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營利組織管理論文范文第1篇
內部管理。“因為組織是由不同背景、知識、技能的人所組成，所以有效的溝通非常重要”。在非營利組織中，溝通能增加做出正確決策的機會，是讓工作順利完成的重要基礎、可以提供歸屬感。通常組織的溝通有效性與其規模成反比，為了克服這種溝通的不利，書中講述了六個建立良好溝通氣氛的步驟：設定目標、找出溝通不暢的問題所在、確定溝通中的重要因素、制定執行計劃、執行、對該溝通做評估與改善。“管理與人密切相關，跟人一起工作、鼓勵人們一同努力是管理的真諦”。在論述非營利組織內部管理這章時，蓋拉特由道格拉斯x/y理論出發，得出有機式的、機械式的兩種基本的管理方法，隨后又重點介紹了管理四象限及情景領導。在內部管理這一章中最出彩的地方是有關董事會與員工這一章。德魯克在1992年就提出非營利組織管理結構的核心是董事會和總裁。由于非營利組織形式多樣,董事會與總裁的分工也不盡相同。同德魯克不同的是，蓋拉特首先界定了強董事會（健全的董事會）和弱董事會（辜負眾望的董事會）的特征，并提出好的董事會應設定高的期望、視員工需要提供援助，并留給員工自我發揮完成任務的空間。
組織理論提醒我們：組織依賴環境而生存；與環境互動才有希望。作為現代社會結構分化產物的非營利組織，如果無法做到與變化的環境相適應，勢必為時代所淘汰。在美國，過去的十五年中有1/4的非營利組織因跟不上環境的變化已遭淘汰，《21世紀非營利組織管理》就是一劑開給非營利組織適應新環境的良方。
一、21世紀的新環境21世紀在人口結構，價值觀，教育政策等層面上的變革，對非營利組織的結構和管理有巨大影響。主要如下：人口老齡化、社會急趨多元化、志愿者制度的改變、職業女性比率增加、主流價值觀的變化等。為適應21世紀新環境及應對以上十大問題，蓋拉特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詳細描述了組織該如何管理。
二、非營利組織的新管理管理大師德魯克有句名言：營利組織向非營利組織學使命，非營利組織向營利組織學效率。他的《新現實》中的管理七原則常被管理人士奉為提高組織效率的金科玉律，《21世紀非營利組織管理》全文雖沒有明確按照七原則來行文，但每一章節都可以看到德魯克的影子。鑒于將全書的12章一一列出稍顯雜亂，所以本文根據這12章的內部聯系，將全書分成以下數塊：1、愿景設計。“共同的目標與價值觀非常重要”是七原則之一。杰出非營利組織的以德魯克的眼光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具有明確界定的，且為所有成員認同和珍惜的使命。清楚的使命感，能使上至董事會下至全體員工都能據此凝聚共識，全力投入，使機構形成一體，是組織成長演化的原動力。愿景陳述應做到以下幾點：語氣積極、把愿景當作現實狀態來敘述、勇于冒險、敘述具體明確。愿景陳述之后就是戰略規劃，戰略規劃由任務陳述、環境評估、目的、優勢劣勢、策略方向、目標六大塊組成。為明白非營利組織的目的，書中介紹的方法有團體舉薦法。2、信息獲取。“管理必須能隨著組織成員的需求，以及組織所處大環境的改變而改變”是七原則之一，了解信息對組織來說非常重要。書中主要介紹了兩種了解及使用新信息的方法：九宮格及趨勢圖。信息與組織的三大基本過程：輸入、處理、輸出有密切關系。籌募經費作為輸入的重頭戲，更應該順應時代的變化，否則將帶來不可收拾的后果。被淘汰的非營利組織的原因在于募款能力不佳導致經費短缺。戰后嬰兒潮的一代、文化的多元化發展、職業女性的增多左右著募款的變化。募款可以分成以下四個步驟：因素分析；目標設定；擬定行動計劃并實際執行；績效評估與檢查。3、組織營銷“營銷的目的是讓銷售行為變得多余，她的目的是讓我們對客戶的了解非常深入，使產品或服務剛好符合他的需求，無需推銷就自己賣出去”德魯克這句關于營銷的話雖不是管理七原則之一，但對于組織管理的影響還是意義深遠，營銷中說要找出顧客的需求、興趣、需要，并使組織的能力、產品或服務能夠符合顧客的需求。故有效的營銷管理就是一個讓雙方都能夠感覺受惠的交換過程。蓋拉特由此提出了非營利組織的營銷。4P是傳統營銷的四大基石，在非營利組織中也存在4P：product——了解組織成員的愿望與需求；price——服務成本，如果人們認為服務特別，就可以提高收費；promotion——信息爆炸時代，推銷工作很重要;place——營銷的功能同時涵括資源配置（提供商品與服務）與資源吸引力（得到收益）。公共關系也是非營利組織營銷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衡量一個非營利組織是否健全的指標就是組織是與各類群體是否保持足——讀蓋拉特《21世紀非營利組織管理》
非營利組織管理論文范文第2篇
動機是分析盈余管理行為的前提。企業盈余管理的動機主要有以下四類：薪酬契約動因：企業管理層通過盈余管理的手段達到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預期的會計信息，從而提高自身的報酬，從委托理論的角度出發，管理層為了增加自身的報酬，滿足管理層的目標，偏離了股東的目標。盈余管理的動因從這一角度來說是使得管理層報酬最大化。債務成本動因：企業向債權人借入資金后，其目的是為子擴大經營，投入到有風險的經營項目中去，以期獲得最大的收益，如果經營情況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便會增加企業的財務風險。而債權人的目標是為了到期收回本金，得到約定的利息收入，所以，債權人在發放債務的時候就需要考察債務人的真實情況，因為信息不對稱，債務人一般是通過會計信息來衡量。而企業是會計信息的直接制造者，這就導致了企業的盈余動機十分明確——通過會計報表來獲得債務人的信任，并最大程度上降低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資本市場動因：除債務融資之外，資本市場是企業融資的重要手段，資本市場對于企業的融資也提出了自身的種種要求，以滿足他們的利益和目的，會計信息是資本市場考核的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財務指標的業績評價在資本市場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管理層為了能在資本市場中順利達到融資的需要，盈余管理在這方面的貢獻就變得很有意義。政治成本動因：企業作為國家經濟的一部分，其生存與發展都受到了國家政治環境的影響，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不得不考慮相關政治成本對企業的制約作用。國內外有研究證明，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規避的政治成本，為了達到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政治成本的目的，企業往往會進行向下的盈余管理。
二、非營利組織的盈余管理動機
非營利組織不以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不能分配盈余，不進行管理層股權激勵，這些特點會導致其不具有資本市場動因。為了維持非營利組織的永續經營并發揮社會福利功能，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層也須追求合理利潤，且部分非營利組織（如非營利性醫院）也有商業營業行為，所以非營利組織也可能與營利組織一樣具有財務績效誘因。但非營利組織的經營受維持財務收支平衡的預算限制影響，其公布的財務績效過低或過高，均有其代價，所以，非營利組織同樣具有盈余管理的動機，只是種類和表現方式與營利組織有所不同。非營利組織也具有廣泛的委托關系，如果管理層管理不善，組織發生虧損，會提高組織的債務成本，管理層的管理能力受到質疑，甚至會面臨被解聘的風險，且非營利組織不同于上市公司，財務信息透明度較低，其與相關利益集團之間信息嚴重不對稱，致使問題比企業更加顯著，因此管理層迫于監督壓力，為了避免出現大幅虧損，非營利組織可能會進行盈余管理，以使損益兩平。如果非營利組織盈利水平過高，社會大眾會對其非營利宗旨產生質疑，從而產生負面的輿論壓力，甚至會付出重大成本，例如捐款收入減少、免稅待遇被取消等，因此，管理層可能進行盈余管理，刻意壓低盈利水平，防止盈利水平過高帶來的負面效應。
三、非營利組織的盈余管理
門檻效應企業盈余具有分布非連續的特點，即在某些臨界點處，盈余分布的頻數出現異常的跳躍或回落，這一現象被稱為盈余門檻心理（盈余門檻心理，是指當管理層有很強的誘因跨越某一盈余目標水平而進行盈余管理時，則盈余管理的結果，可能會使盈余分配在某些金額水平呈現不連續的現象，其盈余的分配狀況呈現微幅低于門檻的觀察值較預期少，而微幅超過門檻的觀察值較預期多的情況）。研究已證實上市公司有避免虧損（即盈余目標為0）或以前期盈余水平及分析師預測為標準進行盈余管理的現象，其主要意圖是影響資本市場股價。相較于企業，非營利組織雖然沒有股價的考慮，但管理層也受到不同利害關系人的監督，為了不增加債務成本或者獲得良好的管理能力評價，可能會有調高盈余的傾向，不同于企業的是，若非營利組織大幅獲利，管理層可能面臨負面的輿論壓力甚至付出政治成本，所以，非營利組織更可能會刻意地壓低盈余，尤其是具有商業營業行為的非營利醫院等，在長期賺取正常利潤的目標下，非營利組織為了盈余門檻，以會計政策和會計應計項目作為盈余管理的工具，進行盈余管理。
四、結語
綜上所述，非營利組織也如同企業，會進行盈余管理，只是基于他們的盈余目標與盈余用途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報告策略。然而，非營利組織的減免稅待遇是國際通行的慣例，對非營利組織本身，中國稅法規定了比較豐富的稅收優惠政策，基本上涵蓋了向非營利組織征收的各個稅種，各種非營利組織享受著不同的稅收減免優惠。但是管理層機會主義的盈余管理行為將造成經濟資源的錯誤配置，甚至違背非營利組織存在的社會目的。政府與社會大眾應加強對非營利組織的規范和監督，以促進非營利組織的健康發展。
非營利組織管理論文范文第3篇
國內外學者對于民間非營利組織這個概念說法繁多，目前大致上有以下幾個名稱：慈善機構、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等。這些名稱從不同方面反映出了民間非營利組織的各種特點，但是都不全面。美國研究民間組織的專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萊斯特•薩拉蒙學者指出：這里并沒有一個特定的術語能夠將這一特殊組織準確的刻畫出來。簡單來說，非營利組織就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不履行政府職能，主要為了開展各種公益性活動或者是互益性社會服務的獨立民間組織。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在《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四號《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告的目標》中將非營利組織的特征主要歸為以下幾部分：（1）大部分資金來源于捐獻者，組織目的不是期望收到利益；（2）業務運營的目的不是以提供勞務或產品來換取同等利潤或同等利潤的等價物；（3）沒有明確規定的所有者權益以及沒有出售、轉讓或贖回的權利，組織清算或解散時不能憑借所有權分享一定份額的剩余資產。我國的非營利組織正在處于一個起步階段，并沒有一個權威的概念，但是大方向還是能夠確定的，即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從事各種社會公益性的活動，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社會志愿服務組織。
二、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現狀
（一）民間非營利組織財務的特殊性
1、非營利組織的收入不穩定。
非營利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社會各界公益人士的捐贈，政府撥款和基金會的收入等各種來源，但是總體上還是十分的不穩定，資金上的短缺讓非營利組織沒有足夠的能力實現社會公益目的，甚至連組織本身也無法繼續維持。
2、非營利組織不存在利潤指標。
非營利組織是為了實現社會使命而運營的，而不是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公益組織，雖然為了實現公益目的而進行社會服務也會收取一定的費用，但是收費水平很低甚至免費。所以在非營利組織財務中通常不會有利潤這一指標，這使得一定的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組織實現目標也不確定。
3、民間非營利組織管理中權責不明確。
在非營利組織中，由于缺乏利潤等量化指標，使組織的管理人員難以就各種組織目的達成一致。由于民間非營利組織并不存在一個明確的考核標準，因而對各部門的權責就無法劃分得十分明確。
（二）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存在問題
1、首要問題是對財務管理的不重視。
大多數非營利組織管理者的觀念陳舊，他們認為非營利組織與企業是不同的，非營利組織應該是“只求付出不求回報”，沒有利潤也就沒有財務管理問題，只是以社會責任為目標，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從而造成資源浪費。
2、資金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財務的透明度不夠。
非營利組織的資源提供者很難合法而有效地及時看到非營利組織的財務報告，無法確定他們所捐贈的物資是嚴格按照他們的意愿而使用。
3、渠道狹窄導致財務收入非常有限。
大多數非營利組織的財政主要來自于組織成員的會費，一些社會性的服務收入以及政府資助、社會資助等。但由于當前我國經濟分配結構還不是很完整，所以非營利組織收到的政府的資金收入有局限性，在靈活性和張力上還有不足，由此導致組織的財務管理出現問題。狹窄的財務收入渠道會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和工作開展產生巨大影響。
4、缺乏管理導致財務管理混亂。
當前許多非營利組織都存在財務管理混亂，特別是目前有許多已經演變成社會問題，例如紅十字會的郭美美事件等。紅十字會是一個發展時間較長，組織結構比較完整的非營利組織，但它也會出現財務問題，說明非營利組織缺乏較為正式并且嚴格的監管，尤其是像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等由政府支持的、正規的非營利組織，更需要強力的監管和約束，否則長此以往會影響非營利組織在社會公眾心中的公信力。
三、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出現問題的成因
（一）缺少科學的財務管理制度。
非營利組織作為社會活動中的獨立法人，必須要從財務管理制度、會計制度和內控管理三個方面進行日常的財務活動。非營利組織的財務管理工作需要依法依規進行，作為組織內部財務管理依據的規章制度都包括：會計制度、財務制度、內部控制制度等。從法律和政府監管部門的角度看，我國的非營利組織還是缺少相關的法律和政策作為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的規范典型，對其財務流程也缺少明確規定。
（二）專業人才的缺失。
我國的民間非營利組織規模都相對較小，運行機制不完善，工作人員的福利待遇也較差，由于這些工作對于高素質的專業人員沒有吸引力，所以經常會發生財務人員由非專業人員代替。伴隨著人才缺失的后果是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能力不足，組織的籌資能力降低，導致組織財務困難重重，難以持續發展。
（三）缺少嚴格的監督。
非營利組織作為社會第三部門，財務過程必須要在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進行監督和管理。我國在內部監督方面的管理設施不夠健全，缺少項目審批和財務監督的環節。非營利組織的資金支出和使用，資產投資、收益與處置等重大財務活動，政府部門應該做出什么樣的監督，如何完成監督等均無詳細規定。
（四）資金利用效率低。
非營利組織對支出管理重視不夠，做事業不是很得力，從而導致了資金利用效率低，組織發展力度跟不上。經常出現相互擠占，相互挪用的情況；不能明確分配各項支出，手頭的項目不僅沒有做好并且別的項目也會受到影響。
四、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的對策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不斷完善，我國的非營利組織不斷增多，但是我國的現有的非營利組織的財務管理制度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完善，所以我們要建立全面健全的財務管理制度，并且在非營利組織內部建立完善的控制體系，設立專門的監督機構，有效的對非營利組織的財務狀況進行管理以保護社會公眾的利益。
（一）從事經營活動，擴大自創收入。
為了實現非營利組織的可持續性發展，非營利組織在實現社會公益目標為主要業務活動的同時，也可以從事一些商業的經營活動，將獲取的利潤收入用于組織的發展壯大，也為了更好地向社會提供更好的服務做基礎。而且非營利組織所從事的經營活動必須是合法的，不會損害自己聲譽的商業活動，所盈利的經濟利益不能在組織內部分配，必須全部投入非營利活動。
（二）嚴格執行會計制度，建立健全的內部控制。
非營利組織要獲得健康持續發展，保障其社會公共責任的實現，就需要健全的制度和內部控制。首先應完善《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等，還要建立健全的專職或兼職工作人員行為準則、職業道德規范，使民間組織人員言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章程只是一種條文規定，要完善財務管理制度還需要加強實際的操作程序，即建立嚴格的內部控制系統。通過完善內部控制機制，掌握每一個職能部門、每一個業務環節，使組織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組織目標得到有效的實現。
（三）公開財務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
在重視會計信息披露成本的基礎上，非營利組織需要不斷提高其財務信息度和質量。所謂透明度，就是公開非營利組織的財務信息，并且財務信息必須清晰、真實。非營利組織要讓每一個捐贈者的資源都能夠被謹慎的、嚴格的按照捐贈者自己的意愿使用，并且非營利組織有義務讓每位捐贈者都能清晰地看到財務記錄，這樣才能提高非營利組織的知名度和社會聲譽，才會有更多的資金支持。國家對于不按時信息的組織可給予必要的懲罰，甚至可以免除非營利組織免稅權、注銷其合法資格的方式進行制裁。政府部門、社會公眾以及資源提供者對組織應實施更加有效的監管，非營利組織的效率將會大大加強。
非營利組織管理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收入是非營利組織為實現其社會使命獲取資金的主要來源。非營利組織應當對收入進行分類管理，積極獲取社會捐贈，努力擴大自創收入。
在當今市場經濟社會，非營利組織為完成某一具體的社會使命需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非營利組織收入是指非營利組織開展業務活動及其他活動依法取得的非償還性資金，這是非營利組織為實現其社會使命而獲取資金的主要來源。加強非營利組織收入管理，對于非營利組織的健康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非營利組織收入的分類
為了加強對收入的管理，有必要對收入進行分類，從而根據不同類別收入的特點加強其管理。非營利組織收入可進行如下幾種分類：
（一）貨幣性收入與非貨幣性收入
對于企業而言，收入通常表現為貨幣性收入，最終以貨幣或廣義的現金收取。對于非營利組織來說，情況則不相同，在非營利組織的收入中，政府撥款和社會捐贈的資財，相當部分是非貨幣性資產，如設備。為了管理上規劃現金收支的需要，可將非營利組織收入區分為貨幣性收入和非貨幣性收入。
（二）自創收入與非自創收入
非營利組織收入按其來源可分為自創收入和非自創收入。自創收入是指非營利組織通過提品或勞務而向消費者直接收取的收入以及通過投資而從受資方取得的收益。自創收入主要包括業務收入、經營收入和投資收益。對于自創收入，非營利組織按照法定或約定的價格或收費標準取得，主要用于補償業務支出。非自創收入是指非營利組織接受的政府撥款和社會捐贈。對于這類收入，非營利組織需要依法定程序申請或者采取措施爭取。
（三）限定性收入與非限定性收入
非營利組織的收入根據資財提供者的規定要求不同可以分為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例如，接受一筆捐款，若捐款人未予規定其使用方向或者期限，可由非營利組織自主調配使用，則屬于非限定性收入；如果捐款人規定這筆捐款本身的用途或期限，則列為限定性收入；進而如果捐款人還規定由于運用這筆捐款所產生的收入的用途，則這種配生的收入也屬于限定性收入。對于限定性收入，非營利組織應當嚴格按照捐款人規定的用途使用。
二、獲取社會捐贈
社會捐贈是非營利組織收入的重要來源。非營利組織應當采取積極的措施，獲取盡可能多的社會捐贈，以更好地實現組織的社會使命。
（一）尋找企業合作伙伴
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界緊密的合作關系，對雙方都有益。非營利組織可以得到資金與財物的援助，從事良好的活動。而企業則可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它將被視為“優良公民”，而非僅是賺錢機器。
企業優良公民是當代社會的一個新的理念，是企業內在的利益追求與外在的社會要求相結合的結果，目前正在成為企業文化特別是大公司文化必要的組成部分。以前，社會認為企業的責任僅是增加股東的利益。而在今天，這個觀念已經過時了。實踐經驗證明，企業的社會公益成績，完全可以幫助企業的營運取得更佳的成效，鼓勵公司的員工更投入他們的工作，使優質的人才不致流失，增加公司的收益，和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道義責任已不再是企業捐助社會公益事業唯一的、最重要的理由。代替它是一個更現實的看法，即企業公民理念。為使非營利組織獲得更多的收入，使企業從捐贈中獲得更好的投資效益，為企業帶來更高的認同和更好的形象，非營利組織應當為企業特別是大公司的公益捐贈定出一個統一的而且往往與企業的營業需要有關的主題，并且尤為注重與企業結成合作伙伴，使企業能作出一個長期的支持承諾。企業對非營利組織的支持形式，可以是捐獻資金、產品、公司的專門技術和智識、也可以是公司員工的義務服務。由于非營利組織與公司成為伙伴，為社區及公司的將來進行投資，不僅可能更有效地利用公司的資源，改善營業的環境，而且往往使得非營利機構的運作更有效益，公司所在的社區的生活質量得到改善，從而達到雙贏的效果。
（二）面向社會公眾募捐
面向社會公眾募捐是非營利組織獲取社會捐贈的重要途徑。非營利組織在進行募捐時，應當為捐贈者提供足夠的、至少能使其用來進行抉擇的真實準確和沒有故意誤導的信息。對于信息的提供，可以根據公布信息的成本和預期收益決定公布信息的多少。比如，通過電視廣告信息時，其信息量可少一些；而通過電子郵件信息，信息量應該多一些。
要使募捐取得好的效果，公益項目的選擇以及社會公信度非重要。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實施的希望工程就是一個成功的范例。募捐的方式應當靈活多樣。比如，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就采取了具有上海特色的系列化募捐方式：萬人上街募捐、慈善長跑、慈善義賽、慈善義拍、慈善義賣、慈善一日捐等等。
三、擴大自創收入
許多人認為非營利組織不應該有經營收入，其資金應全部來自于外部援助，民間捐贈應當是非營利組織的主要收入來源。這是社會觀念對非營利組織的誤解。美國薩拉蒙（Salamon）教授主持的約翰?霍普金斯非營利部門比較項目研究表明，沒有一個國家的非營利部門主要是由私人慈善支持的。國外實踐表明，非營利組織收入可來源于接受民間捐贈和公共部門支持，但其主要來源是自創收入。然而，在我國非營利組織的收入來源中，自創收入的比重還相當低。擴大自創收入，是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必然要求。自創收入是指非營利組織通過提品或勞務而向消費者直接收取的收入以及通過投資而從受資方取得的收益。自創收入主要包括業務收入、經營收入和投資收益。
（一）業務收入
業務收入是指非營利組織為實現其社會使命而開展業務活動取得的收入。這是自創收入的基本形式，它主要是顧客支持型非營利組織對其顧客提供服務時的收取一定的費用所形成的收入，如學校向學生收取學費，醫院向病人收取醫療費和藥費。除了慈善型非營利組織，公眾支持型非營利組織同樣可以向其服務對象收取一定的費用形成業務收入，以擴大收入來源從而更好地提供服務。比如，我國的公共圖書館，一直是免費對讀者開放的，為了創造更好的條件為讀者服務，每年向讀者收取一定的費用完全是可行的。
需要注意的是，非營利組織是為實現其社會使命而運作，因此，對于為實現其社會使命所提供的服務，其收費應當是低水平甚至是免費的，而不能按照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來收費。
（二）經營收入
經營收入是指非營利組織在其實現社會使命的業務活動之外開展經營活動取得的收入。為了籌款支持其非營利活動，非營利組織可以從事活躍的經濟活動。對許多國家的非營利組織而言，從事經濟活動的獲利，是一極重要的資金來源。
非營利組織從事合法的經營來支持其非營利性的活動，需要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一是利潤或收入不可分配給其創立人、會員、干部、董事或員工，二是其主要目的并非單純從事經濟活動，而是實現其非營利宗旨。
（三）投資收入
非營利組織管理論文范文第5篇
一、“大問題”的提出與早期爭論
從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們發現，以美國為代表的公共管理學研究雖走過了不菲的歷程，其理論建構卻長期缺乏統一的哲學基礎。和其他社會科學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歷史留給人們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識的積累、融合與揚棄，而是不斷的變化、中斷或革命，多元的、經驗的觀念變革或差異沖突壓倒了理論自身的演進邏輯。公共管理學研究沒有鎖定穩定的軌道，它的興趣范圍似乎是隨意和無限的;它沒有發展出一套方法論或主流意義上的研究綱領和范式，據此將不同的學者聯系起來，便于他們之間的溝通和對話;它的研究對象或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仍模糊不清。這不僅使其無力有效應對實踐及相鄰學科特別是政治學對自己學科地位的挑戰，難以擺脫所謂的“認同危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學研究者的學科信仰及從業熱情受到挫傷。［2］“大問題”的提出從一個角度表達了人們為擺脫此類危機或困擾所做的努力。1995年，貝恩發表了《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一文，率先拉開“大問題”討論的序幕。
受物理學啟示，貝恩認為在公共管理學領域存在三個像物理學家經常討論的基本問題，稱其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所謂的微觀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組織運轉中“程序規則———不良業績———更多的規則”這種微觀管理的循環?公共管理的不良績效與圍繞管理關系存在的主體間的相互不信任有關，這種不信任會抑制公共組織的表現，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績效和規則制定間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如何削減內在于不同主體之間的不信任，打破微觀管理中的這種循環，是公共管理學研究的一大難題。第二個問題是所謂的激勵，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勵人們努力、智慧地為達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經濟學雖然將委托關系看作組織行為的中心問題，但由于它將控制而不是激勵看作有效委托關系的關鍵，使委托范式暗含著可能偏離實際的假定①。在經濟學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樣控制人行為為核心的委托問題，在應用中轉化成怎樣避免委托人試圖控制人時引起的功能失常行為問題。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樣更好地達到社會目標或什么目標應當被追求，如何激勵公職人員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為公共管理效率改進不能回避的又一難題。第三個問題是所謂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們機構的表現業績?為了知道一個公共機構或其成員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須界定完成什么對好的工作業績能做出貢獻，由此確定度量的對象。而確定與工作業績內在相關的度量對象常常是困難的。當投入和產出度量不能揭示組織真正所完成的業績時，較好的方法也許是去檢查組織運作的結果或影響。在工作努力和結果的關聯又不總是明顯的情況下，斷定組織成員工作的努力程度常變得相當困難。如何度量工作業績以推動公共事業的發展因此成為具有挑戰性的研究課題。［3］313－324在貝恩看來，上述三個問題都基于這樣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僅僅是理解公共機構的行為，而且是如何改進公共機構的表現。如果研究者們能有效回答這些問題，則將為提高公共機構的績效做出貢獻。貝恩的文章發表后很快引起社會反應，紐曼(1996)和柯林(1996)的論文代表著最早的學術反應。針對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題為《什么使公共管理學成為科學?或“大問題”真的大嗎?》一文中，紐曼倡導在哲學層面上考慮學科的大問題。認為對公共管理學大問題的揭示必須在這門學科研究最基本的層面進行，且應當揭示該學科的本質和存在動力。真正的大問題不應當是貝恩意義上的應用問題，而應當屬于這類問題:什么是一個組織或公共組織的本質?公共組織如何與它的環境相關?管理一個組織意味著什么?［4］409－415
在題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學大問題》中，柯林表達了與紐曼和貝恩皆有所不同的觀點。基于公共管理與政治、法律等社會因素的密切關系，柯林認為公共管理學大問題的確立必須滿足四個標準:根植于民主政治的達成;提高到社會的水平;面對集體行動手段的復雜性;強調更加有效的社會學習。在此標準下，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包括7個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動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體行動的手段，據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過程也向核心的社會價值負責?(2)什么是社會中集體行動的非政府角色，怎樣保護和培育這種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結構之間有什么適當的權衡?(4)怎樣解決國家和地方在政治舞臺上的緊張局勢?(5)什么樣的決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論原則可以被利用?(6)什么樣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領導之間應當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會的學習過程，改進有效選擇、可替代后果、達成目標、特別是培育和發展民主政體的知識?［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點和方法
基于人們對公共管理學學科建構的不滿及理論重建的需要，圍繞“大問題”的首輪之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反響。認識到“大問題”研究的重要和激勵效應，美國《公共管理評論》不僅于2000年發表本刊編輯的專文(CamillaStivers，2000)，對“大問題”研究的意義予以肯定:跨越不斷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學科和特殊的讀者群體，給日益碎片化和微觀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務于公共管理的學術和實踐;［6］194－199而且在2001年開設專欄，給“大問題”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勵。柯林作為“大問題”早期爭論的特殊專家，在專欄開篇中發表了《大問題對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強調并闡述了“大問題”對民主社會公共管理學術研究與實踐的價值。柯林認為，有效認同并處理“大問題”的最大挑戰來源于我們過度關注組織運行中的工具問題。“大問題”不應集中于工具而應聚焦于公共管理對社會的后果和價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樣影響社會應當成為聚焦的中心，“大問題”應當由此論域引申出來。除了自己倡導的傾向，柯林總結了“大問題”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繼續在機構組織工具層面及人管理方面開展工作，以期在微觀管理方面有所發現;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機制如何克服現代國家中存在的分散獨立和碎片現象，以期形成更為廣泛的治理、網絡和行政連接的理論;一些研究將視野從人操作層次拓展至非政府組織行為對公共事務的影響;一些研究則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將焦點置于社會行為者對公共管理人的影響。柯林在堅持自己1996年觀點的同時認為，對于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來說，“大問題”的回答和提出同樣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質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雖會得到改進，但有效的回答無論何時都應當是理論堅定、經驗準確和可執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類活動的一個中心，人類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機構。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層面，而在于它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持久價值。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必須涉及怎樣使我們的社會對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這種持久的價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紀以來的“大問題”研究似乎并未朝著他期盼的方向邁進，其整體上呈現的是一種多元分散的趨向。與20世紀集中于普遍性問題的爭論有所不同，認識到研究起點、觀察維度對結論的影響，一些學者以方法論變化為手段，尋求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突破。在他們看來，公共管理問題研究必須慮及管理過程依存的關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種管理行為，與將其置于網絡關系所得的結論是不同的，對于“大問題”的確立也因此可能相異。關注公共管理行為的依存條件，既是對象世界的客觀邏輯，也是科學認識的方法論要求。艾格雷諾夫、麥圭爾(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漢(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達了這一傾向。與此同時，意識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關系，另一些學者將研究對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學科和應用部門領域，通過對區域和具體問題的分析為普遍性大問題研究創造條件。這包含有兩種學術趨向:一種趨向在尋求、總結“大問題”的過程中將研究視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學科內的分支領域，以此展示“大問題”存在的豐富內涵和微觀基礎，布魯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庫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體歸于這一傾向;一種趨向將“大問題”探究拓展到感性具體的應用管理部門，與此匹配的分析和觀點雖不具有普適性，對普遍性問題的概括和檢驗卻提供了一種經驗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論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對具體公共部門管理事務的考察體現了這一研究傾向。就理論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的討論更具意義。和傳統公共管理研究給人的印象一樣，在對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梳理中學者們已經發現，研究方式或方法論選擇的過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學研究重蹈“認同危機”的舊轍。
致力于理論重建的努力雖然使“大問題”研究者認識到了集中統一的某種重要，但遠未達到貝恩設想的集中狀態。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論域的“大問題”越來越多并日趨多元和分散。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但研究方法的差異是主要原因之一。觀察維度和邏輯起點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論的一種差異。貝恩和柯林在早期爭論中所以會各執己見，首先源于他們研究中選擇的邏輯起點彼此不同。貝恩的研究從機構開始，因而微觀組織和管理技術被賦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從制度開始，民主政治、社會參與自然會被賦予更大的權重。為解決大問題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漢于2001年發表了題為《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方法中連結與隔斷的挑戰》的論文，主張建立一種包容廣泛、能夠將不同層次的研究連接起來的新的基礎或起點，用以克服單一維度或層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會作為研究起點或觀察維度就可能具有這種包容性。社會是一個廣泛系統，個人、團隊、組織、制度等各種現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納入其中。當以社會為基點考察“大問題”時，人們必須顧及社會系統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種現象間的秩序與嵌套關系，對“大問題”的概括便容易趨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會角度看待組織與制度，以組織為起點的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為起點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現為形式上的嚴格沖突，而顯現為本質上的交融或趨同。因為現實社會中的組織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兩種行為方式。組織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組織得以建立和實施，它們皆屬社會系統互惠存在的構成部分。
與卡拉漢直接從方法論角度尋求改進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諾夫和麥圭爾(2001)從公共管理對象及其存在方式與背景轉換維度，體現了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認知的影響。在他們看來，不同的管理對象應當有不同的運行規律和管理理論，基于其上的“大問題”因此也應當是不同的。如果說傳統公共管理理論多以單一組織的研究為核心，則現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須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問題和規律。公共網絡管理提供了發現這種問題和規律的一個平臺。2001年發表的《公共網絡管理中的大問題》是二人基于這一觀點所做的嘗試。受數學學科的啟示，這篇文章首先也對“大問題”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說希爾伯特100多年前對未來數學研究提出待解問題被傳為佳話，那么它同時也向學術研究傳遞了一個信息:那些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不僅不是學科發展的障礙，而往往相反是學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學應該屬于這樣一個學科，它需要發現并解決屬于自己的核心問題。日益凸顯的公共網絡管理研究是這一學科的重要構成。網絡意味著對單個組織的超越，在組織群體的交織中看待并實施管理，這與傳統聚焦于邊界清晰的單一組織管理有所不同。當公共管理面臨的不是一個機構，而是多重組織如多重政府交織的存在對象時，既難以劃定清晰的邊界，也難以依靠線性的組織權威和官僚層級指令，便需要建構超越傳統的管理理論，建立基于網絡關系基礎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學說。為建立這樣的學說，作者提出并討論了與公共網絡管理相關的七個“大問題”:(1)是否有一個等同于傳統管理程序的功能網絡，在網絡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計劃、組織、人事、指導、協調、報告、預算即POSDCORB①?(2)網絡管理中的群體決策與工作中那些基于行為科學或其他學習與決策過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網絡提供的靈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適應或程序調整?(4)網絡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責任?(5)網絡中與組織法律理性權威相對應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網絡中的權力如何展示，它對群體問題解決的影響是什么?(7)公共管理網絡產生不曾發生的結果嗎?［9］295－326
三、非營利管理研究對“大問題”的回答
除方法論上新的嘗試，將研究對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學科的分支領域，透過對分領域問題的微觀考察，尋求或檢驗對普遍性問題的回答，是新世紀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又一傾向。在此方向，布魯克斯和庫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發表的《非營利管理幫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問題》中，布魯克斯試圖通過對非營利管理問題的分析尋找公共管理“大問題”的答案。這種分析從非營利管理研究議題的分布開始，目的在于發現“大問題”集中的領域。根據《非營利管理和領導》雜志編輯丹尼斯•楊(DennisR．Young，1993，1997)對“當代非營利組織關鍵問題”的界定和歸類，布魯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該雜志的主題及所占比例，將其概括為如下幾類:委員會治理8%;行政領導8%;人力資源管理12%;財政資源7%;對變化的戰略適應9%;組織結構14%;表現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營利問題學術雜志發文的主題，發現基本議題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這些議題與貝恩的“大問題”多有重疊，通過它們可以對貝恩的“大問題”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據貝恩的觀點，公共管理部門中的委托人即被選官員不能通過規則的強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為，由此導致微觀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績效和更多規則的惡性循環。在缺乏較好績效控制技術的情況下，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需要削減不信任，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魯克斯認為，與一般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的行政等級更具模糊性。譬如，非營利董事會負責其組織高層的監管時，經常會被要求產生諸如負責籌款、協調管理等具體的功能行為，由此延伸了董事會的責任鏈。當董事會這樣去做的時候，意味著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這種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狀態會影響董事會的有效治理。為了提高非營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會的任務應當合理地限于政策層面。
有效的非營利管理董事會傾向于與組織的日常行政無涉，它們對于操作層面事務的干預僅僅限于危機時期。這些特點與公共管理明顯相似。在公共部門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擁有決策權的委員會也常常對組織運行的官僚程序感興趣，這不但會降低董事會的效率，還可能導致一類基于委員會介入細節而引發的危機。從中得到的教訓是，董事會和委員會的操作干預都應限于危機時期，且危機干預必須是經濟的。雖然非營利董事和公共部門的委托人有所區別，但二者關于微觀管理的問題和答案是相似的。從非營利管理存在的問題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為了消減公共管理領域委托關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將其在人層次的干預限于危機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門的雇員管理可以從非營利志愿者激勵問題的分析中發現啟示。雇員激勵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個“大問題”。公務員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難以像企業家那樣解雇或獎勵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績效認知的困難既意味著道德約束的失控，也意味著不當激勵出現的可能，并由此引發壞雇員驅逐好雇員的現象。在此背景下，考慮到公共部門較低的工資，非金錢補償成為一種平衡機制。布魯克斯對此的解釋是:一個雇員在任何領域掙得補償C，那里C=W+V。W代表著貨幣類收益如工資，V代表非金錢收益如工作滿意。想象一個雇員在兩份工作之間進行選擇:一份是私營公司的工作，貨幣收入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貨幣收入為Wg。如果Wp＞Wg，但是雇員選擇了地方政府工作，則存在Vg＞Vp，即非金錢收益在政府部門比私營部門更高。這表明公共部門對雇員的激勵主要來自非金錢收益。和政府一類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勞動力介入的貨幣收益為零(即W=0)，他們的收益補償全部來自非金錢力量方面(即C=V)。如果貨幣收益為零，激勵一個人成為志愿者參與非營利性活動的動力便只能從非貨幣收益方面去尋找。這種非貨幣收益雖然大部分不能為管理者所操縱，其主要方面卻可以被分離出來予以考察，它們構成激勵志愿者行為的主要因素。諸如:認識到活動的意義而為社會或社區改進而工作，做有責任的公民;表達個人態度，顯示對他人的關愛;學習新知識和技巧，增加職業生涯的選擇機會和能力;發展領導和團隊技巧，建構自我尊敬，提升或賦予生命以意義;經歷新挑戰，豐富自身閱歷，體驗積極的組織文化，享受特殊時光。這一切對志愿者來說都是與貨幣收益不同的獎勵。在志愿行為關系中，給予者和接受者會存在一種雙贏情景，志愿者在給他人帶來福利的同時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門管理中的雇員激勵雖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間的部分重疊使前者可以從后者得到啟示。譬如，非金錢雇傭關系在公共領域和志愿者領域應當是被認同的，認識到形式多樣的非金錢收益的激勵價值，在不增加費用的情況下，管理者有可能實現對非營利或公共部門工作的改進;營銷大部分無形收益對招聘、保留和激勵非營利或公共部門的雇員都會有所幫助。
績效度量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個“大問題”。對此問題的解答雖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結果卻始終不甚理想。人們致力于量化標準的發現和應用，不斷強化投入產出意識，公共管理的績效評價依舊充滿模糊性。普遍認同的原因是，目標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難以有明確的界定和標準，也缺乏讓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勵。布魯克斯認為，公共機構中也許不存在像企業生存必須維系的那種可測度的成本或利潤底線。非營利管理存在類似的情形。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必須擁有并認識到它的生存底線，以避免倒閉或消亡的風險;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也存在目標的多維或模糊性，且經常被寄托或賦予公共使命。在此狀況下，發展一種績效評估的多維方法，是度量非營利領域業績表現的合理選擇。布魯克斯介紹了庫什納和普爾(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圍繞這一問題構建的模型，該模型從4個維度界定非營利組織的業績表現:(1)是否獲得機構運作需要的充足資源或資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產出所需要的東西;(3)是否以依據組織使命的要求達成了既定目標;(4)機構服務的顧客是否滿意。在目標多元的非營利系統，這些維度都存在于一個反饋環中。例如，資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擬制承諾的目標達成或傷害選舉人的滿意，而這些負面效果又會引起更大的資源危機。因此，任何對這些維度的忽略都會產生對組織績效理解的殘缺。績效考察的這種多維方法對公共部門管理富有啟示。全面質量管理在政府機構的應用就具有這種多維特點，涉及對“顧客”滿意、目標達成、持續改進、員工參與等多方表現的度量。比較非營利管理與公共部門的業績表現可形成如下共識:尋求單一公共機構業績表現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適的;業績表現的構成不僅包括組織的運作效率，選民滿意，也包括機構資金的重組和目標的達成。這些維度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的反饋機制，忽略其中一個因素同時意味著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煩。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應同時在多個維度來展開。
四、延伸研究:對行政倫理“大問題”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義上應當有其規范的倫理基礎，但這種基礎具體是什么卻時常困擾著公共論域中的許多學者和實踐者。2004年，庫珀發表了《行政倫理的大問題:對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將“大問題”研究延伸到行政倫理領域，試圖對公共管理倫理的規范基礎給予說明。［11］395－407
對這一問題常見的非正規表述是:哪種倫理在政府行政決策中應當被采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經驗及其他社會化經歷之上有個性的倫理觀點。除此之外，社會上還存在稱之為“職業倫理”的行為規范，公共行政倫理既是這種規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縱深發展的重要領域。庫珀概括了這一領域備受關注、可視為公共倫理選擇價值基礎的5個議題:(1)政權價值與憲法理論。自由、平等和財產權是與此相關的規范價值。(2)公民權理論。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賦予的權力，并承擔責任代替公民處理公共事務。(3)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是政府行為核心的組織原則，該原則雖從未單獨成為被接受的中心，卻是行政倫理主要的價值規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深奧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見的性格特點或道德現象，將其理解為行政倫理的特點之一是對理性主義的矯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為政策和行政決策的終極原則發揮作用，提醒并約束公共管理行為必須代表廣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體的獨占利益。這些具有美國特點的價值規范是否和怎樣適合于其他國家令人深思。行政倫理規范的創造因國家而異嗎?有沒有可稱之為全球行政倫理的東西?如果行政倫理是社會性建構的，當社會交往使世界正變成相互依靠的整體時，是否會出現或建構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倫理?與此關聯的公共行政倫理的一個“大問題”是:基于個別國家或地區社會基礎之上的行政倫理范式在全球適用嗎?庫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國世界的公共管理倫理》(2000)中，庫珀與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對這一問題給予了正面解答。他們考察了自1970年以來大量的國際條約、協定、合同、公約和項目，發現其中蘊含著一些彼此認可或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基礎:自主決定、自由、真誠、信任、善始善終。這些價值觀既與美國文化相吻合，也適用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只是人們常常不知道它們怎樣被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所采納。譬如，缺乏透明度產生的負面影響或破壞作用使得任何一個政府都面臨壓力，如果某個政府期望它的國家能夠長期繁榮和穩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決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為對政府信任的基礎，透明度就可能成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倫理價值。如果全球性價值倫理確實存在或能夠為人們所重建，是否會導致多樣性世界文化的破壞或同質化、西方化?庫珀的回答是否定的。盡管不同文化覆蓋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們依舊可能在一個包容廣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與行為個性，一方面富有地區特點，同時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進行組織設計以支持倫理行為是庫珀認為的公共行政倫理的第二個“大問題”。以邁歐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魯所做的實驗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實驗為例，庫珀分析了層級官僚組織的兩個局限:不僅在激勵職員的行為方面是失敗的，而且常常阻礙他們產生正確的倫理行為。譬如，在邁歐格拉姆的實驗室中，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宗教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試者，在有關提示和組織文化的誘使下，多會產生拋棄個人倫理責任的異端行為，如以痛苦和危險的方式對他人實施電擊。邁歐格拉姆將這種現象解釋為“角色轉變”，即通過心理角色的逐漸過渡，受試者從相對自治的主體存在變成了實驗意志的某種工具。
當人成為工具時，便不再為個人的行為承擔倫理責任。津巴多的實驗則發現，大學生在模擬監獄分配的角色中，很快會變成對犯人有虐待傾向的惡劣的護衛，或對其他人和護衛實施侵略性報復的囚犯。在此，護衛和犯人一樣被組織中關聯的角色所俘獲。這些與有關文獻用“組織人”、“微觀政府”或“組織支配”概念刻畫官僚組織對其成員行為的塑造作用十分類似。“組織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組織成員如何忠誠地被組織所捆綁，以至于毫無疑問地依據組織的期望決定自己的行為;“微觀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倫理和法律如何規定，雇員都被要求是他們組織監督者的命令服從者;“組織支配”范式則反映了組織通過強化能夠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脅支配它們雇員的生活，由此導致成員行為的單調或片面化。大量文獻和行政倫理案例顯示，組織傾向于剝奪或阻礙其工作人員堅守他們的職業良心或倫理自由。是否能夠建立一個傾聽并支持倫理訴求的公共組織，有賴于公共管理倫理專家和組織問題專家的合作努力。庫珀提出的最后一個倫理“大問題”是，為公正起見，什么時間應該平等或不平等對待人們?傳統觀點認為，為了公正地對待每個人，必須同樣地對待每個人。20世紀中葉后社會的多樣化發展對這一觀念提出挑戰。公民權運動、反貧困運動、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其他倫理運動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訴求迫使人們意識到，同等待人未必對每個人就是公正的。在回應多元化的公民社會及其偏好與訴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標準化的傳統觀念有著名不副實的困難。客觀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機構為中心給予的服務時，許多公民經常覺得他們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個倫理問題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時候都同樣地對待人們。
在一些情況下，它要求給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需要差別待遇。但清楚理解這兩種公正方式的標準時常也是困難的。在一些案例中人們能看到公正與差別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殘疾人待遇時給予的特殊照顧，在社會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們卻茫然于明顯的觀念沖突，譬如，同性戀者們基于平等的觀念堅持維護他們結婚的權利，要求同性戀者之間對忠誠的承諾應該被像其他人那樣得到對待;持反對意見者則認為婚姻應該僅僅存在于異性之間。由此引起的激烈爭論是:什么樣的資格應同等對待，什么樣的同等對待應該禁止?以相同方式對待每個人也許不是理想的普世價值觀，但何時需要平等對待，何時需要不平等對待，則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總是等價的，我們必須解決這樣一些關聯問題:什么時候不平等對待是公正的，什么時候平等對待是公正的?是應該標準化每一個問題，還是給予一些情況特殊考慮?假若各個方面的情況都要考慮，又如何對標準化和多樣性進行綜合?
五、價值與啟示
毫無疑問，對于公共管理學的發展來說，無論是普遍性問題的總結和回答，還是分支學科問題的延伸研究，“大問題”討論的意義都是顯然的，它不僅體現了公共管理學為擺脫“認同危機”、建構統一哲學基礎所做的努力，也為公共管理基本理論的發展增添了新的視野、內容和活力。盡管這種努力和成就僅僅代表了公共管理研究的一個側面，且存在著持續深化以及如何使對“大問題”的回答和提出相匹配的壓力，其學術價值特別是方法論意義卻已經開始彰顯出來，即使在應用性較強的實踐領域也不例外。譬如，登哈特(2001)曾將“大問題”范式引入公共管理教育領域，頗有成效地提出并闡述了大學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經常出現的四個基本問題:我們追求使我們的學生尊重理論還是尊重實踐?我們培養學生以他們適應第一份工作為準，還是以學生未來可能追求的長遠目標為準?什么是MPA(公共管理碩士)課程合適的供給機制?作為公共管理教育者我們應當做出什么樣的個人承諾?［12］526－534譬如，2005年美國新奧爾良遭受卡特里娜(Katrina)颶風和洪水襲擊造成重大人員和財產傷亡后，席格勒(2007)借用“大問題”范式思考引起這類公共災難的原因以及預防和災區恢復問題，將其與自然和人類對環境的改變聯系起來，認為是人類和自然的相互作用導致了這場災難的產生，災難的預防和災區重建也應當在這種關系中尋求方案。“大問題”在此不是具體的哪位個人應當為生命財產的毀壞受到責備，而是個人角色、政府和私人市場應為類似的“自然”災難的發生與治理承擔責任。［13］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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