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學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解構主義；漢語言文字學；結構主義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了反形而上學傳統的后現代思想。作為后現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展方向。
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現，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后，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卷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為“五月風暴”。但革命后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范等。
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柯、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里達為了達到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為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發端于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為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系。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為“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于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并不見得天生就低劣于語言發音，為了打破傳統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并確認書寫文字的優越性。這種文字優越性，首先表現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征，即“可重復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里達所說的文字優越。在更大的范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德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為前者優于后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里達獨辟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德里達還發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音相同。若要區分它們，我們必得借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于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于“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為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鑒，這里不再介紹。
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系入手，德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德里達稱為“雙重約束”（double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范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么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采取兩種姿態。”［1］
這一思想產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而上學傳統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后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沒能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后、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潮的反思。現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現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良傳統。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中國傳統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揚的傳統有以下三點。
(1)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傳統。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他考據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里，稱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的問學傳統。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于漢代的這種實證態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為“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為考據法的盛行，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法以高度評價。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的表現。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3］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于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漢語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詞源系統、詩詞韻律中的表現，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并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余形遺跡，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跡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棄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劃時代專著。
中國現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
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都值得我們繼續發揚。尤其是后兩個傳統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現。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為，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系。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中國因為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為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為一門科學。盡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愿意舍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象對立起來，舍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象的舍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現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Fenollosa）和現代派詩人龐德(EzraPound)那里，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象出發，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
3
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應當從漢語現象出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
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在中國近代向現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么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新之路。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文化的發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鑒的探索。
馬建忠最早借鑒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范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7］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馬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種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可見，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在日常語言中。而對于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科學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于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象與問題，但結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象出發，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象的實際出發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系問題，語言環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系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關于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于這么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于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范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1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鉤，一邊有環，一邊帶鉤，這個鉤鉤進那個環，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鉤和環得對合適了，大鉤穿不進小環，大環掛不牢小鉤，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可漢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回文詩，干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游戲，可難道不啟發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于漢語現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現更多的漢語特點，并總結出相應的規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4
我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現象出發，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如何看待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這些是我們繼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的模糊性和籠統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于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甚至重復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語文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貧血現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現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后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劃和規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1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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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何九盈.漢語三論［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7：256.
文字學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佩》 價值 綜述
一、郭忠恕其人與《佩》
《佩》的作者是宋人郭忠恕①，生年不詳，卒于公元977年。《叢書集成初編》本《佩》文后附有《郭忠恕傳》，其中說道：“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也。幼能誦書屬文，七歲童子及第，兼通小學，最工篆籀，又善史書。弱冠之年，漢湘陰公辟為從事公，在徐州同府記室，董裔與忠恕情意不葉，因爭事，忠恕拂衣辭去。周廣順初，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周易博士。皇朝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于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史奪其奏，毀之，坐貶乾州司戶參軍。乘醉毆從事范歟擅離貶所，削籍隸靈武。其后流落，不復求仕。……太宗初即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于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1]93
郭忠恕為后世留下了兩部文字學字書：《汗簡》和《佩》。關于《汗簡》，后代多有論述，如黃德寬先生的《漢語文字學史》將其列為“古文字書”，稱其是“對宋以前傳世古文的一次全面整理和總結”[2]74，并對該書作了具體介紹，此處不作詳述。
《佩》得名于《詩經?衛風?芄蘭》“童子佩”一語，所謂“佩”，是古人佩戴在腰間的佩飾。“”，指古代解結的工具。《說文解字》：“，佩角，銳Z可以解結。從角，`聲。《詩》曰‘童子佩。’”[3]88此書取名《佩》，是作者的謙虛之辭。
關于該書的性質，后代很多語言文字學著作都將《佩》定位為蒙童識字用書，如何九盈的《中國語言學史》、黃德寬的《漢語文字學史》，等等。但該書內容深奧，體例嚴謹，是一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字書，而非只是簡單的兒童識字用書。
《佩》成書于五代后周，而五代后周是傳統文字學發展的低谷時期。《佩》代表了當時的文字學發展水平。該書的體例為“三科十段”，上卷的內容總結為“三科”，主要闡述了郭忠恕本人對文字變遷的看法，總結概述了漢字結構、讀音的沿傳訛誤和撰寫偏差；中下兩卷的內容概括為“十段”，主要依據平上去入四聲編排，根據兩兩組合相對和自相對的規律列出十個組合，即平聲自相對、平聲上聲相對、平聲去聲相對、平聲入聲相對、上聲自相對、上聲去聲相對、上聲入聲相對、去聲自相對、去聲入聲相對和入聲自相對，以此編排進行音近形似字的辨析，這種編排方法簡單方便，多為后人沿用。《佩》在進行字音字形辨析時，多為兩兩舉例，如“庠癢：上序羊翻，庠序；下敘章翻，病也，一本作余庠翻。”[1]34也有三字比較辨析的，如“毋母：上古九翻，穿物也；中武扶翻，禁止之辭；下莫厚翻，父母。”[1]46更有極少是四字相比較的，通篇僅4例。中下兩卷是字與字之間的辨析，主要是注反切音（極少數注直音），再釋義，偶或注明出處，或說明古字，還有極個別析形的例子，如“：上遐甲翻，隘也，從二人；下矢冉翻，郡名，從二入。”[1]71卷末還附有與《玉篇》、《廣韻》音義不同者十五字，辨證訛誤者一百十九字，似乎并非出于郭忠恕之手。
二、關于《佩》的歷代研究狀況
清代以前是《佩》的傳播刊布階段。在這個階段學者對于《佩》的研究成果寥寥，但作為一本辨別音近形似字的字書來說，其使用還是相當廣泛的，這也是由當時特定的社會狀況決定的。五代后周，封建制度衰落，割據戰爭四起，當時的統治者急需通過文字的統一規范來穩定政治，而《佩》在當時就承擔著這樣的責任。特別是宋代，《佩》在當時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如丞相宋庠“早以文行負重于時，晚年尤精于學，嘗手校郭忠恕《佩》三篇，寶玩之”[4]26。一代文學大家歐陽修在著作《歸田錄》意提及《佩》，由此可見此書在當時的地位。
清代以后至近代以前，此時是《佩》的校勘研究階段。這一階段可謂是《佩》研究的轉折點。此時學者們對此書不再局限于傳播刊布，而是涌現了王頌蔚、翁方綱、丁杰、謝啟昆等一批學者對《佩》的校勘研究。但他們的研究內容重在該書的版本與收藏情況，對該書本身內容的研究卻很少。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佩》進行了主要內容的概括，也簡要評價了《佩》的優缺點，論述較公允，并認為“忠恕所論，較他家精確多矣”[5]27。這可以說是當時對郭忠恕及《佩》最公允的評斷，且在如今看來，對該書這樣的評價也產生了比較重要的影響。
近代以來，對《佩》的研究就比較深入了，但縱觀近代以來的語言文字學、字典學方面的各家著作，雖對《佩》有所涉及，但都沒有非常詳盡地挖掘。
在語言文字學方面，胡樸安的《中國文字學史》是將《佩》介紹得相對來說比較全面的著作，他指出《佩》“三科十段”的寫作體例并分別加以簡單舉例說明，認為錢大昭《說文統釋》中的思想就是在“三科”的基礎上加以擴充的，并說惠棟的《九經古義》試圖批判《佩》的錯誤與不足，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郭氏的論述雖有偶疏之處，但仍無法抹滅此書的學術價值。黃德寬先生的《漢語文字學史》僅指出了該書是辨正文字之書，并對“三科十段”作了精簡的介紹。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認為《佩》與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及張有的《復古編》都是為漢字書寫規范化作出一定貢獻的正字法之書，除此外對《佩》并未深入論及。何九盈的《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對《佩》的書名及“三科十段”都作了分析，比較全面，但也將該書歸為正字形著作。
由此可見，在語言文字學方面，學者或僅重視《佩》的性質和體例，對其簡單介紹，或將《佩》列為正字法字書。其實《佩》重在音近形近字之間的辨析，是一部辨正文字之書，將其與《干祿字書》等并稱正字之書是不妥的。
另外，張涌泉先生的《漢語俗字研究》是必須一提的。在此書中，先生將《佩》列為俗字辨析之書，并從正反兩方面對其進行論述，為我們研究《佩》提供了新的視角。
《佩》在當時作為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辨別音近形似字的字書，在字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如劉葉秋的《中國字典史略》認為《佩》是辨正形音義相近字的字典，同樣對該書的“三科十段”作了詳盡的闡釋，并從正反兩方面對其進行評價，比較客觀。
《佩》作為一本辨析音近形似字的字書，并非完美無缺，正如劉葉秋在《中國字典史略》中所述：“書中所論，大都精確多矣，但也不免有偶疏之處。”[6]101比如該書極力摒棄俗字。由于當時社會的戰亂環境，俗字大量產生，但郭氏卻一味摒棄。如“y亂”二字，《干祿字書》認為“上正下俗”，給俗字較寬容的態度。但《佩》中卻引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oy從舌”之語，推崇正字“y”，并將“亂”字歸為“訛俗”之列，認為訛俗破壞了漢字原有的表意和表音作用。這樣做雖然符合當時的社會要求，利于當時的社會統治，但不利于正確對待俗文字。其實所謂的正字都是在俗文字的運動發展下篩選變化而來的，我們需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俗文字，并不能一味排斥。但也誠如黃德寬先生所論《佩》：“均病微疏。無傷大雅。”[2]67
綜上所述，《佩》在語言文字學及字典學中都有所涉及，尤其是上卷“三科”所列的三十四種文字現象，大有可研究之處，我們今天研究它，可以探討其中蘊含的漢字演化理論，汲取其中豐富的文字學思想；該書產生于文字學的低落時期，當時的文字學著作相對較少，理性分析該書的價值，從而準確定位《佩》在文字學史上的地位，可以豐富完善漢語文字學史。
三、關于《佩》的成書年代
此書在這一時期得以完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客觀方面，首先要歸功于五代時期混亂的戰爭環境。這一時期，唐朝滅亡，割據戰爭紛起，導致文化交流加劇，文字在這樣混亂的社會環境中必然會受到影響；但同時，從另一方面加速了文字的發展，最顯著的表現就是俗字大量產生，這一特征在郭忠恕所論述的三十四種文字現象中得到廣泛體現，如：矛盾，淺陋，備率，謬誤等。
其次，歷代學者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的輝煌成就是促成《佩》的主要原因。顏師古的《字樣》是“字樣”之書的開創之作，此后“字樣”學代有新作，如顏元孫《干祿字書》、唐玄宗《開元文字音義》、張參《五經文字》及唐玄度《新加九經字樣》相繼問世，這些“字樣”學著作都為《佩》的產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郭忠恕廣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卻又不拘于成規，在繼承與創新中完成了《佩》的寫作。
主觀方面，郭忠恕本人學識淵博也是此書得以問世的一個重要原因。郭氏“幼能誦書屬文，七歲童子及第，兼通小學，最工篆籀，又善史書”[1]93，再加上他少年得志，后周廣順年間被召為國子周易博士，這些都證明了郭忠恕有著非常深厚的小學基礎和廣闊的文化視野。
四、關于《佩》的漢字演化思想
文字總是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佩》一書用三分之一的筆墨在卷上“三科”，描寫了伴隨漢字發展形成的三十四種極其精彩的文字現象。這些文字現象對我們今天探索漢字演變原因，分析漢字形體結構，研究漢字發展規律都是非常有用的。
郭氏羅列的三十四種漢字演化現象，學術界歷來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僅見姜燕的碩士論文《〈佩〉研究》，對其中逸駕、立教、多僻、寓言、矛盾、聲近、尚俗、祛惑、備率、蕪累、謬誤、俗訛、獨擅、方言、遷革、避諱、務省、順非、浮偽這十九種文字現象有所論述，通過對這些文字現象的分析，可以看出郭忠恕學術眼光的前瞻性，他的很多文字思想是現如今很多文字理論的先導，為后人的研究帶來了有益啟示。
但姜燕在論文中對相承、淺陋、野言、濫讀、離合、不典、約文、求意、交相、疑韻、拘忌、變古、d音、淆溷、贅韻這十五種文字現象并未提及，這不得不說是一大遺憾，但也給我們如今再研究《佩》遺留了大量學術空間。
五、《佩》研究中還存在的幾個問題
（一）據《郭忠恕傳》推測，《佩》成書于951～960年之間，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這一千多年中，該書經多人之手，輾轉傳抄，不可避免有訛誤現象。如今我們研究《佩》，首要的是根據以往的不同版本細加檢核、校勘，在此基礎上加以分析研究，糾正訛誤。
（二）縱觀《佩》成書以來提到此書的相關著作，皆僅對《佩》的“三科十段”作了一些簡單描述，特別是其中對“三科”的理解，僅限于“造字之旨”、“四聲之作”和“傳寫之差”，而對“三科”之下的三十四種文字演化現象很少提及。目前僅有姜燕的《〈佩〉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淺析〈佩〉中郭忠恕關于漢字演化的觀念》和周玉秀的《〈佩〉簡論》等為數有限的幾篇學術論文，對這一現象有所涉及。而且上述論文也僅僅研究了郭氏所羅列文字現象的一部分，并不全面。所以，對漢字演化的這34種現象進行全面研究還是十分有必要的，應該從漢字學史的角度對其進行歸納比較分析，探索每種現象所代表的文字演化規律和這種文字演化規律對漢字學史的意義。
（三）對《佩》“十段”的研究也不容忽視。中下兩卷按四聲編排的十種組合為上卷的“三科”提供了強有力的輔證，是上卷理論部分的具體運用和實踐。這部分內容可以從音韻學的角度，探索音近字的語音演變情況；也可以從文字學的角度，剖析形近字之間的書寫演化狀況；在釋義方面，該書雖只收字的常用義，較他家并不算精確，但它只收常用義的特殊釋義原則，可謂開啟先河，前人鮮少有之，因此也可以從訓詁學的角度，梳理該書在釋義方面的特殊體例。
可見，《佩》的可研究之處很多，作為一本產生在文字學低谷時期的辨析音似形近字著作，它的學術價值是不可估量的，我們能做的是從漢字學史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比較和分析，用辨正發展的眼光來研究《佩》，從中了解當時文字學的發展水平，探討關于漢字演化的理念，從中汲取豐富的文字學啟示，完善豐富當今的漢字學史。
注釋：
①關于《佩》成書年代，學界多以“宋代”為定論，但經推測，大致成書于后周，詳見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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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學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說文解字》；文字學史；價值
《說文解字》，簡稱《說文》（以下用簡稱），東漢許慎撰，是我國文字學史上最具權威的經典著作，也是我國及世界上最早的字典。原著15卷，其中正文14卷，后敘、部目及許慎之子許沖的《上〈說文解字〉表》共為1卷。
兩千年來，《說文》一直被奉為研究漢語言文字的首推力作，其在文字學史上的價值為無數專家學者指引研究發現之路。自《說文》成書以來，其價值和地位之探討就未曾中斷過，其在文字學史上的價值之深廣，后人受益頗多，幾乎任何其他相關著作所無法比擬和超越的，因此，對其在文字學上的價值的研究是非常必要且有益的。
該文作為一篇綜述性論文，總結各家在其論著中對《說文》這一著作在文字學史上的價值，大致可歸納為六點。
一、首創分部。
《說文》分部創舉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這一點在很多文字學乃至語言學著作中都有提到。胡樸安1983《中國文字學史》一書中在談到《說文》在文字學史上的價值時首先便提到這一點，稱其價值之一便是：“分部之創舉也。五百四十部。統攝9353字。為前此文字書之所無。”[1]
說文四大家之一段玉裁說：“五百四十部首，可以統攝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2]
濮之珍也曾就這一價值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許慎《說文》對當時豐富繁復的漢字作了深入的字形結構分析，首創了分部的工作。”[3]
近期有研究《說文》的學者也不可避免地提到《說文》的分部之創舉，且都作為重點來闡述。張其昀1998《“說文學”源流考略》中談到《說文》在文字學史上的價值時便第一個寫道：“《說文》開創了字典式體例。《說文》以字的偏旁為分部依據，建立五百四十部首，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形立而音、義易明。”[4]
二、總結、發展“六書”理論
《說文》的價值不僅在于它多方面、多方位零的創舉，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博采眾長，在總結既有理論的同時有所發展。它總結和發展了“六書”理論，盡管有些理論現在看來存在缺陷和不足，但在當時已經是驚人的突破，因此，在總結《說文》價值的時候，關于《說文》在“六書”理論的總結和發展方面很多學者不惜用大量墨筆闡述這一成就。首推的，仍是胡樸安的《中國文字學史》，他總結道，《說文》的價值之一在于“明字例之條也。六書為整理文字之條例，雖屬后起，然自經整理以后，9353字，皆能說以六書之條例，使讀其書者，可得形聲義相互之關系……明字例之條，為古今文字書所未有。”李亞軍2004《述評》中說：《說文》“第一次闡述了：‘六書’的理論，建立了分析研究漢字的科學基礎和應用體系，至今仍為無上經典。”[5]
三、通過形、音、義全方位分析漢字
這一點上，胡樸安先生在《中國文字學史》中分別進行了非常詳盡的闡述，他認為《說文》的價值在于“字形之劃一也”、“古音之參考也”、“古義之總匯也。”王遠新在《古代語言學簡史》中，同樣提到這種通過音、形、義分析漢字的方法，并進一步引用許慎的原話加以佐證：《說文》的價值在于“首創漢字形音義分析法。許慎指出：‘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四、由字溯源
這里的字，不僅指《說文》中的單字，同時，還包括詞、音、義等，通過其在《說文》中的描寫，推求其上古文字的形體，音義構擬、同源關系等，追溯其文字源頭，以更深更好地理解字詞的本義，理解今義由來。
胡樸安在《中國文字學史》中對《說文》的這一價值闡述道：“能溯文字之源也。《說文解字》，雖以小篆為主，而小篆實古籀之遺，所以今日研究古文字學者，莫不以說文解字為研究之基礎。”濮之珍在《中國語言學史》中對這一價值的闡釋凸顯在字義方面，他認為“在字義解釋上許慎也有創見。
五、保存了大量古文字資料
漢字是形、音、義的結合，而《說文》中對漢字本源進行追溯，描寫漢字形體特點，語音，意義等，所涉范圍極其深廣，蘊含著重要的文字資料和史料價值，為后代學者學習和研究古今語言文字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源和方法。
在語音方面，《說文》主要從字形的分析上建立了一套形聲系統，為后人提供了豐富的秦漢古音資料。段玉裁作《六書音韻表》，其分部的主要依據就是《說文》的諧聲偏旁。
在《古文字學導論》中唐蘭曾說過：“因為周代的銅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釋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這種最簡易的對照法，就是古文字學的起點。一直到現在，我們遇見一個新發現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說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續。”[6]陳璽在《論對我國文字學史之貢獻》一文中也有相關闡述，他對《說文》中關于考求古音轉變方面的資料進行了簡單凝練的總結：“《說文》包容了上古音之資料。……根據《說文》來考求語音轉變，其資料可有五個方面：一是根據重文；二是根據說解；三是根據讀若；四是根據無聲字而細索其聲音；五是根據有聲音而推求其演變。據此，我們可以說《說文》包容了研究上古音的組要資料，對于人們研究上古音系統有很大的幫助。”
六、學習語言文字重要的輔助工具
《說文》是學習語言文字重要的輔助工具，正是有了許慎的《說文》，后人在研究語言文字的時候才得以有如此得力的輔助和參考，并運用《說文》探求漢字本源、構成等，得以更深入地學習和使用語言文字，《說文》的這一價值在文字學史上可謂是影響深遠，后人受益頗多。
胡樸安在《中國文字學史》中說：《說文》“能為語言學之輔助也。有聲音而后有言語。有言語而為有文字，文字之音……可推求言語之根。又古多專名。后來專名廢棄。而以形容詞加于共名之上以代之，亦可推求言語之變遷……今日方言，見于說文解字中者頗多，可為方言之考證。”喬智慧2007《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價值》中認為：《說文》是“規范、統一漢字的重要工具。”
七、結語
在我國文字學史上，《說文》以其燦爛輝煌的成就雄居于源頭高峰。這不僅因為它自問世至今一直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實用價值，也因為它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和影響，在今天仍有著極高的研究價值。本文將《說文》在文字學史上的諸多價值大致歸納為六個方面，并陳列多位專家學者的著作及著作文章中涉及的相關觀點，希望能夠體現出《說文》在文字學史上的價值之所在。
對于《說文》在文字學史上的價值的研究從未停止，我們在研讀的過程中，越加發現《說文》的重要性，《說文》也越加彰顯出其價值所在，因此，在今后的學習生活中，對《說文》的價值的研究還將繼續，并更為深入全面的延展下去。（作者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解：
①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M].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3.P7.
②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③ 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參考文獻
[1] 許慎.說文解字[M].中華書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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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學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文字學思想；唐蘭；裘錫圭；《中國文字學》；《文字學概論》
中圖分類號：K825.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2-0000-02
唐蘭先生和裘錫圭先生是文字學思想方面的大師，現階段，大多數人都把兩人的文字學思想方面的著作作為學習文字學的藍本。盡管對兩人的某些思想依然存在很大爭議，尤其在“六書”說和“三書”說上。關于這方面的論文俯拾皆是，如《淺議“六書”“三書”》（肖方平），《“三書說”比較說略》（張先坦）之類。當然，爭議是真理的必經之路，這恰恰證明了兩者理論的價值。目前關于唐裘兩人文字學思想的差異的研究，筆者考察了一定的背景，發現有一些期刊論文從兩者的文字學思想差異都只是做一些零星的涉及。故筆者以此為切入點，主要是從兩書學術側重之差異、書目編排之差異、對漢字發生時代、性質及“八分”的看法之差異、對傳統“六書說”的批評及各自新“三書說”之差異、寫作的學術背景及貢獻內容之差異等五個方面來說明。
一、 學術側重之差異
兩人的研究軌跡的差異，造就兩人知識體系構成方面差異，故兩人著作在語言措辭和論點選材方面就有很大不同，這些差異通過研讀《中國文字學》和《文字學概論》就能找出一二。唐蘭先生的《中國文字學》用詞自信而清晰，書中常有論斷之句的提出。如，“三書，可以包括一切中國文字，只要把每一類的界限，特征，弄清楚了，不論誰去分析，都可以有同樣的結果”。在作此書時，對自己前期的作品多有涉及，如在51頁就有這樣的句子“我在《殷奇佚存》的敘里還說過”。又因為他曾寫過文字學密切相關的《古文字學導論》，所以他在寫《中國文字學》時，主要是厘定概念，而省略了大量的具體論證，大有鳥瞰中國文字學之勢。而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論》中，對于論點的提出方面一般持謹慎的態度，不直接對前人的理論加以批判，而是通過大量的例證，充分利用了他的在文字研究方面的造詣和研究成果來說明自己的觀點。如在闡述自己的“三書說”時，就用了大量的甲骨文、金文等加以說明。如果是無法用大量事實來說明的，他絕不會當即就下一個結論，而是把問題留給讀者自己來思考。如，在關于“八分”得名的原因研究中，他就列舉了古人的各種說法，然后說“究竟哪一說符合或最接近進入八分命名者的原意現在已經難以確定了，也有可能這些說法全都是不正確的”。
二、書目編排之差異
《中國文字學》和《文字學概論》兩書，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唐蘭先生和裘錫圭先生在理論創建方面的成果。這兩部書的主要理論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漢字的構成，追溯漢字的發展演變。書的用途各異，因此書的編排結構很不一樣，唐蘭先生的書是界定文字學理論，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裘錫圭先生的書是在唐蘭先生對文字學界定之后的思考，主要是用于教學，故對文字學領域內的爭議說得相對詳細。
現以兩書的目錄為例，從中揣摩各自的側重點及思路。唐蘭先生重整體輪廓，因此目錄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文字學范圍的界定、文字發生的時代、文字的構成、文字的演化和變革。其中最有特色的當屬“文字的演化”和“文字的變革”等。在編錄文字的演化時，就有包括如用“繪畫?鍥刻?書寫?印刷，行款?形式?結構?筆畫，趨簡?好繁?尚同?別異，致用?觀美?創新?復古，混淆?錯誤?改易?是正?淘汰?選擇”直接將造成文字演化的因素運用于標題上，如此，只要看到標題讀者就會明白他要說明的是關于文字演化的原因。誠然，在這個什么都要求深奧的年代，我們完全可以學習這樣的做法，因為文化是必須經過傳播才有意義，普通讀者能讀懂的理論自然是最好普及的。
《文字學概論》實際上是為了說明文字學領域三個主體部分―文字的性質、形成和演變。在說明文字的演變過程時，作者沒有像唐蘭先生那樣把演化和變革分作兩部分來寫，而是以變革為主線，中間略微夾帶了些文字的演化。這樣很好的告訴了讀者其實演化和變革是兩個彼此相依無法分割的兩個部分。在文字形體的演變之上與唐蘭先生的第一章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那就是裘錫圭先生將秦系文字劃分到了古文字的范疇。唐蘭先生以文字變革的主要字體為主線，而裘錫圭先生直接陳述了隸楷階段各字形的相互影響。
三、對漢字發生時代、性質及“八分”的看法之差異
首先，兩人對文字的發生的時代的看法不同，唐蘭先生意識到文字發生的時代在文獻里沒有直接的憑據，只能尋求其他的途徑來尋找答案。從文字本身來看，現能考察的各種古籍最早的也只有商代的文字；從歷史的角度來推測，歷史是在文字很發展以后才能產生的；從歷法的發明及卜辭的研究的角度，得出文字遠在夏以前已經有了，于是推定文字發生應遠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關于文字的發生形成和發展，裘錫圭先生認為由于缺乏原始文字的資料，沒有復原漢字形成的具體過程，所以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推測。對于原始漢字有關資料是否具有漢字的特征的研究，推斷，我國原始社會時代普遍使用的幾何形符號還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可能與原始漢字同時存在，相互影響，或曾對原始漢字的產生起過一定的作用，距離事實大概不會太遠”，于此，他推測的結果是，漢字形成過程開始的時間，大概不會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
其次，定義中國文字的性質的時候，唐蘭先生對現有資料和觀點的批判，否定了中國語言為單音節語，認為中國語言對大體是由單音節語和雙音節語構成，由于無法弄清楚古漢語的讀法，所以無法做出定論；其后又批判了中國古代漢語有復輔音的說法；最后提出“如果硬要給中國語言下個定義的話，那就說是“聲調語”吧”。而裘錫圭先生從語言的角度比較了近代研究中的一些叫法中來尋找可能，從把文字作為語言的符號的角度出發，認定一種文字的性質就是由這種文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決定的，所以把中國文字定義為意符音符記號文字。另外，如果把字符看做在語素層次，那就可以定義文字體系為語素-音節文字（即使用屬于語素這個層次的字符，又使用表示音節的字符的文字）。在這一點上唐蘭先生顯然沒有裘錫圭先生對漢字的性質定義清楚的。
再次，唐蘭先生在他的《談談文字學》中提到，“文字學就是研究這些文字的形體的科學”“研究文字學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中國文字的歷史與其該走的路”。從這些話語中，可以看出，漢字的演化和變革過程是唐蘭先生文字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關于漢字的演變過程，他說理論上來講，應該是對著簡易的目標前進的，在這一點上兩人的觀點是相似的。但是，在說到漢字的變革過程時，兩人的觀點有了分歧。裘錫圭先生認為唐蘭先生把古文字分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國文字和秦系文字四類，這種方法也能夠反映出古文字形體變革過程的一些重要特點，但是其實這四類文字之間的界線并不是十分明確，所以他在寫書時主體注重的是用大量的史料來說明各階段文字的特點，而未涉及到這四類文字的區分。
最后還有關于“八分”的說法，唐蘭先生認為王的說法是對的，在《文字志》中古書三十六種有楷書而沒有“八分”，所以楷書就是“八分”。例證是在毛宏的教秘書中卻只是八分，這就很像近代所謂寸楷，一般要學書，非得從八分楷法入手不可，所以他的觀點是八分就是楷體，而裘錫圭先生認為漢隸才是“八分”，其依據是啟功的《古代字體論稿》。在涉及了“八分”得名原因的問題時，唐先生認為“八分”是“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裘先生則陳列了現存的各種可能的情況，并且對當代各學者的觀點進行辨析，但是最后沒有做一個總結，并陳述自己的理論。
四、對傳統“六書說”的批評及各自新“三書說”之差異
關于唐裘兩先生的文字學方面的思想，在《中國文字學》和《文字學概論》兩本書中有足夠的體現，最可圈可點的當屬兩人對“六書說”的態度和“三書說”的提出上。六書是造字之本，也就是造字的六種方法和原理，既然它是理論，那么這六種造字方法就必須要有清楚的界定。這些造字法之間是否有明顯的差別，兩種造字法之間重疊的地方是不是能引起爭議，有沒有充足而準確的例證，都將是這些造字法能否讓大家信服的依據。
在這一點上，唐蘭先生對“六書說”是持很明顯的批判態度的，首先他認為，“六書說”的界定粗疏。其理由是，象形、象意、象聲就已經包括了字的形音義三方面，為了把圖畫的實物的文字和少數的記號文字分開，所以多出了一種象事。至于轉注和假借，根本就不屬于造字法，而是漢字孳乳的一種方式。其次，是“六書說”的義例問題。 這一問題是“六書”界限不清導致的必然結果，不明晰的定義，就使得一些字的歸類不同，使得后人的解釋，各執一詞。對于劉昕、班固、許慎三家說法，清代學者討論得很多，但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即使在條例最詳細的《說文解字》中，每一書的例子也都只有一兩例，并且沒有注明某字屬于某“書”，也未能清晰表達每一“書”的定義。如鄭樵的《六書略》，因沒有看到許慎義例本身的缺點，對于不容易分類的字，只好采用“聲兼意”一類的遷就方法。所以唐蘭先生不得不提出“三說書”，以達到不遷就的目的。“三書說”的內容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聲文字，據唐先生自己的看法，這三種基本類型包盡了一切的中國文字。裘錫圭先生對此有很大的意見。
裘錫圭先生認為，六書說很難從實際出發去將漢字完全歸類，這是先立其名而后將漢字歸類的結果。例如，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所用的字符像實物之形，所代表的詞是所想之物的名稱。后者用的是抽象的形符，所代表的詞不是“物”的名稱，而是“事”的名稱。這兩類字的區別似乎很明確。但是實際上卻有不少字是難確定它們究竟應該歸入哪一類。“六書說”建立之初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對現如今漢字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意義，但是自從它建立其威信時，很多學者就限于此，做了很多沒有必要的研究。如，就如何對轉注下定義這種說法就有很多，在裘錫圭先生的書中就列舉了九種。裘先生不希望大家再陷于這毫無意義的探討中，因此，他開始探尋文字史上“六書說”的異聲，唐蘭先生的“三書說”進入了裘錫圭先生的視線。并且，他在此基礎上做出的自己的判斷，認為唐蘭先生的三書說――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聲文字沒有多少價值，其理由是三書說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完全沒有必要將象形字單獨列為一書，象意字就可以把它包括其中；其次，沒有給非圖畫文字類型的表意字留下位置，裘先生推測唐先生可能認為這些字都是后起的，數量也不多，故能不管，在裘先生看來這是一種不認真解決問題的態度；最后，沒有把假借字列入漢字基本類型，這是不對的，假借字不但在構造上有自己的特性而且數量也很龐大，作用也很重要，不把假借字看作一種漢字的基本類型實在是沒法反映出漢字的本質。在此基礎上，裘錫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三書說”――表意字、假借字和形聲字。分別是使用意符、音符還有同時使用意符和音符的造字法造的字。另外他還將三書不能概括的文字進行歸類，分別命名為記號字、半記號字、變體表音字、合音字、兩聲字。
五、學術背景及貢獻內容之差異
由于唐蘭先生和裘錫圭先生處于不同的時代，所以知識體系的形成也通常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進一步完善，當然因為論述的方法有所不同，我們無法評定兩人到底誰對文字學的貢獻更大。筆者認為，對于兩人對文字學貢獻的討論應該放到當時的社會背景中去。唐蘭先生是較早從建立古文字學角度來研究古文字的古文字學家，是現代古文字學的奠基人。他的著作《中國文字學》成書于20世紀四十年代， 1949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發行，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字學概論》出于同世紀的八十年代，是一部用新的觀點系統地研究漢字字形的理論性專著。
唐蘭先生《中國文字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第一，確立了中國文字學的名義；第二，從實際出發，確立了中國語言、文字在世界語言文字史上的地位；第三，解決了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否定了倉頡造書等不可靠的說法，確定了文字由眾人創造的說法；第四，進一步深度批判傳統的六書說，創立了三書說，在中國文字是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唐蘭先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勇于提出自己的觀點。這為我們走上真理之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五，系統地論述了漢字演化、變革的歷史。他的《中國文字學》該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呢？無疑它開辟了中國文字學的新時代。
裘錫圭先生的著作《文字學概論》的貢獻，我們必須把它放到與前人理論的比較中去加研究。第一，《文字學概論》第一次明確定義了文字的性質即語素――音節文字；第二，比較合理地論證了圖畫文字和漢字體系的形成過程及關于漢字何時何地開始形成的問題去中，以嚴謹的態度做的論斷，對于扭轉許多論著簡單草率地把原始陶符與表意性古漢字相比附的傾向有著積極的意義；第三，第一次論證了俗體字對漢字演變的關鍵作用，揭示出漢字演變的內在原因和動力；第四，從字符所反映的漢字性質來看，如果撇開隸變后才大量增加的記號字和半記號字，其三書說無疑是迄今所見最能反映漢字本質屬性的結構類型模式。第五，他把“表意字”再分為六小類：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會意字、變體字。這種分類盡管在某些劃分細節方面沒有必要，但是他避免了傳統六書說中像“指事”、“轉注”那樣含義不明的糾紛，而且更客觀全面地反映了漢字結構的實際情形；第六，對先秦古文字發展階段的研究繼承了自唐蘭以來既按時代又按地域劃分階段的處理辦法，分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秦系文字、六國文字四塊。這種劃塊法既能反映時代差異（商、西周春秋、戰國），又能反映空間差異（秦系與六國），構成了一個比較接近實際狀況的立體系統，比過去習慣于，按書寫材料分為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處理法要科學合理得多；第七，快刀斬亂麻似的處理舊的糾紛，對引導漢字學研究的正確方向也是很有益的；并且他還指出在語文研究中跟假借有關的幾種錯誤傾向。當然，從漢字學研究史的角度來說，《文字學概論》一書凝聚著作者30年獨立思考和研究的心血，總結了前人漢字學研究的成果和教訓，在漢字學史上具有歷史性的地位和價值。
綜上所述，唐裘兩人的文字學思想的差異，實際上也是中國兩代文字學大家對中國文字學本體及未來的思考，無所謂優劣。但是我們能從對兩者文字學思想的比較中去學到很多，我們未來的文字學該何去何從，文字學思考的角度有哪些，不能僅囿于現有文字學家研究的論點而不去思考這些理論是否真正能夠適用“唯物”的文字學。唯有這樣，中國文字學這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才能煥發生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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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4）
[3]詹勤鑫.《漢字學研究的總結和發展一評裘錫圭》.語文建設，1991，（5）
文字學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第六屆;漢語言文字學;研討班;學術綜述
漢語言文字學高級研討班自2010年暑期舉辦以來，引起了文字學專業學習者及其愛好者的熱切關注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2015年8月11日至8月18日，以“新時代的中國語言文字研究”為主題的第六屆漢語言文字學高級研討班，在郭錫良、王寧、魯國堯三位先生的關懷下，于河北大學順利開辦并取得圓滿成功。
八月的保定已經跨入酷暑，滾滾熱浪并未阻擋學員們踏入保定的步伐。為了一睹各位先生的風采，獲得更多關于漢語言文字學的知識和前沿信息，與學術界專家們增加交流、提高科研水平，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五十多位學員冒著酷暑，千里迢迢趕到河北大學參加第六屆漢語言文字學高級研討班。
8月11日上午，王寧先生、魯國堯先生、北京師范大學李國英教授出席了開幕式。在由河北大學楊寶忠教授主持的莊重而簡樸的開幕式上，李國英教授和魯國堯先生先后致辭，他們闡述了研討班開辦的初衷，回顧了開辦之初的情形，同時對我們年輕一代的學生們寄予殷切的期望，希望研討班能夠一直辦下去。期間，和藹又不乏幽默的魯國堯先生還同現場在座的一百五十多位學員約定，二十年后再與王寧先生一起，和大家相聚河北大學。從先生們的言語表情間，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他們對于中國語言文字學未來發展的深深憂患和對祖國傳統文化的眷念之情，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真去選擇和培養學術繼承人的那份厚重的教育責任感，是對我們年輕一代的深切關懷與殷切的期待。正是在這樣輕松、和諧而又親切的氛圍中，為期八天的高研班拉開了序幕。
前來此次研討班作學術報告的專家學者多達14位，他們從各個領域多角度多側面深入探討，涉及文字訓詁、音韻學、方言學、語法詞匯學、出土文獻、詞典編纂、專書研究、文獻學方法以及語言政策等多個領域。所講內容都集聚了各位專家學者在各自領域內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是他們豐富的學術積累，更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一、文字訓詁、音韻學方面
王寧先生在《〈說文解字〉與〈說文〉學》的報告中詳細的闡述了《說文》學的主要精神，介紹了漢字構型系統的建構、《說文》優選字形的原則，最后強調了《說文》學的發展。她說：“《說文》學不可輕視和低估，它涵蓋了中國文獻文字學也就是傳統文字學全部的自覺理念和方法，概括了漢字的特點，提供了規范的漢字形體和符合漢字特性的全部屬性，中國文字學的創建不可缺少。”講座期間，先生兩次談到自己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憂患之情，也談到先生的老師陸宗達先生和太老師黃侃先生對于傳統文字學的堅守，以及他們持有的傳統語言文字學之樸學精神。正是這樣的一脈相承才讓我切身的體會到，為什么王寧先生面對《說文》學精神的失落，會有如此沉重的憂患意識，會發出“民族文化是不屬于個人的，它是若干代人共有的財富，踐踏她、舍棄她、甚至冷落她，都是對人民的一種背叛！”這樣強烈的呼喊。這也讓我想到研究生剛入學的時候，我的老師閆艷教授強行規定我們每人買一本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要求我們時學時讀、用熟用懂。
除此之外李國英教授在《漢字造字原理》的報告中，介紹了漢字理論體系的基本理論范疇、前人的相關研究以及造字定義的內涵。并且在此基礎上延伸擴展，緊扣“新時代的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這一主題，給我們介紹了“如何制定計算機字庫的國際標準、如何制定漢字頂級域名用字的規范以及中華字庫工程”等等這樣一些科學前沿的信息。這讓我對漢語言文字學有了一個新的認識：新時代的語言文字研究絕不僅僅只局限在傳統的文字訓詁，語音詞匯等方面，而是緊跟時代的步伐，與現代接軌，服務于當代，伸向更加廣闊的領域。
蘇寶榮教授在《漢語研究應當在“兼綜”的基礎上“創新”》的報告中，分四個主題，深入探討了在漢語研究與教學實踐中“兼綜”與“創新”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還有北師大的王立軍教授作了《談訓詁實踐中的字詞關系問題》的學術報告，分四部分談到了“漢字與漢語關系的密切性、漢字與漢語的不同質性、前代訓詁家對字詞關系的認識、朱駿聲轉注系聯中的字形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王志平研究員為我們作了《上古音與古文字研究芻議》的報告，詳細的講解了上古音研究的觀念與方法、古文字和出土文獻音韻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二、語法詞匯、方言學方面
浙江大學王云路教授在《論漢語詞匯的核心義》的報告中，首先介紹了詞義產生的三種主要類型，然后從“詞義演變研究的歷史”、“核心義研究的歷史”、“核心義的定義”、“核心義的來源――抽象義”、“《說文》本義與核心義重合”、“核心義的淵源――段王核心義研究”這六個方面入手，探討了漢語詞義發展演變的歷史和詞義內部意義之間的深層聯系，并且列舉了相當多具體鮮活的詞語考釋，這些詳盡而精確的考釋為核心義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實踐和證明。這樣的一個理論構建，在我們看來非常簡單，兩個小時的課程就能講得明了通透。但過程卻是異常的漫長和艱辛。王云路教授從2006年發表《論漢語詞匯的核心義――兼談詞典編纂的義項統系方法》一文，提出漢語核心義這一理論，引發語言學界的強烈關注，直到2014年出版《漢語詞匯核心義研究》一書，歷經八年的時間。也正如王教授在這一書中所說：“即使核心義的存在不能得到確證，這種具有較強解釋力的理論構建依然值得探索和討論，正如共同義研究使多義詞的本質和特點得到全面的認識，核心義研究也能夠推進詞匯語義學及相關學科的發展。”
戴慶夏先生在《漢藏語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的報告中，從“由近到遠、由小到大的漸進過程”、“根據自己的實際辯證地處理好語言事實和語言理論的關系”、“正確把握好‘博’和‘精’的關系”這三個方面展開，根據自己多年來從事漢藏語研究的經驗，介紹了如何開展漢藏語研究的體會。戴先生將他畢生從事學術研究的寶貴經驗和教訓娓娓道來，給我們從事學術研究提供了極大的自信。更難能可貴的是，戴先生如今80多歲的高齡還一如既往的堅持田野調查。
張安生教授在《語言接觸與漢語方言語法“型變”――以甘青河湟方言為例》的報告中采用生動且豐富的示例，詳細講解了語言接觸的概念、河湟方言的型變特征等問題。張教授也是在堅持多年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獲得方言學上的巨大成就。
三、專書研究與辭書編纂方面
魯國堯先生在《〈永樂大典〉編纂、輯佚與語言文字學古籍》的報告中，詳細介紹了《永樂大典》這部巨型百科全書，分兩章主要講解了《永樂大典》的編纂和輯佚問題。第三章就有關《永樂大典》小學書輯佚問題做了專門探討。對于《永樂大典》編纂動機問題，先生列舉了三種觀點，并作出了自己的判斷，通過對朱棣相關史實的列舉，先生認為朱棣編纂《永樂大典》是刻意包裝自己的形象工程。在輯佚的問題上，先生著重給我們介紹了丁治民教授的《〈永樂大典〉小學書輯佚與研究》一書，并給予了高度評價。從先生的言語當中，我深深地感覺到先生作為一個對祖國傳統文化無限眷戀的富于高度責任感的教育者，向我們發出“關注《永樂大典》、繼承傳統文化”的強烈呼喊！誠如先生所言，《永樂大典》就是一座蘊含豐富的礦山，雖歷經兩百多年的不斷挖掘，但這座礦山蘊藏之廣之深厚，仍然有待我們去進一步挖掘，在輯佚小學書的課題上，仍然大有作為。在報告的最后，魯國堯先生給我們留下了八個大字：“凡我同志，爭著先鞭”。是的，面對《永樂大典》這樣一部巨著，誰的眼光敏銳，誰先下手，誰能有足夠的勇氣攀爬這座礦山，誰就會成功。而我們這一代年輕的學生們，究竟有沒有足夠強的能力去面對和繼承我們文化積淀如此深厚的古代文獻和遺產呢？
郭錫良先生在《王維〈鳥鳴澗〉再議》的報告中結合傳統訓詁學和現代學科漢語史，對《鳥鳴澗》一詩中的“桂花”作了比較全面的考證和分析，認為此“桂花”是指月光，而不是指桂樹的花朵。先生不止一次的告訴我們，對于古詩當中的一些意象的釋讀，一定要落實到字、詞、句。先生還重申了王力先生對章太炎、黃侃兩位先生古音學的繼承與發展，嚴厲批判了學術界一些弄虛作假的個別現象和學者。還談到了“博”和“精”的問題，先生告誡我們，一定要拓寬自己的視野，在廣博自身知識的基礎上做到精于本專業及同本專業相關的方方面面。先生在學術問題上較真的態度，給我們所有學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楊寶忠教授為我們作了《<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存在的問題》的學術報告，楊教授從2001年跟隨王寧先生從事大型字書疑難字考釋與研究，這15個年頭以來，一直在做這樣一件事，他2011年年初開始讀《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到2014年7月讀完，發現了一些和疑難字考釋相關的問題。他分別從“字形問題、釋義問題、注音問題、引證問題、異同認同問題、同形別異問題、核對問題、引文標點問題、體例問題”這十個方面作了一個系統的疏通與整理。《漢語大字典》是一部通用性的大型字書，楊寶忠教授能夠不厭其煩的一個字一個字去考辯，這種精神著實令我們嘆服。而且能夠最大限度減少像《漢語大字典》這樣通用性大型字書的訛誤錯漏問題，是讓我們所有學習中文的人高興的事。
四、文獻學及其他方面
黃德寬教授作了《新出楚簡文獻與文字學研究》的學術報告，為我們詳細介紹了近年新出土楚簡文獻的情況及其文字學價值。值得提出的是，根據黃德寬教授的講解，這些新出楚簡部分文獻在經過考釋以后，證明《說文》所收古文字確系戰國文字，且與齊系楚系文字多有相合。那么王寧先生說的“《說文》是唯一，且不容否定”得到進一步確證。
華學誠教授在《文獻學方法與語言學著作研究》的學術報告中，談到了古漢語研究過程中的研究方法問題。他認為，文獻學研究方法是研究古漢語的基礎和前提，它與其他方法不處于同一個層面，報告采用詳細的文獻材料示例分四部分進行闡述：不懂文獻難以研究語言，不懂辯偽難得材料之真，不講版本難得材料之善，不會校勘難復材料之源。
最后北京語言大學的李宇明教授為我們做了《中國的語言政策》的學術報告，生動形象的為我們闡述了新時代國家的語言、文字政策，以及21世紀的語言競爭問題。
五、結語
為期八天的高研班課程安排得既豐富又緊湊，老師們的報告幾乎涵蓋了漢語言文字學的方方面面。上課期間，學員們也并非處于純粹的接受者的地位，每一位老師的講座都有學員積極參與互動，提出自己的困惑，表達自己的觀點，氣氛緊張而融洽。除此以外，主辦方還于8月14日上午安排了“青年沙龍”這一特殊環節，總共有十位學員提交并宣讀了自己的論文，學員們分兩組就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學術觀點進行交流、對話、相互評議。這些提交論文的學員當中，有在讀博士生也有在讀碩士生，甚至還有剛剛考上碩士的學員。在這樣一種場合宣讀自己的論文，對他們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挑戰，更是一種進步。我深深的感覺到這樣生氣勃勃的學術討論，不僅給我一種相互碰撞的激情，同時消除了平日里處于社會上的一些浮躁的毛病。八天的時間，我收獲的絕不僅僅是知識的增加和學術視野的開闊，我融入在濃厚的學術氣氛當中，學者們嚴謹可貴的治學精神以及全身心投入的虔誠態度讓我感動。八天的時間，我與來自其他院校的同學們相識、相知，到最后的依依不舍。我們坦誠地相互學習，發現各自存在的差距，我們相互勉勵在往后的日子里更加奮進。
文字學論文范文第6篇
關鍵詞：疑難俗字；成果；綜述
中圖分類號：H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2）15-0094-02
在近代漢字學體系中，俗文字是其研究的核心內容。近幾十年來，在諸多文字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俗文字學異軍突起，獲得了長足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者對疑難俗字的研究成果豐富，本文擬就此擇要作一介紹。
一、俗文字學理論著作
1995年岳麓書社出版了張涌泉的《漢語俗字研究》。這本書是第一本研究漢語俗字的理論性著作，較完整地構筑了漢語俗字學的理論框架，“填補了文字學領域的一大段空白”。對學者研究考釋漢語疑難俗字多有啟發。對于本書的內容及價值學者多有評介，此不贅述。
200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楊寶忠的《疑難字考釋與研究》一書。此書下編在上編考釋的基礎上，梳理大型字書發展脈絡，提出疑難字擇定標準，揭示疑難字形成的原因，總結疑難字的考釋方法，指出疑難字考釋的重要意義。“總之，正因為作者善于揭示漢字訛變的規律，注意總結辨析疑難字的方法，才能在漢字的海洋中縱橫馳騁，取得了令人艷羨的成就。”“恰好填補了大型字書中疑難字考釋的薄弱環節。”
二、疑難俗字的定義
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認為：“漢字史上各個時期與正字相對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間的通俗字體稱為俗字。”①他在《漢語俗字研究》中說：“所謂俗字，是區別于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②楊寶忠在其《疑難字考釋與研究》一書中給“疑難字”作了界定：“本書所說的疑難字，是指音、義不詳或形音義可疑的字。疑難字又可分為疑字和難字，難字是指音未詳、義未詳或音義未詳的字，疑字是指音義雖全，但形音義可疑，也就是形音義之間或字形與字用之間有矛盾的字。”③
楊寶忠先生從微觀上對“俗字”和“疑難字”作了區分，認為“疑難字”并不等于俗字，實際上，二者在范圍上是交叉的，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張涌泉先生所說的“俗字”不能代替“疑難字”。楊先生指出：“漢字在貯存過程中，由于傳抄和編纂失誤，產生了大量的疑難字，這些疑難字（還有字書所謂“古”“籀”），其實并未在民間流行，因而不能以俗字稱之。大量的俗字是可識的，特別是在文獻的語言環境中，很多俗字是常用字，這些字不但可以認識，而且有的比正字的通行度還要高。”④因此，《疑難字考釋與研究》一書沒有使用“俗字”這一概念。
我們認為所謂“俗字”，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俗字是指易于辨識的、與正字相對而言的異體字；廣義的俗字則包括疑難字。疑難字與狹義的俗字二者是一對孿生兄弟，疑難字是廣義的俗字的一部分，它的形成與俗字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聯系，它們的演變規律是相通的，二者不能截然分開，因此可以統稱為疑難俗字。如果出于研究目的需要特指的話，則可以把“疑難字”這一概念從“俗字”中離析出來；否則，為稱說方便起見，以“疑難俗字”統呼之亦無不可。俗文字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疑難俗字。
三、疑難俗字的考釋成果
疑難俗字的考釋成果可分為專著類和論文類。
（一）專著類。專著類按照所研究材料的來源又可分為兩個方面。
1、來源于新編大型字書
（1）張涌泉：《漢語俗字叢考》⑤
該書是首部以《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為綱，借助敦煌寫卷的俗字材料與《龍龕手鏡》等古代字書，對歷代字典辭書中的疑難俗字進行了系統全面考辨的學術著作，內容包括字形楷定、辨識、注音、釋義等問題，涉及兩部大型字書疑難俗字三千多個。所有考釋“幾乎都是確鑿有據，不容辯駁的”（參見裘錫圭《漢語俗字叢考·序》）。
（2）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與研究》⑥、《疑難字續考》⑦
《疑難字考釋與研究》由上編《疑難字考釋》與下編《疑難字研究》兩部分組成。上編綜合利用文字學、訓詁學、語音史、校勘學、辭書學、文獻學等相關知識，從辭書編纂史和漢字演變史的角度對大型字書疑難字進行考釋，考釋唐宋以來大型字書貯存的疑難字1650個。下編已見上文。《疑難字續考》作為考釋《疑難字考釋與研究》的姊妹篇，已于2011年4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疑難字續考》考釋《大字典》、《字海》疑難俗字1000個左右。
（3）鄧福祿、韓小荊：《字典考正》⑧
該書同樣以《大字典》、《字海》所收疑難俗字為考正對象，考正《大字典》、《字海》疑難俗字1121個，其中包括“考出音義未詳字超過350條，溝通字際關系近270條，為字書補充文獻用例近260條，糾正字書溝通字際關系錯誤近70條，糾正最近幾年學者考證的錯誤近30條，為近年來學者考證補證近40條”（參見李國英《字典考正·序》）。
（4）周志峰：《大字典論稿》⑨
該書是作者有關《大字典》研究系列論文的結集，收入論文14篇，內容涉及《大字典》收字（漏收）、義項、釋義、舉證、注音等問題以及對《大字典》疑難字的考釋，考《大字典》疑難俗字近100個。
2、來源于佛經文獻
（1）鄭賢章：《龍龕手鏡研究》⑩
該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內容包括《龍龕手鏡》的研究價值、俗字考釋方法、闕失、術語以及其與《一切經音譯》、漢文佛經、《漢語大字典》的關系等。下篇俗字匯考部分以《龍龕手鏡》俗字為研究對象，依據《一切經音義》與佛經文獻，考釋《龍龕手鏡》俗字965個（含上篇考釋）。
（2）鄭賢章：《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研究》{11}
上篇：包括緒論，《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研究》與漢文佛典的校勘，與《龍龕手鏡》、《一切經音義》研究，與大型字書的完善，同形字、類化字研究，常用俗字形體演變研究（以“惡”、“惱”為例）等內容。中篇：《隨函錄》俗字匯考，本篇以《隨函錄》所收俗字為考釋對象，以《隨函錄》所收俗字與佛經文獻相對勘，考釋《隨函錄》俗字凡1670個。粗略統計，該書考釋《大字典》、《字海》所收疑難俗字約120個。下篇為《隨函錄》俗別字譜，收錄《隨函錄》俗字15000個左右，以正字帶俗字，按音序編排。
以上所介紹的研究專著，其大多都把考釋成果編寫成檢字表附于書后，極便讀者查檢使用。
（二）論文類
近20年來，文字學者發表了大量有關疑難俗字研究的論文。這些學者主要有：張涌泉、楊寶忠、鄭賢章、鄧福祿、韓小荊、李國英、姚永銘、楊正業、梁春勝、張小艷、于建華、周志峰等。論文類疑難俗字考釋成果的考釋材料來源主要有古今大型字書、韻書、佛經文獻、敦煌寫卷、古代刻本文獻、碑刻等。這些論文既有對疑難俗字的考釋，也有對疑難俗字演變規律及考釋方法的探討。由于數量眾多，這里只好從略。
我國俗文字學興起時間還不長，特別是對疑難俗字的專門研究只是近20年來的事情。雖然學者經過共同努力，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直到現在，有著三千多年歷史的漢字，卻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完整全面的漢字史，單就疑難俗字領域來說，前景還是一片廣闊，等待著來修時賢去上下求索。相信有了國家的鼓勵和支持，在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俗文字學必將迎來一個新的發展高潮！
注釋：
①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版.
②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版.
③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與研究.中華書局2005版.
④同上.
⑤張涌泉.漢語俗字叢考.中華書局2000版.
⑥同上.
⑦楊寶忠.疑難字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版.
⑧鄧福祿、韓曉荊.字典考正.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版.
⑨周志鋒.大字典論稿.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版.
⑩鄭賢章.龍龕手鏡研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版.
{11}鄭賢章.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研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版.
參考文獻：
[1]梅季.一部填補近代漢字研究空白的力作——評張涌泉[J].語文建設，1996,（1）：41—42.
文字學論文范文第7篇
《高等國文法》是《馬氏文通》之后最重要論文聯盟的古漢語語法著作，在漢語語言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它一經出版，即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抗戰前，它已經列入商務印書館最權威的《大學叢書》；同時，歐、美、日、蘇的一些大學及漢學家，大都選用它作教材或參考書。時至今日，我國中學、大學所使用的“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的語法體系仍與《高等國文法》的語法體系相差無幾；有的相異之處，還以后者稍勝一籌。如“暫擬系統”有“量詞”而《高等國文法》沒有；我們知道，后者雖然是一個泛時的體系，但例句多采自先秦兩漢，也即是上古的典籍，而上古漢語恰恰是只有單位名詞而沒有量詞的。因此，在這一點上，《高等國文法》是勝過“暫擬系統”的。語言是一個嚴整的系統，大系統下還有中系統、小系統。《高等國文法》從語音上探究了古漢語第一、第二人稱的系統。例如，在《自稱人稱代名詞之音系》一節中指出吾、我、?n都是疑母字，臺、余、予都是喻母字，朕、身等都是端母定母字等，這是非常科學的。又，目前中學文言教學中作為重點、難點的文言虛詞系統，基本上還是沿襲《高等國文法》的體系；目前中學生都基本掌握的動詞、形容詞的“使動”（即“致動”）、“意動”用法，也是沿襲《高等國文法》的說法而一成不變的。
《中國修辭學》是我國修辭學兩大流派之一民族形式派的代表作。遇夫先生將修辭與校勘加以區分，使之各成專門之學，同時歸納總結古人修辭的規律，是為“科學性”。發前人所未發，指出古漢語中的若干特殊修辭現象，并將之提升到理論的高度，是為“創造性”。從古籍中輯錄大量修辭事例，分類編排，讓事實說話，而不言自明，關鍵處加以簡明扼要的按語以畫龍點睛，所謂“以少許勝許多”，是為啟發性。秦旭卿先生指出：一是由先生的前期著作《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到這部《中國修辭學》是中國傳統語文學向現代語言學轉變的一大飛躍；二是《中國修辭學》第一次把修辭和語言三要素緊密結合起來了；三是《中國修辭學》的研究方法體現了唯物辯證法。
周秉鈞先生對《中國修辭學》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價值作了更為凝練的總結：“楊氏博覽群書，從我國古籍中收集了非常豐富的修辭材料，加以分類排比，揭示出我國古代修辭的真實面貌。漢語修辭的主要內容，在這本書里可以說基本概括了。楊氏是全面地占有了我國古代修辭材料科學地進行研究的開路人。《中國修辭學》這本書是研究我國古代修辭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在我國修辭研究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古書疑義舉例續補》一書的基礎上增刪和改寫而成，“續補”是《中國修辭學》的資料長篇。遇夫先生十分重視“彰顯華夏歷古以來”語法和修辭的民族特色，反對所謂“修辭之術與歐洲為一源”，“中國不能獨有”的錯誤說法，指出這種謬見只會導致“貶己媚人”、“一一襲之”的惡果。《中國修辭學》第一次把修辭和語言三要素（語音、詞匯和語法）結合在一起，在方法上綜合運用“歸納法和比較法”，這在漢語修辭學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中國修辭學》問世，使古漢語修辭學擺脫了作為經學的附庸，使之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傳統的中國語文學向現代科學語言學飛躍的標志”，“是楊氏的創造性學術成果”。郭紹虞稱楊著在內容上和方法上，可說為中國修辭學“辟一新途徑，樹一新楷模”，全書十八章、十七萬余字，1933年由世界書局出版，1954年由科學出版社增訂出版。
五、文字、訓詁學著作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是遇夫先生文字學、訓詁學、語源學的代表作，1936年底出版，奠定了他作為當時“文字訓詁之學第一人”（陳寅恪語）的崇高地位。
《積微居小學述林》是《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的姊妹篇，1954年出版，因為后出，考據更為爐火純青。上述兩書譯成多國文字出版，國內外影響深遠。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是論文集，文字訓詁學名著。1931年至1936年冬，先生“乃專力于文字之學”，完成了“說字”、“音韻方言文法”、“經史金石考證”等論文一百零六篇，五卷，共十六點四萬字，書名《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1937年1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乍出”，師生同行贊為“創獲”。著名語言學家余嘉錫說：楊著《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于《說文》諷籀極熟，于群經講貫極精”、“上溯鐘鼎甲骨之文以識其字，旁通百家諸子之書以證其義。窮源競委，枝葉扶疏”，為近代文字訓詁之宏著。張爾田稱：“《論叢》內容精墑”，“自開戶牖”，有“創通之美”，“不墮乾嘉大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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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該書乃民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原創性學術精品之一，收入《民國叢書》第五編。《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1937年先生任教湖南大學后，將小學金石的新作輯成《續編》一卷，于1946年出版。1954年，先生將1931年出版的《文錄》，1937年出版的《論叢》和1946年出版的《續編》，進行刪選增訂合并，輯為《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共六卷，一百三十九篇，三十一點六萬字，1955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它比較集中地展示了先生小學金石研究的卓越成就。郭在貽稱：遇夫先生“于音韻、文字、訓詁、語法、修辭等，靡不淹貫，其于訓詁之學，尤為卓絕”。新著《論叢》，“對乾嘉時代訓詁學”“有所創新和發展”。他和章太炎、黃侃等都是“卓越的訓詁學大師”。雷敢指出先生精于“王、段之學，但不拘泥于王、段”，“不在文字本身兜圈子，而能博涉經學”，“大量運用金甲文的研究成果，考釋文字，校勘考證歷史文獻和整理古籍”，因而“開辟了文字學研究的新境界”。陳寅恪倍贊先生經史兼精的學養，說楊先生“熟讀三代兩漢之書”，群經諸史，“融會貫通”，故考證“脫離片斷之金石”，解釋“晦澀艱深之詞句”，“無不言從字順，犁然有當”。“寅恪嘗聞當世學者，稱先生為今日赤縣神州訓詁第一人。今讀是篇，益信其言之不誣也”。
《積微居小學述林》收入的是楊先生1936年以后寫的“說字之文和其他文字”，是《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的續集或姊妹篇，全書七卷，二百零七篇，前五卷為解說通考文字之學，后兩卷是故書古史雜考與序跋書札雜文，共三十四點七萬字。1954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83年中華書局重印。封面書名譯有英、俄文字。曾運乾說：《述林》“繹許書，廣綜經典，稽諸金石以究其源，推之聲韻以盡其變”，其文字學說，已“超二王而邁俞、孫矣”。廖海廷稱先生諳練許、段、王之學，“博學精思”，“能獨出新詮，發復千古”。先生說字，“形、聲、義三者密合”，“明文字之源”；“精通古韻，窮其語源”，故能辨段、王之“瑕瑜”，剔許君之“謬說”，為文字研究“辟一新徑”。
《中國文字形義學》是遇夫先生治古文字學、文字學的集大成式的總結性著作。1944年，楊先生對《中國文字學概要》作了增刪和調整，改名《中國文字形義學》，分《形篇》、《義篇》。《形篇》取原書前六章，另增“會意兼聲”和“準會意”兩章；《義篇》取原書第七、八兩章，擴充原書第六章“訓詁知識”。1952年對《中國文字形義學》進一步修改，使全書“益臻細密”，1955年寫成定本。先生逝世后，1961年《中國文字形義學》定本轉到他人之手，至今下落不明。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將《中國文字學概要》和《文字形義學》底稿的前半部，以及《文字形義學目錄》合訂出版，約十三萬字。遇夫先生曾說：《文字形義學》論文聯盟“經營前后十余年，煞費心思”。周秉鈞說，先生寫此書“用力甚勤”，是他“數十年心血的結晶”。它有以下四個特色：1、博采了近現代漢字研究的新成果，集中了先生自己的創見，訂正了《說文解字》一些失誤；2、理清了“象形”和“指事”的界限，化解了前儒頗多難點和誤解；3、運用近現代科學知識與方法，細分了漢字結構的類型，為現代科學文字學的奠建做出了新貢獻；4、揭示了漢字發展的一些規律。黃侃說：“長沙楊君之于形、聲字有獨見，越段、王樊籬，補許君之不足，自為一家之言。許嘉璐稱：“楊先生于文字研究”，廣綜博取，自創一條新路，形成了“‘說文’楊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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