（今銀川）。隨著元朝的大一統和中西交通的暢通，大批中亞、西亞的景教教士和平信徒進入內地，寧夏的景教教會組織重新恢復，景教信仰在寧夏空前繁榮。在13世紀中葉和公元1349年的景教主教駐節表中，唐兀均是主教駐節地之一。實際上，景教在汗八里（Khān Balik，大都）和唐兀（唐古特）分別設有大主教區，1281年任唐古特大主教者名為伊索·塞卜蘭（Isho—Sabhran）。按景教教階制度，大區主教（Metropolitan）下應有6至12名主教，主教下有鄉村主教、巡視使、執事長、司鐸、副執事、襄禮員等。唐古特大主教在景教教會中地位崇高，1281年景教宗主教（Patriarch）登哈（Mar Denha）死后，各地大主教于巴格達選舉繼任宗主教，唐古特大主教即參與選舉大會，排名第二。唐古特大主教還曾和波斯的阿爾尼主教策劃汪古部出身的宗主教雅巴拉哈三世（Mar Yahbh-Allaha Ⅲ）和他的老師巡察總監（Visitor-General）列班掃馬。史載在伊兒汗國統治層的內爭中，“雅巴拉哈三世大總管受到他的對手唐古忒大主教等人的指控，他們指責他支持阿八哈之子阿魯渾王的要求并在致忽必烈信中譴責過阿合馬。”[34]蓋山林先生據此認為：“汪古部西鄰的，唐古特及畏吾爾的景教徒，由于景教內容、性質不同，與東亞（中國的華北、華東、華南）系統的景教是對立的。”[35]筆者認為由于景教教會的組織完整性和教義的統一性，似乎不存在這種對立。
元代寧夏的景教徒擁有自己的教堂，馬可波羅于13世紀末經過額里哈牙（銀川）時寫道：“居民是偶像教徒，然有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堂三所。”[36]外國貴族也對寧夏景教教堂留下了深刻印象，“小亞美尼亞親王仙拍德致錫勃羅島王及后書，謂唐兀人民多信基督教，仙拍德嘗親入其地教堂訪觀情形云”[37]。圍繞著教堂，寧夏景教徒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社團，行動劃一。當景教教士到列班掃馬（Rabban Sawma）和馬古思于1275年左右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經中興（銀川）時，受到寧夏景教徒的熱烈歡迎。“該城百姓聽說拉班·掃馬和拉班·馬可路過那里去耶路撒冷，不分男女老幼，咸切前去會見，因唐古特之民是熱忱的信徒，他們思想純潔。他們送給兩僧各種禮物，并接受兩人的祝福，隨后一大群人護送他們上路，哭泣道：‘上帝選擇你們為他的榮耀服務，愿他與你們同在。阿門。’”[38]
元朝政府稱景教徒為“也里可溫”（Erekhawium，Erekhawün）。寧夏的景教徒由中興路掌教司管理，各路掌教司被罷后，分布于全國的景教徒統一由崇福司管理。寧夏景教徒雖和全國其他各地的景教徒一樣享有蠲免差發的特權，但也受到官府嚴格管理。《元史·世祖紀》載：“至元十九年十月，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32]247《大元馬政記》云大德三年（1299）二月，樞密院奏：“河西不曾刷馬之地，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馬匹盡行拘刷，依例與價。”[39]元代寧夏景教徒絕大多數是少數民族，主要是回鶻人、蒙古克烈人、汪古部人以及一些東遷西域人中信奉景教的民族。明甘那（A.Mingana）即認為唐古特大主教區“該區教民內可能有相當數量的突厥人和蒙古人”[40]。克里木凱特（H.—J.Llimkeit）也認為在元代“唐古特人中，仍有景教徒；而突厥的汪古部人，基督教徒猶多”[16]132。高昌回鶻亦都護曾親率軍參加成吉思汗攻滅西夏戰役，其軍中應不乏景教徒。元朝統一全國后，又有很多回鶻人進入寧夏屯田。史載：“畏吾戶居河西界者，令其屯田。”[32]222蒙古克烈部也曾參與成吉思汗滅夏之戰，蒙古克烈部槊直腯魯華“以其部人二百，從太祖征乃蠻、西夏有功”[32]3013。汪古部首領不顏昔班曾隨蒙古征西夏。入元以后，寧夏境內有白達達人（汪古部人）并設有千戶所屯田[35]。在元代東遷西域人中，欽察、康里等部大都信奉景教。《元史·本紀第二十七》云：“修寧夏欽察魯佛事，給鈔二百一十二萬貫。”[32]603《元史·文宗本紀》載：“又命也里可溫于顯懿莊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32]711此二處“佛事”均可理解為景教祈禱儀式。元初曾于開城路（今固原）建安西王府，安西王所轄軍隊中即有欽察人，為欽察將領土土哈統領，《元朝名臣事略》卷3《樞密句容武毅王傳》云：“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者，悉令公統之。”[41]另外，據林梅村先生考證，元代寧夏府路的景教徒中還有突厥渾部后裔[15]243。元末明初，寧夏先后成為紅巾軍與元軍、明軍與元軍廛戰的戰場，明朝政府將靈武、鳴沙和寧夏路等地的百姓遷往關中，在寧夏北部形成了無人區。洪武九年（1376），明廷又“徙五方之人實之”[42]，從全國各地移民寧夏。伴隨著人口的遷徙和大規模更新，景教在寧夏的傳播再次陷入中斷，趨于衰亡。
四 結 語
在唐代，今寧夏北部的靈州與長安、洛陽并列為景教中國主教區三大傳教基地，地位特殊。西夏時期，景教在寧夏的發展相對緩慢，但寧夏地區景教徒的個別活動為元代唐兀大主教區的形成奠定了穩定的信眾基礎。進入元代，以寧夏府路為核心的西北傳教區一躍成為唐兀大主教區，堪與大都所在的汗八里大主教區相媲美。綜觀景教在寧夏的發展歷程，景教在寧夏的深入傳播、持續發展使寧夏成為中原文化聯系拜占庭—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的重要交往樞紐，出現了文化移植現象。另外，唐元兩代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治局面和提倡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為景教在寧夏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寧夏歷代多民族聚居的社會氛圍又適合景教在當地的生存、發展。景教在寧夏的衰亡，一方面是由于景教依附于元朝統治上層，其信眾多為色目人，在元代享受種種特權，因此在明朝統治者看來，景教不僅僅是一種宗教，而且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勢力，很可能會被退居漠北的北元用以復辟，具有潛在的危險，不利于統治，加之景教宗教觀與明朝統治者以理學為核心的價值觀不符，所以將其取締。從自身來看，元代景教沒有出現本土化的趨勢，現存的元代景教文獻多為敘利亞語和突厥語，領洗入教的多為色目人。元代伊斯蘭教在寧夏的興起凝聚了很多色目人，在元末明初逐漸形成回族，而寧夏景教內部凝聚力不強，以致于在明初政府實行同化政策后景教徒多融于漢族之中，景教組織也就逐漸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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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史研究篇4
摘 要：要從區域歷史同質性、整體性歷史要素和多學科的角度研究近代湘西區域開發史；充分認識這項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意義；闡述近代湘西開發引發的社會變遷；研究中要重視文獻與田野相結合的歷史人類學方法的運用。
關鍵詞：近代；湘西；開發史；區域史
中圖分類號：K29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074（2012）05002608
一、何謂區域史視野
強調確立區域史的視野，以“開發史”為問題切入口深刻地闡述一個地方社會的近代變遷，這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課題。這一種挑戰性首先是必須清楚地回答什么是“區域史的視野”？或者換句話說，就是如何運用“區域史的視野”來議論和闡釋近代湘西“開發”歷史的相關問題？對于這個問題需要從方法論和意義上予以解釋與闡明。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緣于社會史研究推進的帶動，史學研究中出現了一種區別于以往僅僅關注上層政治空間與制度安排轉而開始越來越關注下層社會空間與生存場景的新變化，形成了方法論意義上的“區域轉向”新趨勢。史學研究中的這種“區域轉向”既不是以往史學界宏觀敘事模式下由“政治史”向“社會史”拓展的一種研究范圍的擴大，也不是傳統地方史研究范式的翻版，而是一種包括思維方法、解釋框架、敘事風格等系統要素在內的史學方法論轉型。與以往史學僅僅專注于“宏觀歷史”的重在描述“國家、政治、時間”的“大歷史”的“正史”敘事式研究不同，“區域史”關注“大歷史”背景下具體“微觀歷史”的“民眾、社會、空間”的“小歷史”的解釋與分析，強調社會公眾、不同空間、地方經濟，凸現史學研究應有的主體性、結構性和差異性；而同傳統地方史的主要差別在于傳統地方史往往以行政區劃為依據確立研究對象范圍，而以行政區劃來界定研究范圍往往包括若干不同顯性的區域在內，實際是多個區域歷史的機械相加，這與以歷史同質性為特征的區域史研究有本質區別。區域史研究是指一定時空內具有同質性的歷史進程研究。它不是通史的地方化，也不是專史的地方化，同樣也不是宏觀主題的地方化（如“在湖南”之類），而是一種新的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實際運用。
所謂區域史的視野就是研究區域史所要求的思維角度、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體地說就是要有基于區域歷史同質性上的問題意識，體現整體性特征的歷史要素的結構分析路徑和以文獻與田野相結合為基礎的多學科綜合研究方法。歷史同質性是建構區域的基本廩性，也是判斷確認“區域”的重要條件。區域史研究就是要在區域歷史同質性中尋找課題，從其特征上發現要研究的問題，從而確立問題意識；同時，應當進一步發現影響區域整體社會變化的重要歷史要素，并依循這種歷史要素的自身結構來分析其在區域社會歷史中的形成、特征和作用，從而反映區域社會的整體歷史狀況。而這樣的研究僅僅依靠文獻資料是不夠的，需要把文獻與田野相結合，運用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方法方能在解讀“大歷史”與體驗“地方感”相互印證、補充，從而全面地分析和解釋區域社會的歷史全貌。
二、對近代湘西歷史研究的學術反思
湘西自古以來就與外部地區及中央王朝存在種種歷史聯系，而正是這種歷史聯系賦予它值得關注的歷史價值。然而，無論在地域范圍、民族地位和歷史影響等方面湘西都不可能進入傳統的正統學術探討主流視野，因為它只是一個具有特定民族成份和特定歷史影響的特定地域。所以，在傳統學術的視野中湘西只能是關注這一區域以及這一區域內民族的學者的學術對象，具體地講，對湘西的研究絕大多數是研究這一地區的地方歷史文化和土家族、苗族問題的學者（或者說本土學者）。經過這些學者多年的努力，有關近代湘西歷史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績，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專著方面涉及近代湘西開發歷史的主要有：廖極白的《湘西簡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論述從原始社會到1949年湘西的通史著作，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從不同時期、不同方面談到歷史上的湘西開發，其中關于近代湘西的開發用筆較多；游俊、李漢林的《湖南少數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從民族史的角度敘述了近代湘西開發中的一些歷史大事；游俊、龍先瓊的《潛網中的企求》（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也涉及了近代湘西的開發史實。此外，伍新福的《中國苗族通史》（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陳國安的《土家族近百年史》（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黃柏權的《湘鄂西土家族》（民族出版社，2003年）以及王躍飛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簡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都對近代湘西的開發歷史有不同程度的闡述。
2、論文方面關于近代湘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區域史研究篇5
關鍵詞：社會史； 理論與方法； 馬克思主義理論
中圖分類號：K0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5833（2012）12-0156-09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歷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社會史的研究尤其令學術界矚目。社會史研究的提倡，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重要研究機構的出現，給歷史學界增添了活力，豐富多彩的歷史內容逐漸展現在人們面前。在近二十余年社會史研究的歷史進程中，學者對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討，又從社會史研究的實踐中不斷總結和豐富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本文結合學術界的理論探討和社會史研究的實踐，圍繞社會史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區域社會史研究以及如何進一步推進社會史的研究三個方面，對新時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問題予以論述。
一、關于社會史與其他學科關系的理論探討
社會史，顧名思義就是研究社會的歷史，盡管學術界對于社會史的性質目前尚有專史、通史和研究方法或范式說等認識的分歧，但是，對于它的研究對象和范疇，學者沒有太大的分歧意見。喬志強和馮爾康兩位先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喬志強、行龍認為，社會史的結構體系就是社會構成、社會生活和社會功能。他們以中國近代社會為例，認為社會構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區、民族、階級與階層；社會運行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人際關系和社會組織；社會功能有教養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和變遷功能幾個方面①。馮爾康認為，社會史研究歷史上社會結構與日常社會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意識的運動體系，它以社會群體、社會組織、社會等級、階級、社區、人口的社會構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會結構及其變動，構成社會結構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為、變化及其觀念，產生變化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因素為研究范疇參見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頁。。馮先生所言，主要指社會結構、日常生活和社會意識。兩位著名社會史專家關于社會史研究對象的基本認識，共同之處都主張社會史要研究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不同之處在于，喬志強先生強調對于社會功能的探討，馮爾康先生則突出研究日常生活和社會意識。他們提出的這些主張，對于新時期社會史研究的開展和學科建設，都曾經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由于社會史特殊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它有別于歷史學其他領域的研究方法，更強調多學科的綜合和跨學科的研究，這也成為社會史專家的共識。如學者所言：“社會史與社會學、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民俗學、文化學、人口學、民族學、人類學、家庭史、宗族史、環境史、生態史、地理學等學科，都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池子華、吳建華：《中國社會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頁。馮爾康從中國社會史研究發展歷程的角度，闡述了社會史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他說：“各個學科學者的帶有自覺性的社會史研究，令我們知道人文學科的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民族學、文字學、法學的研究者，以及一些社會活動家，共襄開創社會史的盛舉，這種事實告訴我們：社會史自始就是多學科的產物，就具有跨學科的性質。”結合20世紀“年鑒學派”崛起七十多年來西方和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成就和面臨的難題，馮爾康進一步論述了社會史研究跨學科的重要性。他說：“社會史研究的多學科、跨學科狀況，使歷史學同地理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法學、數學、農學、醫學、生物學、氣象學等等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工程科學聯系起來，從歷史學來講是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有關歷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學研究，所以產生許多新課題。”“歷史學因社會史研究走出孤步自賞的狀態，向其他學科求援，通過跨學科的研究，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非常可喜。”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10-111頁。常建華指出：“當前社會史與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宗教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日益加強，跨學科研究成為大勢所趨。”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自序》，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行龍強調說：“社會史研究尤其是區域社會史、鄉村社會史研究為多學科的對話和交流提供了場所，而多學科研究方法是中國社會史復興之初就大力提倡的。歷史學與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心理學等的對話交流，并不是預設要建立一個什么新的學科，而關鍵是相互汲取新的靈感和方法、視角，不要過分地強調學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學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會史研究中，并促進其他學科的進一步反思，改變社會史僅僅是從社會科學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論反思能力的傳統認識，真正形成平等的對話和交流。”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頁。關于社會史研究的方法，除了歷史學基本的研究方法，如歷史的比較研究法、計量的方法、階級和階層的分析方法、史料考證與歸納法、個案研究法等之外，跨學科研究的提倡和運用可以說是社會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上面幾位學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社會史與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諸多學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其中，關系最為密切而且很受學者重視的是社會史與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關系。
社會史與社會學的關系是學者探討的重要問題。1986年中國社會史研究提上日程之后，大多數學者都強調社會學是與社會史關系最為密切的學科，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歷史就是社會史。但隨著社會史研究的逐漸展開和深入，有些學者對于簡單套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和撰著社會史產生的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當然，這并不是否認社會學與社會史之間的關系，而是對于二者關系的認識進一步深入。結合學術界關于社會史與社會學的關系認識出現的分歧意見，從歷史社會學發展的角度，池子華強調社會史研究離不開社會學。他說：“歷史社會學因現實需要引發對歷史問題的探索，雖然與社會歷史學即社會史從歷史學的角度引發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其出發點不同，但其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能不相互滲透、交融。……社會學的許多理論，如分層理論、沖突理論、社會運行理論、社會越軌與控制理論等，對社會史的研究是有借鑒意義的。……社會史應該放開歷史的視野，應該敞開胸懷，豁達地讓社會學介入，而不是閉關自守，將其拒之門外。”池子華、吳建華：《中國社會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頁。從西方和中國社會史研究發展的現狀出發，趙世瑜強調社會史與社會學的區別。他指出，社會史與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距離并不是等同的。誠然，社會學與社會史之間的關系是極為密切的，但如果我們仍然從社會史的發生、發展過程來看，與其說社會史一直被籠罩在社會學的光環之下，不如說社會史受到社會科學的巨大影響。即使我們把社會學視為社會史的盟友之一來考慮它的影響，也要警惕可能出現的社會學概念、方法的生吞活剝參見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8頁。。行龍一方面強調加強社會史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和滲透，同時指出應避免對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生搬硬套。他說：“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應當充分吸收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當然，這種吸收并不能限于對社會學概念理論的生搬硬套，而應以社會史的學科特征為出發點，進行重新整合與提煉，體現社會史中國化的特點。”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頁。從上述幾位學者的論述可以看出，進入新世紀之后，學者關于社會史與社會學的關系認識進一步深化，在承認社會史對于社會學的依賴的同時，強調要克服對于社會學理論的生搬硬套，強調社會史研究不僅要借鑒社會學的方法，而且要借鑒社會科學許多門類的方法，要體現建立社會史中國化的特點。
人類學是新時期社會史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視的學科，也成為社會史研究跨學科方法最富有成效的學科。結合西方史學界出現的“人類學轉向”，年鑒學派的史學研究特征和英國社會史學家E.P.湯普森的基本觀點，有學者提出：人類學的沖擊主要體現在找出新問題，用新方法看待舊問題。人類學對歷史學研究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眼光向下，更加重視普通百姓的歷史和日常生活。其二，更加重視田野研究和對歷史現場的體驗。其三，重視地方文獻、民間文書和口述資料的收集與利用。其四，為從事個案研究和區域研究的歷史學家提供建構理論模型的可供借鑒的途徑參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編寫組《史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2頁。。結合多年從事近代華北社會史研究的實踐，行龍從歷史人類學對社會史整體追求的角度，闡述了社會史學家借鑒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人類學體現了新史學總體史的愿望，人類學對宗族、儀式、信仰、象征、習俗等的研究，與社會史關注社會生活尤其是下層社會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處。人類學拓展和深化了社會史中有關社會控制的研究。中國人類學的發展曾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當成績，費孝通、林耀華等人杰出的研究影響了世界漢學人類學研究，開辟了人類學如何研究文明社會的新路。20世紀80年代，社會科學復興后，人類學、歷史學經歷了接觸、學習、合作、互動的發展過程，形成了兩個特色鮮明的學術方向：一是以陳春生、劉志偉、鄭振滿為代表的華南學派，顯示了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途徑；二是王銘銘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類學自身的理論反思。社會史對人類學方法的運用，不僅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與考察，而且在具體操作上也有所借鑒，近年來出現的“田野調查熱”就引人注目參見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8頁。。常建華強調在社會學之外必須借鑒人類學的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來從事社會史的研究，他撰著了《歷史人類學的理論與在中國的實踐》一文，從宏觀方面闡述了西方歷史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實踐等重要問題。他指出：開展歷史人類學研究的意義，不是發現一個研究領域，而是強調一種研究方法。歷史人類學研究體現了年鑒學派長時段和整體史學的追求，這種研究具有微觀史學的特點，儀式、社區與文化認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決定了必須擴大史料來源，注意民間資料，特別是利用非文本的資料。改革開放的80年代，中國史學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會生活的文化意義，立足地域考察歷史，構成新社會史的特征。新社會史的興起與歷史人類學產生了不解之緣，一些歷史學者努力實踐歷史人類學參見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頁。。從上述幾位學者的論述，可以看出，人類學對于社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的指導作用，它可以推動社會史學家借鑒人類學家的理論和方法，發現新的資料，不斷推動社會史研究領域的擴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除了對于社會史與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關系進行論述之外，學者對于社會史與經濟史、人口史、文化史及文化學、地理學等領域和學科的關系也予以探討。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從事外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學者，對于歐美社會史研究的新趨向給予了評介。陳啟能主編的《二戰后歐美史學的新發展》，著重闡述了西方的歷史人類學，以及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經濟史、社會史的變化。在“戰后德國史學的發展”和“聯邦德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史學流派爭論”兩章中，作者著重論述了德國社會史研究的重新興起、批判的社會史學派的形成，以及聯邦德國社會史學派與日常史學派、婦女史學派、文化史學派的爭論等重要社會史的內容參見陳啟能主編《二戰后歐美史學的新發展》，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徐浩、侯建新在《當代西方史學流派》修訂版中，用大量篇幅論述了西方新社會史及其發展趨向，婦女史、家庭史、兩性關系史的研究狀況；西方的經濟——社會史、醫學社會史、性別史的研究等內容參見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這兩本書作為史學理論研究的重要著作，后者還被推薦為國家級研究生教材，反映出史學界對于西方社會史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他們所介紹的相關內容，有助于中國史學界對于西方社會史研究狀況的進一步了解，也值得社會史研究者參考。
二、 關于區域社會史研究方法的探討
區域社會史是社會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現，有些學者結合自己從事區域研究的體會，探討了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常建華在《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特征》一文中，論述了社會生活史、社會文化史、區域社會史研究取得的成就。關于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成因，作者指出：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反思以往過分重視宏觀社會形態史、忽略歷史地理空間因素之際，受區域經濟和區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區域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區域社會史研究的開展，還同借鑒國外區域研究和當代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理論方法以及不同學科學者的合作有一定關系。文章對區域社會經濟史、區域文化史、市鎮和城市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總結和論述參見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第12-16頁。。常建華還撰寫專文《日本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明清地域社會研究》，對1981年至1995年以來日本史學界對于明清地域研究的理論方法和實證性研究成果做了評介。關于日本學界“地域社會論”產生的背景和學術淵源，作者指出：地域社會論的出現意在擺脫發展階段論和階級學說的理論困境，共同體論、鄉紳論啟發了地域社會論的提出，社會史、結構主義理論的啟發，也是其理論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章對日本地域社會研究的具體問題和成果也作了介紹，作者最后說：日本明清地域社會研究在基本理論、開發、移民與地域社會、國家與地域社會、市鎮社會史、地域社會與宗族、信仰、救濟等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地域社會研究的社會科學化也比較明顯，一些學者積極采用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人口學、生態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方法，嘗試跨學科研究，從新的視角探索社會結構。明清地域社會的研究成果對明清史及社會史領域的影響將是深遠的參見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第189頁。。在《20世紀的中國宗族研究》一文中，常建華對新時期學術界對明清時代宗族的區域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總結。作者指出：由于歷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學術背景不同，采用的理論工具和思想方法各異，在對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觀點相差甚遠，諸說并存、互相探討有助于研究深化。而從多學科、全方位、動態與靜態結合的方式研究和認識宗族，或許應該是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參見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第248頁。。常建華還呼吁重視歷史的土著性空間的研究，他說：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已經意識到歷史研究的地理空間問題，開展區域研究。不過多數學者注意的空間單位比較大，最大者是如華南、華北等區域或省區，其次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徽州等較大地理單位，再次是以市鎮為對象。也有少數學者注意更小的歷史空間，從事村落歷史的研究，難能可貴。關于村落的研究，他指出：村落研究在學理上可歸入社區理論。村落的形成受特定生態環境及國家的影響很大。考察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圍環境、歷史變化、群體意識、權力系統、與國家關系，對于認識中國基層社會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民眾意識乃至國家有著重要意義。村落的視角雖然從地理空間切入，其實質是生活史研究的深化參見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第192-193頁。。常建華上述系列文章，一方面對于日本和中國區域研究的成就作了較為全面的總結，同時，闡發了開展區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樣著手從事區域研究，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區域社會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理論方面探討的基本問題。
在多年從事華北近代社會史特別是山西近現代社會研究的基礎上，行龍對于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一書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一文，對地域社會史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如何劃分地域、近代華北農村變遷研究的內容以及應該處理好的幾個關系，地域研究中著重采取的比較方法、計量方法和學科滲透方法做了系統的闡述。《再論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一文，進一步闡述了歐美、日本以及中國學者開展地域研究過程中形成的“中層理論”，重點介紹了國家與社會、思想與社會、法律與社會三個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側重于從民間社會的立場出發，觀察國家傳統與民間傳統的相互作用關系，注重儀式、符號的象征意義和實際效果，體現了社會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論特征。站在區域的立場觀察地方社會的發展變遷時，重視“小傳統”的因素、重視民眾思想和民間的風俗文化不失為深化區域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點。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不但極大地拓寬了史學研究的領域，而且豐富了史學研究的內容，使“一切歷史都是社會史”的觀點在當前學術發展的大背景下變得更加令人信服。同時，他提出今后區域社會史研究應處理好兩個方面的關系：一是應重視“大傳統與小傳統”關系理論在區域社會史研究中的運用，二是注意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聯姻與轉向。結合多年從事華北區域研究的經驗，他認為在研究方法方面要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要從整體史的角度出發，加強區域間的比較研究。第二，要重視區域史的分期問題。只有對于區域社會進行正確的時間和空間劃分，才能夠進一步保證研究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第三，要加強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提倡史學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與社會。結合山西的特點和社會史研究現狀，他提出山西區域社會研究應該著力的四個方面：明清以來山西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變遷研究，晉商與山西地方社會研究，三晉文化與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據地社會研究參見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63頁。。行龍的上述總結，著力于區域社會史研究應該注意的問題，這種理論總結和反思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社會史研究學者理論意識的進一步增強和區域社會史研究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他的認識對于區域社會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有些學者從理論的高度，指出區域研究存在的一些普遍問題。結合多年從事閩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和對區域研究的了解，陳支平指出區域史研究存在的共同問題：一是大多數的論者，寧愿把中國的文化以及區域的文化講得好一些，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處，乃至某些糟粕的東西反映出來，這背后實際上交織著傳統道德的約束與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念等多種復雜因素在內。二是區域研究者只顧及本區域的情景，而未能把這一區域的社會文化現象與其他區域做一個客觀的比較分析。三是區域史研究出現許多偏頗現象，除了社會政治的、地方環境的因素干擾之外，有關區域史研究文獻資料的局限性，也是導致這種研究偏頗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與生俱來的政治與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來人們對自身文化認識的偏差，從而影響到人們對于區域歷史與文化的許多誤解，結果把中華文化共性的東西當作區域的特征來論述，而把真正屬于區域特性的東西迷失了參見陳支平《歷史學的困境》，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4-72頁。。社會調查是社會史研究采用的最重要的方法，陳支平結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對這種方法從理論高度作了總結。他提出：作為“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的重要途徑，社會調查應從四個方面開展工作：一是搜集民間私家文獻資料；二是搜集民間文化行為資料；三是搜集民間神話傳說和口碑資料；四是搜集民間意識認知資料。同時，他警告學者當心落入社會調查的誤區，提醒學者應該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避免主題先行的社會調查；二是避免“孤立化”的傾向；三是社會調查要與比較研究相結合。陳支平關于區域研究存在的上述四個方面的共同問題，以及開展社會調查應該注意的問題，是自己多年從事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經驗的總結，對于進一步深入開展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隨著社會史研究的逐步深化，一些學者強調必須重視社會史“中層理論”的構建和研究，楊念群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先后主編了《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相關著作，介紹和闡發了社會史研究的“中層理論”。楊念群指出，中國社會史學界比較缺乏在中層理論的范圍內建構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史的主流基本上遵從的是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學界構建與哲學體系相關的宏大敘事的研究傳統，這和西方中國學界的情況正好相反。西方中國學界特別是美國中國學研究在1960年代以后就已通過學術反思開始疏離巨型理論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層解釋范疇，如“市民社會理論”、“權利分析”、“過密化模式”等等。這些理論一開始應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爭議，但對于中國史研究的模式轉換卻起了相當重大的推動作用。關于“中層理論”，楊念群強調，在中國語境中，大力提倡“中層理論”和“區域研究”的建構策略，以使中國社會史的解釋能力趨于多元化恰恰是最為急迫的課題。當然，建立中國式的社會史“中層理論”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會學理論，或實現所謂“范式突破”，而只是實現一種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轉換。這種轉換不是對以往解釋的替換而是修正參見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頁。。楊念群的倡議在社會史學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響應，如著名社會史學家馮爾康在他的《中國社會史概論》“社會史研究方法”一節中，將“中層理論”也做了簡要介紹參見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頁。。行龍在《二十年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對“中層理論”的提倡也予以肯定。他說：“中層理論”、“新社會史”、“新史學”的提出是20年中國社會史研究不斷走向深化，理論反思能力進一步提高的表現，也是多學科對話的結果。中層理論提出其任務在于“呈現”，這種呈現是多學科、多角度、多樣態的，對提升和深化社會史研究尤其是區域社會史研究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當前，中國史學界對于“中層理論”仍處于介紹、消化和初步嘗試的運用階段，我們了解到的“中層理論”，有施堅雅的“區域經濟”理論、蕭公權和周錫能等的“士紳社會”理論、羅威廉的“市民社會”分析、黃宗智的“經濟過密化”分析、杜贊奇的“權利的文化網絡”以及鄉村基層政權“內卷化”研究、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艾爾曼的“文化資本”解釋方法等。中國部分學者試圖從本土出發，提出自己的中層解釋框架。如秦暉的“關中模式”、楊念群的“儒學地域化”、“近代社會變遷的空間結構和觀念轉變”、應星的科場場域研究中的“集體傳記研究法”、王銘銘的福建泉州鋪境研究、景軍的“制度化知識”過程研究、梁治平運用法律人類學的方法對“清代習慣法”的研究、程美寶的“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研究、方慧容關于集體記憶的“無事件境”等，都體現出了相當的理論創新和建構“中層模式”的努力參見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頁；陳支平《歷史學的困境》，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5-113頁。。“中層理論”的建構和倡導，無疑有助于社會史特別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理論的提升，當然，“中層理論”在中國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一方面需要學者了解和借鑒國外的理論成就，同時，需要注意防止簡單的照搬，應該多做一些消化和研究的工作，真正了解其理論，特別是應該在深入研究中國歷史和社會實際的同時，著力于理論的提煉和建構工作。
三、對新時期社會史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反思
新時期以來，經過眾多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社會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社會史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理論和方法的探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與此同時，當今的社會史研究也有許多值得進一步反思的地方，結合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現狀，這里談一些個人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從總體來看，中國社會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大量的具體研究方面，相比較而言，理論和方法論的總結和反思仍然比較薄弱。盡管不少的社會史著作，都在談社會史的理論，但這部分內容仍然比較單薄，很難說目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已經成熟。由周積明、宋德金主編的120萬字的《中國社會史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水平。該書第一編社會史的理論和方法，分別論述了六個方面的問題：社會史的概念，社會史研究的對象、知識體系及其學科特征，社會史的探索精神與開放的研究領域，社會文化史的視野，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史理論，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參見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這大致反映出社會史學界多年來所探討的理論問題。其中，社會史的概念以及學科性質是社會史研究的基本理論問題，這方面學者探討較多。在方法方面，社會史學者幾乎同時強調整體性、跨學科、從下向上看歷史，此外，我們還未明顯感知到其他方面內容的理論探討。馮爾康教授的《中國社會史概論》，第一章分九節論述了社會史及其理論，側重點是社會史的產生和發展、社會史的學科性質、社會史的社會功能。關于社會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了四個方面的特點，接著簡要介紹了18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最后，又強調了跨學科的研究，以及社會史研究從社會經濟、社會結構史向社會生活方式史和社會文化史伸展的發展趨向。馮先生列舉的18種方法，心態史學、量化方法、階級論、口述史、跨學科的研究、史學的傳統方法，這些也是新時期史學方法論的基本內容。剩下的較為新穎的方法，有“從下向上看”的觀點與方法、結構論、長時段、等級論、歷史記憶、主位觀、文本主義、中層理論、新政治史論、社會史與文化史的結合、歷史人類學、表象史研究法參見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9頁。。從馮先生的論述中，我們感到作者對方法論的探討仍顯得薄弱，方法論的闡述也顯得淺顯和凌亂。上述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社會史研究學者在理論和方法的表述和概括方面，還有必要借鑒史學理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以進一步提升社會史研究的理論水平。
其二，在看到中國社會史研究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還應該直面社會史研究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加強社會史的理論建構工作。新時期社會史研究的復興，直接的起因，在于糾正中國史學界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研究過分重視宏觀的重大問題的探討、忽視歷史豐富內容的嚴重偏向。新時期社會史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豐富多彩的歷史也逐漸展現在人們的面前，極大地改變了原來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的格局，也糾正了原來階級斗爭觀念下歷史著作的缺陷，這些成績都值得肯定。但是，社會史研究中出現的“碎化”情況，將社會史變成社會生活史，社會史缺少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等等缺陷，已經在國外社會史研究成果中有明顯的反映，也值得中國社會史學界警惕。關于社會史研究面臨的問題，馮爾康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社會史定義不明，或者說無法界定；整體史整合不出來；作品中見物不見人，缺乏人物活動；研究資料相對不足參見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6頁。。池子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由于對“社會”的理解不同，導致了對社會史的定義、研究對象、范疇、學科性質等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見。其次，社會史研究依然火爆，特別是區域史、專題史研究，碩果累累，成就輝煌，相比之下，理論研究雖有所重視，但依然顯得格外冷清。嚴重滯后，應該是不爭的事實。第三，由于社會史自身理論建設的不足，人們在實際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模式及西方的學術理論，這種借用無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現象嚴重，造成社會史學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雜。第四，社會史理論研究脫離本土、脫離實際的苗頭有所顯現。第五，跨學科研究依然在理論層面缺乏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對于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缺少抉擇和篩選，如何有效地將其他學科的方法視角為己所用，實現社會史視角下健康的跨學科對話，這是在未來需要探討的問題。第六，社會史史料學理論研究還缺少呼應。面對一些新資料，如口述史料、實物史料、視角史料等，目前運用得還不夠廣泛，對新史料的詮釋方式也不夠深入。第七，如何在研究中，尤其是區域研究、專題研究中體現“整體史”，避免微型敘事所造成的歷史“碎化”，做到微觀與宏觀的結合，這是區域社會史在未來研究中所要突破的瓶頸參見池子華、吳建華《中國社會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9頁。。關于如何解決社會史研究中出現的“碎片化”，行龍強調一是加強多學科的對話交流，二是要“重提政治史”。他說：只要我們“保持總體化的眼光”，進行多學科的交流對話，勇于和善于在具體研究中運用整體的、普遍聯系的唯物史觀，再小的研究題目、再小的區域研究也不會被人譏諷為“碎片化”。“重提政治史”的一個關懷實際上就在于提醒社會史研究者，即使以“從下而上”的視角去書寫普通民眾的歷史，也應該關注到那些對大歷史發展進程起著決定性影響的精英人物、國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場。這就要求社會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現當代史，從社會史的角度去重新審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乃至當代中國史的研究參見行龍《中國社會史研究向何處去》，載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0頁。。學者們陸續看到了社會史研究存在的問題，說明社會史研究和反思的深入，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核心在于加強社會史的理論研究工作，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史研究的理論體系。
其三，社會史研究在重視國外社會史理論和方法，不斷探索和開拓社會史研究新領域的同時，還應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方法，積極吸收和借鑒馬克思主義社會史研究的成果。社會史研究出現的上述問題，除了學科發展初期的共同現象之外，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社會史學者，過分強調社會史與社會發展史的區別，忽視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成果。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價值，正如學者所言：“在很多方面（諸如帶著問題研究歷史、跨學科研究、長時段和整體觀察等方面），馬克思是新史學的大師之一。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期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在形式上不為新史學所接受，但它仍然是一種長時段的理論。即使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概念不能說明歷史現實不同層次的復雜關系，但這里畢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學一個基本傾向的結構概念。把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這與新史學重視研究生活于一定社會中的普通人也不謀而合。”田居儉：《關鍵還是以馬克思為指導》，《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何茲全先生說：“20世紀80年代后，西方新的史學思想理論進入中國，很受歡迎。辯證唯物史觀有些不迎時。當然，這些思想理論都是先進的，有它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時代意義。但我仍然深信辯證唯物史觀，仍是現在最先進的史學理論，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會被擠出歷史舞臺的。”何茲全：《在融會貫通東西方歷史研究的基礎上探索史學理論的創新》，載瞿林東主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02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人和西方新社會史學家，對于馬克思主義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作用，都曾做過很高的評價，國內學者也曾深入論述過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史理論的關系。王先明指出：“作為具有歷史觀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對于社會史學的興起、發展的歷史作用，也是功不可沒。通過對東西方社會史學發展歷程的巡禮，我們不難發現，社會史學的興起，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密切相關；而且在社會史學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還將以其獨特的理論魅力發揮巨大的作用。”年鑒學派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社會史的興起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注意社會歷史的整體性和綜合性、注意下層群眾的歷史活動，無一不是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無論從社會史的學術概念的提出，還是從社會史研究范圍和方法來說，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先行者。”馬恩除宏觀歷史理論體系外，還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專題社會史研究的成果，這些論著包含的理論認識和方法論價值，足以成為認真反思社會史發展兩個偏向的典范：第一，他們都是從專題社會史角度提出問題，側重于家庭、婚姻、民族、宗教的歷史及其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地位的探討。第二，它們突出體現了社會史是研究整體社會歷史的最終目的。關于唯物史觀與馬、恩社會史研究的關系，作者指出：唯物史觀是在馬、恩的社會史研究中得以豐富、發展和修正的。因而，對于馬、恩來說，唯物史觀和社會史研究兩者歷史發展的縱向關系和橫向的學術理論關系，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的、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實踐過程。最后，作者明確指出，在社會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中，馬克思主義還將展示其獨特的理論魅力和威力。在社會史學理論體系的建設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與充分合理地吸收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新范疇、新方法不僅并不矛盾，而且會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參見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學者的這些論述，啟示社會史學家，在大力提倡吸收和借鑒國外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的同時，不可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
區域史研究篇6
2研究領域和成果
近5年來，歷史人文地理學成果相對集中地表現在歷史疆域政區、移民史和人口史、城鎮和鄉村聚落、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文化地理、區域歷史地理、生態環境史和災害史以及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等領域。
2.1歷代疆域政區研究
從2007年起，周振鶴主編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共12卷，作者18人)開始陸續出版。它涵蓋了自先秦至民國的漫長時期，內容不僅包括傳統的歷代政區沿革的考證，對一些同一年代各政區并存的面貌作出復原，而且在某些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相關復原的詳細程度可以達到逐年。這套著作的完整出版，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學術意義上的行政區劃變遷通史。目前正式出版的有總論先秦卷(周振鶴、李曉杰撰)、隋代卷(施和金撰)、宋西夏卷(李昌憲撰)、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撰)、明代卷(郭紅、靳潤成撰)、中華民國卷(鄭寶恒、傅林祥撰)[4-9]。
商朝是中國出現較早王朝，唐曉峰認為商代領土不同于后世成熟國家的領土，不能將商朝轄區看城一片單純的地域[10]。先秦是中國歷史政區萌芽時期，待考問題頗多。徐少華對楚國國都陳城[11]，鐘煒對秦國的洞庭、蒼梧諸郡縣的建置與地望[12]，晏昌貴對里耶秦簡所見的陽陵縣與遷陵縣[13]，李曉杰對戰國時期三晉和秦國的設縣情況、齊國和楚國的疆域變遷[14]，都進行了扎實深入的考證。辛德勇《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一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兩漢州制、高闕、直道、秦漢之際的西北和東南邊界等內容，多有創見[15]。古代的城市行政建制研究者向來不多，韓光輝等在宋遼金元城市行政建制的演變方面發表過多篇重要論文[16]。
隨著國家清史工程的展開和推動，有關清代疆域政區研究的新成果不斷產生。段偉著重探討清代分省問題[17]，傅林祥探討清代政區制度一些人們較少關注的方面[18]，侯楊方依據清宮檔案探討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問題[19]，韓昭慶則對清初政區的改制及影響發表了看法[20]。徐建平出版的《政治地理視角下的省界變遷——以民國時期安徽省為例》一書，力圖將傳統的政區地理逐步深入到政治地理的層面[21]。
2.2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
在葛劍雄主編的6卷本《中國移民史》、6卷本《中國人口史》出版之后，近年有關移民史和人口史的研究雖然減少，但仍有新著出現。吳松弟《南宋人口史》全面探討南宋戶口統計制度、考證人口數據，并探討不同時期和不同的路的人口變遷及其對地區經濟文化的影響。此外他著文探討遼宋金元時期南北人口的不均衡發展等問題，并指出人口增長是南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受此影響生產工具進步緩慢，導致走上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22]。路偉東著《清代陜甘人口專題研究》及相關論文，理清了清代陜甘回民的人口數量變動和人口管理制度、清代前中期陜甘人口遷移等問題，并首次利用宣統人口普查的“地理調查表”進行人口研究[23]。
此外，安介生對明代北方的災荒性移民和內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礎[24]，侯楊方對乾隆時期的民數匯報[25]，楊煜達對西南邊疆的民族關系的若干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的探索。郭聲波多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理的研究，新著《彝族地區歷史地理研究——以唐代烏蠻等族羈縻州為中心》在此方面有新的推進[26]。需要指出，安介生所著近70萬字的《歷史民族地理》[27]，表明了作者嘗試建立歷史地理新方向的努力，引起較大的關注。
2.3城鎮和鄉村聚落研究
西安是中國歷史悠久的千年古都，向為古代城市研究的重點所在。李令福的《秦都咸陽》[28]，王社教的《漢長安城》[29]，肖愛玲的《隋唐長安城》[30]，史紅帥、吳宏岐的《西北重鎮西安》[31]，盡可能完整地再現了不同歷史階段咸陽或長安的都市面貌。吳宏岐《西安歷史地理研究》[32]和李令福的《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礎》[33]，則將古都西安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研究，前者深入研究了西安城市發展的歷史階段與城市更新模式，后者對秦都咸陽到隋唐長安的城市發展與城郊布局進行多方面的探討。史紅帥推出37萬余字的《明清時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對城墻、水環境、坊里街巷、城市布局、人口規模等多方探討，為西安“后都城時代”的最新研究成果[34]。
上海是中國近代城市的代表，張曉虹對上海地區城市化過程中的市鎮以及鄉村聚落的空間結構，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35]。王列輝論述了雙岸城市形成這一近代全國濱河城市發展中的重要問題，鄒怡探討了民國海寧硤石鎮的區位條件與空間結構，以及皖南屯溪鎮的發展動力[36]。劉景純立足于城鎮實體進行的“景觀與文化”的考察，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揭示了清代黃土高原不同等級、不同區域城鎮文化景觀的特征[37]。李孝聰著《中國歷史城市地理》則對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區域城市體系或幾個中心城市核心進行綜合研究，闡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過程，剖析區域中心城市城址選擇與城市成長的地理條件和歷史背景[38]。
鄉村聚落地理的論著向來不多，王社教主編的《黃土高原地區鄉村地理研究(1368-1949)》，首次對歷史鄉村地理學研究的對象、內容和方法進行系統探討，其中涉及對明清民國時期黃土高原的鄉村發展、城鄉關系、聚落、經濟等多方面的內容，均以實證方式進行開篇論述[39]。
2.4歷史經濟地理研究
歷史經濟地理研究的興起與發展是近5年來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引人關注的重要方面。吳松弟及其帶領的團隊是這方面研究的主力軍，強調近代開埠通商和外來生產力的進入以及沿海口岸城市與其腹地的雙向經濟互動，對塑造近代經濟地理格局的巨大作用。吳松弟主編《中國百年經濟拼圖——港口城市及其腹地與中國現代化》、《港口—腹地與中國現代化進程》[40-41]，并發表十余篇論文，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的論述，兼及唐朝到近代長江三角洲港口體系的變遷、民國時期“市”的興起與中國經濟的不均衡發展等重要問題、并揭示了近代經濟地理格局的形成機制及其8個表現。近年來，吳松弟又利用在浙江泰順縣地域考察所獲得的資料，以泰順為例，探討明清近代東南山區的經濟結構、地域社會結構以及傳統文化的特點[42]。
戴鞍鋼在近代經濟地理方面有著較深的造詣，2006年又出版《發展與落差——近代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進程比較研究》一書，詳細地論述近代以來東西部經濟差異形成的過程及其影響，并著文深入探討長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的相關問題[43]。王列輝著《走向樞紐港：上海、寧波兩港空間關系研究(1843-1941)》，從多個角度探討上海和寧波這兩個長三角主要港口不同發展軌跡[44]。方書生對兩廣港口—腹地的空間形態和長三角經濟區演變過程，張珊珊對漢口的對外貿易及其腹地，姜修憲對閩江流域的進出口貿易及經濟變遷，唐巧天對上海的埠際貿易，毛立坤對香港的埠際貿易的研究，構成了近代南方經濟地理研究的基本架構。此類研究以往不多見。樊如森所著《天津與北方經濟現代化(1860-1937)》及一系列的論文，揭示了開埠以后天津口岸的貿易發展過程及對北方經濟的促進作用，論證天津在北方經濟的龍頭地位，清楚地勾勒出北方外向型產業結構和城鎮體系等重要問題[45]。樊如森的研究和姚永超所著《國家、企業、商人與東北港口空間的構建研究(1861-19310)》[46]，以及陳為忠關于山東的多篇論文[47]，構成了近代北方經濟地理研究基本架構。
值的一提的，還有王元林對秦漢時期南嶺交通的開發與南北交流[48]，韓茂莉對明清以來玉米在中國境內的傳播及其種植制度的形成[49]，藍勇和楊煜達對清代滇銅生產和運銷[50]，韓昭慶對青海早期現代化的影響因素，程龍對北宋沿邊軍區的糧食補給問題[51]，辛德勇對長江三峽地區的農業開發進程等問題的研究。張萍著《地域環境與市場空間——明清陜西區域市場的歷史地理學研究》，采用商業地理學的基本理論，以明清時期陜西商業的發展及地域特征為例，建構了頗為周密的歷史商業地理學的研究框架[52]。
2.5歷史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來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宗教地理和民間信仰的深入探討上。張偉然在佛教地理方面發表多篇相當深入的論文，包括佛教宗派的地域差異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吳淞江兩岸寺院發展的時空進程、清末至民國江南地區廟產興學的時空分析等[53]。張曉虹對南宋首都臨安節日活動的空間特征、近代陜西宣教區的劃分原則都作過探討，又以陜南的楊泗將軍為例討論民間信仰的區域化與本土化問題[54-55]。王元林等人對明清伏波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碧霞元君信仰擴展與國家祭祀的關系、金龍四大王信仰、湖南湘江流域水神信仰等問題，都進行過較深入的研究。王元林還揭示南海神廟的興衰發展歷史，以及與廣州海上絲綢之路興衰和廣州港變遷和國計民生的關系[56-58]。朱海濱主要研究浙江的民間信仰和文化地理，成果頗豐，繼2008年出版《祭祀政策與民間信仰變遷：近世浙江民間信仰研究》，2010年又出版《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并發表多篇論文，對浙江歲時習俗的區域差異和胡則信仰展開深入研究，在此基礎上探討民間信仰的地域性及與行政區域和自然區域的關系[59-60]。此外，藍勇對巴蜀的休閑好賭風氣[61]、古代美女的地域認同[62]，馬強對唐宋士大夫與西南、嶺南地區的移風易俗、地理體驗與唐宋“蠻夷”文化觀念的轉變[63]，郭聲波對中國檳榔種植與檳榔習俗文化、蒟醬食用習慣和開發歷史等，進行研究[64]。
2.6區域歷史地理研究
王振忠長期從事徽州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并有較大的影響。近年來，利用新發現的徽州商編路程《摽船規戒》、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目錄十六條》、新安江的路程歌及相關歌謠，對徽州的交通、商業、地名、日常生活、村落社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將相關論文結集出版為《千山夕陽：王振忠論明清社會與文化》[65]。此外，晏昌貴著《丹江口水庫區域歷史地理研究》，考察歷史時期丹江口水庫地區的政區、人口、城邑、經濟開發和環境變遷狀況，為近年另一項區域研究的成果[66]。
2.7生態環境史和災害史研究中國生態的日益惡化，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
由于自人類出現以來生態環境的改變是人類參與的結果，對其演變進行歷時性的空間考察，自然成為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生態環境史(或稱為“環境變遷”)和災害史的研究，實際上已突破了過去按照單一人文要素進行研究的模式，進入到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層面上。
鄒逸麟主編的“500年來環境變遷與社會應對叢書”，是近年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該叢書選擇若干比較典型的地區，對近500年來(主要是明清以來)人地關系的復雜過程作比較深入的研究，主旨在于通過這些地區的研究，粗略地反映中國歷史環境變遷的全貌。目前已出版了《明至民國時期皖北地區災害環境與社會應對研究》(陳業新)、《太湖平原的環境刻畫與城鄉變遷(1368-1912)》(馮賢亮)、《明清兩湖平原的環境變遷與社會應對》(尹玲玲)、《云貴高原的土地利用與生態變遷(1659-1912)》(楊偉兵)、《清代至民國時期農業開發對塔里木盆地南緣生態環境的影響》(謝麗)[67-71]系列著作。有關生態環境史和災害史的研究論著為數不少。段偉通過對禳災制度的發掘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運用，推進了秦漢災害應對制度的研究[72]。
張萍的研究表明，在北方農牧交錯地帶，城堡的廢毀主要在晚清民國。她并從人口、民族、經濟結構入手，探討了邊疆內地化過程中陜北沿邊一系列的社會變動及其影響[73]。張莉在前人的基礎上，從環境史的角度出發，集中探討了乾隆年間新疆天山北麓地區農業開發活動中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74]。
土地利用是人類影響生態環境的最主要方式，在這方面韓茂莉、楊果、滿志敏、王社教、侯甬堅都作出自己的貢獻。韓茂莉探討了遼金兩代西遼河流域人類活動從游牧業為主向農業占主要地位轉變，給生態環境帶來的不利影響[75]。楊果、陳曦以宋元明清時期為中心，從農田墾殖、資源利用等諸方面探討江漢平原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歷史，以及雙方的互動關系[76]。王社教考察明清時期西北地區農業結構調整與環境變遷的關系，認為總體上農業結構的調整主要是災荒為直接動因促成的，但是否能夠及時調整還要得到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和農業技術的配合。
王建革致力于水利史和農業生態史的研究，繼出版《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又出版《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77-78]，引起學術界的關注。近年來，他又將目光投注江南，發表一系列涉及這一區域的農業技術、圩田土壤、水環境、鄉村社會等論文。王大學系統探討了區域海塘修建的過程和技術變化，以及與政權、水系、海潮等方面的關系[79]。韓昭慶關注西南地區的石漠化、西北地區毛烏素沙地形成與擴大的人類因素，楊煜達探討清中期滇東北銅業開發對環境的影響，都發表過若干篇論文。值得注意的是，陜西師大的一些學者近年來通過自己的長期研究，對長期流行的人地關系的某些表述進行反思。侯甬堅認為百年來在影響毛烏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顯重要，人類只是一種參與力量[80]。此外，他探討新疆南部尼雅從聚落到廢墟的演變過程，認為尼雅河來水等水源逐漸匱乏，最終迫使一批居民點因徹底無水接濟而廢棄[81]。他還分析渭河流域的人民生計，認識到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除了較多地依賴于自然環境提供的富源和人民的勤勞之外，還在于要有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和物盡其用的致富之道。李大海的研究也表明，明清以來陜西黃龍山區因墾荒導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壞的歷史過程，并非完全可以人地關系矛盾激化角度來加以解釋[82]。張力仁通過探討清代陜南流民行為的基本取向，指出人類空間選擇行為遵循風俗相近原則，而不是地理環境最優原則，從而對備受非議的流民刀耕火種與清代陜南環境變化之間的關系給予了重新認識[83]。上述學者的研究結論，無疑有助于正確認識人類與自然的關系。
2.8歷史地理信息系統
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識到地理信息系統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價值，歷史地理學領域對GIS運用方法的討論日漸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滿志敏“小區域研究的信息化：數據架構及模型”一文，該文通過討論小區域GIS數據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點非常重要的認識[84]。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與美國哈佛大學等合作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項目,是將地理信息系統用于傳統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一個重要實踐。它按照網絡數據和Web地圖的要求設計了數據模型和數據庫關系結構，開發了基礎數據地圖瀏覽、地名查詢界面。與基礎數據相配套的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政區地名釋文數據庫，基礎數據中的每一個地名，包括全部地名和空間定位的原始史料、研究結論和專家意見，以保存迄今為止對中國政區地名的知識和認識。已完成的四期數據已經在哈佛大學網站和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禹貢網”上公開，至今已有數以萬計的用戶注冊，并下載了基礎數據。CHGIS項目的研究成果，被有關專家學者公認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以CHGIS為標志的歷史地理數字化研究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
3學科發展展望
區域史研究篇7
[中圖分類號]K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0457-6241（2012）04－0071－03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每當我們吟誦這首膾炙人口的南北朝民歌《敕勒川》時，連綿不斷的陰山便會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陰山在蒙古語里的名字為“達蘭喀喇”，意思是“七十個黑山頭”。雄偉壯麗的“達蘭喀喇”，宛如一座天然的屏障，橫亙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的中部。這條綿延千里的山脈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陰山地域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區域。
陰山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區，漢族和匈奴、鮮卑、突厥、回鶻、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眾多少數民族在這一地域創造了十分豐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成為中國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我們發現，近年來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正逐步由宏觀的描述走向局部的解剖，重視區域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為我國當代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征。為了順應這種文化研究的新趨勢，一部全方位探討與追尋“達蘭喀喇”歷史與文化的著作《陰山文化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月適時推出。該書是在著名學者，包頭師范學院王煒民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作者以洗練的筆墨，流暢的語言，緊緊地抓住了陰山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突出特點，深入系統地梳理了遠古以來陰山地域歷史文化的發展脈絡，展現了陰山地域數千年來社會發展和歷史變遷的生活圖景，描繪了各民族斗爭和融合的歷史進程，發掘了各民族為共同開發建設祖國北部邊疆所做的卓越貢獻。可以說，本書拓展了中國區域文化史研究的新領域，進一步豐富了中國文化史的內涵。我們拜讀全書之后，獲益匪淺，啟迪良多。
本書開宗明義地指出，陰山文化是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課題，我們認為這是對陰山文化研究歷史與現狀的言簡意賅的說明，為什么這么說呢？
說其古老是指有關陰山歷史文化的記載古已有之。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武丁時期卜辭中就提到土方、鬼方、羌方等，有學者研究認為這些方國的活動范圍已到達陰山地域。到后來如《史記》等“二十四史”中大多有關于陰山地域史實的記載。此外，其他重要的古代文獻，諸如《水經注》《通典》《文獻通考》《元和郡縣圖志》《馬可波羅行紀》《明實錄》等等也都對陰山地域進行了零散的記錄。與這些古籍相比，地方志對于陰山地域的記載是相對詳盡和集中的。內蒙古地區對于方志的編修起步較中原地區晚，記載陰山地域歷史的方志直到清代才開始出現，一直延續至今。比如重要的有：《口北三廳志》《古豐識略》《歸綏識略》《和林格爾廳志略》《豐鎮廳志略》《蒙古沿革志》《河套圖志》《綏遠集寧縣志略》《豐鎮縣志》《鹿野紀聞》《呼和浩特市志》《烏蘭察布盟簡志》《包頭市志》《土默特右旗志》等，共50多種。這些古文獻和地方志展現了陰山歷史文化的“古老”一面。
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開始編纂出版的相關學術著作，則體現了對它研究的“年輕”一面。這其中包括綜合性著作，如《內蒙古通史綱要》、《內蒙古通史》《蒙古民族通史》《蒙古族全史》等；也有專題性著作，如《內蒙古民俗概要》《內蒙古喇嘛教史》《蒙古族文物與考古研究》《蒙古族商業發展史》《草原文化概論》等。在這些著作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陰山地域的一部分內容，對于研究相關歷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總體來看，盡管研究陰山某一地區、某一方面歷史文化的專著和學術論文在近二三十年陸續發表出版，但全面系統論述陰山整個地域歷史文化的著作尚未出現。《陰山文化史》的出版發行可以說是填補了這一領域研究的薄弱環節，是一部拓荒之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事實上，開展地域文化史研究，并非易事，首要面臨的問題就是對“地域文化”概念的界定。該書在開篇便著重從三個方面對“陰山文化”的概念及內涵進行了說明，并最終將其定義為：“陰山地域的人們在數千年艱苦奮斗、發展進步過程中，生產、生活及意識形態的狀況。”在此定義的基礎上，《陰山文化史》一書遍涉文化所涵括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物產、教育等內容，融合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對陰山文化各個領域進行了鞭辟入里的探討。
本書作者以其開放和雄闊的學術視野，深厚的學術功底，鉤沉披隱、溯古及今，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使該書實現了歷史的嚴謹和文化著作質樸與厚實的結合。具體而言，我們認為該書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第一，選題富有學術新意。現在對陰山地域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人物、風俗習慣雖有一定的學術探討，但比較孤立零散，缺乏系統性，長期以來沒有綜合性的較全面的陰山文化研究成果問世。該書的作者在長期開展陰山文化研究基礎上，認為有必要把陰山文化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研究課題，從整體上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從這個角度來說，該書不僅進一步豐富了中國文化史的內容，也是對區域文化研究領域的新拓展，富有學術新意。
第二，內容豐富，視角多元。作為一本旨在全面展現陰山地域數千年來社會發展和歷史變遷生活全景的文化著作，內容豐富廣博是該書的一個基本表征。《陰山文化史》以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陰山文化、草原文化為底蘊，廣覽精取，遂成此著作。該書分四章，共計40萬字，以時間為序開展研究，綜合考察了從先秦至新中國成立后陰山地域的民族融合發展、政區沿革、政局變動、經濟狀況、文學藝術、、民俗習慣等等，內容十分豐富。另外，視角多元也是本書一個重要特點。比如在闡述清代陰山地域晉陜漢族文化與蒙古族文化的交融時，作者在書中便列出專節論述清代“走西口”移民對陰山地域經濟生活的影響，將“走西口”移民的影響納入到了對于整個陰山地域經濟生活的考察范圍。總的來說，該書從多角度嵌入展開論述，各章節之間的邏輯關系清晰，銜接緊密，體系完整。
第三，資料翔實，論證嚴謹。歷史研究是靠資料說話的，文化研究特別是古代文化研究也不例外。作者在撰寫該書過程中，搜集引用了大量正史、編年史、歷史地理著作、各種雜史、類書以及現當代學者的大量成果，考辨爬梳，史料翔實。在我們看來，之所以陰山歷史文化研究相對較少，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史料搜集的難度較大，各種相關資料零散的記錄在浩瀚的古文獻中。該書作者在史料、資料相對較少的情況下，對陰山地域的各種歷史文化進行了較為嚴密的論證和詳細的論述，由此也能看出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嚴謹的治學態度。
第四，以史鑒今，學以致用。開展歷史文化研究，很重要的一個責任就是“以史鑒今，學以致用”，為當今社會、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陰山文化史》的編撰也同樣承擔起了這個責任。陰山文化盡管只是我國的一個地域文化，位于邊疆塞北，但是它同樣擁有悠久的歷史，特別是各民族交鋒和融合的歷史。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在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基本實現了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陰山文化史》從自身陰山地域出發，揭示陰山游牧民族冒險進取、勇敢拼搏的優良品質，展示陰山各族淳樸善良、熱情好客的民風民俗，塑造叱咤風云、縱橫南北的英雄形象，再現政治變革、邊疆開發的社會變遷。這些對于當前我國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制定少數民族政策，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具有長遠的借鑒和指導價值。
從以上四個特點，我們不難看出，本書凝聚了作者巨大的精力與心血，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除此之外，我們認為本書的出版發行還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首先，有利于促進各族人民大團結。眾所周知，陰山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域，先后活躍著匈奴、鮮卑、柔然、鐵勒、突厥、回鶻、陰山沙陀、契丹、黨項、女真、陰山韃靼、蒙古等眾多少數民族，漢族也從春秋開始有居民遷入。幾千年來，陰山地域各民族之間也有矛盾和沖突，而歷代民族關系的主流是團結合作，取長補短，共同進步。通過對陰山地域數千年民族關系的系統研究，總結民族團結的經驗和教訓，歸納出其發展規律，不僅對本地區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精神文明建設有所裨益，而且對于更好地解決我國的民族關系和民族問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深入研究一個典型地區民族文化交融的歷史，對于進一步考察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文化基礎及特征，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和現實價值。
其次，有利于促進地方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在此影響下，各地都把文化建設放在了突出地位。對于少數民族地區，更應該如此。隨著近幾年能源及有色金屬等資源的勘探發掘，陰山地域已成為內蒙古最具活力的地區。經濟發展必然需要有相應的學術文化來做鋪墊和支撐，同時經濟發展也為學術發展提出要求和支持。《陰山文化史》的出版，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該書通過全面系統的陰山文化研究，進一步挖掘整理、升華提煉陰山，特別是包頭地區的歷史文化資源，使陰山文化成為包頭地方文化的旗幟，必將促進包頭及陰山地域旅游經濟開發和各項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其三，有利于陰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陰山地域悠久的歷史沉淀了厚重的文化資源，具有濃郁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遺產遍布陰山南北。如書中所提到的陰山巖畫、鄂爾多斯青銅器、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古長城以及大量殘存的古城遺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影響較大的有成吉思汗祭祀、鄂爾多斯婚禮、二人臺藝術、和林格爾剪紙等。這些都是我國乃至世界的寶貴文化遺產。然而，近幾年，由于各方面的因素，陰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也遇到一些問題，如一直以來陰山文化得不到足夠的重視，一些文化遺產遭到破壞，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失傳。《陰山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對于未來陰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具有深刻的意義。通過系統研究陰山文化發展脈絡，可以促進陰山文化的普及和知名度的提高，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保護和發揚陰山文化的行列中。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本書選題具有學術新意，內容豐富，資料翔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深度研究成果，書中行文暢達，立論平允適當，有理有據，分析透徹，為我國區域文化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我們相信此書的出版，必將把陰山文化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達蘭喀喇”的歷史與文化也將隨之深深地嵌入人們心中。
【作者簡介】姚偉鈞，男，1953年生，湖北武漢市人，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和歷史文獻學研究。
區域史研究篇8
[關鍵詞] “景德鎮學”；區域品牌；影響
[中圖分類號] F127[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2-0125-04
[基金項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景德鎮陶瓷學院中國陶瓷文化研究所招標課題“景德鎮學與景德鎮品牌關系的研究”
[作者簡介] 戴啟文，景德鎮市經貿委主任、景德鎮陶瓷學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為陶瓷經濟；
陳雨前，景德鎮陶瓷學院院長助理、工商學院院長、中國陶瓷文化研究所主任、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為陶瓷文化、企業組織文化；
黃勇，景德鎮陶瓷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運籌與管理。(江西 景德鎮 333001)
區域品牌是在一定區域范圍內形成，用以反映該地域具有較高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忠誠度的行業、產業或產品系列，是該地域的企業品牌集體行為的綜合表現。區域品牌不同于企業品牌：企業品牌是由獨立的企業為了在市場中獲得核心競爭力而創建的，而區域品牌的形成是無數區域內企業產品品牌經過長時間的共同努力的結果，區域產業品牌是區域內企業產品品牌精華的濃縮，具有更高的價值和持續的品牌效應，是一種彌足珍貴的無形資產。作為區域產業集群發展的高級產物，實踐證明，區域品牌所具有的集聚效應、外部經濟效應和品牌效應，可以有效地轉變區域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和增強區域產業核心競爭力。
“中華向號瓷之國，瓷業高峰是此都”。和絲綢、茶葉一樣，瓷器曾經是中國的象征。陶瓷是景德鎮稱都之源，景德鎮因瓷而得名，也因瓷而出名，形成了一個集地名、產品名為一體的區域品牌。“中國瓷都”的稱號曾經讓這個城市“獨領數百年”。然而在市場經濟時代，景德鎮陶瓷產業由于沒有抓住經濟體制轉型的大好機遇，順應市場和環境的變化，其高檔陳設瓷的市場份額不僅急劇降低，而且日用陶瓷在市場上也逐漸喪失了競爭優勢。一個千年老字號區域品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節節敗退、衰落，景德鎮陶瓷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為此，本文試圖從“景德鎮學”及其構成體系與研究范疇入手，研判“景德鎮”構建對景德鎮陶瓷區域品牌建設的影響，旨在以學科建設視野來探討景德鎮陶瓷區域品牌建設，以重振景德鎮陶瓷產業，重振瓷都盛譽。
一、“景德鎮學”及其構成體系與研究范疇
郭沫若曾作詩“中華向號瓷之國，瓷業高峰是此都”。在景德鎮這塊因燒造精美瓷器而置鎮的著名的土地上，兩千余年瓷魂窯火所淬瀝積淀而成的文心血脈，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王能憲，2005)。然而在既往對景德鎮、景德鎮陶瓷研究史上，實踐經驗與理論視野兼具的研究者并不多見，把景德鎮或景德鎮陶瓷文化研究作為一門學問、一門學科開展研究的幾乎沒有，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陶瓷文化研究的深入與推進，與“景德鎮”在歷史上、在世界、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與影響十分不相稱。建構“景德鎮學”，這一學術構想的提出，被認為高屋建瓴，史無前例，對弘揚景德鎮陶瓷文化，弘揚中國陶瓷文化，弘揚中國民族文化，舉足輕重。
那么，何謂“景德鎮學”呢?
“景德鎮學”是以景德鎮陶瓷為緣由和主要研究對象，以哲學和藝術、歷史、經濟、科技思想為深刻背景和依托，運用綜合的研究包括現代的科技手段與方法，研究景德鎮陶瓷泥做火燒與銷售、消費過程和各個環節中所呈現及反映的材質文化、工藝文化、裝飾文化、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傳播文化、歷史文化等，以及所積淀和反映的哲學思想、器物思想、科技思想、經濟思想、藝術思想，并進而拓寬至研究生活方式與文明史、文化史等內容，并由此提升至研究和挖掘出景德鎮陶瓷在人類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乃至揭示出人類生活的一種文化樣式和美的生活方式。
可見，“景德鎮學”是一種多學科的綜合性的研究，其研究內容和范疇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具體包括：
1.“景德鎮學”的學術構想、體系架構與價值體系研究。主要闡述“景德鎮學”提出的背景、目的、意義及研究對象、范疇與方法等方面內容，揭示其架構體系與價值體系。
2.景德鎮陶瓷與中國哲學思想。主要研究景德鎮陶瓷生產器型、裝飾、功能所蘊含和體現的中國哲學思想，尤其是陶瓷工藝和哲學思想。
3.景德鎮陶瓷與中國文化和民族藝術。主要從景德鎮陶瓷與宗教、神話傳說、音樂、舞蹈、繪畫、書法、文學、哲學、民俗及建筑等關系入手，研究景德鎮陶瓷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景德鎮陶瓷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4.景德鎮陶瓷與中國民族審美思想和審美情趣。從景德鎮陶瓷四大傳統名瓷與景德鎮陶瓷“白如玉，薄如紙，明如鏡，聲如磬”風格入手，研究其與中國民族審美思想與審美情趣之間的關系，研究獨特的景德鎮陶瓷的器物美學。
5.景德鎮陶瓷與中國人的生活及其生活方式。從景德鎮陶瓷的材質、工藝、裝飾、造型、風格和樣式、器型、功用等多方面，探討景德鎮陶瓷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之間的相連關系。
6.“景德鎮學”與“景德鎮”品牌。從“景德鎮學”的價值體系入手，闡述“景德鎮學”與“景德鎮”品牌之間的關系，進而凸顯“景德鎮學”對“景德鎮”品牌提升的重要意義。
7.景德鎮陶瓷文化精神與“景德鎮之魂”。自古至今，景德鎮人以海納百川的胸懷，汲取他人之長，并加以融合，積極創新，從而呈現“工匠八方來，器成天下走”盛況，形成“集天下名窯之大成，匯各地良工之精華”的面貌，形成了景德鎮陶瓷文化延續千年不衰的輝煌。千年制瓷歷史概括出景德鎮陶瓷文化精神――創新，創新即景德鎮之魂，并用創新的精神，千年不斷創造出新的品種、新的造型、新的技法，不斷創造出至精至美的瓷器以滿足世人物質的和審美的需要。
8.景德鎮區域發展與景德鎮陶瓷文化遺產。陶瓷是景德鎮立市之本，稱市和興市之源，“瓷業興，百業興”。重點研究景德鎮區域與景德鎮陶瓷文化遺產的關系，并從歷史的角度闡述陶瓷文化遺產對景德鎮區域的重要影響，陶瓷文化遺產的繼承、保護、開發應遵循的若干原則以及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9.景德鎮陶瓷文化與全球文化一體化的關系。把景德鎮陶瓷文化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在全球文化同質化現象日趨普遍的情況下，景德鎮陶瓷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并且在吸取他人所長的基礎上，更加彰顯民族文化特性，系統論述二者之間的關系。
10.景德鎮地域文化。主要研究“景德鎮”得名由來，景德鎮獨特的地理環境與景德鎮地域文化與陶瓷歷史文化的關系等內容。用藝術人類學、地域文化學的觀點和文化地理學等的觀點，研究景德鎮地域文化。
11.景德鎮陶瓷歷史文化。在系統研判中國各地名窯與名品的基礎上，從材質、裝飾、造型及燒成等諸多方面，研究景德鎮陶瓷的演進史和景德鎮陶瓷文化史，并探討各階段所呈現的特征。
12.景德鎮陶瓷材質文化。主要從坯體的構成，釉的種類與組成及裝飾工藝等角度，研究景德鎮陶瓷材質的特殊性及其表現力，進而表現其特有的科技史與科技思想。
13.景德鎮陶瓷裝飾文化。主要從青花、古彩、粉彩、顏色釉和玲瓏等裝飾表現手法，以及紋飾入手，詳盡地探討景德鎮陶瓷的裝飾文化及其特征。
14.景德鎮官窯文化。主要對官窯的形成和特征與管理模式及其歷史地位進行研究，揭示官窯文化對景德鎮形成瓷都地位的主要作用和深遠影響，以及對當代景德鎮陶瓷創作和管理的啟示。
15.景德鎮陶瓷經濟史。運用現代產業經濟理論和管理理論，從中、微觀層面對景德鎮陶瓷經濟史，在歷史中尋找突破與啟迪，進而振興景德鎮陶瓷經濟。
16.景德鎮陶瓷創新研究。以歷史為主線，系統探討景德鎮陶瓷藝術創新在景德鎮文化發展上的地位與作用。
17.景德鎮民窯文化。主要就景德鎮不同歷史時期的民窯和民窯文化進行系統研究，揭示民窯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與景德鎮官窯文化進行比較研究，探尋二者之間的密切聯系和各自對形成景德鎮瓷都地位的作用。
18.景德鎮陶瓷工藝文化。主要從陶瓷生產方法和生產過程出發，系統探討景德鎮坯、釉用顏料的開采與加工，坯體成型、窯爐結構與燒成裝飾工藝，凸現景德鎮陶瓷工藝的文化價值與意義。
19.景德鎮陶瓷習俗文化。主要闡述陶瓷習俗文化的內容與分類及其特征，揭示陶瓷習俗文化與景德鎮陶瓷生產、交易以及鎮民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環境等的關系。
20.景德鎮陶瓷器物文化。主要從器物語言中，研究和詮釋人們的社會生活、審美意識及時代變遷的軌跡，從陶瓷物質文化的研究中闡釋陶瓷器物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器物思想和審美情趣等。
21.景德鎮陶瓷作坊文化。從作坊的分類、布局、器具、功能等多方面進行研究，揭示陶瓷作坊的專業化、分工及其意義以及作坊在景德鎮陶瓷文化中的地位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22.景德鎮陶瓷建筑文化。主要從以坯房、窯房、窯爐為主的瓷業生產建筑以及商貿、行會、生活建筑為研究對象，揭示景德鎮陶瓷建筑文化歷史與建筑特色，研究和揭示景德鎮陶瓷建筑文化的理念和構成方式及其規律。
23.景德鎮陶瓷文獻。從《陶記》、《天工開物.陶埏》、《陶說》、《景德鎮陶錄》、《景德鎮陶歌》以及《浮梁縣志》等古今陶瓷文獻入手，闡述陶瓷文獻對陶瓷歷史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的作用和意義。
24.景德鎮陶瓷與科技。對不同的歷史時期，陶瓷生產中瓷土配方、色釉的開發、燒成溫度、工藝技法等進行研究，闡明科技進步與景瓷獨步天下的密切關系。
25.景德鎮陶瓷的傳播與世界影響。以“行于九域，施及外洋”為主線，探尋景德鎮陶瓷的傳播路線及景德鎮陶瓷對世界的影響，展示景德鎮所以稱都的魅力所在，揭示“景德鎮”這一世界級品牌的價值。
26.景德鎮陶瓷文化研究回顧與展望。景德鎮陶瓷文化的研究，是隨著景德鎮陶瓷發展的軌跡而展開的，其研究成果是豐碩的，其研究方法也是多樣的。因此，有必要對這個研究史進行研究，現實的研究需要從歷史的研究中獲得有益的借鑒，以不斷創新研究方式與方法。
二、“景德鎮”區域品牌提升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世界各地提及陶瓷，人們自然而然的就會想到“景德鎮”。可以說，“景德鎮”在某種程度上是陶瓷的代名詞，其知名度和美譽度不弱于國內外任何一個區域品牌。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景德鎮陶瓷經濟發展緩慢，“景德鎮”這一區域品牌受到了很大影響。甚至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在一定程度上其經濟價值在逐步稀釋至盡。為此，拯救“景德鎮”，提升“景德鎮”區域品牌十分重要。
1.區域品牌的提升有利于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從理論上而言，區域品牌是社會公共資源和財富。區域品牌更加容易傳播，傳播力強，影響力大，通過政府行為打造區域品牌，可以大大地增加屬地產品的附加值。如掛上統一標志的楓溪陶瓷產品在2006年廣交會陶瓷展區的展廳里格外引人注目，高雅、時尚的外觀設計和獨具特色的工藝技術的各式產品，吸引著參展商的目光，使楓溪軍團在本屆交易會上取得了1.7億美元合同成交額的可喜成績，“楓溪陶瓷”這一區域品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2.區域品牌的提升有利于產業集群的建設。品牌實際是一個沉淀的結果，集群是區域品牌的基礎，而區域品牌的價值積累也有利于集群的建設。由于沒有意識到“景德鎮”區域品牌的經濟價值，缺乏對“景德鎮”區域品牌應有的重視和保護，導致景德鎮陶瓷經濟的發展遭遇發展的瓶頸。基于景德鎮現有的陶瓷產業集群基礎，著力提升“景德鎮”區域品牌，無疑是景德鎮陶瓷繼續做大做強的最佳戰略選擇。
3.區域品牌提升有利于提升產業競爭力。當前，國內外陶瓷業競爭十分激烈，就國內而言，江西景德鎮、廣東佛山、河北唐山、山東淄博、湖南醴陵、福建德化等新老陶瓷產區群雄并起，作為市場的一種調控，大品牌聯合起來清理市場是一種市場的正常行為，并有可能形成新一輪的品牌重組。同時，由于能源短缺和部分原材料價格的上漲造成了陶瓷行業的利潤空間萎縮，部分大品牌稱將價格戰進行到底，促成行業性的洗牌，將部分劣勢品牌清理出局。而且，區域品牌的提升勢必成為提升企業競爭力，發展地區產業的手段之一。
三、“景德鎮學”與“景德鎮”區域品牌的關系
“景德鎮”這塊金字招牌陪伴了景德鎮人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上千年了，但是無論是哪個領域的研究，都只局限于本領域，人們對“景德鎮”的認識也僅僅局限于自己的知識領域，對景德鎮的認識都是片面的、武斷的，這猶如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通過“景德鎮學”的研究，將從人文、政治、宗教、繪畫、經濟、審美等多個方面，去豐富和完善“景德鎮”區域品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景德鎮學”的研究就是“景德鎮”區域品牌的研究。
1.“景德鎮學”學術構想的提出，不僅填補了景德鎮陶瓷文化研究史上的空白，而且把景德鎮納入國際學術的大視野，促其和“紅學”、“敦煌學”、“徽學”一樣成為國際性顯學。這將有利于我們從更多的層面去認識“景德鎮”區域品牌的歷史內涵、文化內涵；去研究“景德鎮”區域品牌的發展歷程、演變里程；以及在當前市場經濟、全球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觀念背景下，不斷的對“景德鎮”區域品牌的內涵進行豐富，提升“景德鎮”區域品牌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以發展“景德鎮”區域品牌。
2.把景德鎮區域品牌視為一種區域文化，以文化形態進行系統研究，不僅有助于全面地展示景德鎮陶瓷品牌的內涵，而且立意高遠，提升了景德鎮陶瓷品牌研究的品位，對“景德鎮”區域品牌研究具有歷史意義的引領。
3.用文明史的觀點，以大量鮮為人知、未曾面世的圖片、實物藏品照片和首次公諸于世的文獻資料，對“新平冶陶，始于漢世”進行考辨與研究，將景德鎮地區文明的早期風貌展現在世人面前。這樣，將有助于加深消費者對景德鎮陶瓷產品、對“景德鎮”區域品牌的認知度。
4.以集眾合力的形式，突破單一藝術背景下陶瓷研究的局限性，從人文、政治、宗教、繪畫、經濟、審美等多個角度，運用系統思維對景德鎮地域陶瓷文化、景德鎮陶瓷歷史文化、景德鎮陶瓷材質文化、景德鎮陶瓷工藝文化、景德鎮陶瓷器物文化、景德鎮陶瓷裝飾文化、景德鎮陶瓷制度文化等進行全方位研究，克服了陶瓷文化研究的藝術本位主義。擺脫以往的“閉門造車”的藝術創作，在產品設計、品牌內涵的提升等多個方面，為“景德鎮”品牌戰略提供了理論基礎。
四、“景德鎮學”的構建對“景德鎮”區域品牌提升的影響
1.通過“景德鎮學”的研究，挖掘“景德鎮”區域品牌的內涵。品牌代表了一種或一個系列產品的質量、文化、品質、社會屬性、使用階層等內涵，通過“景德鎮學”的研究，有助于挖掘那些被當代人所遺忘、所忽視的陶瓷歷史，挖掘“景德鎮”區域品牌的內涵。如對《周禮?考工記》進行考究，可以發現，其中說到，“凡陶旖之事，髻、墾、薛、暴不入市。”意思是說，凡是陶人和旖人的成品，若有損傷、頓傷、破裂、僨起、不堅致的，不許出售。可見，中國古代無論是官窯，還是民窯制瓷者對陶瓷制品的品質和品牌都十分重視。
2.通過“景德鎮學”的研究，總結陶瓷制作，尤其是景德鎮四大名瓷的制作工藝，為制訂現代化的日用瓷、藝術瓷的工藝標準提供積淀。在國外，無論哪個級別的品牌，都有嚴格的制作和生產標準，而這個問題在我國則不那么受到重視。所謂標準化，是經營上的標準化，是從原材料到產品到服務的標準化。比如溫州的打火機，首先必須拿到這個打火機產品的國家標準制定權，按照國際化標準接軌角度，制定出標準來。這個區域品牌的標準應當是“以國際化為立足點，以產品質量、原材料管理、生產管理、銷售服務、形象標識和人員培訓的全面標準化為技術性支撐，以歷史文化為重要內涵的”。
景德鎮“集全國名窯之大成，匯各地良工之精華”，歷史上曾長期成為全國的制瓷中心，與其在制瓷技術上的不斷創新和領先是分不開的。所以，可以通過“景德鎮學”的研究，總結陶瓷制作，尤其是景德鎮日用瓷和藝術瓷的制作工藝，結合當前的生產流程和制作工藝，為制訂現代化的日用瓷、藝術瓷的工藝標準提供積淀，同時向其他產瓷區和國外學習并引進先進技術，不斷搶占陶瓷新技術的制高點，使古老的陶瓷與現代技術完美結合，重新屹立于世界陶瓷之林，成為全國乃至國際的陶瓷生產和研發中心，再現“工匠四方來，器成天下走”的輝煌，進而重振“景德鎮”區域品牌。
3.通過“景德鎮學”的研究，為“景德鎮”區域品牌的提升提供各種信息。“景德鎮學”從人文、政治、宗教、繪畫、經濟、審美等多個角度，運用系統思維對景德鎮地域陶瓷文化、景德鎮陶瓷歷史文化、景德鎮陶瓷材質文化、景德鎮陶瓷工藝文化、景德鎮陶瓷器物文化、景德鎮陶瓷裝飾文化、景德鎮陶瓷制度文化等進行全方位研究，為“景德鎮”區域品牌的提升提供各種資料和行業信息，這將有助于“景德鎮”品牌在短時期內匯集全國乃至全球的陶瓷信息，加快區域品牌的建設速度。如在”景德鎮學“的研究基礎上，整合其他方面的資源，建立一個服務于整個產業集群的工程中心。這個中心是一個工藝設計中心與信息平臺，是公共性的國家級或國際級綜合性工程中心，它有兩項職能：建立權威性產品質量檢驗中心，設計、制定和定期修改各種相關標準；加強國際、國內最新工藝和設計技術、產品、市場和原材料信息的交流，并做好動態信息。
4.通過“景德鎮學”的研究，規范行業秩序，促進“景德鎮”區域品牌的良性發展。通過“景德鎮學”的研究，我們發現：宋代以后，獨特的官窯與民窯兩大生產體系的形成，進而在客觀上要求建立行規制度。到了明清時期，一些主要的陶瓷生產地、集散地普遍設立了行會組織和會所。從古代制瓷業的行規制度中，我們發現，古人很早就懂得利用行業組織和行規來協調行業生產經營中的矛盾，消除無序競爭，以保護業主利益，促進行業的壯大發展。所以，當前景德鎮各級各類陶瓷協會都要制定完善的行業管理規章和辦法，加強行業自律，維護陶瓷行業的競爭秩序。同時，協會要組織好陶瓷行業的產學研協調，引導本行業開發和利用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和新設備，開展技術咨詢服務、技術攻關、人員培訓、技術交流，聯合有關部門開展打擊侵犯本行業正當利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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