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1
關鍵詞：城市街區；城市人行道；公共安全
中圖分類號：F2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6-0152-02
目前，人們對城市人行道發揮的公共安全功能重視度不夠，街區的治安管理也多數依賴傳統的模式，而發揮人行道自身的安全自治化活力不夠，街區居民參與安全管理程度不高，街道安全管理環境也急需優化。
一、城市人行道的公共安全功能
傳統上城市公共安全的提供是來自國家，而公共安全建設也因缺少市民的參與而減少了其公共性。正如亞里士多德在論述以何種方式建立城邦時所提到的人們對公共事物與私人事物的不同態度問題時所說，“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物。”[1]在現代社會中，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事物的普遍聯系性，不僅自己和他人有著密切聯系，個人和環境也相互影響，單純在乎“私人事物”是遠遠不夠的，越是公共的，越是私人的。
人們在城市人行道行走或是駐足，總會有是否“安全”的顧慮。因為如果該街區或是人行道是“安全”的，就不會考慮是否安全的問題了。人不是被動的安全受益者，也不是無助危險的受害者。而一個城市街區的基本安全原則是人們在人行道上身處陌生人之間必須感到人身安全，必須不受潛意識感覺到陌生人的威脅。因此，城市的人行道必須具有而又實際具有城市公共安全的功能。
二、城市人行道存在的安全問題及其原因
（一）城市人行道安全活力不高
維護城市安全是警察的責任，但是城市的公共安全不應該單是主要由警察來維持。而且，目前街道的警力不足這一現實狀況，更加凸顯出街道安全活力不高的問題。城市的公共安全主要應該是由一個相互聯動、非正式的網絡來維持―― 一個有著自覺的抑止手段和標準的網絡，它由人們自行產生，也由其強制執行，這就是城市街區自己的安全活力，它可以依靠街區人行道的安全功能發揮出來。而目前大部分的街區既沒有一個自制網絡來抑止不安全事故，又沒有完全依靠發揮人行道的安全功能，使街區自身在街區公共安全上無所作為，致使安全活力不高。
（二）街區居民的參與程度不高
城市街區管理離不開居民參與，沒有居民參與，街區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缺乏居民參與是當前中國城市街區管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在“街道辦”和居委會的全面管束下，居民一方面缺少參與街區事務決策和管理的途徑；另一方面他們早已習慣于事先有事直接找政府，尋求政府的幫助，等待政府的安排，因而缺乏參與街區活動的積極性。至于街區的人行道，除了主要發揮其行走功能外，居民們幾乎忽略它的公共安全功能。多數人沒有形成一定的觀念和意識，對街區的陌生人或者是異常行為和現象缺乏警惕，行走在人行道時也缺乏交流，哪怕是眼神的交流，這樣，人行道沒有充分發揮出保障街區的有序和穩定的功能，居民也就不能以人行道為紐帶增進居民的歸屬感。
（三）人行道周邊的安全環境急需優化
1982年，美國犯罪學家喬治?凱令和詹姆斯?威爾遜在《太平洋月刊》上發表了《警察與社區安全:破窗》一文，他們首次使用“破窗”一詞，并系統的闡述了“破窗理論”[2]。“破窗”(brokenwindows)是一種比喻，指的是街區中出現的擾亂公共秩序、輕微犯罪等現象就像未被修理的窗戶，給人造成街區治安無人關心的印象，如果任其發展，將導致更為嚴重的犯罪。破窗理論說明街區治安管理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消除潛在的治安隱患。但是，中國街區治安管理的外部環境并不理想，單從人行道這一點就表現出：（1）亮燈工程不夠。不少街區不僅很多人行道兩側沒有路燈，而且許多居民樓道也沒有感應燈。黑暗不僅會給預謀違法犯罪，破壞公共安全的人提供可趁之機，也給行人、治安巡邏人員帶來諸多不便，增加了街區治安隱患。（2）街區環境凈化、美化不夠。許多人行道旁的街心公園都已經廢棄，無人管理；或者成為流浪者和乞討者的露宿地。這不僅影響街區的美觀有序，而且也可能為犯罪分子提供了窩藏地點。
三、解決街區公共安全問題的措施
（一）激發街區自治化活力
加強城市街區的公共安全建設關鍵是依靠街區自身，激發其活力，加強其自治化程度。其途徑很多，比如可以通過推動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來實現。民間社會組織是街區建設的主體之一，也是街區管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4]。如何培育和管理民間社會組織，是激發街區自身活力的主要內容。一方面要扶持、引導民間社會組織發展，但更關鍵的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自我監督管理制度。
由于街區居民共享著地理位置，穿插交匯的人行道使他們在空間上相互聯系，日常行動和生活，更是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他們的街區。因此，城市街區在自治方面還應當具備一個功能，就是當街區遇到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必須及時地找到有效途徑，將街道的意見反映到上級主管機關，這也能促使將反映民生的意見變成城市的政策。
（二）增強街區居民的歸屬感
一個成熟的街區，不僅要具有界限明確、相對穩定的地域和并存互動關系的人口群體以及街區成員共同生活所需要的公共設置，而且更要具有一定的街區管理水平和街區居民的認同感[3]。人們相互間即使沒有任何關系，但必須存在對彼此的公共責任感，這一責任感源于對街區的歸屬感、認同感。街區居民對街區有沒有親切感、歸屬感、自豪感、榮譽感等感情，是一個街區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在對街區公共安全的管理時，可以通過不間斷的開展治安防范工作，有效地防止街區違法案件的發生，營造街區良好的治安環境；通過端正街區民警的執法思想，樹立為民服務的意思，建立了良好的警民關系，培植良好的社會風氣。實踐證明，實施街區治安管理，不僅可以建立融洽的警民關系，增強街區居民的歸屬感，而且也可以為街區的發展提供保障作用。這樣，居民將把作為公共產品的街道視為自己的家，將街區視為自己的家，無疑將促進整個社區的和諧發展，加強城市公共安全。
（三）樹立居民自覺監管意識
激發街區自身活力，增強街區居民的認同感后，必須樹立起自覺監管意識，或者說是自覺樹立起自我監管意識。一個有活力的街道不僅有行人，也有觀看者，人行道上的行人不僅在行走，同時也在對公共安全實行監管，街區的居民更是主要的監管者。這些行人和居民就成為監管街道安全的有效的人力資源，而要成為有效的，則必須有種自覺的監管意識。否則，即使有再多的監管者去監管公共安全，在燈火通明的火車站也會有駭人的犯罪發生。培養自覺監管意識的主體則主要是臨街的居民和人行道邊的店主。
老城市貌似缺乏秩序，其背后神秘的秩序、安全和自由，其實質就是城市相互關聯的人行道的用途，為它帶來一個又一個駐足的目光，正式這種駐足的目光構成了城市人行道上的安全監視系統。因此，街區的居民應當起到榜樣作用，樹立起自覺監管意識，由此來帶動街道上的行人，在人行道上發生眾多微不足道的公共接觸，由這些行為構成城市街道上的信任，它來源于迎面走過時的眼神停留，排隊等號付款，對有傷病的路人表示同情。而這種信任的培養不能依靠機構來進行。在街區范圍內平常的公開的接觸所有的事都是個人自己去做，并非強迫，其總和是人們對公共身份的一種感知，是公共尊重和信任的一張網絡，是在個人或街區需要時能作出貢獻的一種資源，這些都是自愿形成。而缺少這樣的信任對城市的街道公共安全是相當不利的。如果街區居民樹立起自覺的監管意識，那么街道上的每個人都有一種關注街道的潛意識，尤其在關鍵的時刻，那么城市的公共安全程度將大幅提高。
（四）充分利用街心公園提高城市公共安全
充分利用街心公園提高城市人行道的公共安全，是建設城市街區公共安全的有效途徑之一，而主要問題就是街心公園的規劃。無論該街區公園是成為流浪、乞討者的聚集點，或是廢棄品堆放的地點，還是犯罪發生點，也可能是街區居民游憩點、路人交流點、風景點，建立公園的目的都是為了將人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建在人口較為密集的地方。而將人群聚集起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強城市公共安全度。一個熟悉的道理：一條經常使用的街道相對安全，一條廢棄的街道很可能不安全。不安全問題并不能通過分散人群、降低稠密度、用郊區的特征來取代城市特征。所以，要充分利用街心公園的特點，將聚集起來的人群成為自覺監管城市公共安全的人力資源，以此來保障人行道這一公共產品的公共安全，從而保障整個街區和城市的秩序和安定。
四、結語
城市人行道對街區的公共安全有著較大影響，是研究城市公共安全重要的一環。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公共安全問題，尤其是城市人行道公共安全問題會越來越受到社會重視，一些傳統的街道和街區治安管理模式會逐漸改革，存在的一些問題會逐步解決，那么必然會出現新的問題，尤其是城市交界的“真空帶”的公共安全問題會日益凸顯，所以必須根據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對解決對策作出適時的調整與完善。總而言之，研究城市人行道對街區公共安全的建設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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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2
城市群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圍內，以一個或者若干個大城市為核心，依靠便捷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構成的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具有緊密經濟社會聯系的城市密集區域，城市群公共安全的管理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包括多種的行為主體，包括政府部門、私營部門、及第三部門（志愿團體、非盈利組織、非政府組織、社區企業、合作社、社區互助組織等等）因此，筆者認為城市群內公共安全協作平臺的建立需要達到兩個層次的緊密結合：第一個層次是指城市群內各個行政主體之間的聯動合作，從我國目前的城市群狀況來看，大致以市（區）為單位進行相互的溝通交流，例如長三角城市群，滬、寧、杭就是其中溝通合作的主體，第一層次的緊密結合就是要打破傳統的行政壁壘，在協作平臺內形成高效的應對機制；第二個層次的緊密結合就是要城市群內各個行為主體間的聯動合作，目前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是以政府為主導的運行機制，而要讓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踏上一個新的臺階就必須形成一個多中心聯動合作的機制，這其中就必須要包括政府、企業、社區、非盈利組織等主體的參與。目前針對這兩個層次的緊密結合，已經具有相當的可行性。
1. 利益的一致性是最根本的驅動力
由于城市群地域、水域在地理上的鄰進，隨著城市化的加快，城市群內交通的便利任何自然災害、人為安全事故都會對城市群內各個城市都會造成嚴重的影響，以珠三角為例，作為廣東省省會的廣州在2010年國家環保部公布的全國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結果（城考）中廣州位列廣東省第12，而廣州空氣污染的20%-40%來源于周邊城市。可以說，城市群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排除城市群內威脅公共安全的因素是所有行政主體的共同利益訴求。
同時，各行動主體作為公共安全危害的直接利益人，也是他們成為公共平臺重要力量的最根本的驅動力。因此，結合各個行政主體的力量，各個社會行動主體的力量打造一個綜合、高效、的城市群公共安全協作平臺，在利益訴求上的一致性是平臺構建的最根本的驅動力。
2. 新時代的理論基礎
隨著府際關系研究的不斷發展，學界與社會對于政府間關系的研究與認識都在不斷的深入與刷新，從以往關注縱向府際關系，到逐步關注橫向府際關系，甚至是網絡狀府際關系。在政府治理體系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這對于構建一個跨行政主體，跨部門，綜合社會各方力量打造協作平臺提供了理論依據。
隨著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興起，治理理論也逐漸體現在行政管理的變革之中，治理理論中的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主體間責任界限的模糊性，主體間權力的互相依賴性和互動性等特點，恰恰符合平臺構建的內涵。
公共安全協作平臺的建立既是依靠了現有理論的支撐，也是對于現有理論的實踐。
3. 政治基礎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提出”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龍頭，通過統籌規劃，形成若干用地少、就業多、要素集聚能力強、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標志著國家對于城市群建設的大力支持，目前全國已經形成了長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十大城市群以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承載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城市群內政治、經濟、文化、民生等領域都在逐漸走向一條打破行政壁壘、條塊分割的治理的道路，同步的基礎設施建設將城市群內的各個主體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以長株潭城市群為例，城際公交的開通，城際輕軌的建設加快了城市群內各主體融合的步伐。
各行政主體在城市群的重大議題上也發展出了類似于“市長聯席會議”這樣的府際協作溝通的新形式，而協作平臺的建立是為了在公共安全的議題上，讓類似的府際間的溝通常態化，固定化。
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城市群內的勇敢嘗試為平臺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礎。
4. 社會力量充當了最佳的填充劑
社會力量包括社會媒體、社區組織、非政府機構、企業、社區互助組織等等，在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城市中的上述的社會力量也在逐漸的成長起來，并且主動的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尤其是在城市公共安全問題不斷的復雜化，表現形式不斷的演變的情況下，原先的政府主導的模式下，對于新的問題的治理還存在一些不適應，甚至是盲區的情況。社會力量的參與一方面能有效填補一些死角，另外一方面多元主體的參與也能盡可的調動更多的力量參與到平臺的建設與運作當中去。
以媒體、社區組織、非政府機構為例：媒體的監督披露一方面監督了平臺的運行也為平臺能夠發現隱患解決問題提供了線索；社區組織的參與對于社區系統內治安環境的提升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珠三角城市群內已經有自發形成的關注弱勢群體的非政府組織成立，他們的出現更能有效的減少城市當中的不安定因素。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3
一、指導思想
以“十七大”精神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根據《*區20*年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工作實施方案》精神，以20*年版《全國文明城市測評體系》為導向，強化社會管理，提升我街公共安全的整體水平，為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構建和諧*創造安定的社會環境。
二、工作目標
通過專項治理，進一步完善打防控機制，加強社會管理，深化平安*建設，確保實現群眾安全感達到85%以上，公共消防設施完好率達到100%，群眾對“黃、賭、毒”問題治理認可率達到80%以上。
三、組織領導
為確保“公共安全”專項整治工作順利推進，街道成立“公共安全”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由街道黨工委書記譚衛任組長，街道黨工委副書記許可，*派出所所長朱濟南任副組長，領導小組成員包括：*工商所所長彭玉年、*街司法所所長陳春燕，*派出所副所長黃向華、街綜治辦主任趙專、社區管理科科長魏偉紅、城管科科長單政學、出租屋管理中心主任何曉莉、茅崗社區黨委副書記彭汝華和各社區居委會主任。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街綜治辦，具體負責日常工作，趙專為辦公室主任。
四、主要任務
(一)分解工作任務。根據區創建辦提出的十二大整治項目之九“公共安全”項目的具體條目內容和《*街20*年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實施方案》進行分解（分解表見附件），每一條目確定一個主要責任單位，由主要責任單位制定細化的工作方案，協辦單位全力配合。
（二）開展專項整治。針對創建工作存在的薄弱環節，組織開展掃除“黃賭毒”專項行動，大力推進公共消防基礎設施建設和電子視頻監控系統建設，健全和完善我街出租屋和流動人員管理機制，確保群眾安全感達到85%以上，全面提升“公共安全”項目的達標率。
（三）做好申報工作。按時按質按量完成申報全國文明城市相關項目的材料準備，認真做好資料的建檔工作；配合街創建辦做好文明城市測評實地考察點的推薦工作，精心安排好相關的迎檢保障工作。
五、工作步驟
街道“公共安全”專項整治工作分三個階段：
（一）自查自評階段（20*年5月30日－6月9日）
制定方案，分解任務，明確責任。各相關部門、科室對照20*年版《全國文明城市測評體系》及《*區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工作測評達標責任分解表》相關條目的要求，組織自查自檢，及時整改存在問題。
（二）檢查督導階段（20*年6月10日－6月25日）
由街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組成檢查組對項目進行檢查督導，及時發現創建項目存在的薄弱環節和主要問題，加大力度進行整改，及時查漏補缺，不斷提升創建工作水平，做好迎接“區檢”、“市檢”的準備。
（三）全面整改階段（20*年6月26日－10月30日）
大力整改“區檢”、“市檢”中發現的問題，抓好創建成果的鞏固工作，以最佳狀態迎接“國檢”。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強組織領導。各部門、科室要充分認識創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安排專人負責，確保創建工作組織協調有力。
（二）加強協調配合。各部門、科室要認真履行職責，既要明確任務分工、落實工作責任，又要加強溝通聯系，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齊抓共管，確保各項工作落實到位，取得實效。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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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5
中國應急管理學會副會長喬仁毅、微軟大中華區戰略副總裁桑迪?古普達、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兼中國智慧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平先后致辭。來自政府部門、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業協會、跨國公司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圍繞著智慧城市建設、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城市與社區治理、智慧應急產業、新技術在應急領域的應用等主題做了精彩報告。本次研討會從城市及社區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角度出發，將城市與社區安全作為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的重要內容，研討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在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領域中的應用，促進城市或社區防災減災與應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的提高。
加快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與應急產業發展
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曲成義以及微軟（中國）有限公司智慧城市總監、國家技術官劉寧等專家報告指出，加快推進智慧城市建設與應急產業發展，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實現城市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智慧應急產業的發展能有效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務、創新社會管理、維護公共安全、提升突發事件應對能力。
大家一致認為，在推進智慧城市與智慧社區建設過程中，要從城市與社區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角度出發，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創新技術，通過對城市與社區的整體感知，增強物與物、人與物之間的聯系，全面、精確、實時地掌握各類風險動態，提前預防、控制可能發生的危險事故和突發事件，在危機事件發生后，能夠做到信息共享與協調聯動，實現人與技術的充分融合，使城市與社區的應急管理更智慧、更高效、更安全。
智慧城市建設與應急產業發展為國家與地方經濟轉型提供了戰略機遇。智慧城市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適應了全球城市化發展的趨勢。通過智慧城市推動公共建設服務，以及社會民生等相關領域的智慧應用，帶動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分析等產業創新，培育電子商務、移動支付、智能可穿戴裝置、車聯網等新興網絡信息消費。同時，這些產業又能為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所用，形成了城市功能服務與公共安全應急管理有機結合的新業態，對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智慧城市是城市管理的新方式，借助現代技術發展，促進城市管理更加精準化、更加高效化。智慧城市建設需要以公眾需求為導向，而安全是公眾的基本需求。面向智慧城市，建設好公共安全應急管理體系，需要緊密結合智慧城市的優勢，從戰略的高度進行體系設計，從而提出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城市公共安全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支撐條件和途徑。
通過智慧城市的建設來促進城市應急管理，使城市的應急指揮系統能夠有即時有效的信息共享、各部門統一協作標準化的緊急應對、無論何時何地暢通無阻的通訊、簡便快捷地提高處理能力、對事件的預知、預警和預報以及更高效的協同工作能力。
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是創新智慧城市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措施。目前，歐美發達國家已經開始把大數據等新技術運用到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中，并取得一定成效，如利用空間感知系統打擊恐怖活動和預防犯罪，這樣一些先進技術與最佳實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推動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需要加強對外合作與交流，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將國外經驗做法本土化，促進自身公共安全管理水平與應急能力提升。
智慧城市面臨的安全挑戰
智慧城市的愿景和目標是非常鮮明的，引起了各行各業的高度關注。一般指的智慧城市在國際上形成共識有四個方面的目標：第一是加強城市的科學管理；第二是發展城市的特色產業；第三是優化社會的公共服務；第四是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數。
智慧城市四大目標也是根據社會的發展、公眾的需求和產業提供的能力逐漸形成的共識。通過智慧城市的建設加強科學管理、發展城市的特色產業、優化社會的公共服務、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數。這樣的方向和目標是非常清晰的，最近這些年，社會各界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支撐。
如果智慧城市支撐環境構建良好，智慧城市的發展將會有廣闊的前景。一般構建智慧城市要做好兩大支撐環境。第一是智慧城市的硬環境，比如說支撐智慧城市信息化、應用的基礎設施的提升。第二是智慧城市的運作機制和信息管理資源共享的創新，也就是軟環境。要做好對智慧城市硬環境和軟環境的支撐，另外還要解決好城市發展中的一些新的挑戰。比如說關于城市發展中的穩定性、治安、交通、污染、能源、服務等的問題。做好這些環境領域的工作，智慧城市在信息化應用中將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而且受惠廣大的民眾。解決城市發展中的各種問題需要一些新的技術性的支持，抓住本地發展的特色和機遇，對不同的智慧城市進行差異化解決，要針對城市的特點、需求和現有的基礎來強化智慧城市的作用，同時對于發展愿景和目標的準確定位也是很重要的。
提升城市的能力，包括城市的競爭力、吸引力、城市發展的推動力、服務力等等這些方面，也是提升整個智慧城市的愿景和目標。談論智慧城市一般都離不開四化，即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安全性，要實現這些智慧城市的良好愿景和明確目標，就要有一系列的保障安全挑戰和對策。
發展智慧城市
保障安全應對對策
在這些共性的智慧城市信息安全挑戰的情況下，既要個性化地針對中國當前的特色經濟社會產業發展情況，又要突出在中國發展智慧城市的特色化，這樣的應用效果會更好。所以創新智慧城市的運作機制應該是以發展為動力，以公民需求為核心。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一定要重視兩化融合，即信息化和工業化的融合。構建現代的信息產業體系、突出智慧城市的運維管理，使社會服務人性化、精細化和服務化。
總之，要通過提升城市運作網絡的管理、協調整合能力、創新發展動力，來適應新階段整個信息技術在智慧城市中的發展和作用。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6
關鍵詞：城市社會治理；當代治理理念；善治城市；公共利益最大化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城市社會發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經濟全球化、急劇的市場競爭、資本的快速流動、不斷分化的利益群體、緊張的公共財政、公民社會的崛起等。在城市內部，縱向協作的工業企業、科層分明的政府體制、工業時代的核心家庭、清晰可辨的城鄉景觀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些激烈的變化刺激著人們對當代城市社會的思考，傳統的城市社會管理思維，面對全球化、權力分化的城市現狀必須尋求新的突破。[1]
與此同時，西方治理理念被引入中國。治理作為促進參與、透明度和問責性的制度模式，被推廣到各個層面，企業、政府、社會均致力于尋求治理素質的改善，以達到更佳的效益和更能適應信息時代急劇轉變的要求。[2]因此，當人們把治理的分析框架應用于城市社會管理層面時，關于城市社會治理內涵的各種界定，便應運而生了。
一、當前國內關于城市社會治理內涵的代表性觀點及其評析
（一）當前國內關于城市社會治理內涵的代表性觀點
1、“公權力”說
該類界定的主要特點的強調了城市社會治理中公權力的不可或缺性。認為，城市社會治理就是“如何運用公共權力建設、管理和發展城市的所有規則、實施機制與組織的總稱”。[3]
2、“多主體、多渠道、多手段”說
該類界定的主要特點就是強調參與城市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渠道的多樣性以及實施治理手段的非單一化。認為，城市社會治理是“城市政府和市場以及其他社會角色，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影響對方的決策和行為的動態互動過程”[4]；城市社會治理“是城市政府和其它利益相關者根據城市發展的要求，通過監督、調研、稽查和市民反映發現的經濟、社會、環境方面的無序現象和各種矛盾，采取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和方法進行以有序化為目標的整治、矯正、調理的綜合性經常性職能”。[5]
3、“沖突緩解”或“利益整合過程”說
該類界定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城市社會治理是一個緩解沖突、相互合作、達成共識、利益整合的過程。認為，城市社會治理“是使相互沖突緩解或不同利益得以調和并且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既包括使人們遵守和服從法律、制度和規劃，也包括各種人們協商同意并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是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由政府機制和非政府機制共同作用的現代城市管理活動”。[6]城市社會治理“是在平等的基礎上按照參與、溝通、協商、合作的治理機制，在解決城市公共問題、提供城市公共服務、增進城市公共利益的過程中相互合作的利益整合過程”。[7]
4、“政府職能稀釋與政府管理方式變革”說
該類界定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在城市社會治理中政府的部分職能應向社會轉移，要求政府善于協調各種治理中存在的關系，政府更具責任性、回應性等特征。認為，城市社會治理“強調政府職能的稀釋和政府組織的精干，主張城市的決策不應由政府單方面主導，非政府部門也應被容納進來，并最終形成多重治理體系，共同影響城市的建設和發展”。[8]城市社會治理過程中“城市政府必須協調其內部、政府與市場間、政府間、政府與經濟利益集團間、政府與市民社會及其他組織間的關系，以合力來促進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競爭力的提高。城市社會治理不僅要求城市政府的有效性、責任性、透明性和回應性，而且要求城市政府管理方式的巨大變革”。[9]
（二）對當前國內關于城市社會治理內涵各種觀點的評析
縱覽上述各種觀點，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國內學者對城市社會治理內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肯定城市社會治理需要運用公共權力；第二，指出參與城市社會治理的不僅僅限于政府單一主體，政府、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市民等都是城市社會治理的主體；第三，指出城市社會治理的手段包括經濟、政治、法律等各種手段；第四，指出城市社會治理是一個參與、溝通、協商、合作的過程，既包括正式的，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第五，指出城市社會治理是一個沖突緩解、利益整合的過程；第六，強調城市社會治理中政府職能與行政方式的變革。
此外，我們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治理理論是一套用于解釋現代國家與社會結構變化特征的規范性理論分析框架。但是，由于一方面治理理論試圖概括現代社會變遷中紛繁復雜、異彩紛呈的現象，所以，其概念體系變得十分復雜，理解起來并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者的視野局限在特定的國家或特定的角度，對初露端倪的或不斷變化的現象的把握尺度、采用的標準、得出的結論并不統一。[10]故此，當學者們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到城市的層面，并試圖對城市社會治理的內涵做出界定時，難免會存在顧此失彼、難以準確全面把握城市社會治理內涵的問題。因此，要對當代城市社會治理的內涵做出全面準確的解讀，我們需要從當代治理理論出發來展開分析與探討。
二、當代治理內涵的權威性界定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詞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它與統治（government）一詞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賦予了governance以新的含義，不僅其涵蓋的范圍遠遠超出了傳統的經典意義，而且其涵義與government相去甚遠。它不再局限于政治學領域，而被廣泛運用于社會經濟領域。[11]
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羅西瑙（J.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沒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紀的治理》等文章中，將治理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統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12]
研究治理的另一位權威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對目前流行的各種治理概念作了一番梳理后指出，到目前為止各國學者們對作為一種理論的治理已經提出了五種主要觀點。這五種觀點分別是：（1）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它對傳統的國家和政府權威提出挑戰，它認為政府并不是國家唯一的權力中心。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只要其行使的權力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就都可能成為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權力中心；（2）治理意味著在為社會和經濟問題尋求解決答案的過程中存在著界限和責任方面的模糊性。它表明，在現代社會國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獨立承擔的責任轉移給公民社會，即各種私人部門和公民自愿性團體，后者正在承擔越來越多的原先由國家承擔的責任。這樣，國家與社會之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界限和責任便日益變得模糊不清；（3）治理明確肯定了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進一步說，致力于集體行動的組織必須依靠其它組織；為達到目的，各個組織必須交換資源、談判共同的目標；交換的結果不僅取決于各參與者的資源，而且也取決于游戲規則以及進行交換的環境；（4）治理意味著辦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僅限于政府的權力，不限于政府的發號施令或運用權威。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還存在著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術，政府有責任使用這種新的方法和技術來更好地公共事務進行控制和引導；（5）治理意味著參與者最終將形成一個自主網絡。這一自主網絡的某個特定的領域中擁有發號施令的權威，它與政府在特定的領域中進行合作，分擔政府的行政管理責任。[13]
在關于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委員會于1995年發表了一份《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對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正式的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14]
三、建立在當代治理理念基礎上的城市社會治理內涵
城市社會治理是當代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基于當代的治理理念和思維模式，將治理的基本理論和觀點滲透到推進城市政府行政革新和城市社會公共事務有效管理的各個環節和全部過程中去。一方面，城市社會治理是一種特定區域內的治理，它具有治理的本質和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城市社會治理又具有自身的特色，要體現出城市中各個行為主體的特征和要求。因此，基于以上兩點認識，我們認為城市社會治理可做如下界定：
城市社會治理是一個協調與持續互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城市公共管理權力得以重新配置，城市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利益相關者之間博弈與妥協不斷展開，同時，城市政府也不斷進行自我調整和重新定位，城市公民社會的發育以及政府與社會、公民之間信賴、合作關系不斷強化。此外，城市社會治理也是具有強烈現實回應性和未來前瞻性的走向“善治城市”的持續不斷的過程。具體而言，當代城市社會治理的內涵可作如下解讀：
（一）城市社會治理是城市公共管理權力重新配置的過程
在治理的理念下，參與城市社會管理的主體包括政府組織、社會組織和民間公民組織，在這種主體眾多的集體行動中，如何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是我們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因此，作為一種新型制度安排的城市社會治理，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如何科學、合理地分配城市社會管理權力，這是城市社會治理實踐得以進行的基礎。其中，最基本的城市社會管理權力分配關系包括：城市公共事務管理的決策權與執行權、財權和事權關系的劃分；社會組織和民間公民組織參與城市管理的權力保障；政府、社會組織和民間公民組織的權力范圍和邊界等。
（二）城市社會治理是城市利益相關者博弈與妥協的過程
城市社會治理行動的主要載體是，為應對城市公共問題而生成的各種利益相關的組織與個人所結成的關系網絡，表現為縱向、橫向以及縱橫交錯的、相互交織的城市共同治理網絡組織體系。在為應對城市公共問題而形成各種城市公共政策的過程中，城市社會治理網絡中的各利益相關的團體和個人通過不同的路徑進入到公共政策的決策與實施中來，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響，從而使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充滿了談判、協商、溝通、協調的利益博弈。而正是這種反復博弈的過程，才使得城市公共政策能夠充分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的特征，能為城市大多數市民所接受，因而也能得以順利執行。
因此，城市社會治理在承認政策過程的不同主體利益的差異與沖突、城市集體行動中的討價還價合理性的前提下始終堅信，城市社會的多元利益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進程，能夠形成利益互惠和彼此合作的關系。也就是說，不同利益主體在有利于他們共同利益的公共政策面前，有著可以謀求的共同發展以及強化彼此共識的內在機制。因此，城市社會治理理念下的公共政策過程，能夠整合各種利益，建立共同愿景，推進資源共享，形成共同認可的目標。
（三）城市社會治理是城市政府自我調適與重新定位的過程
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城市治理運動具有其非常明確的目標指向：借助治理的新機制，喚醒各種沉睡的、作用未得以充分發揮的城市社會資源，通過各種城市社會力量各自不同的視野和各種不同的發力角度，共同解決城市的公共問題，改善和提高市民生活的質量，形成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多維度推動力。因此，完成城市社會網絡組織的構建、信任關系的形成與合作方式的建立是城市社會治理賴以發揮作用的核心環節，同時也要求城市政府進行自我調整與重新定位。
具體來說，城市政府的自我調整與重新定位包括如下內容：城市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城市政府的職能重新界定；科學安排與設置城市政府機構；城市政府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改革；與非政府團體與個人的關系調整等。
另外，為確保城市政府自我調整與重新定位的順利實現，我們尤須注重推進城市政府組織結構的變遷，因為城市政府的組織結構是其角色調整與職能重新定位的重要載體。傳統城市社會管理所依托的單一政府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垂直權威控制、層級節制，以及公共政策資源主要掌控在城市政府手中的組織結構模式將逐漸被取代，代之而起的是通過城市政府組織結構的變遷，建立起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網絡組織結構，以及多樣化的社會資源動員的組織體系，從而使城市政府逐漸改變了原有僵硬、刻板的組織體系，建構起以彈性化或回應性為特征的新型組織形態。
（四）城市社會治理是城市公民社會培育的過程
在治理理念看來，治理的成功實施離不開一個繁榮、活躍的公民社會，離不開政府與公民之間信賴、合作關系的加強。因為，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共同治理是治理得以運轉的現實基礎。所以，治理理念要求政府放松對社會的過度管制，逐步授權給社區，授權給公民，大力發展公民自組織社會管理，不斷增強公民的參與意識。權力回歸于民，民間社會的興起和城市政府權力的相對弱化，正是治理背景下政府——社會關系變遷和調整的重要表現。
城市社會治理從理念走向實踐，社會網絡組織體系能夠運行，主要依靠的是存在于公民社會中的社會資本力量，依賴于政府與社會、公民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積極合作態度。這些要素成為城市社會治理過程中資源分享、組織間協調、有效溝通、伙伴關系形成的內在道德基礎。
（五）城市社會治理是人們對現實回應和未來前瞻的過程
城市社會治理是人們在尋求解決城市公共問題有效途徑的過程中，所引進的一種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和機制。因此，在城市社會治理的主體確立、網絡構建、主體間關系處理、公共政策形成等重要方面，無不體現出適應環境變遷、回應性城市社會需求的特征。城市社會治理的整個體系構建，都著眼于敏銳地判斷城市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升城市在日趨復雜的內外環境中，識別、防范和化解危機局勢的能力，以求在日新月異的變化中，洞悉并把握城市發展的良好契機。
城市社會治理強烈的現實回應性，推動著城市發展戰略目光的形成，使城市發展的戰略設計不再將著眼點僅僅局限于當前，而是將目光投向了城市未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特色、形象等發展走向上，聚焦在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鍛造上。因為只有這樣的城市社會治理，才能向城市社會治理網絡中的各類主體展現通過協商與合作后共同發展的前景。
（六）城市社會治理是走向可持續“善治城市”的過程
作為旨在提升城市整體競爭力、推進城市各個構成要素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社會治理，其本身應該是一個不斷尋求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進而實現城市“善治”目標的持續不斷的過程。因為，在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不僅存在市場的失靈、政府的失敗，也存在治理的失效。
那么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不少學者和國際組織紛紛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講，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瑪麗-克勞德・斯莫茨（Marie-Claude Smouts）在《治理在國際關系中的正確運用》一文中指出了善治的四個主要構成要素：“①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別是這一切必須通過司法獨立，亦即法治來實現；②公共機構正確而公正地管理公共開支，亦即進行有效的行政管理；③政府領導人對其行為向人民負責，亦即實行職責責任制；④信息靈通，便于全體公民了解情況，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15]從斯莫茨對善治的認識出發，我們認為，一個善治的城市應該具有如下特征[16]：
1、合法性（legitimacy）。即盡可能增加城市市民的共識和政治認同感，使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同和服從。
2、透明性(transparency)。即城市公共信息能夠及時通過各種傳媒為市民所知，以便城市市民能夠有效地參與公共政策過程，并且對公共管理過程實施有效的監督。
3、責任性(accountability)。公眾、尤其是公職人員和管理機構的責任性越大，表明善治的程度越高。善治要求運用法律和道義的雙重手段，增大個人及機構的責任性。
4、法治性(rule under law)。法治與人治相對立，它不僅規范公民行為，更是要制約政府的行為。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沒有健全的法治，沒有對法律的充分尊重，沒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會秩序，就沒有善治。
5、回應性（responsiveness）。公共管理人員和管理機構必須對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時和負責的反應，不得無故拖延和沒有下文。在必要時還應當定期地、主動地向公民征求意見、解釋政策和回答問題。回應性越大，善治的程度就越高。
6、有效性（effectiveness）。具有兩層含義：一是管理機構設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學，管理活動靈活；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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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7
一、全力推進災后住房重建，農村住房重建全面完成
（一）農村住房重建基本完成。市農村住房重建總戶數（含維修加固）為451633戶，其中，314989戶維修加固房屋已于2008年全面完成；截至2010年6月底，新建的136644戶已建成136048戶、占總量的99.56%；已入住105672戶、占總量的77.33%。314989戶、8.7億元的維修加固補助資金已全部發放到農戶；新建補助資金24.013億元已全部發放到位。
（二）城鎮住房重建實現預期目標。截至2010年6月5日，全市城鎮維修加固141512套、1537萬平方米，已全面完工。全市城鎮住房重建42958套、383萬平方米，已竣工38769套，建成比例90.25%。全市城鎮住房重建有序推進，進展較好，已建成了幸福家園二期、魚鳧新村、慧民苑、水鄉人家、子龍安居房等項目。
（三）農村重建“三清一還耕”工作取得初步成績。災后農村住房重建已到最后決勝階段，市災后城鄉住房重建辦和各災區縣（市）抓住“三清一還耕”（清理拆除板房和自建過渡安置房、清理廢墟、清理環境，宅基地還耕）這個重點，開展扎實有效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績。全市共還耕宅基地51752畝,完成任務總量的78.15%;共拆除板房97716套,完成任務總量的64.34%;拆除自建過渡房24276套,完成任務總量的81.64%。
（四）城鎮重建突出重點，著力打造特色場鎮。目前，龍池、虹口、街子、泰安、西嶺、花水灣、三郎等場鎮重建已基本完成。突出龍門山脈旅游資源豐富的特點，山地特色旅游恢復較快，龍池、虹口等場鎮已接待大量游客。其余場鎮正在加快推進建設中，預計9月底可基本完成15個特色場鎮的打造。
二、構建科學的城鎮體系結構，形成組團式城市走廊帶
按照田園式城市形態，全域形成組團式城市群走廊帶布局的要求，加快中小城市建設發展。
（一）加快中心城區城市重大項目建設。2010年，中心城區以打通斷頭路、重要出入城通道及地鐵建設為主，完善路網結構和優化道路功能，逐步形成一個以高速路、快速路、主干路和地鐵為骨架，次干路和支路為基礎，地面和地下交通優勢互補、各項基礎設施配套完善，保障公交優先通行，充分重視慢行交通的道路運行系統。目前，機場路東延線上跨紅星路南延線立交橋6月底建成通車。一環路西門車站、羊西線、一環路高升橋上路口跨立交橋上已完成項目立項，現正在進行地勘、設計、招投標等前期準備工作，預計2010年7月份開工建設。東客站配套工程緯一路、二路上跨鐵路立交橋預計年底完工。中心城區42座人行天橋建設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中心城區打通斷頭路建設中，長城片區A10線、A11線已建成通車，萬石路、劼人路已于5月底建成通車。地鐵工程一號已試運行，10月1日將投入運營，地鐵二號線正在加緊推進。
（二）整體推進“四大新城”建設。二圈層的六個縣城，按都市區“一主四副（四大新城）”的發展思路，按照都市區既連綿式又組團化的布局關系，凡與中心城區直接對接的重大市政基礎設施項目，統一規劃，統一計劃，統一安排，市和區縣二級按分工責任共同實施，實現都市區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大統籌。通過推進川陜路改造、國道317線老成灌路（郫縣段）改造、天府大道新會展中心和海洋公園下穿隧道等重大項目，依靠快速出入城通道、城市放射性主干道及地鐵、快鐵等一系列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路網密度，使中心城區與四大新城連接更加緊密。其中川陜路大天立交橋已于5月8日實現西幅橋通車，東幅橋梁正在進行東幅橋梁管線遷改及下部結構施工。天府大道新會展中心下穿隧道，已完成全部土方開挖和噴錨護壁工作，完成隧道主體6個框架段的底板砼澆筑，預計8月底形成通車能力。海洋公園下穿隧道，已于6月12日完成全部主體結構的施工，已完成總工程量的80%，預計8月底形成通車能力。三環路龍潭立交橋、成漢路立交橋預計于8月底建成通車。
（三）以中等城市的發展目標，提升縣城建設水平。加強縣城建設發展的研究，按照中等城市的規模和田園城市“城在田中，園在城中”的特征，優化縣城的城市布局形態；快速改善城市功能和環境質量，擴大城市規模，提高城市承載力和輻射力；以高端化發展為方向，加強產業園區建設的服務和指導，形成主導產業明確、各具特色、高端化發展的產業集群。今年市建委支持縣城基礎設施和特色街區建設項目共計50多個，努力提升縣城建設的水平。
（四）提高綜合城鎮化水平，大力推進重點鎮建設發展。重點鎮是全域城市群的組團，需要按田園城市組團化形態加快推進重點鎮建設。各重點鎮立足打破區域界限，在更大的范圍發揮帶動作用，按照田園城市的形態優化城市規劃，優化發展空間，壯大主導產業，實現“三化聯動”發展；充分運用產權制度改革的政策，統籌城鄉資源、多元化籌集資金，加快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不斷增強城鎮功能和承載力；運用政策扶持措施，全面加快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的步伐，加強城鎮和農村社區管理，提升城鎮化質量。上半年，34個重點鎮招商引資預計到位資金30億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40億元。
（五）一般場鎮改造全面實施。代市政府起草印發了《關于全面開展一般場鎮改造的實施意見》（成府發[2010]15號）文件及6個重要的配套文件，成立了一般場鎮改造領導小組和辦公室。全年50個改造鎮計劃啟動實施改造建設項目257個、計劃投資25億元，同時各地還增加了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公共設施建設項目，確保年底一般場鎮改造初見成效。各地統籌場鎮內外建設用地資源，為引進社會資金投入場鎮改造做好前期基礎準備。目前，金堂縣與市小城司進行融資合作，共涉及11個鄉鎮，融資總額達6.17億元，已到位資金2.4億。郫縣的花園鎮資源優勢積極轉化為資本優勢，引入廣東廣晟集團整體實施場鎮改造。在大力引入社會資金投入場鎮改造的同時，各地加大政府性資金投入，支持區位條件較差，難以引入社會資金改造的一般場鎮。市一般場鎮改造以獎代補專項資金5000萬元的補助開始下撥，雙流縣計劃配套資金約5億元，新都區計劃配套資金2000萬元，金堂縣匹配以獎代補資金1700萬元，減免相關行政事業性收費；蒲江縣匹配資金注入國有平臺公司，為一般場鎮融資改造提供條件。目前，市一般場鎮改造以獎代補專項資金5000萬元的補助已送市財政局準備下撥，改造項目共開工150個，完工80個，風貌改造開工10萬M2，道路改造開工80KM，雨水管網下地完工30KM，污水管網下地完工30KM，小三線下地完工25KM，公建配套項目完工20個。
（六）天府古鎮整治向縱深發展。以文化旅游產業為主導產業的歷史文化名鎮，加大城鎮整治力度，增添配套設施，提高服務功能，改善城鎮形象。黃龍溪鎮投入上億資金封閉整治，擴展了文化活動場所和內容，古鎮起步區面貌煥然一新；新場鎮的整治，政府投資與社會資金投入并舉，已初現成效；安仁鎮的世界博物館小鎮項目，有序推進；街子鎮抓住災后重建機遇，同步整治城鎮形象，受到社會贊譽。加大歷史文化古鎮古村的發掘和申報，新增添市級歷史文化名村2個，目前全市已有歷史文化名鎮23個（國家級5個、省級10個、市級8個），歷史文化名村3個。
三、按照現代田園城市歷史定位，積極促進農村加快發展
充分注重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在加快城鎮體系建設的同時，積極推進新農村建設。
（一）結合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推進農民集中居住區建設。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是我市農村四大基礎工程之一，是改善農村生產條件和農民生活條件的綜合性項目，通過土地綜合整治，推廣運用災后重建的政策措施，強化統籌配合，全市確定了21個結合土地綜合整治實施農民集中居住區的點位。建立和運用好農房建筑設計方案圖集庫，提高農房建筑設計水平。擬2010年入庫600個農村居住區項目方案，300個農房建筑單體方案。目前已落實資金100萬元，啟動該項工作。按照《市社會主義新農村規劃建設管理辦法》的要求加強管理力量，今年已下撥資金160萬元，用于村鎮建設質量安全協管員隊伍建設；加強項目的設計指導和工程監管，確保“四性”的落實。目前，全市啟動21個土地綜合整治項目，均完成項目規劃設計，大多數通過審查，一部分正在修改完善。其中金堂三溪鎮、蒲江縣大興鎮米鍋村、新都區軍屯鎮靜平村、都江堰柳街鎮鶴鳴村、郫縣花牌村、雙流縣永安鎮、三星鎮、大邑縣安仁鎮三河村等點位已動工，開工面積達45萬平方米。
（二）增強川西林盤保護和整治利用力度，充分展現田園城市的特色。根據全市新農村建設示范片和城鄉統籌發展示范線、土地綜合整治項目區，以及城鎮周邊，以“連線成片，聚點成群”的思路，優化川西林盤保護點布局，通過聚居林盤配套設施和環境整治、農房改造，改善林盤人居環境，引導農民多種形式集中，傳承和突出特色。今年按照田園城市建設的發展要求，完成全市林盤保護利用規劃的優化調整，繼續篩選確定一批整治利用試點示范點，加強林盤示范項目的指導和支持。目前，均已啟動實施，其中納入今年民生目標的50個林盤整治已完成27個，其余均已開工，正在建設。
（三）已建成農民集中居住的配套設施和服務功能日趨完善。2009年市、縣二級設立農民集中居住區建設專項資金，完善已建成集中居住區配套設施建設。在去年工作的基礎上，今年繼續支持各區（市）縣全面完成已建成農民集中居住區的基礎設施完善。
（四）結合“198”功能區建設，推進中心城區新型社區建設。繼續強化對中心城區新居工程建設的指導和協調，加快新居工程和新型社區產權辦理，結合198功能區建設，指導五城區完善新型社區建設方案。目前，117新居工程在建249萬平方米，198新型社區在建267萬平方米。
四、結合城鄉環境綜合治理，推進城鄉生態環境建設
（一）扎實抓好出入城通道治理。按照市環治辦《關于印發<市中心城區主要出入城通道環境容貌專項治理行動實施方案>等三個文件的通知》（成環治辦[2009]108號）文件要求，我委立即召開了出入城通道環境容貌專項治理（以下簡稱容貌治理）動員會，對容貌治理工作內容及相關要求做了周密布置和安排。其中涉及中心城區的，安排市建筑設計院和中心城區建設局對10條進出城通道沿線從三環路至所在行政區范圍容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調查摸底，并及時開展容貌治理行動，有的區還進行了除10條進出城通道外的延伸治理；各郊區（市）縣結合林盤整治、農房風貌整治等積極做好所涉通道環境容貌整治工作。通過半年的治理，成灌高速、成彭高速、成溫邛高速、成青快速路、城南高速、成綿高速和成渝高速等重要出入城通道兩旁的廣告、建筑立面都等到了有效治理。
（二）繼續推進特色示范街和外環生態帶建設。今年前確認錦江區東大街、新開街，成華區新鴻南路、建設南新路，金牛區老成灌路西門車站至金牛賓館段、鑼鍋巷至一環路段，青羊區琴臺路、鑼鍋巷至一環路段，武侯區玉潔東街、紅瓦寺街，高新區肖家河北街、紫荊南路12條特色街道打造。其中，琴臺路采用傳統復古手法，與寬窄巷子連成一片，交相輝映；老成灌路西門車站至金牛賓館段將以城西老商貿圈到生態田園城市的自然過渡為主題，充分展示國賓禮都的風采；鑼鍋巷至一環路段對該區域內的佛禪文化、商賈文化及水文化進行了有機整合與統一，展現了該區域的歷史底蘊及人文氣氛；東大街再現金融街風采。目前已完成了五個城區10條特色示范街區設計方案的審查把關，全面進入實施階段。外環路生態帶建設上半年共完成房屋拆遷392.4萬平方米，占拆遷總量的53.8%。并在去年已完成綠化建設3880余畝的基礎上，11個區（縣）明確了本年度的三項綠化工作重點任務：1公里示范段、50米固定防護林帶、300畝景觀節點，已完成選址，正進入方案設計工作，部分區（縣）已正式實施。同時由市建委實施的成南、成渝立交橋區域綠化改造，成龍路立交區域綠化建設基本完成，面積共約23萬平方米。
（三）推進綠地清理和建設。新增10個1000平方米以上的綠地目標，已完成8個公共綠地的設計方案評審，進入實施階段。其中興光華公司已全面完成了青羊區蘇坡鄉88畝的公園建設。對我市五城區和高新區建成區范圍內的公園及公共綠地現狀情況進行了聯合檢查。中心城區綠地清理目標，我委牽頭普查城市公園、歷史文化公園、街頭綠地、小游園廣場、濱河綠地、高壓線走廊綠地，重點檢查了82個公園綠地，其中公園27處，公共綠地55處。查處餐飲場所（含茶鋪、咖啡吧、大排擋等）、停車場、網吧及其他經營性建筑侵占綠地的行為165余處。
五、以工程質量和施工安全為重點，加強建筑市場監管
（一）建章立制，進一步完善各項管理制度。出臺了《市建筑起重機械安全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市關于對建設工程施工揚塵整治強化監管的通知》；擬定《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辦》（征求意見稿）、《市建設委員會關于在全市建設施工現場生活、辦公區，項目出入口區域實施物業化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質量投訴處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著手《質量監督細則》的修訂工作，制度建設為進一步規范質量安全及施工現場監督管理夯實基礎。
（二）積極開展建筑施工安全大檢查和各項專項檢查，杜絕安全事故發生。一是組織檢查組對各區（市）縣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安全工作和全市68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含災后重建工程）、地鐵建設施工安全情況進行了檢查；二是加強深基坑施工安全監管力度，修改完善《市建筑工程深基坑安全技術規程》，組織基坑施工人員安全能力專項考核，召開深基坑汛期施工安全專題會，編制汛期應急預案并組織演練等；三是針對片區工地、臨主要干道工地及安全管理薄弱的產權（租賃）單位開展專項機械設備交叉大檢查，四開展建筑施工現場安全管理人員在崗情況專項檢查，加強對各方責任主體履職督察。對檢查出的問題和安全隱患要求及時落實整改的同時，對相關責任單位和個人進行了處罰。
（三）繼續推進制度完善，加強建筑市場管理。繼續推進工程項目電子化投標報名管理，自去年12月1日開始試行網絡投標報名以來，共發放建筑企業市場主體信息卡1900余張。積極協調解決工程款和民工工資拖欠及糾紛問題，防范化解建筑民工工資拖欠風險。上半年市清欠投訴受理服務窗口共接待處理各類投訴上訪案件57件，涉及拖欠金額約1.38億元，處理率100%。全面實行建設市場網絡信用評價管理制度，加強對建筑類市場主體及從業人員的信用管理，全市打印生成網絡信用記錄評價表約6300余份，信用管理系統已錄入6600余家建筑業企業的信息資料。規范建筑行業實名制用工，加強農民工工資支付管理，維護民工合法權益。今年，我委代擬的《市建設領域防范拖欠農民工工資管理辦法》（送審稿）已于2010年6月22日以政府令168號公布、2010年8月1日正式施行。
（四）專項整治揚塵，重拳出擊亂象。一是根據各個時期揚塵治理的特點，分別布置安排了土石方開挖、總平面施工、春節后復工、市政工程等專項整治檢查，對380家違規單位給予行政處罰，對整治揚塵不力多次被處罰的104家單位進行不良記錄扣分并列入黑名單重點監管；二是細化現場標準，開展社會監督，制作揚塵整治“六必須、六不準”宣傳畫，通過媒體對違規制塵104家工地進行曝光公示。
六、2011年重點工作安排
今年各項工作的順利實施，為明年工作開展奠定了基礎。明年，我們結合實際，扎實工作，奮發有為，推動我市城鄉建設事業再上新臺階。
（一）全面完成災后城鄉住房重建工作。努力抓好農村住房重建的收尾工作，督促實施好“三清一還耕”。加快城鎮住房重建的協調力度，確保在10.1前全面建成可入住，同時結合城鎮住房重建，抓好災后城鎮重建，提升災后重建場鎮的形象和整體功能。加強對災后重建集中小區的管理指導工作，積極做好服務，加快房屋裝修進度，實施群眾盡早入住。
（二）統籌推進重大工程項目建設。一是進一步加大投融資體制改革力度，擴大城建資金來源，保障城市建設進程。深入研究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最大限度的吸引社會投資進入重大城建項目建設，通過多渠道籌措城市建設資金。按照“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原則，發揮投融資平臺的作用，發揮投資公司融資的主體作用，吸收社會資金參與城市建設，擴大城建資金總量。二是進一步加強中心城區緩堵保暢工程措施。下半年，為進一步加強中心城區緩堵保暢措施，我委還將陸續開工中心城區節點立交4座，同時將有川陜路大天立交橋、天府大道新會展中心下穿隧道、海洋公園下穿隧道、三環路成漢路立交橋等10座陸續完工通車。啟動第三批21座人行天橋建設，預計年底前建成。打通長城片區B1線和萬石路2條斷頭路。三是完善和強化定期專項協調機制。針對于目前重大項目建設中存在的拆遷難、協調難等問題，在定期召開重大辦例會和專項協調會的基礎上，對涉及軍隊、鐵路、省級交通、水務等特殊部門，建立專項定期協調機制，成立協調聯絡小組，指定聯絡人，定期召開協調會，及時解決工程建設中發生的問題，確保項目的順利推進。四是進一步完善建設項目全面統籌機制。為對中心城區項目開工建設和占道打圍進行更加有效地監管，我委將結合我市建設領域信用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占道和建設項目全面統籌機制，與市城管局、市公安交管局建立聯動機制，對中心城區占道開挖及開工情況進行科學統籌和監督管理。
（三）大力推進市域新型城鎮體系建設。一是全面提升縣城功能和形象。加大縣城基礎設施建設和改造，完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改善城市人居環境，進一步增強城市承載能力，把縣城發展成為產業發展核心，承接經濟、人口轉移的重要載體。按照城鄉環境綜合整治的要求，完成1—2條縣城特色景觀街區建設。全年縣城基礎設施建設力爭完成投資30億元。二是加快重點鎮建設。增強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增強城鎮功能和承載力，加強城鎮建設管理，為農民進鎮創造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公共配套條件；統籌整合與周邊鄉鎮的資源，壯大主導產業、加快產業集群發展，強化三次產業互動，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聯動發展，為農民進入城鎮創造就業機會。三是大力推進一般場鎮改造。強化配套政策落實，充分發揮國有投資平臺作用，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加強工作指導和目標督查，實現年底50個一般場鎮改造初見成效。同時啟動在4條田園城市示范線上的50個之外的一般場鎮改造工作。四是進一步加強古鎮保護和利用。進一步規范我市歷史文化名鎮村的保護和管理工作，強化建設項目的規劃和設計審查。加大對歷史文化名鎮（村）的保護性建設和開發利用，完成《天府古鎮羊皮》的編撰和出版，深入開展天府古鎮的宣傳推介，進一步提升天府古鎮的發展水平，擴大天府古鎮的影響力。
（四）加快推進農民集中居住區建設。調整機制、強化組織協調，繼續推進新居工程建設，盡早實現在建新居工程竣工入住。結合198功能區建設，指導五城區政府按照規劃和生態產業布局，大力發展生態產業，以產業化項目為載體，統籌推進中心城區生態用地區范圍內新型社區建設和配套設施建設。運用推廣災后重建的政策措施，結合土地整理項目的實施，抓好新型社區建設和林盤聚居點建設，力爭全年實現農民集中居住區開工面積達100萬平方米以上。完善已建成農民集中居住區配套設施。做好專項資金使用管理；五城區要全力抓好198新型社區的配套設施同步建設，并完善社區管理。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8
黨的十報告強調了繼續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以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為目標，“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1]報告對加強綜合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新的部署，政府應進一步推進部門體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近年來，在西安市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定位背景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長期積累的問題逐漸顯現，成為影響和制約和諧西安又好又快發展的“瓶頸”，所以迫切地需要依靠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強城市綜合管理來促進西安和諧社會建設。
一、西安城市綜合管理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安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市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現階段城市基礎公共服務管理還是存在矛盾，基礎設施現狀和公用事業的發展還落后于城市化發展的需要。因此，經濟發展與高速的城市化之間的差距加重了城市綜合管理的壓力，給政府管理帶來很多問題。部分網友總結出西安市“十大頑疾”和“火車站十大亂象”，被稱為西安“雙十亂”。2010年8月10日，西安市市委、市政府召開集中整治“雙十亂”現象動員大會，拉開西安市集中整治“雙十亂”的序幕。“雙十亂”已經成為西安市的“牛皮癬”，嚴重影響了西安市的形象和建設和諧社會的進程。占道經營、瘋狂渣土車等都是城市管理中呈現的問題。
以新城區為例，每周開展2次集中整治，對群眾反映強烈的非法占道早市進行了取締，先后取締了非法占道早市2處，東一路、長樂西路、西京醫院、康復路等地區出店經營28家，暫扣三輪車15輛，手推車7輛，非法機動車11輛。同時，加強建筑工地和渣土車管理，全區9個出土工地8個已安裝自動沖洗設備、4個已安裝監控設施，并投入使用，另外，5個建筑工地的監控設備正在安裝之中。對全區的3家清運企業資質重新審定后，對所有渣土車及駕駛員按照“一車一檔、一人一檔”的要求建檔造冊，建立車輛檔案402輛，駕駛員檔案430人，加強夜間檢查查處各類渣土車交通違法行為595例，扣查渣土車28輛。
二、西安城市綜合管理存在的問題
1. 職能范圍不清
以渣土車為例，在2011年底引起了廣大西安市民和市政府的關注，從西安市2011年媒體報道統計數據來看，就有51人因拉土車違規違章營運而不幸遇難。渣土車如此瘋狂，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拉土車的運營資質需經由西安市園林部門審批，而渣土清運是由城管部門管理，車輛違章是交通部門監管，權責分散是導致渣土車問題難以根除的根源。加強城市綜合管理、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是勢在必行的。“城管執法處于城市治理的末端，直接面對的是繁雜的社會矛盾，承擔的是政府執法職能中最艱難的部分，也是社會矛盾的綜合聚焦點。”[2]因此，積極加強城市綜合管理執法工作，對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明確政府權責、轉變政府職能、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009年6月25日，國務院新聞辦正式消息宣布，《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獲得國務院批準，西安“打包”獲批的一系列政策十分引人注目，包括國家統籌科技資源示范基地、綜合保稅區、增開大量國際航線、國家加大對大項目的財政支持力度、投資引導等。同時，國務院批復并賦予西安一個全新的定位：國際化大都市。對于西安而言，這可能是城市擴大區域影響力的新動力，西安迫切需要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才能把握這次機遇獲得有效的長足發展。
2.相關機構間協調機制不順暢
城管執法機關行使的行政處罰權大都是從其他機構分離出來的，這就產生了同相關部門的協調與配合的問題，協調、配合不好就會影響城管執法的工作效率，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的優勢也難以顯現。城管作為主體執法機關與其他有關職能部門之間存在普遍的信息溝通渠道不通暢，指導、監督工作不協調等問題。如工地夜間持續施工造成噪音擾民問題，城管執法人員接到市民投訴后到達現場，發現施工方持有夜間施工許可證，建委作為發證機構與城管執法機關未及時進行信息共享所致。有的部門雖然表面配合，實際上是面和心不和，采用的方式是找各種借口不配合工作。更多的時候是問題出現后相互推卸責任。形成有利大家爭、無利都不管的局面。如城市道路保潔，執法局承擔著渣土運輸車輛的沿途灑落泥土的處罰權工作，環衛處承擔著道路的保潔工作。一旦出現道路污染，環衛處說執法局沒有對違規車輛進行處罰或處罰力度不大，導致渣土運輸車招搖過市、目無法規，沿途隨意灑落泥土，破壞道路衛生。執法局卻怪環衛處清掃泥土不及時，保潔不到位，從而影響市容市貌。部門之間的權力相爭各有各的依據，結果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加上市委、市政府沒有成立專門的協調機構，使得部門權力相爭難以協調。
三、西安城市綜合管理改革途徑探究
加強西安城市綜合管理就是要以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為目標；響應十的號召、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不斷提高政府自身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的能力，優化城市綜合資源；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涉及社會領域的方方面面，政府應加大力度，大力推進重點部門、重點崗位的改革步伐。
1.堅持依法行政
行政管理如果沒有健全的法制，沒有對法律的充分尊重，沒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會程序，就不能有良好的治理。鼓勵西安市民廣泛參與公共治理，推動城市與社會、政府與公眾的互動，實現公共關系的理性化，最終實現和諧西安。“依法行政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依法治國的關鍵。”[3]按照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并結合西安市城市綜合管理的實際，在新形勢下城市管理人員必須樹立依法行政的科學發展觀念。
2.堅持以人為本
人的因素決定著組織的成敗，城市是由人組成的，以人為中心的改革，就是改革行政人員的知識、技能素質。促進行政人員的全面發展將會成為西安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出發點，特別是改革行政人員的服務態度、行為以及群體的行為，以便達到提高行政效能的目的。大力構建和諧西安，就應以滿足市民的物質精神需求作為和諧發展的首要目標，提高西安市民生活質量，保障市民的各項權益，讓改革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成果惠及全民。
3. 轉變政府管理理念
黨的十報告中指出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這為西安政府行政改革提供了指導要求及改革方向。以市民為本位，轉變政府管理理念，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立為政府服務宗旨。
4.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
指出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轉變，現實生活中社會不公正現象日趨嚴重，公共服務失衡嚴重，導致負面效應的產生，為構建和諧西安，西安市政府應以公共管理部門為核心，完善公共服務職能，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在基層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應盡可能地滿足人們的基本物質需求，盡可能地保障市民享有同樣的權益。政府應逐步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確保市民人人享有公平公正的基本公共服務產品，推動社會公平正義轉變。將政府的機構改革與公共服務產品優化結合起來，合理配置公共服務資源，為市民提供有保障的公共服務產品。
5. 調整政府權限
政府對社會事務治理，是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互動的過程。要按照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健全政府職責體系，規范垂直管理關系，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西安市推動事業單位改革，給予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有力的支持，確保公共服務的高效，同時推動發展，促進西安和諧。
6. 完善西安市政府公共服務運行體系
加大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務職能，健全民主科學的決策機制，必將成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西安市政府在行政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首先要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需要了解的矛盾和問題，各個執法主管部門要把握住與市民經濟、社會及生活權益相關的，易出現不公正的重點、難點問題，敢于面對問題，實在解決問題，要有求真務實的態度。要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才能更好的構建和諧西安。
7. 加強社區建設和管理
構建和諧西安、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管理能力的關鍵點是，民主決策制度不斷完善，社區職能擴大化，社區在政府日常公共服務管理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社區通過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決策，日益成為西安市政府民主自治、綜合管理的一個重要載體。改善和完善社區民主監督體制，加強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權責一致、分工合理、科學民主決策、執行順暢、監督有力是行政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政府可將部分公共服務職能交予社區承擔，社區居民間互相了解，積極參與管理，優化社區資源，化解社區內部矛盾，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幸福感與歸屬感。
十報告指出行政體制改革是推動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經濟繁榮是西安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和條件，我們要以經濟的長足發展做為基礎，建設和諧社會就有強力的支撐。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要以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為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參考文獻：
[1].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十報告摘選）[J].天津科技，2013，40（1）
[2]馬懷德、車克欣.北京市城管綜合行政執法的發展困境及解決思路[J].行政法學研究，2008， （2）
[3]曹現強、王佃利.行政管理學[M].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8）
作者簡介：
袁林（1989-），女，陜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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