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博士論文范文第1篇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墒牵壳瓣P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一）研究樣本的收集與整理在CNKI網站的博士論文庫和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館藏電子目錄中，共發現題目或關鍵詞中帶有“廣告”的博士論文（以下簡稱為廣告學博士論文）共71篇，發表時間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別對論文的研究主題、學科、研究方法、參考文獻、學校、專業、論文題目、年份進行編排和列表。
（二）研究內容廣告學博士論文的數量變化及在不同學科的分布、研究主題的分布及不同學科的比較、研究方法的整體分布及不同學科的異同、參考文獻的來源及構成等四個方面。
研究結果分析
（一）廣告學博士論文的數量變化及學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廣告學博士論文，時間跨度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廣告學博士于1995年，是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撰寫的《中國報紙廣告史論》。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數量寥寥無幾，一直在1篇到3篇間徘徊。從2003年開始論文數量開始攀升，雖然在2004年數據回落至3篇，但從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著比較穩健的增長勢頭，并在2007年到達了15篇的頂峰，論文數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廣告學博士論文的數量重新上升至6篇（見圖1）。表1各一級學科撰寫的廣告學博士論文數量表（單位：篇）一級學科數量一級學科數量一級學科數量一級學科數量新聞學與傳播學17外國語言文學6控制科學與工程2地理學1管理科學與工程10心理學6藝術學2法學1中國語言文學8歷史學3應用經濟學2農業經濟管理1工商管理6社會學3理論經濟學2哲學1歷史學、社會學、控制科學與工程、藝術學、應用經濟學、理論經濟學、地理學、法學、農業經濟管理、哲學等（見表1）。從學科分布來說，這些論文來自16個國家一級學科，30個不同的專業。其中，來自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廣告學博士論文數量最多，共計17篇。其他學科包括管理科學與工程、工商管理、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心理學、歷史學、社會學、控制科學與工程、藝術學、應用經濟學、理論經濟學、地理學、法學、農業經濟管理、哲學等（見表1）。
（二）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分析
1.廣告學博士論文研究主題分布本研究將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共分為6大類，分別是廣告理論（廣告傳播理論、廣告經濟理論、廣告語言）、廣告經營實踐（新媒體廣告、廣告策略、廣告效果、廣告投放、廣告投入策略、廣告經營管理、受眾研究）、廣告社會影響（廣告與社會、廣告與文化、廣告批評）、廣告史、廣告監管、廣告總論（廣告產業和廣告市場）。分類統計發現，研究主題為經營實踐類博士論文最多，為28篇；廣告社會影響類論文次之，為22篇；廣告理論類論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為廣告總論、廣告史和廣告監管類（見圖2）。進一步分析發現，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廣告學博士論文集中在廣告理論和經營實踐領域中有限的細分類別，每個類別中也僅有一兩篇。2002年以后，廣告學博士論文數量迅速增長，研究主題也更為寬泛。除去在“廣告經濟理論”、“廣告投入策略”和“廣告市場總論”，廣告學博士論文對其余14個細分類別均有涉及。其中，“廣告社會影響”中三個細分類別的論文增長數量都在4篇以上，一躍成為最受關注的研究主題。此外，研究新媒體廣告經營實踐的論文達到7篇，與廣告策略研究的論文數量持平。廣告總論、廣告史和廣告監管類博士論文數量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廣告業發展中重術輕學、重實踐經驗而輕理論研究的問題。
2.來自不同學科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比較新聞與傳播學科的博士論文除了廣告監管這一研究主題未涉獵之外，其他五類主題都有研究成果呈現。但選題主要集中在“廣告的社會影響”（7篇），廣告基礎理論研究文章僅有3篇，廣告傳播客體（受眾）的研究缺失。來自管理科學與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學與工程學科的博士論文主要集中于新媒體廣告的投放及設計、廣告策略中企業的廣告決策問題和廣告效果的影響因素三個方面；心理學科的博士論文注重廣告受眾的研究，通過研究廣告受眾的信息處理方式找到廣告認知的規律、影響廣告效果的因素；應用經濟學和理論經濟學科的博士論文主要對廣告學總論進行了探討，例如《廣告市場研究》、《中國廣告產業發展研究——一個關于廣告的經濟分析框架》；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社會學、藝術學、哲學等學科的博士論文主要運用文本分析法對報紙或電視廣告進行分析，通過廣告中的各種元素映射出社會變遷或居民的意識形態；外國語言文學的博士論文主要是利用語言學理論對廣告語篇進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會學的博士論文中，有兩篇通過對廣告的內容分析解讀社會的變遷，另一篇則運用社會學理論闡釋了青少年廣告態度的影響因素；藝術學的博士論文中，一篇是《基于先進信息技術的數字交互廣告設計理論研究》，從設計藝術學的角度探討數字交互廣告的設計準則，另一篇通過對廣告視覺語言的研究，梳理西方價值理性視野中的廣告文化批判觀點并總結中國近20年來廣告文化研究；法學的一篇博士論文對廣告監管進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學和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論文分別從這兩個專業領域對戶外廣告投放和農產品廣告市場的廣告投放及受眾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學學科的論文則對廣告道德進行了研究。#p#分頁標題#e#
（三）廣告學博士論文研究方法分析
1.廣告學博士論文研究方法整體分布一篇論文的研究結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關鍵指標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學。作者在鄭歡等對傳播類博士論文研究方法的分類基礎上，進行了一些補充和修改，具體分為統計分析法、實驗法、理論演繹法、理論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較研究法、規范分析法、內容分析法、二手資料法等類別。鑒于大部分廣告博士論文使用了不止一種研究方法，研究者對論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進行了統計，因此，論文篇數之和會大于總體論文數量。由圖3可見，理論演繹方法在博士論文中運用較為普遍，其次是統計分析法，理論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內容分析法、實驗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資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規范分析法運用較少，僅為4%。
2.不同學科的博士論文研究方法比較通過學科之間的比較發現，作為廣告學所隸屬的新聞學與傳播學科的博士論文，運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論演繹法、統計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實驗法、比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論演繹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單獨使用。在該學科的15篇廣告學博士論文中，有7篇論文只運用了理論演繹法，即在某些理論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導下，運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結論，如《廣告倫理研究》、《廣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論文運用了統計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方式。還有2篇論文運用了簡單的理論建模和內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學與工程學科對廣告學的研究論文多使用理論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優廣告投入策略的研究》運用了兩類建模方法，《基于公眾利益的廣告監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運用了文獻研究、理論研究、數學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結合了定量與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學科的論文多使用實驗法與統計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眾卷入的作用機制及其與廣告訴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錄的廣告學博士論文中唯一將眼動技術引入到實驗中的論文。但是，有的論文實驗的被試量過少，如《網絡旗幟廣告的認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試量為30人，無法代表中國整體網民狀況。中國語言文學與外國語言文學在對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多運用理論演繹法或理論演繹、內容分析與統計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即使運用了統計分析，也多為簡單描述統計，基本不涉及回歸分析、方差分析等統計研究方法。
3.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論文研究方法分析統計分析法、實驗法和理論建模等方法已經應用到廣告類博士論文中，表明廣告學博士論文研究方法開始趨于多樣化。完整的相關分析、回歸分析、眼動技術、加工分離程序、節目分析器的運用，明顯的提升了研究過程的規范性和科學性。與此同時，從整體上來說，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論文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主要表現為：
（1）運用理論演繹的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數量較多（7篇），占該學科論文總量（15篇）的將近一半以上。僅僅應用理論演繹法，而不納入統計調查分析對理論進行驗證，會使研究成果的說服力明顯降低。
（2）部分論文的研究方法過于簡單，專業性不強。例如，某論文在比較兩個國家大學生的電視廣告心理效應時，僅選擇155人樣本進行實驗，在分析時也僅用了方差分析一種統計方法。有的論文開篇介紹稱其研究方法為“質化與量化相結合，運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會學研究中的統計分析和圖片分析法，在內容分析基礎上用文化學、社會學、傳播學、符號學、美學理論深入剖析電視廣告審美特性”，而實際上運用的統計分析只是簡單描述性統計分析，所提到的“內容分析”既沒有對抽樣方法與步驟進行詳細描述，也未對研究文本進行嚴格編碼和統計分析。
（四）論文參考文獻構成分析
參考文獻是科研工作的起點，也是綜合評價學術論文的規范性、創新性的一個重要指標途徑。具體來說，來自權威學術期刊的論文在參考文獻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作者對本學科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的把握程度。鑒于歐美等國的廣告研究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外文參考文獻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對國際學術前沿的關注程度。為了細致透徹的分析，筆者將總體參考文獻劃分為“外文學術文獻”、“譯著文獻”、“非譯著中文文獻”和“其他文獻”。外文學術文獻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專業期刊、碩博論文、會議論文、書籍等；譯著文獻包括國內學者翻譯的外文書籍和論文；非譯著中文學術文獻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專業期刊的論文、碩博論文、會議論文、書籍等；其他文獻包括報紙、網絡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廣告學博士論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論文的參考文獻。原因在于，《俄語電視廣告語篇研究》和《蒙古國與中國大學生的電視廣告的心理效應的比較》兩篇博士論文的參考文獻中包括俄語和蒙古語文獻，我們無法判斷這些文獻是否來自于專業學術期刊。另外，《中國報紙廣告史論》寫于1995年，文中沒有給出參由圖4可以看出，廣告學博士論文的參考文獻主要以非譯著中文文獻為主，外文學術文獻為輔，占第三位的是譯著文獻。
進一步分析發現，在廣告學博士論文的參考文獻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中文書籍（26%）、外文學術論文（19%）和外文書籍（14%）。而中文學術論文和外文行業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過10%。這一分布比例顯示，廣告學博士論文的參考文獻仍然以中文書籍（而非學術）論文為主，且其比重遠遠超過后兩者。但其對外文論文和外文書籍的重視程度也值得肯定。筆者在對外文論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這三類文獻研究時，進一步將其細分為廣告類和其它類文獻。從圖5即可看出，盡管廣告學博士論文中參考的外文論文和著作較多，但所借鑒的廣告學專業論文和行業期刊文章中文獻的比例均不到20%，同樣情況也出現在對中文行業期刊的借鑒中。更值得關注的是，在71篇博士論文中，有11篇論文沒有引用外國文獻，分屬于新聞學與傳播學、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藝術學、哲學。這些論文都是2003年后撰寫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論文未參考外文學術期刊論文，11篇博士論文未參考外文書籍，20篇博士論文未參考中文學術論文，2篇論文未參考中文書籍。
結論
（一）撰寫廣告學博士論文的專業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共有30個專業的學生撰寫了與廣告相關的博士論文，充分體現了廣告學跨學科的復雜特征。尤其是來自新聞傳播學科之外的博士論文為廣告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學科的博士論文仍停留在運用本學科的理論對廣告實踐進行解釋分析層面，鮮有探尋廣告運作規律、創新廣告研究方法、提出嶄新框架的佳作。#p#分頁標題#e#
（二）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方法漸趨科學化在廣告學博士論文中，除了理論演繹法之外，統計分析、理論建模、內容分析和實驗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廣告期刊、雜志上的論文，廣告學博士論文研究方法的規范性較強。但是，來自不同學科的博士論文常常拘囿于本學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時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并且應用層次較精深的博士論文極少。同時，大部分廣告學博士論文仍采用理論演繹法。部分論文雖然運用了統計分析法或內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學性、嚴謹性不足等問題。
（三）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基礎尚不夠扎實參考文獻，反映了研究者對本研究領域的歷史、現狀、趨勢的把握程度。對參考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無疑會影響論文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指導性。本研究發現，廣告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所涵蓋的外文文獻和專業學術論文所占比例還沒有達到半數，部分博士論文甚至沒有來自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的文獻。這種情況在新聞學與傳播學科的博士論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四）來自新聞學與傳播學科的博士論文對廣告學基礎理論關注不足傳播學專業廣告學方向的博士論文研究對象多以傳播學為主，對廣告學科應用實踐和理論基礎建設幫助不大；廣告學專業的博士論文對廣告學科的貢獻明顯強于前者，但其關注點多集中在廣告學熱點問題，如新媒體廣告的經營以及對受眾的影響上，而對廣告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缺失。張金海教授曾指出，“長期以來，廣告學研究深陷‘學不精’、‘術不深’的尷尬之中”[10]。由此可見，三十年來，廣告學博士論文從無到有、數量不斷增加、質量不斷提高，但在關注主題、研究方法、參考文獻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本研究不足之處
文學博士論文范文第2篇
（一）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莊子》、《楚辭》、《史記》和陶淵明等的接受研究。楊柳《漢晉文學中的〈莊子〉接受》（巴蜀書社2007年版）從莊子生命意識、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說方式三個方面來探討漢晉文學對莊子的接受，著者認為《莊子》強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發的詩性精神是漢晉士人和文學對其進行選擇接受的一個主要興奮點。白憲娟《明代〈莊子〉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從文學、注本和理性闡釋三個方面來探討明代《莊子》接受的縱向走向?！冻o》的接受研究雖然還沒有專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論述文章。如劉夢初《論賈誼對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論初唐四杰對楚辭的接受與變異》（2002）、《論李商隱對楚辭的接受》（2002）、《試論劉禹錫接受屈騷的契機與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詩人對〈楚辭〉的接受》（2005）、蔣方《唐代屈騷接受史簡論》（2005）、張宗福《論李賀對〈楚辭〉的接受》（2008）、葉志衡《宋人對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這些文章主要是探討唐人對屈原《楚辭》的接受情況。
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和歷時形態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詩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四人的詩歌在唐五代和兩宋時期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論宋初詩人對白居易的追摹與接受》（2009）、趙艷喜《論北宋晁迥對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論文對白居易的宋代接受進行了論述。陳文忠《〈長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陳友康《〈長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論文則對白居易的名篇《長恨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此外，白愛平《姚賈接受史》（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對賈島、姚合并稱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張朝麗《論宋末元初文人對李賀詩歌的接受》（2004）、陳友冰《李賀詩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論文對李賀詩歌接受進行了探討；李春桃的博士論文《〈二十四詩品〉接受史》（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接受進行了論述。五代時期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以《花間集》為典型。李冬紅《〈花間集〉接受史論稿》（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花間集》的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范松義《宋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10）、范松義、劉揚忠《明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04）等論文也對《花間集》接受進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宋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張璟《蘇詞接受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變”的立論點，從文體正變、詞史流變、詞風消長、時運盛衰、才性各異等各個方面，對蘇詞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仲冬梅《蘇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對蘇詞接受情況也進行探討。陳福升《柳永、周邦彥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詞在歷代的接受情況。程繼紅《辛棄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討了辛詞的接受情況，上編從南宋慶元以前到當代各大學通行的詞選本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18種選本作為抽樣調查的對象，以總結歸納歷代辛詞接受與消費的規律；下編通過自南宋至近代王國維的評論，探討批評史中的辛詞接受情況。朱麗霞《清代辛稼軒接受史》（齊魯書社2005年版）則對清代辛棄疾詞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時期稼軒詞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宋元時期辛棄疾詞接受進行了探討。陳偉文《清代前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清代前中期的黃庭堅接受情況進行較為詳細地的研究。金元時期的文學接受個案研究以元好問和《西廂記》接受研究為代表。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把元好問詩歌接受史分為三個時期，即形成時期（金元）、曲折發展時期（明代）、高潮時期（清代）。全書主要是梳理各個時期詩評家對元好問詩歌的闡釋、詩人創作受到元好問詩歌影響的情況，并輔以選本、集本的效果和傳播研究。伏滌修《〈西廂記〉接受史研究》（黃山書社2008年版）從刊刻、選本與曲譜收錄、演唱、本文批評、題評考訂、改續之作、文學影響等各方面探討了《西廂記》在明清時期的接受情況。
（四）小說接受個案研究
古代小說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來研究小說的專著是劉宏彬《〈紅樓夢〉接受美學論》（1992），但該書更多的是美學意義上的探討。高日暉、洪雁《水滸傳接受史》（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水滸傳》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把《水滸傳》接受史分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現代和當代幾個時期。郭冰《明清時期“水滸”接受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則對明清時期的“水滸”接受進行了探討，分統治者、文人和民眾三個層面來論述。宋華偉的博士論文《接受視野中的〈聊齋志異〉》（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對《聊齋志異》的接受進行了論述，分古典接受階段、建國前的現代接受、建國初期的接受階段、新時期的接受階段幾個時期，并考察了《聊齋志異》的域外接受情況。
二、古代文學接受研究的反思
無庸置疑，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特別是在借鑒外來的接受美學作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指導方面，經過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廣泛地運用到古代文學研究當中，不僅使外來理論得到了本土化轉換和運用，而且開拓了從讀者接受視角研究文學的新視野，促進了古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其學術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古代文學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經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這既充分體現了“經典”的藝術價值、藝術魅力和藝術影響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對于“經典”研究對象選擇的學術銳敏性，有助于幾千年的文學經典作家作品的藝術成就和藝術價值得到當代重估和轉化，有助于傳統文化在當代復興和繁榮。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古代文學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一是接受理論的進一步轉化和深化問題
接受研究強調從讀者視角來研究文學的傳播問題，而讀者接受往往是與文本傳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如何區分文學接受與文學傳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現實難題。如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雖題為接受史，但一些章節內容涉及到傳播的問題，如元好問詩文集編定、刊刻顯然是屬于傳播范疇。而有些問題的討論則很難區分是傳播還是接受。像元好問詩歌的選錄研究，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它是傳播范疇；從詩歌選錄者來看，它又是接受范疇。再如清代元好問詩歌的評點與箋注，從評點與箋注者來看，屬于接受范疇；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又屬于傳播范疇。盡管有些學者已經對文學接受的理論作過一些探討，并且有過文學接受研究的學術反思，但這些理論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圓滿解決研究中的難題。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理清接受與傳播、接受與研究的本質區別，這樣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開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決傳播與接受的區分，突出文學接受，還是應該抓住“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因為文學傳播本質上是離不開讀者接受的，沒有讀者接受就沒有文學傳播，在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下，既可以厘清傳播與接受的區分，也可以對傳播材料作接受解讀，從而深入探討文學接受之于傳播的價值和意義。
二是接受研究實踐進一步拓展和創新問題
古代文學接受研究以經典文學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為主，同時也有一些宏觀上的接受研究。其中，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莊子》、《楚辭》、《史記》、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無疑這些個案研究突出了中國文學的經典性，特別是唐詩和宋詞的經典性。但無論是時代的分布上，還是研究對象的數量上，個案研究中經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廣泛性，采集面顯得較為狹窄。因此，突破唐詩宋詞的視閾局限，進一步拓展經典作家作品對象采集是個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綜述所論，其研究也在存較大問題。宏觀研究一方面要從時間視閾出發進行通代或斷代接受梳理，探討中國文學的通代或斷代接受情況；另一方面也要從空間視閾出發進行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情況，探討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或被接受情況。同時，宏觀研究還可從作家群體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學家族接受等方面來創新。宏觀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學與次流文學、主要作家與次要作家之間關系處理，否則宏觀的接受研究就容易變成為個案研究的拼盤，而顯示不出宏觀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視閾問題
文學的接受選擇離不開時代的文化背景、地域的社會風氣和作家的主體思想等文化導向問題，因此接受研究不只是簡單梳理一下某一作家作品的接受史或地域分布，同時還要關注其接受的文化本質傾向，要從文化哲學的理性高度審視文學接受的內在規律和外在原因，這樣才能真正透徹地對文學接受進行深入研究。如高日暉、洪雁《水滸傳接受史》有些章節很注重文人接受《水滸傳》的文化心態研究，如從遺民文化探討了清初文人接受《水滸傳》的時代情況。但這種文化哲學的探討并未貫通全書，如對金圣嘆的《水滸傳》接受研究，盡管較為詳細地分析了金氏的接受情況，卻未揭示金氏“腰斬”《水滸》的文化成因和主觀目的。任何文學接受都有其外在的文化背景和內在的主觀目的，作為文學接受研究應該對此作深入挖掘，這樣才能凸出讀者接受的意義，而不僅僅關注于文本的傳播。總而言之，古代文學接受研究既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也存在一些現實困難和問題，相信經過學界的總結、反思和創新，會有新的突破和質的飛躍。
文學博士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兒童信息行為；學位論文；美國；加拿大；PQDT
美國UMI公司出版的PQDT（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博碩士論文數據庫是世界著名的學位論文數據庫，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和最廣泛使用的學位論文數據庫，收錄有歐美1 000余所大學文、理、工、農、醫等領域的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是學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資源[1]。在PQDT數據庫收錄的學位論文中，以心理學與教育學作為兒童信息行為主題分析的學位論文占了較大比重，分別為50%與24%，其次是圖書館學、公共健康、語言學、網絡研究與信息學。
以圖書館學與信息學為主題的兒童信息行為的研究從國外相關文獻資源來看都不是太多，在PQDT數據庫中以圖書館學與信息科學為研究主題的相關學位論文只有32篇（由于兩個主題涉及到相同的論文有2篇，剔除后得到32篇），但是從圖書館角度為兒童提供信息環境與信息指導的研究意義卻是十分重大的；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應用的不斷豐富，信息行為方式的快速轉變，信息學角度的兒童信息行為研究同樣被賦予了時代意義。因此本文特將這32篇學位論文內容做深度的挖掘以探求其研究價值。
1早期圖書館學、信息學有關兒童信息行為博士研究成果早期圖書館學、信息學有關兒童信息行為研究的學位論文注重從圖書館為兒童提供信息服務角度撰寫。如從圖書館學角度有關兒童信息行為研究的第一篇學位論文是1951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的Vickers，Lucile所著的“伊阿華洲Sioux市兒童使用公共圖書館”（The use made of the public library by the children of Sioux City，Iowa），另外1973年美國鮑爾州立大學教育學碩士論文“指導四年級少兒使用圖書館卡片目錄的編程方案”（TEACHING FOURTH-GRADE CHILDREN TO USE A LIBRARY CARD CATALOG：A PROGRAMMED APPROACH），1976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博士論文“兒童圖書館服務合作：15年后運用Delphi技術”（Cooperation in library services to children：a fifteen-year forecast of alternatives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這3篇學位論文研究的視角都是相近的。
2上世紀80年代至今圖書館學、信息學有關兒童信息行為博士研究成果21加拿大有關兒童信息行為涉及圖書館學與信息科學研究主題對于數據庫收錄的加拿大有關兒童信息行為涉及圖書館學與信息科學研究主題的3篇學位論文進行具體分析。1982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Amey，Lorne James所著的博士論文“加拿大城市中心不同社會經濟階層的兒童信息搜尋活動”（Information seeking activities of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classes in a canadian urban centre）是加拿大以圖書館學與信息科學為主題的第一篇博士論文，采用調查問卷與就地訪問的方法選擇哈利法克斯地區中學10年級學生作為調查對象，收回了292份有效的調查問卷，研究歷時半年，以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學術成就3個獨立變量從分層隨機樣本41個主題中獲得相關數據，用統計學方法進行定量研究分析，得出影響兒童信息搜尋行為的主要因素。1999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Stooke，Rosamund Kathryn的教育學碩士論文“兒童素質的伙伴關系：有關家長的信息需求與信息搜尋活動”（Partnerships for childrens literacy：The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seeking activities of concerned parents）基于行為研究原理、女權主義者方法論、意義構建理論，運用半結構化采訪方法進行數據收集，構建信息搜尋模型框架，進而強化父母應充當為父母為教師的雙重角色的概念，對教師來說應該在一定程度上關注與兒童溝通方面的問題，對圖書館員來說要注重與兒童需求的交互而不僅僅是被動提供服務的方式，從多方面支持兒童素質的發展[2]。2008年麥吉爾大學Bowler，Leanne在其博士論文“信息搜尋過程中少兒元認知知識”（The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of adolescent students during the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中從元認知角度來探求信息素質的問題，基于自身知識類型的元認知有3個基本部分：自身知識、知識本質、知識。以蒙特利爾魁北克地區12個16～18歲青少年作為研究的主體，歷時4個月，基于Kuhlthan的信息搜索過程模型，采用自然研究方法（電話采訪法、訪問法、面對面交談法）調查青少年基于元認知知識進行信息搜尋、信息選擇并使用學校信息，記錄下信息行為過程中青少年的想法、感覺、動作，從而了解他們對于自身優勢的認知、在構建的信息搜尋過程（ISP）框架中的理解力、好奇心、交流過程、時間、努力程度等影響信息行為的因素。2011年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Van Andel，Ashley Kristina的文學碩士論文“夏季圖書館閱讀項目和素養：一份兒童在參與了夏季圖書館閱讀項目之后的閱讀進展評估”（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s and literacy：An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gress after having participated in a 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選取了69名二至五年級的7～11歲兒童分成參與夏季閱讀項目的受訓組與未參與項目的非受訓組，接受閱讀能力測試以期反映出夏季閱讀項目對兒童閱讀素養提升的影響[3]。
2.2美國有關兒童信息行為涉及圖書館學與信息科學研究主題對美國有關兒童信息行為的學位論文涉及圖書館學與信息科學的研究主題就內容、方法、理論依據3個方面進行說明。
（1）從內容來看，學位論文大多是以圖書館做為信息搜尋行為或信息素質研究的信息服務場所：前期的研究是圖書館為兒童提供的信息服務、圖書館員在為兒童提供服務時應承擔的職責等方面，如1986年北德克薩斯大學Mosley，Mattie Jacks的博士論文“閱讀指導項目與閱讀態度：北路易斯安那學校五年級兒童的閱讀成果與閱讀行為的關系研究”（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 reading guidance program and the reading attitudes，reading achievement，and reading behavior of fifth grade children in a north louisiana school（library programs））正是以圖書館員提供信息服務為中心的閱讀指導項目為出發點，調研小學生參與了此項目后是否有助于端正閱讀態度、培養閱讀習慣，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閱讀成績。隨著網絡技術與信息技術的發展，目前數字圖書館的發展、兒童依托圖書館的信息行為的轉移成為了研究的重點[4]；如1996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Hirsh，Sandra Goldstein的博士論文“知識領域影響小學生信息檢索行為的自動化圖書館目錄”（The effect of domain knowledge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information retrieval behavior on an automated library catalog）作為科學圖書館的自動化目錄為用戶提供了瀏覽與關鍵詞的兩種檢索途徑，采用日志分析法或實地調查法對開展在線查詢的兒童進行一對一采訪，基于兒童科學理解層級的測試，探求兒童查詢成功率與其掌握的知識領域水平、計算機使用的經驗與查詢信息的方法之間的關系[5]。另外，從信息科學與網絡科學角度，研究者關注兒童利用網絡開展的科研項目來探查兒童的認知發展與構建其信息行為的模型；如2008年北德克薩斯大學Peterson，Janet Walker在博士論文“網絡時代的青年人的信息搜尋過程：有關認知、喜好、物理信息搜尋行為與問題解決技術的一項測試”（Networked generation youths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affective，and physical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and problem solving techniques）為了構建網絡環境下青年人進行信息搜尋、滿足信息需求的模型。第一階段，選取了125名七至十二年級的學生從理解力、網絡環境運用、信息搜尋技巧、問題解決技術4個方面進行在線征詢問題的實驗，第二階段以2個同一年級的學生為一組，采用實地觀察法，觀察12個學生，將他們置于信息搜尋的模擬情景中、并要求他們描述出其信息行為過程與在此過程中所運用的技巧，然后運用半結構化訪問方法讓參與者表述他們信息搜尋的經歷，最終了解學生網絡環境知識并構建使用關聯信息過程的框架。結論指出知識與經驗會影響信息搜尋過程，建議教育者在兒童的信息搜尋過程中給予更多的幫助[6]。2007年北德克薩斯大學Reynolds，Stephanie D的博士論文“閱讀選擇作為信息搜尋行為：女童案例研究”（Reading selection a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A case study with adolescent girls），由13～15歲女童從她們近期閱讀過的書目為研究切入點，結合日記、博客、個人訪問、參與的重點會議提供的相關信息來完善女童的信息行為模型；從信息服務角度來說，應對每位信息用戶根據其自身信息特點提供一份適合其信息描述文檔的個性化推薦服務；同時，本研究也對治療文學的一些術語進行了闡述。
（2）從研究方法來看，表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包含了內容分析法、文獻綜述法、結構化調查問卷法、實地研究法、小組討論法、比較分析法等。研究者多是選取特定研究人群，通過一定時期的調研（采用調查問卷、定期采訪、面對面訪問、電話采訪）獲得基礎數據后進行相關統計分析來驗證提出的假設，完善構建的模型，得出合理客觀的結論等。如2008年的博士論文“網絡時代的青年人的信息搜尋過程：有關認知、喜好、物理信息搜尋行為與問題解決技術的一項測試”（Networked generation youths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affective，and physical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and problem solving techniques）采用了電話采訪法[6]；1991年印第安納大學的博士論文“障礙兒童家長的信息推薦需求”（Information and referral need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運用了實地研究法[7]；2007年“閱讀選擇為信息搜尋行為：女童案例研究”（Reading selection a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A case study with adolescent girls）采用了內容分析法與實地研究法；1995年西雅圖大學的教育學碩士論文“通過加強學習圖書館信息服務的K-12教育”（Enhancing learning throug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K-12 education：A future search conference）運用了小組討論法、定期采訪法[8]。
（3）從理論、模型依據來看，多集中在行為理論、信息理論、心理學理論及社會學相關理論方面。如：2009年恩波利亞州立大學博士論文“小學生本能尋求信息動機的經驗探索”（Exploring the experiences of uppe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who are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to seek information）是以自我決策理論為理論框架的；2007年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博士論文“兒童在圖書館選擇圖書：娛樂背景下擴展信息行為模型”（“Children selecting books in a library”：Extending model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to a recreational setting）將圖書館與信息系統（LIS）模型進行擴展研究；1994年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博士論文“個人理解與信息智力模型：兒童信息搜尋與信息使用的相關因素的定量研究”（Personal understandings and mental models of information：A qualitative study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information-seeking and use of adolescents）中涉及了智力模型理論、社會歷史心理學的研究理論[9]。
3結論
本文對加拿大、美國兩國在圖書館學、信息科學、網絡學方面的兒童信息行為研究從研究主題的內容、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理論依據3個方面做了科學地歸納與詳盡地分析。通過研究發現，兒童信息行為未來的研究還是有很大的上升與改進空間的。少兒信息行為的研究內容十分豐富，隨著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可以更加深入至研究對象的背景、可以為研究對象提供多種科學合理的研究情境、挖掘多種影響少兒信息行為的因素。研究方法方面可以借鑒信息行為研究出現的新方法，如日間跟蹤法、視線跟蹤法等。研究的理論依據及基礎模型方面，可以融合多個學科的理論與模型，如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認知學等，進一步的完善與擴展原始信息行為研究模型與基礎信息系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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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an Andel，Ashley Kristina.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s and literacy：An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gress after having participated in a 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D].Canada：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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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irsh，Sandra Goldstein.The effect of domain knowledge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information retrieval behavior on an automated library catalog[D].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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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博士論文范文第4篇
聊起論文的方向，她淡淡地說，你肯定會選文學。我問她為什么，她微笑著說，你看起來就像學文學的人。
以文學為向導，走遍大半個中國
碩士畢業后，我去了杭州一所大學教書，然而天堂般的城市還是輸給了我在工作中文學歸屬感的缺失。那時我主要教授非英語專業的大學英語課程，對文學的愛好充實了我的課堂，我的學生不僅學習了語言點，為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作準備，而且還知道了奧斯卡 ？王爾德在海關申報自己的天才的文學典故，了解到弗吉尼亞 ？伍爾芙對“一間自己的房子”論述時所援引的那些女作家，甚至還有幾個同學課下找我開文學書單，他們中的幾個把我的家當成了圖書館。
短短幾年，我購買的文學作品已達數千冊。我在工作之余盡情地閱讀，將自己在文學課堂上所學到的人名化成了具體的作品與更豐富的想象。比如，我在莎士比亞的世界中或者捧腹或者黯然，我知道了大家常說的福斯塔夫是怎樣的一個壞角色，了解到亨利五世這個大英雄的善惡交雜，在深感夏洛克可惡的同時，我也讀到了他的可憐之處，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地細讀調整了我對莎翁的模糊認識。
我記得在碩士的莎士比亞課堂上，老師不停地強調他的偉大，但當時我在他的劇作里讀到的多是粗鄙之詞，我一直困惑這樣的人怎能是偉大的呢。讀完他所有的作品，除了哪些依然感覺有些粗鄙語言外，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神來之筆以及對人性復雜的真實刻畫，即善與惡不是非黑
即白的簡單定義與刻畫。
我對書籍的購買從一開始的雜亂無章開始變得條理。我或是以作者為線索，購買我在書店或者網店所能買到的全部書籍，又或是以我所讀到的書為據，根據某個作者所提到的書去買。比如，當時看王爾德在法庭為自己辯護時提到柏拉圖所認為最崇高的愛是同性之間的愛，我于是奔向柏拉圖，先去找他在哪本書中提到了這個觀點，然后再慢慢購買他的書。我享受那種鏈條式的購書與閱讀，新買的書香與閱讀的喜悅蓋過所有一人獨居的無趣與寂寞，我驕傲地想，我的孤獨如此富有詩意。
那時我發現，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是有意為之。讀完徐志摩所有的作品與傳記，我便自然地奔向他在海寧的故居，去海寧的西山公園拜祭他的衣冠冢，在火車站感受他父親曾經投資的鐵路。讀路遙便去陜西，讀茅盾便去烏鎮，讀林語堂又跑向廈門的鼓浪嶼以書中的世界為導向，在那幾年我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
然而，大學英語的課堂畢竟不是英語專業的文學課堂，我的學生們的文學知識亦是非常有限，我的文學熱情無法找到一個盡情抒發的出口，我與文學的關系大多只能體現在工作之余與文學作品的對話，那只是自留地上的小喜悅。
考博奧德賽
我大概是從執教的第三年開始強烈地希望自己能有一個文學課堂，能有一個暢談文學的平臺。然而，從大學外語教學部調進英語系并且上文學課實非易舉。課程安排是學院多年的習慣，若非特殊情況不會輕易改變。于是，我從那個時候開始了考博奧德賽。“奧德賽”這個詞也是我在終于取得文學博士學位之后回望時定義的我漫長的考博之旅。
報考文學博士之旅并沒有我想象得那么簡單，比如報考復旦大學的博士時，我 25歲，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在初試中取得第一名，復試后我才了解到，老師要看的不僅僅是分數，還有是否有在主持的課題和論文，初試只有部分比例。我滿懷希望前去，忐忑失落而歸。這之后，努力寫論文與申請課題變成了教學與備考之外的主要事情。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路我竟然磕磕絆絆走了下來。三年的時間，每年三月飛來飛去考試，等待，希望、失望，再開啟另外一年回顧整個過程，似是與一個人的戀愛，會在一起的直覺與信心能讓人宿命般地堅持。終于有一年，科研、成績都不是問題了，我回到了北京，開啟了讀博生涯。
年復一年的備考也不是沒有所獲。我記得北京大學的參考書之一是英美諾頓文學選讀（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我在報考的那一年跑遍了杭州所有的書店尋求未果，最后花了半個月的薪水在網上買了當時最新版的英美文學
我終于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地，也終于可以在我的課堂上釋放文學熱情，盡情地感染我的學生，帶他們進入美妙的文學世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訴他們文學是如何讓人體會到思考的幸福，并且幸福地思考著。
諾頓選集，英國文學6本，美國文學5本，共11本，近一萬頁。為備考而做的閱讀的艱辛很快被閱讀中的投入取代，我竟然不知不覺完成了選集的閱讀，它們徹底打開了以前認識的零星散落的英美文學世界。
16萬字博士論文，論華茲華斯
我在考博之前已經在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的作品中傾注很多精力，本打算在博士期間繼續研究他，導師沒有反對，但是他建議我能找一個一眼望不盡、可以做一輩子的研究對象。
我思考很久決定跟隨導師做作家論，然而作家論是一個很大的主題，導師讓我選擇其中一個文學流派。我本能地說浪漫主義，然而還是很大，但好在在浪漫主義詩人中有作家（詩人）論的選擇不是特別多，因為問過經典問題的“詩人是什么？”而聞名的威廉 ？華茲華斯成為首選。我一頭扎進了對華茲華斯的閱讀，最終確定了將華茲華斯在詩歌創作中所傾心的“孤獨”作為論文選題。
我博士論文的書寫開始于在英國的留學期間。蘭卡斯特大學有世界著名的華茲華斯研究中心。對大量研究資料的搜集與閱讀讓我堅定“孤獨”是可以寫下去的。因為不少學者提到這一點，但是從來沒有人去對它做縱深的研究。我在英國常常集中閱讀一兩個月便給導師打一個長長的越洋電話告訴他我的閱讀感受，導師會認真傾聽，給以首肯，同時也隨時調整我的思考方向。
與此同時，我也開始了對華茲華斯故居與創作環境的游訪。我去他在《序曲》中所描寫的“靈魂播種的季節”所在的湖區的霍克斯海德鎮，去感受他成長中的孤寂環境與他的孤獨體驗。我在他居住九年的“安 ？泰森的房舍”想象他在這所房舍中的孤獨體驗與思考：“這簡陋的木床，我就是在此/傾聽風的呼嘯和雨的喧囂；/在此度過不眠的夏夜，看著 /房子近旁那棵高大的.樹：/它的茂葉宛如臥榻，托起/一輪皎潔的月亮；”（《序曲》，丁宏為，譯）。我想象帶著房東家那只狗作掩護獨自在路上作詩的他，以及夏天狂歡之后獨自回家路遇孤獨的被遣散的老兵的他。
我去了他常去并且常得靈感的拉弗里戈山（Loughrigg），我爬上陡峭的山坡，看湖區的幾大湖遠遠地安躺在周圍。在山坡下有棵孤獨的樹，我獨自一人坐在樹下面看著平靜的瑞德湖藍，湖水上空飄過一朵孤云，看著真正的湖區的孤云，才明白華茲華斯《詠水仙》中的那句，“我獨自漫游，如孤云一朵”。為了徹底感受詩人在自己的孤獨漫游與水仙花的簇擁歡舞之間的張力，我特意去了這首詩的靈感之地――阿爾斯沃特湖畔（ Ullswater）。我在他的生活環境中、創作環境中讀到了孤獨，帶我通往詩人的內心與詩歌的靈魂。
在國內外的四年時間內，導師的指導與我自己的摸索與思考化作我那 16萬字的博士論文。雖然預答辯過程中，有教授反映我的文字過于感性，但導師私下告訴我那是我的特點。我想導師并非是護犢，他應該是在那些感性的文字中讀到了我理性的思考，感到了那些本來容易輕飄飄的文字因此獲得的重量。我知道沒有毫無問題的博士論文，我的論文一定存在著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但進入博士論文答辯現場時，我對我與文學的未來已經不再沒有安全感。導師送我的畢業贈言是：幸虧有文學讓我們相遇/幸運有詩意伴心靈遠行我讀著那些文字，眼泛淚
花，我與文學終于緊緊相擁。
你依然像學文學的人
從2004年7月大學畢業開始，我走了 12年的長路來追尋文學。2016年春天，林瑛去人大考博，我們在水穿石里喝咖啡，雖然我們依然如大學時候一樣不那么熟悉，但文學神奇地讓我們默契地感知彼此的友誼。我告訴了她 13年前她的話對我的影響，她說，我依然認為你像學文學的人。
2016年6月底，我拿到了文學博士的學位，收到重慶一所高校任教的錄用函。我花了幾千元將我750公斤的書寄往重慶。我與我的書可以塵埃落定，我的文學夢絢爛地成真。一切順理成章，我進入了英語系，教授英語名作導讀。
我終于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地，也終于可以在我的課堂上釋放文學熱情，盡情地感染我的學生，帶他們進入美妙的文學世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訴他們文學是如何讓人體會到思考的幸福，并且幸福地思考著。文學的備課量很大，辛苦不輸讀博期間的閱讀與寫作，但無論是教授文學還是學習文學，這其中所有的辛苦都讓位于文學帶來的幸福感與遼闊的視野。我樂在其中，也欣慰地看到了我的學生們在文學課上的快樂、期待與滿足。我要不辜負自己這一路的尋找，而且，說不定，那一雙雙望著我的明亮眼睛中，有一雙，不，很多雙閃著因為熱愛文學而發出的瑩亮。我有責任帶他們看見更美的星空，更亮的世界。而我自己與文學，似是好事多磨的伴侶，終于可以心無旁騖地執手前行。
（作者系重慶工商大學外語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博士）責任編輯：孫云帆
文學博士論文范文第5篇
在希臘神話的人神奇境里，建有一套隱喻性的世界觀，“金羊毛”像是某種“信物”，象征著通過無數艱險和努力后最終取得的成功和勝利。一代國學大師鐘敬文老先生就曾經“決心要去尋找學術上的‘金羊毛’”。可以說，“尋找金羊毛”已經成為一種探索真理、執著敬業的生動的文學表達。而在我國的民俗學界、也有著這樣一位尋找“金羊毛”的著名民俗學家，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陶思炎。
陶思炎出生于江蘇省南京市，受古都文化和秦淮市井風俗的熏染，他自幼對中國民俗文化情有獨鐘。他曾先后在中國的三所著名大學分別攻讀建筑學、中國語言文學、民俗學。在上大學之前，陶思炎還在蘇北農村“插隊”當過農民，后來又到工廠做過工人，較為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多學科的知識積累為他的民俗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2年，神話學尚未在中國學界成為“顯學”之時，一篇題為《比較神話研究法芻議》的論文引起了廣泛注意，該文還被日本西南學院大學選為教材，其作者是一位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后來的幾年，又見到該作者的《神話文體辨正》、《是神話和童話的交融嗎》、《五代叢葬品神話考》、《試論神話的語言》、《魚考》、《論水難英雄》等十數篇論文接連刊出。由此，學術界知道了這樣一位專注，執著的青年學者――他就是陶思炎。1987年，陶思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師范大學，開始攻讀民俗學博士學位，師從張紫晨教授。3年后，陶思炎完成了洋洋12萬字的《中國魚文化》的博士論文，該論文也是中國較早一篇民俗學博士論文。
博士畢業以后，陶思炎到東南大學任教，繼續著自己的民俗學研究。多年以來，陶思炎一直活躍在國內、外的民俗學研究領域，先后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曾多次赴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講學訪問、出席會議、合作研究和田野考察。
1996年陶思炎獲日本學術振興會長期項目，于1997年赴日本進行將近一年訪問研究，與日本東北大學文學部和宗教學研究室鈴木巖弓教授合作，完成了題為“中日民間信仰的比較研究”項目。他在日本東北地區的宮城縣、山形縣、青森縣、巖手縣、福島縣等地開展了有關宗教民俗學的田野調查，并在東北大學、駒澤大學、仙臺市民俗資料館做了學術報告，還參加了日本民俗學會的年會、日本印度學宗教學年會等高層次的學術會議，在印度學宗教學大會上做了題為“中國江南的民間信仰”的學術報告。在日期間，他還和留學生、訪問學者一道，受仙臺市日中友協的邀請和安排，到鄉村農家住宿和參加農村文化活動，積極推進中日民間的友好關系。
在陶思炎看來，作為一個文化學者，最好的社會服務方式就是向民眾普及漸漸被淡忘的民族文化知識，并為民俗文化的開發利用把握方向和獻計獻策。
陶思炎教授給政府的提案大都旨在留住中國傳統文化記憶，推動對民間文化遺產的保護，促進當代的文化建設。除此之外他還經常借助電視、報紙、廣播、互聯網等媒體，發表有關民俗知識、文化保護、文化開發的意見，并對社會上歪曲、偽造、附會有關民俗文化方面的說法和做法提出批評，在一次他主講的公益性文化講座上，前來聽講的南京市民竟多達1300余人。他曾在中央電視臺4頻道主講“元夕民俗”，受到普遍關注，還在江蘇電視臺12集的《漫話春節》節目中主講傳統民俗，該片榮獲國家級的專題片獎。最近，陶思炎還擔任了100集專題片《南京民俗》的總顧問，并任文稿的終審。
近年來，陶思炎教授從書齋中走出來，關注民俗文化的應用。他曾經向南京江心洲鄉等地區提出了發展民俗旅游的建議，并為該洲策劃了一系列小型民俗博物館，該景區建成后僅一年即被評定為國家AA級景點。此外，陶思炎還為南京高淳老街、天目湖風景區、江南水鄉周莊等地提出民俗開發的意見，為當地發掘本地資源、打造文化品牌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文學博士論文范文第6篇
關鍵詞：梅鼎祚；《八代詩乘》；研究綜述
關于梅鼎祚先生，筆者在綜合各方面資料之后，總結出大概的研究狀況：有三部著作特地設專門章節來論述梅鼎祚，其中的一部是《安徽文學史》；[1]單篇論文近二十篇，碩士論文兩篇，博士論文一篇，其他討論梅鼎祚的論文也不少。單就《八代詩乘》來說，把《八代詩乘》單獨成章節來討論的，只有一篇，即復旦大學博士生楊[的論文《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概說》。復旦大學博士生陳晨在其博士論文《梅鼎祚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研究》中，分批次地分別介紹了《漢魏詩乘》和《六朝詩乘》（合稱《八代詩乘》）。南昌大學人文學院的副教授陳晨和江西財經大學外語學院的趙娟，兩人在《與明代六朝詩學之深化》中也著重介紹了《六朝詩乘》及其意義。下面筆者將從三個方面來進行綜述：
1 作者生平及著作研究
1.1 生平
徐朔方先生的《梅鼎祚年譜》[2]是迄今為止對梅氏生平研究最為詳細的文獻資料，[3]它使我們對梅鼎祚先生的生平有了更為鮮活的、立體的認識，為我們研究梅鼎祚及其作品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李慈瑤在碩士論文《梅鼎祚研究四題》中，對梅鼎祚年譜進行了細致的補正。除此之外，復旦大學博士生陳晨在《20世紀以來梅鼎祚研究綜述》的“梅鼎祚生平研究”中，又對學術界對梅鼎祚生平的研究進行了更為全面深刻詳細的梳理，其中至少提到了七位學者以及著作來羅列有關梅氏的生平，這里不再重復介紹；王輝斌，湖北文理學院教授在其論文《梅鼎祚與的樂府題解批評》中也對梅鼎祚的生平作了簡要介紹；信陽師范學院學報上，田璞、查洪德在《梅鼎柞和他纂輯的》中，更是從政治上和思想上來深入解剖了梅鼎祚先生；蘇州大學中文系的陳桂生在其論文《論梅鼎祚及其》中，也詳細陳述了梅鼎祚及其父親，梅鼎祚少年時期以其以后的仕途等，這些都對我們了解梅鼎祚進而了解其詩文選集的編選思想極有幫助。
1.2 著述
有關梅鼎祚先生的著述，山東大學教授何朝暉，在《晚明落第士人的著述出版活動――以梅鼎柞為例》一文中，根據史籍著錄和目前存世情況兩方面對梅鼎祚先生的著述進行了總結，并從梅鼎祚的著述活動中洞悉晚明藏書流通情況；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李慈瑤在碩士論文《梅鼎祚研究四題》中的“研究緣起”里，也較為廣泛地介紹了梅鼎祚先生的著作，并羅列的梅氏這些著作所背負的爭議和批評。其中雖然不甚全面，但是也為筆者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其他可以考證梅鼎祚著作的零散論文也有不少，不再一一羅列。
2 《八代詩乘》成書研究
有關《八代詩乘》的成書，筆者綜合其他資料，做了如下梳理：
萬歷年間刊行的《八代詩乘》，共四十五卷，為寧國府推官史元熙所刊。該書并非一次輯錄完成的，梅鼎祚首先著手纂輯的是《漢魏詩乘》二十卷（附《吳詩》一卷），初步編選是在萬歷十一年，正文部分題“宣城梅鼎祚禹金編?！保ň硎子小稘h魏詩乘總錄》，題“宣城梅鼎祚輯”）；后期他又編纂了《六朝詩乘》二十五卷（附《六朝詩乘末卷》一卷），于萬歷三十四年刊行，正文部分題“四明史起欽[3]裁正，宣城梅鼎祚選輯”。兩書合稱為《八代詩乘》，合刊本中卷首有《八代詩乘總目》，題有“明四明史起欽[4]德明裁正，宣城梅鼎祚禹金纂輯”。
3 《八代詩乘》影響研究
筆者對四庫館臣于《八代詩乘》“僅漢魏全錄，晉宋以下皆從刪節，已非完備之觀”的說法，尤其是對《漢魏詩乘》“意欲補馮氏闕失，然真偽雜糅，失于考證”的價值評價委實不敢茍同。梅鼎祚編纂此詩集的初衷本來就不是為讀者提供詳盡的文獻資料，而是讓我們學會裁斷、批評和鑒賞?！俺恕保鞘穫鲃e稱，是通過文學藝術的手段，借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描述來表達一定的歷史觀。正如《漢魏詩乘序》中所言：“其名曰乘者，以其評騭論世而名之也。”[5]《八代詩乘》除匯集了歷代評論之外，還有自己的評論，體現了他的編纂思想，給后世學者考察類似選集帶來不少幫助。《八代詩乘》還收錄了其他詩文選集未收錄的詩集，這對后世學者考證詩歌淵源極具說服力，更有利于讀者拓寬眼界、活躍思維。
4 開拓空間
近年來，學界對梅鼎祚及其著作研究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學者們也從不同的維度來對梅氏展開研究，但是對于《八代詩乘》的研究仍是鳳毛麟角，尚未完全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目前對《八代詩乘》的研究已經從單純的成書研究逐漸轉向藝術特征研究以及價值研究。例如，陳晨從“文獻”方面來比較了《漢魏詩乘》和《漢魏詩紀》，還有學者從詩史分期、時代特質和詩體演變方面[6]來揭示六朝詩歌的發展。然而，梅鼎祚的大多數詩文集都因過于龐大而無人問津，《八代詩乘》雖得以為人所知，但是至今尚無學者去整理、點校，因此若想深入研究《八代詩乘》，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難。但是，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學者們的不懈努力，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梅鼎祚及其《八代詩乘》的研究必將取得更豐厚的成果。
參考文獻：
[1] 陳友冰，劉良政.安徽文學史（第二卷）[M].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
[2]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譜（皖贛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3] 李慈瑤.梅鼎祚研究四題[D].浙江：浙江大學人文學院，2011.
[4] 黃虞翟.千頃堂書目（地理類中）[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 梅鼎柞.四庫存目叢書補編影（漢魏詩乘）[M].萬歷十一年刻本.
[6] 陳晨，趙娟.《六朝詩乘》與明代六朝詩學之深化[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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