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考古學的理解篇1
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建設現狀在國際與國內動物考古學學科迅猛發展的大背景下，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動物考古學的教學工作越發重視起來。從學科構成來看，動物考古學主要包括動物解剖學、埋藏學、第四紀地質學、環境考古學等方向的內容。從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來看，其動物考古學專業課程設置主要包括［4］:(1)動物解剖學及埋藏學，即由陳全家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動物考古學》、《動物解剖學》、《史前考古埋藏學》、《地貌與第四紀地質學》;(2)埋藏學及第四紀地質學，即由陳勝前副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晚更新世以來史前史》、《考古學理論》、《遺址過程》;(3)環境考古學方向，由湯卓煒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環境考古學理論探討》、《環境考古學文獻導讀》、《環境考古學專題與學科最新進展》等。根據以上研究生課程體系的設置，學生可以更好地通過利用動物解剖學和動物分類學的研究方法，以遺址和墓葬內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為研究對象，探討古人類對動物和動物骨骼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及當時的古氣候和古環境，從而使其能夠達到對遺址內出土的動物遺存進行初步整理，掌握遺址內出土動物遺存的科學搜集方法、骨骼各部位的名稱和方位、常見動物骨骼的種屬鑒定方法等。
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建設現狀在中國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學最早設立了考古學教學研究機構。1922年北京大學在國學門下設立了考古學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設立考古專業。考古專業成立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艱苦奮斗，勵精圖治，已將自身專業發展壯大成今天的基礎設施完整、學科覆蓋面寬、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學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學系，由原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中的考古學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設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漢唐宋元考古、外國考古和考古學技術方法等5個教研室。［2］［3］其中，除傳統的各時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學等學科是北京大學的傳統強項外，科技考古、動植物考古、古人類考古和外國考古等方向也有長期的積累，并逐漸與其他方向相互滲透，成為考古學系新的學科增長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動物考古學專業是包含在舊石器考古與古人類學專業之中的。尤為重要的是，北京大學文博學院的動物考古學專業具有文理交叉性質，培養學生具有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以及較廣泛的人文科學知識和一定的藝術修養，并能夠進行動物考古學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學與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相關方面比較
(一)課程設置及教學理念
動物考古學是指根據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去探討古代各個地區不同時間存在的動物種類，并根據動物生息特性對古代環境做出推測。西方動物考古研究大約始于19世紀前期的歐洲。［5］作為考古學的重要分支學科，動物考古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實踐的深刻影響。近十多年來，人與動物的各種關系，即人類開發利用動物資源的策略和行為，已經成為西方動物考古學研究的重點。學者往往通過研究人對動物的來源、分配、屠宰、儲藏、消費、廢棄的過程和方式，來認識當時人類的行為模式，探討人類社會的經濟成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政治組織結構和意識形態等諸方面的問題。［6］本門課程希望通過動物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的介紹，以及指導學生參與動物考古的實驗研究，培養學生動物考古學的意識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驟和規范。因此，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的設計直接關系到研究生們能否通過相關課程的學習，做到掌握和靈活運用動物考古學相關理論以及研究方法。根據北京大學與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比較表來看(表1)，與動物考古學相關的課程設置(除去舊石器考古學系列課程)在兩所大學中差別不大，主要課程重合在動物考古學這門課上。在此基礎上，兩所大學各有側重，以北京大學為例，由于其動物考古學專業包含在舊石器考古學及古人類學的方向之內，所以北京大學的動物考古學課程設置幾乎包含了所有的舊石器考古學以及古人類學的相關研究生課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著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時代考古以后的各時間段考古學)及其相關問題，所以在動物考古學的課程設置上又增加了農業起源與動物馴化等課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課程體系中，還包括第四紀哺乳動物這門較為基礎性、專門性的課程，這體現了北京大學重視該學科課程體系建設的全面發展以及重視研究生知識體系的合理構建。這不僅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設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
近年來，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動物考古學學科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學考古學實驗教學中心。該中心下設的動物考古實驗室是集本科教學、研究生培養與科學研究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實驗室［4］。實驗室配備體視顯微鏡、電腦、液晶電視等教學設備20余臺以及數十件常規的觀察和測量儀器。實驗室主要承擔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的實驗教學，包括動物骨骼鑒定、骨器模擬制作、動物解剖、現代動物骨骼標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跡分析等實驗項目。同時也為研究生的自主創新實驗、專業培養和教師的學術科研等提供平臺。然而，反觀我校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設置雖然在數量、學時、學分上來看，都遠遠高于北京大學，但是在此我們不得不正視仍然缺乏一些基礎性的研究生課程的現實，即第四紀哺乳動物學、脊椎動物進化、第四紀環境學等古生物學、古生態學方面的課程。
從“動物考古學”這個名詞上我們就不難看出，動物考古學的落腳點是考古學。又因為考古學是以考古調查和發掘獲得的古代人類活動遺存為研究對象，以重建古代人類社會面貌為目的，所以屬于社會科學范疇。雖然考古學研究的主要理論和方法源于人類學、歷史學和社會學，但是在達到研究目標的過程中，卻離不開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就分別來源于地質地層學的層序律和生物學的進化思想。尤其是地質學、地理學、生物學、生態學等，在全面而科學地認識古代人類社會的歷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體地講，動物考古學(Zooarchaeology)是指運用古生物學研究的各種技術和方法來進行的考古學研究。從運用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方法進行的考古學即科學(科技)考古學(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來理解，動物考古學應涵蓋在科學考古學之中。由于動物考古學主要涉及地學、動物學、植物學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學科就分別有:地理考古學(Geoarchaeolo-gy)、環境考古學(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學(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頁標題#e#
與動物考古學密切相關的學科有:地質學、地理學、古氣候學、埋藏學、土壤學、生物學、生態學、人類學、民族學、年代學(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說明的是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在重視傳統考古學的相關課程之外，還非常重視第四紀地質學、埋藏學以及古環境學相關課程的設置，因此課程體系包含了地貌與第四紀地質、史前考古埋藏學、環境考古文獻導讀以及晚更新世以來史前史等課程。我校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設置的這種教學架構的目的，是使研究生們既能從整體上把握動物考古學的來龍去脈，理解理論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動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獲取古環境學、埋藏學等方面的信息以解決具體問題，使得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內容更全面、更細致。
(二)課程大綱及教學內容
動物考古學研究和教學適應了現代科學大發展的形勢，其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學科，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很好地結合起來，從認識時間序列和古環境信息的角度，來解決人類自身及古文化發展的時空問題，以及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問題，從而起到了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從人才培養的迫切性來看，國外早在20世紀中葉就開始了動物考古相關主干課程的講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學和生物考古學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獵還是被捕食?———非洲舊石器時代洞穴埋藏學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遺址的動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動物埋藏學》［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動物考古學》［11］，這些著作都成為培養動物考古學相關人才的重要教學參考書。因此，我國的一些高校針對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教學大綱、課程內容、教學要求、教學方式、教學方法、教學目的等方面都進行了很好的規劃和設計。從北京大學與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課程大綱及內容對比表來看(表2)，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大綱的設置較為格式化、教學化，主要是通過對動物骨骼標本的觀察以及進行相關動物骨骼的模擬實驗，由淺入深地介紹我國動物考古學現狀以及國內國際動物考古學研究的一些前沿熱點問題。這些內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來有些松散，不夠系統。而反觀吉林大學的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大綱內容則較為系統、科學，我校主要采用動物解剖學和動物分類學的研究方法，以遺址和墓葬內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為研究對象，探討人對動物和動物骨骼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及當時的氣候和環境。
(三)教材建設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根據動物考古學專業發展的方向，在教學內容上做了許多有益的調整，引入了許多與學科發展前沿相關的新內容，同時還從國外購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書和相關研究資料，從而有效地推進了教學內容的更新進度。除此之外，其許多課程都加大了在課程講授方面的國際交流和校際合作，例如，采取聘請國內外同行專家授課或長期做一些科研講座的形式。再次，他們還積極編寫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舊石器時代考古方法初探》、《舊石器考古學》、《中國遠古人類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動物考古學學科則缺乏相應的國外大學較為流行的外文版動物考古教材以及相關研究資料，而且目前教學中常用的參考書籍的更新較為緩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紀后半葉出版的一些書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學》1962年版，鄭作新的《脊椎動物分類學》(增訂本)1964年版，馬克勤、鄭光美等人的《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1984年版等。
我國高等院校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對我校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兩所高校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諸方面的對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與北京大學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也落后于我國目前蓬勃發展起來的動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動物考古學方向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未來的發展方向應主要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培訓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國內現今從事動物考古研究的人員數量有限，一些考古發掘工地在發掘時沒有科學地采集動物遺存，不少省、市、自治區的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亟待整理。通過組織田野操作示范和實驗室工作展示，同時舉辦相應的學術交流會等方式，討論和規范動物遺存的提取、鑒定、測量、統計和分析方法，與國際上的動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軌，為推動動物考古學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礎。
(二)編寫動物考古學相關教材、翻譯相關參考書和工作手冊
我們現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動物考古研究書籍極其有限，研究人員各自利用的外文資料也不盡統一，且目前國內還沒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動物考古學教材。希望通過編寫、出版動物考古學教材，翻譯動物考古學相關參考書和工作手冊，從理論再教學的過程中加強動物考古研究領域的建設。
(三)建設完善現代動物對比標本庫
秉承以今證古的原則，鑒定古代動物骨骼需要借助現代動物骨骼作為對比標本，以保證鑒定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因此，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現代動物骨骼標本，通過實物、照片、三維模型等各種形式，逐步建設和完善一個區域性的現代動物骨骼對比標本庫，供研究生們在整理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遺存時進行對照參考。
(四)做好動物遺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鑒于在以往的考古發掘工作中往往僅是采集肉眼能夠看到的動物遺存，而發表的動物遺存研究報告也只能建立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之上，甚至還有不少地區連這樣的動物考古研究都沒有做到的現狀;在研究生的野外實踐中，務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動物遺存，對各個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開展全方位的整理，寫好各個遺址的動物遺存研究報告，逐步積累各個時期和各個地區的動物遺存資料并填補相關空白。從而不斷積累更加翔實、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科學的動物遺存資料。
(五)做好動物埋藏學研究
動物是古代人類漁獵及由狩獵轉為飼養的對象，是當時的肉食來源，是祭祀、隨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戰爭和勞役的工具。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利用動物種類和部位的差異還成為不同人群等級、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動物遺存，由于當時人的有意放置或廢棄，經過長時間的埋藏，到現代才被發掘出來。因此，圍繞各種家畜的起源、不同時空范圍內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動物遺存在社會復雜化進程中的證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階層利用動物祭祀和隨葬的特征、動物在戰爭和勞役中的作用、動物作為文化交流的實物、動物埋藏學等方面開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p#分頁標題#e#
(六)建立古代動物遺存樣品庫、數據庫
對考古學的理解篇2
一、軍事考古學理論基礎
隨著近代考古學的發展,考古學的理論也得到了極大的深化,一方面表現在其方法論層面的規范化,另一方面表現在其解釋模式的多元化。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規范了田野考古發掘與物質遺存分析的基本方法,文化區系類型學說提出了對考古學所研究的"文化"一種系統的解釋模式,這些理論化表現的背后都體現著豐富的理論基礎。毋庸諱言,考古學的發展是諸多人文社會科學共同推動的結果,其理論基礎也來源于人類對自然與社會的認識過程中概念的抽象和方法的總結,這是一切科學的共同特征。考古學意義上的理論基礎與大多數科學的理論基礎具有共性,同樣是對自然與社會的普遍認知理論。由此,軍事考古學也應當遵循這一原則,作為研究古代軍事活動的科學,其理論基礎適用于古代軍事活動研究的方方面面。所以,軍事考古學的理論基礎應當具有普遍性。但這一普遍性并不代表著理論的泛化,不是所有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都自然而然成為軍事考古學的理論基礎。恰如著名考古學家路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所認為:"任何一般的理論體系都至少有兩個組成部分:
1)規定所研究現象的區別標準,分析有關現象集合的實質或已知現象一般類別的間隔出現的假說;2)制訂這些獨立的部分在系統操作,或變化中連接起來的方式的假說。"[1](P56)簡而言之,所有科學的理論基礎都是對研究對象的概念抽象與方法總結一樣,軍事考古學的理論基礎也是來源于這兩方面的概括。
1.軍事、軍事遺存、軍事文化
軍事(Military),即軍隊事務,古稱軍務,是與一個國家及政權的國防之武裝力量有關的學問及事務。軍事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歷史現象,被諸多學科都吸收為研究對象,以考古學角度對軍事進行研究,從概念抽象上就與其他學科有著區別。
首先,軍事能否成為考古學的研究對象,這就涉及到考古學如何認識軍事的問題。考古學是對古代人類的整體性、綜合性的考察,軍事是人類活動的組成部分,古代軍事包涵于古代人類的社會活動當中,其理所當然地成為考古學的研究內容。但是,古代軍事不僅僅包括物質內容,我國古代對于軍事有著樸素的理解,孫子認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句話簡單明了地指出了軍事的政治屬性,作為政治學對軍事的定義恰如其分,然而考古學的研究是對物質遺存的研究,軍事是否是物質的成為能否進行考古學研究的關鍵。軍事作為一種抽象概念,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超出了物質與非物質的界限,但其所包含的內容卻能夠體現出其具有相當的物質內涵。軍事是某個集團利用各種資源對集團安全與利益進行保護的活動,在這一過程中,所有的活動都是附著于物質存在而進行的,如利用山河險阻進行防御,采用先進材料進行武器鍛打,甚至戰爭勝敗導致的人員傷亡都體現著軍事所包含的物質內涵。這些因軍事而產生的物質遺存,理所當然的成為了軍事考古學的研究對象。
其次,軍事考古學是對古代軍事遺存的研究,但古代軍事理論與思想等非物質遺存能否成為軍事考古學的研究內容值得思考。考古學無法直接對古代軍事活動所體現出的軍事理論與思想進行考辨,只有通過對古代軍事遺存的整理分析,獲得古代軍事理論與思想等非物質層面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我們可以抽象成為軍事文化。文化雖然是意識形態,但其卻凝結于物質之內,古代軍事文化則是凝結于古代軍事遺存當中的。
放諸考古學領域,軍事文化能否作為一種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呢?如果以考古學意義上的文化定義,我們認為軍事文化應當是可以成為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的。
"考古學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的共同體。軍事文化則是將這一共同體的焦點關注于古代軍事遺存,是同一時代、集中于一定地域、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軍事遺跡和遺物的共同體,是文化在物質上的映射。以戰國時期的軍事文化為例,戰國時期諸侯征伐,思想上百家爭鳴,每一個諸侯國都有自己一套完備的軍事體系,這一體系中包含了武器裝備、戰略戰術等內容,他們都是附著于具有本國特點的物質遺存之上,能夠通過這些物質遺存來與其他諸侯的軍事文化進行區別。我們不否認考古學文化間具有聯系與交流,但考古學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這種差異性的強調,軍事文化具有依附于不同政治實體的特點,它的差異性就尤為突出。
第三,軍事考古學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考古學的一門分支,是由于層出不窮的考古發現的現實而決定。與美術考古學、佛教考古學、城市考古學等考古學分支學科相似,隨著數量龐大的軍事遺存被考古發現所揭露,形成了集聚效應,進而軍事文化的研究也被學界所重視,但其在考古學意義上的研究卻顯得相對薄弱,這些都促使軍事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
2.系統論
系統論(General System Theory)是由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馮·貝塔朗菲(L.V Bertalanffy)創立的。[2](P1-7)系統論認為,萬物皆成系統,系統無處不在、無物不包。世界可以劃分為無數個系統,任何一個對象,都可以作為一個系統而加以討論和研究。此外,系統是各要素之間和要素與整體間相互作用、聯系的矛盾體。系統的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聯系,任意一個要素的變化將會引起其他因素發生相應的變化,這就是系統的關聯性。系統總是與其環境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存在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轉換關系。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系統相應地調整其程序、結構、內容和方式,不斷地促進系統的變革。系統受環境的影響和制約,適應環境,又保持獨立性,能動作用于環境,改造環境。系統論中,事物的系統性、整體性、有序性、最優化都是事物的客觀規律,探尋這一客觀規律,也是考古學的重要研究內容。
實際上,系統論的觀點在新考古學中已經得到重視,路易斯·賓福德在《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一文中指出:必須把考古材料放到一個系統的參照系中去考慮,對考古學文化間的相同點和不同點研究必須運用文化系統的結構、功能知識,以分析考古學文化共同體的進化。賓福德認為考古學家用來描述事實的方法必須由尋求互不相干的特征的組合或結構轉變為探索功能上互相依賴的系統。[3](P43)由于新考古學的發展,系統論也成為考古學重要的理論基礎。
就人類社會而言,它是一個開放而復雜的巨大系統,它可以劃分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等子系統,并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演化。與此同時,人類社會系統與外界環境存在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并在這種互動中改變著自身,也改變著環境,從而使系統總處于一種不斷進化的過程中。人類社會所創造的每一個系統及其子系統也都是
一個動態的有機體,各個系統吐故納新,與其他系統互動而存在。考察各個系統的變化及其與其他系統關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類社會系統演化的基本規律。軍事作為人類社會這一巨大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它與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子系統之間存在諸多的互動,同時軍事系統內也包含著許多小的子系統,如地理、裝備、后勤、通信等,它們的組合與作用影響著整個軍事系統的運行,而且這些子系統之間也會產生互動,地理條件能夠影響到作戰方式與后勤保障方式,通信狀況能夠對戰場形式產生積極的或者消極的作用。 以考古學文化為例:在一個考古學文化中,不僅包括一群人,也囊括了與之生存有關的地形、土壤、森林、山脈、河流、礦藏、空氣、陽光、氣候、動植物等要素。同時,某一考古學文化又直接或間接地通過某種方式與其他文化系統、子系統進行交流、保持聯系。考古學研究者要分析每個考古學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不同子系統交流的結果及其作用,檢驗各要素的重新組合是否導致系統的整體優化或劣化。同樣,軍事考古學文化也是由諸多的因素構成的,國家政治結構及其行政人員是軍事文化的行為主體,兵器組合、戰略戰術、外交手段、兵種配置、軍事制度等構成了軍事文化的子系統,某一軍事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受到這些子系統的互動與配置影響。軍事考古學的軍事文化研究需要觀察軍事文化子系統間、子系統與軍事文化系統間的交流與聯系,從而獲得某一軍事文化的形成、發展、消亡的內在原因。
考古學所研究的物質資料是"死的",它不會自己闡釋自己。所以,當我們將考古材料置于文化系統中研究時,它才是鮮活的、比較完整的。例如對文化系統相關性的強調使我們能夠從相對較少的特征中獲得對諸多特征的認識……這種確定性至少部分地解決了因為考古資料的不完整性而產生的問題。[4](P25)軍事遺跡、遺物作為軍事文化系統的部分指示物,可以構建古代軍事的部分。
比如我們可以根據特定戰爭遺址和周邊地理環境,結合出土的兵器組合、陣地布局來推測古代的戰爭過程。舉例來說,明末的平播戰爭,最后的戰場位于海龍囤,通過考古發掘所揭露的材料,我們可以從海龍囤遺址的布局看到,作為軍事堡寨,海龍囤遺址具有極強的防御特色:海龍囤采取了"線性設防",其具體的防御手段為"四線防御、靜動結合".對于古代軍事防御手段的觀察,需要綜合諸多的因素進行,只有將其放置于一個軍事文化系統之內,所有的出土材料才具有解釋學的意義。
總而言之,系統論是考古學得以不斷發展的基礎理論,在諸多的考古學研究中都得以證實,它能夠也應當成為指導軍事考古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誠然,任何理論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永無止境,理論的創新也是科學發展的動力,軍事考古學的研究同樣也需要不斷充實自身的理論基礎,系統論需要在其他理論的共同配合下服務軍事考古學的研究。
3.中層理論(theories of middle range)
中程理論,又稱中層理論,來源于社會學,由美國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ing Merton)在《社會學理論與社會結構》(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一書中,提出的研究中等范圍的社會現象的理論。他認為,社會學理論應該是一種"中程理論",它既不像哲學理論那樣刻意追求理論的深刻性和概括性,也不像一般的具體學科的理論過于經驗和狹隘。默頓曾經發表過一段有關"中層理論"的定義化描述:"中層理論既非日常研究中廣泛涉及的微觀但必要的工作假設,也不是盡一切系統化努力而發展出來的用以解釋所能觀察到的社會行為、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一致性的統一理論,而是指介于這兩者之間的理論。"[5](P50)中層的視角是在有限范圍里的經驗研究,更能保證與經驗變量的必要接觸。中層理論并不是任何一個具體的理論,它是對某些理論的概括,這些理論最大的特點是有經驗根據的,它們包含了一套被證實了的假說。這些假說不是對未知事物的假裝知道,而是對無知的思考,它承認為了積累更多的知識還有許多待研究的內容,并且不認為能夠為當下提供一套完備的理論體系,而只是利用現有材料解決現有問題。
"中層理論"問世之后,對諸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考古學家是較早將中層理論引入了自身研究領域的群體之一。在考古學領域,中層理論普遍被稱為"中程理論",并催生了民族考古學、實驗考古學等新的學科分支與研究方法。美國考古學家費根認為:"中程理論將會對解釋人工制品的型式以及考古記錄中所涉及的其它物質現象提供概念工具。"[6](P108)中程理論是基于經驗的總結,所以對民族考古學與實驗考古學的指導意義較強。民族志與實驗結果提供了一種現實的經驗分析,這種分析可以用來解釋出土資料。正如賓福德所言,"考古材料和形成條件之間的聯系只能通過現代人類生活研究".[7](P6)他認為我們所有的考古發掘資料都是靜態的、現時的,如果我們要搞清楚動態與靜態事物之間的聯系,需要觀察這兩方面的材料,而動態的事物觀察只有通過此時此地的現時世界。雖然賓福德認為社會科學在實踐的意義上并不適用于考古學,但是,他所采取的實驗考古與民族考古在理論與方法上卻顯然是對社會學中程理論的借鑒。
如果回歸中層理論本身,我們會發現,民族考古與實驗考古只是中層理論在考古學研究中運用的兩個典范,其并不是中層理論在考古學應用中的全部。中層理論的靈魂在于構筑了一條從限定范圍內的經驗總結到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系統的研究橋梁,放諸考古學領域,我們認為中層理論提供了考古材料的描述、總結和人類歷史觀、文明觀等高屋建瓴的理論之間的映射方案。軍事考古學研究只是對古代某一方面物質遺存的焦點化,以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資料來看,軍事產生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應當沒有太大偏差,所以對于軍事考古學而言,大部分的研究對象是處于歷史時期的,或者說,歷史考古學的理論指導性更強。而歷史考古學在本身的理論基礎之上,吸收了其他考古學范式的思想與方法,如吸收新考古學中程研究方法,提出"中程文獻"(middle-range documentation),強調考古材料比歷史文獻更客觀。[8]
這一看法盡管有著以物證史的意味,但歷史考古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于歷史的追溯,我們不能將其從歷史的大背景中割裂出來,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各有千秋,相互借鑒才是客觀的研究方法。除了對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的運用,中程理論所催生的實驗考古與民族考古同樣對軍事考古學有著借鑒意義。雖然,實驗考古與民族考古對史前考古學研究更具參照性,但是我國的冷兵器時代具有漫長的發展歷史,這種厚重感的表現就是兵器更新速率較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刀槍劍戟等兵器的形態有著細微的差別,但其使用方法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參考民族志的材料,以及通過實驗考古的方法模擬古代軍事的方方面面,這樣的研究仍具有相當價值。
4.場域理論
"場域"是社會學理論的一個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認為:"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field)可以被定義為在
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9](P133)場域不僅是一種概念,也是一個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單位。場域可被視為不定項選擇的空間,它為其中的社會成員標出了待選項目,但沒有給定最終選項,個人可進行競爭策略的多種搭配選擇,不同的人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在這些結果中,一方面可以體現出選擇者的意志,即個體的創造性,另一方面可體現出選題的框架要求和限制。 在場域理論下,我們可以將一場具體的戰爭視作一個場域,其構成了一個與這次戰爭相關的一切因素的網絡,我們可以稱為軍事場域,這一網絡包括了指揮官、士兵、后勤、武器、地形、天氣等諸多因素,它可以成為軍事考古學研究的基本單位。傳統的考古學并未有嚴格意義上的基本研究單位的劃分,某一考古學文化也可視為一個基本研究單位,某組具有共同特征的器物同樣可以視為一個基本研究單位,這些基本研究單位是一種偶然的概念組合,脫離了其共存的特征,他們的聯系就不復存在。而作為軍事考古學研究基本單位的"場域",并非傳統結構主義意義上的諸多因素所構成的復雜的客觀結構,在結構主義下,這些因素是客觀的要素,而場域內他們則是內部有著天然的聯系,這些聯系是互動的,而不是單純的組合,是關系的思維方式。
如果將場域具體化,我們姑且可以認為場域就是一個沙盤,軍事場域就是一個軍事沙盤。我們能夠在這個"沙盤"上模擬軍事的發生、發展和結果,沙盤上能夠放置指揮官、士兵等行為主體,它們是考古學真正要研究的"過去的我們",軍事考古學古代軍事的研究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對古代參與軍事活動的人群的研究。場域就提供了這樣一個沙盤,除了地形地貌、天氣等客觀環境要素之外,將當時事件參與者的思想放置在一個網絡中,并且能夠與場域中的其他諸因素產生可以獲得歷史驗證的互動。人的思想以及人本身或許具有很強的主觀性,我們無法通過客觀的物質獲取可靠的信息,更無從獲得歷史的驗證,但是,場域中的因素間具有客觀的聯系,如上所述,這種聯系本質上是一種思維方式,它提供了一種解釋古代軍事的通路。這一通路能否獲得科學的結果,是由研究者能否清晰、明確地掌握和梳理一個場域的關鍵要素決定的,在科學的意義上,我們無法完美無缺的獲知一個場域所有要素的信息,但某一場域的發展通常是由某些關鍵要素所決定的,掌握了這些關鍵要素,同時考慮到這一場域的其他值得關注的要素,這樣或可達到我們所期待的目標。
軍事場域作為軍事考古學的基本研究單位,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一種碎片化的研究,這樣的研究雖然將古代軍事活動細化了,但是缺乏宏觀的、整體性的觀察。然而,每個軍事場域之間也是有交集和聯系的,多個軍事場域又可重新組成一個新的、較大的軍事場域,新組成的軍事場域在內涵上變得極其豐富,容量的增大與范圍的擴大,都使得其內部網絡更加錯綜復雜,這樣就需要抽絲剝繭式的研究。如果研究者對單一的軍事場域的研究是一支連隊的小戰役,那么,多個小型場域所組成的大型場域的研究則是高級指揮官對戰爭全局的把握。
總之,場域是結構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觀的,其中包含著主觀的部分,主觀與客觀的溝通是場域的生命力。同時,場域的分化與組合對我們認識和研究具有提示意義,場域的分化提供了微觀碎片化的資料,場域的組合則是宏觀整體性的考察,一收一放,使我們的研究更具靈活性。考古學所研究的對象也是客觀的,即古代的戰爭遺存,但我們不能僅僅依靠這些客觀的物質遺存,同時也要思考主觀性較強的人及其思想,不能只見物,而不見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場域理論對于研究古代軍事遺存占有優勢。
5.歷史想象
我國考古學自發展之初就有著濃郁的歷史學傾向,探求我國古代歷史的真相一直是考古學的學術目標之一。而如何實現復原古代人類社會的學術目標,智者見智,并無成規可循。歷史想象則解釋了物質文化遺存到復原古代人類社會的過程,為考古學家通過主觀與客觀結合研究后復原古代人類社會的理論基礎。
"歷史想象"最早是針對歷史研究所提出的,主觀想象在對歷史材料解讀的作用在學術界有著很大的爭議,但無可爭議的是,缺乏想象的歷史研究并不一定永遠可靠。卡爾在《歷史是什么》中寫道,"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無終止的對話。"[10](P30)而對話的橋梁或許就在于人們對古代社會合理的想象。放諸考古學的研究范疇,歷史想象在解讀物質文化遺存的意義上有著突出的貢獻。
在歷史不可能重演的事實基礎上,歷史遺留的物質文化無疑有意或無意的間接傳達了那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或者文化信息。考古學家對物質文化遺存的掌握有著獨到的方法,從中獲得了大量詳實可靠的信息,而信息是還原古代社會的重要材料,文物并不能直接訴說歷史,依靠"想象",我們能夠聽到漢唐雄風、青銅流光,乃至遠古的吶喊。以出土的古代圖像材料為例,圖并不是文字,但我們能夠從中讀出"文字",這就需要通過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等等學者的想象豐富歷史證據。單純的以圖證史,就喪失了圖像的價值。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言:
"史學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玄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于小說,劇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僅同而可相通。……作史者據往跡,按陳編而補缺申隱。"[11](P166)考古學也需要"設身局中"進行合理想象,雖然這一過程帶有強烈的史學傾向,在考古學逐漸獨立于歷史學發展的今天顯得格格不入。但是,對于材料解釋的會通是歷史學與考古學所具有的研究共性,科學合理的解讀材料才是一門學科的使命,而非強調其與其他學科間的差異性。
在傳統意義上,邏輯推論明顯是考古學家更推崇的研究方法,針對歷史想象考古學家的態度往往是猶豫不定的,認為想象往往危及考古學的真實和客觀性,是不嚴謹的、非理性和非科學的方法,但是有限的考古資料在還原古代人類社會上的作用十分有限。毋庸諱言,主觀因素的活躍,使得想象在任何一位考古學家的研究中都不可避免。考古學其實是處于理性與想象之間的,想象并不會破壞物質文化遺存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反而會豐富考古學對古代文化遺存的判斷。優秀的考古學家應該有足夠的想象力,在合理可靠的證據和材料的基礎上,開展想象,但想象也要受到必要的限制。
軍事考古學是對古代軍事活動遺存的研究,但能否正確解讀古代軍事活動遺存是其實現還原古代軍事狀況的關鍵,歷史想象就是古代軍事狀況得以正確解釋的基礎理論之一。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認為,"凡是進入其中的任何東西之所以進入其中,都不是因為他的想象消極地接受他,而是因為他的想象積極地需要他。"[12](P242)軍事考古學研究就是為了構建古代軍事的完整圖畫,考古材料因為我們的想象而變得更有意義。
二、軍事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1.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
考古學研究古代人類的物質文化遺存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而對于物質文化遺存研究的基礎是田野發掘,軍事活動遺跡的考古學解讀建立在細致、科學的田野發掘基礎之上,田野考古提供了揭露古代軍事遺存的科學方法。在田野考古中,基本的理論支撐仍然是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特別是發揮考古地層學在取得遺跡、遺物時代信息的作用。
考古地層學借用地質學中地層學的研究原理,是田野考古發掘中科學地取得研究資料的方法,也是考古學研究中最基礎的方法之一。軍事活動遺存往往與其他類型的遺存共存,應當遵循文化層形成的原理,考古發現的任何軍事遺物、遺跡,都必須借助于地層關系來確定其相對年代,如果失去了地層依據或層位關系混亂,就會使出土物失去應有的科學研究價值。因此,在對軍事活動遺跡進行田野考古的過程中,必須較以往遺址發掘更加細致,注意收集各種有用信息。
考古類型學是借用生物學對生物分類的原理,對考古發掘出土的遺物、遺跡,進行科學的整理、分類、分析、比較研究的方法。軍事遺存的類型學研究與其他遺存的類型學研究有著相同的原理,一是進化原理,即軍事形態也是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演化的,軍事遺存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其在不同時代、不同階段、不同地區存在形態上的差異,這一差異的本質是文化的差異,即軍事文化也是在不斷發展和豐富,從古而
今的軍事發展史就是軍事遺存進化演變的歷史;二是相似性原理,即依據軍事遺存的相似性進行分類、分析、比較、研究,這種相似性是有條件的,不能跨越空間與時間上的限制對某類遺存進行對比,特別在分析某類軍事遺存起源的問題時,更是如此。 軍事遺存的類型學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對古代軍事遺存的形態演變規律和譜系的認識,獲得軍事遺存的相對年代信息,探討同一時期,不同政治主體之間的軍事互動;探討不同時期,某類軍事遺存的發展序列及其與其他遺存間的相互關系。即軍事遺存的類型學研究希望從橫向和縱向上對古代軍事活動進行比照,以期獲得軍事文化外部和內部的互動信息,從為達到深入認識古代軍事發展,還原古代軍事狀況的目的提供必要的研究資料支撐。
從考古學研究本身來說,考古類型學與考古地層學是其基礎,從考古學萌芽之時開始,地層學與類型學就是其靈魂,脫離地層學與類型學的研究不能稱之為考古學研究。但是考古學又需要不斷發展,廣泛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是一切學科發展延續的生命源泉,考古學也不例外。
田野考古是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只有建立在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基礎上的科學的田野考古,才能夠為欲進行的軍事考古學研究提供可靠支撐。但軍事遺存十分豐富,田野發掘所獲遺跡遺物固然重要,傳世文物遺存亦應受到重視,除文物自身的信息外,其流傳脈絡、保存現狀、研究歷史也是不可忽略的信息資源。在豐富的資料基礎上開展類型學的研究,最終達到全面認識古代軍事內涵的目的。
以研究對象本身而言,軍事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古代與軍事活動有關的物質遺存,這與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沒有根本性的區別。所以,對于"物"的研究應當遵循地層學與類型學的基本方法,梳理古代軍事的發展脈絡,構建相關物質遺存的時空框架,進一步地采取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對軍事遺存進行分區、分型,解釋古代軍事的形成及發展特點。
2.文化因素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在考古研究中已經被廣泛運用。李伯謙先生曾說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地層學、類型學方法一樣,是考古學基本方法之一。"[13]
俞偉超先生總結這一方法主要是"分析出一個考古學遺存內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組成情況,以認識其文化屬性,即確定它在考古學文化譜系中的位置",而所謂"不同文化因素"是指"源自不同考古學文化的那些互相有區別的特征"."考古學文化因素的分析,首先建立在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基礎之上,同時也參與考古學這座學科大廈的營建。"[14]
因此,軍事考古學要運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前提是要形成軍事遺存的"考古學文化",這一概念能否成立需要進行深入探討。"考古學文化"是對古代物質文化遺存的抽象,是有諸多因素所構成的聚合形態。軍事遺存的聚合能否稱之為一種考古學文化?答案是肯定的。軍事遺存同樣有著時代、地域、地方性特征的共同性,即某一類軍事遺存共存于統一時代,集中于同一地域,并且有著相近的特征。
軍事是某一政治主體的活動,作為政治主體,其有時代、地域的限制,其所創造的物質文化遺存必定存在時代、地域特征,而其中的軍事遺存與其他物質文化遺存相對獨立,構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系統。如東周時期秦國的軍事遺存明顯區別于東方六國,而且東方六國的軍事遺存之間也有著區別。這就說明了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有著自身的軍事文化特征。考古學文化是針對史前時期的文化聚合現象所提出的概念,進入歷史時期之后,這一概念就被政治文化概念所替代,但在本質上并無二異,都是對物質文化遺存聚合現象的建構。
軍事考古學文化是對考古學文化概念的借用,將一種考古學文化當中的軍事遺存歸納出來,重新審視軍事遺存的聚合狀態而形成的概念,與史前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有著明顯的區別,其主要的適用范圍是歷史時期。史前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包涵了具有同時性、同地域、地方性特征的一切物質文化遺存,如陶器、墓葬、居址等;而軍事考古學文化則是對軍事遺存的抽象整合,如宋明時期羈縻土司制度下的軍事遺存,其具有考古學文化的同時性、同地域和地方性特征的概念要求,其防御城堡、作戰兵器、交通設施共同構成了一種獨特的軍事考古學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軍事考古學文化是對考古學文化的泛化,這種泛化是學科發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認識到軍事遺存所具有的特性及研究價值,所以需要提供一種更加科學合理的概念去解讀古代軍事文化。軍事考古學文化多是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其在物質表現力上較史前時期更為豐富。徐蘋芳先生曾對歷史考古學的特點進行總結,"中央集權下的禮儀制度有嚴格的、統一的等級規定,在上層社會中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全國各地的禮儀衣冠制度上的文化差異時,幾乎是不可能的,強大的政治因素在文化的發展中起到了決定性的因素,它同時也成了維系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支柱。
但是,在全國各地民間(或民族)文化風俗方面上卻保留著差異,這些差異便構成了歷史考古學文化分區的主要內容。"而且認為,"社會越進步,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現象便愈為復雜。因此秦漢以后考古學文化分區很難用一個統一的標準來界定。"[15]
故而,軍事考古學的考古學文化以傳統的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為其命名稍顯欠缺,更多的是與政治實體本身結合的名稱,如戰國時期的秦國軍事文化、楚國軍事文化,這些軍事文化都是由其軍事物質遺存所反映出的地域性特征,其與橫向上的周邊文化及縱向上的上游文化有著密切關系。
由于考古學文化是適用于史前時期的概念,因此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也較多的運用到史前時期的考古學研究當中,但是,作為軍事考古學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則需要其發揮在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在對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的過程中運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同樣能夠獲得有意義的研究成果,"通過對不同區域考古學文化的梳理、比較,既可以歸納出不同文化區中的相同因素,這部分因素是在歷史時期一直占優勢,又可以找出具有區域特點的文化因素,這部分因素正體現區域文化特征。"[16]
而軍事考古學文化就可稱之為考古文化事象,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對于研究古代軍事文化中不同因素在時間歷程、文化交流、傳播、互動及吸收創新中有著極大的意義。
軍事考古學的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就是對軍事文化遺存的諸因素進行提煉,然后細致分析每類因素的起源、發展及消亡,從而獲得對整個軍事遺存的整體認知。"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起步工作,就是區分一個考古遺存中的各類文化因素并將它們分為不同的組別,即"分組".[17]
俞偉超先生在研究"楚文化"的過程中,就將楚文化所包含的不同因素進行了提取,分別識別為周、越、秦等文化組別,這是最典型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將其借鑒于軍事考古學的研究也未嘗不可,而且已經有學者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對古代軍事遺存進行了初步但有益的探索。
軍事遺存的考古學研究是對古代軍事物質文化的研究,在運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時,在諸多因素中要特別注重對"人"的偶然因素的考慮。精神與思想方面的考古學研究是目前考古學研究所欠缺的,在軍事考古學研究當中,這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因為軍事活動是極具偶然性的活動,其固然存在內在的規律性,但一場戰爭的發起、發展與結束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變量,而"人"就是其中最大的變量。因此,在運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察軍事遺存時,要注意到精神與思想層面因素的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法是軍事考古學研究當中的"中層次"的方法。通過地層學與類型學的研究可以反映器物本身的時空信息,而地層學與類型學在揭示古代軍事活動的文化內涵上卻難以有所作為,特別是源流演變之后的時代背景、流變原因等方面。文化因素分析法對古代軍事遺存的研究能夠補充地層學與類型學的不足,將器物的研究提升到文化的分析。古代軍事遺存的研究不僅僅需要掌握其時空信息,更重要的是解釋其起源、發展、消亡的原因,而原因的解釋就需要具體分析當中文化因素的演變,其作用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
3.長時段"人的科學"軍事考古學研究應當是注重"長時段"的"人的科學"."長時段"理論是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提出的,他認為有三種不同的歷史時間,即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體
時間。 與之相對應的即:長時段、中時段以及短時段。分別表述三個不同層次的歷史運動,而其中的長時段歷史也就是結構史,即自然、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歷史進程中演變緩慢的歷史事物,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長期的決定性的作用。他認為只有借助于長時段歷史觀,才能夠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類生活的全貌。甚至認為,"長時段是社會科學在時間長河中共同觀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門社會科學可能使用的共同語言。"[18](P178)長時段是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也可以被考古學的研究所借用。正如布羅代爾所說,"每一學科都侵犯它的鄰人,但又始終相信它還在自己的領域。"[19](P28)軍事考古學正是考古學的拓展,同時在研究方法上,軍事考古學也采用了包括歷史學在內的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即便這樣,我們仍然認為軍事考古學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軍事考古學需要借用或者通過"長時段"的路徑來了解古代軍事的發展狀況,長時段為軍事考古學提供了一個構建古代軍事發展脈絡的工具。
軍事考古學是對古代軍事遺存的全面考察,與長時段研究所體現的"整體史"思想異曲同工。長時段是針對與歷史的時間所提出的,古代物質遺存的研究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對其時間的研究,考古學的時間與歷史學的時間有著明顯的區別。傳統歷史學更加注重"事件",而事件是短時段的,它反映的是某一時刻或歷史長河中極短的時段的狀況;而考古學的時間顯然是長時段的,物質遺存的地層堆積往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就體現了物質遺存的長時段。考古學的目標就是如實復原這一長時段的歷史過程,布羅代爾也認為,考古學的研究需要跨越更廣闊的編年史空間。[19](P32)軍事考古學同樣具有這一特點,軍事遺存的演變與發展是貫穿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到近代的物質見證。
眾所周知,軍事活動具有普遍性及延續性。戰爭這一現象伴隨著人類發展的始終。我國是戰爭頻繁之國,歷史上統治階級內部以及諸侯之間爭城掠地的戰爭更是難以計數。見諸史籍,有些眉目和頭尾的戰爭,從夏朝至明代大約有3300余次,清代有400余次,近代也有數百次之多。
我國歷史上大約發生戰爭4000-5000次之多,約占世界歷史上戰爭總數的1/3左右。如此頻繁的戰爭遺留了諸多的物質遺存,這就決定了軍事考古學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時期、某一地區。軍事遺存需要在長時段的"整體史"的角度進行理解與解釋,不能將其與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割裂,應當注意物質文化、精神文明、社會結構等方面的互動,置于軍事考古學視野下,即軍事遺存、軍事思想、軍事制度等方面,最終形成理解的論述。
一種研究方法并不是完美無缺的,長時段為軍事考古學提供了更廣闊的編年空間,但其對物質的過分關注,忽視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技術與工具的進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但并非全部要素。軍事的發展在人類社會歷史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戰略戰術進步或許是由于作戰武器及其他軍事通訊、地理等方面的技術進步而催生的。這一點毋庸置疑,缺乏技術支撐的戰略戰術無法順利開展。因此,技術在古代軍事活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同時,我們還應當認識到,戰爭是人類活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人類心理作用激化的反映。人類在制造各種武器,發明各類防御設施,實施不同的戰略戰術都受到自身條件的影響。這種影響的可控性或者研究性因時而異,我們沒有辦法窺測古人的心理活動,但是,合理的推測應當體現在我們的研究當中,這一變量因素是軍事考古學研究不能忽略的。
對考古學的理解篇3
【關鍵詞】古詩詞 釋詞解句 展開想象 敲詞研句 知人論世
古詩詞是我國文學長廊中的瑰寶，其或生動凝練的語言，或清麗優美的形象，或含蓄豐富的意境，或哲理深刻的思想，無不給人以情操的陶冶，人生的啟迪。近年來各省中考試卷都不約而同地呈現出古詩詞閱讀考題，考查內容大多涉及理解名句內涵、賞析關鍵詞句、把握作者思想感情等。
2010年我省中考《語文考試說明》對古詩詞的考查進行了改革，加大了對古詩詞的考查力度，在原來僅考查古詩詞默寫的基礎上，增加了10首古詩詞閱讀考查篇目。2011年增加到20首，2012年更是倍增為34首，擴大了考查范圍和難度，側重考查學生對古詩詞的鑒賞能力，古詩詞閱讀題目成為河北省中考語文試卷上的最大亮點。由此，在必要的誦讀之外，日常的古詩詞教學唯有落到實處，才能培養學生對古詩詞的鑒賞能力，進而使中國古典文化真正得以傳承。
一、釋詞解句，疏通詩詞大意
去年12月曾在石家莊41中觀摩《使至塞上》這首古詩的教學，上課的流程大致為讀——解——賞這幾個環節。對“解”這一環節，我感覺比較實用。“解”其實就是解釋古詩詞的含義。教師除了指導學生結合注解，還要求學生運用增、刪、補等方法來進行難句的學習。有了釋詞解句這一環節，學生再進行下一環節的學習便比較順利了。
初中所選的古詩詞，都是名篇佳作，語言凝練，音韻優美，含義深刻。由于古今異義、通假、詞類活用、用典現象和押韻的關系，能否準確、生動地釋詞解句直接影響到詩詞內容的理解和意象的領悟。教師要指導學生充分利用課下注解及工具書，并提示學生按照文言文解詞譯句的一般方法，掃清詞句障礙，達到對詩句含義的把握，以便進一步理解詩歌的內涵。再如《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這首七言律詩，如果沒有必要的釋詞解句，那么對用典句“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哲理名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學生只能是一頭霧水，斷章取義，更談不上對作者雖悲涼卻不悲觀的豁達情懷的感悟了。
《語文課程標準》明確規定：在初中階段，評價學生閱讀古代詩詞和淺顯文言文，重點在于考察他們能否憑借注釋和工具書理解詩文大意。上述學習方法能讓學生養成邊讀原文、邊看注釋的習慣，逐步培養學生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獨立閱讀古詩文的能力，也有助于學生克服依賴性，增強獨立閱讀、獨立思考的自覺性。
二、展開想象，再現詩詞情景
想象是詩詞賞析必不可少的前提。要引導學生領會詩歌意境，首先要讓學生插上想象的翅膀，再次回到詩人創作詩歌的情景之中，想象詩人當時所處的背景、情緒、身世等，才能同詩人同喜同悲、同歌同嘆。
王維的《使至塞上》“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二句，更是一幅絕妙宏偉的畫面。詩人獨具匠心地選取了沙漠中最典型的景物：大漠、孤煙、長河、落日。“在浩瀚無際的沙漠荒野中，一股濃煙孤然而起；在浩蕩奔涌的黃河盡頭，一輪落日徐然下降。”教師可以讓學生結合詩句含義發揮無盡的想象，設想身處奇特景象之中的感受，借助四個典型意象描畫出雄渾壯美的畫面，再用生動豐富的語言來描繪。這些學習活動為理解作者的心境作了重要的鋪墊，通過引導學生便能發現：廣闊的天地背景恰恰襯托了作者孤獨、漂泊的感覺，兩句詩是對前一句“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所表達的情感的進一步深化。
這樣的想象教學，不僅激發了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更重要的是學生的想象能力、審美能力及表達能力將會得到有效地提升。
三、敲詞研句，品味詩詞意境
在欣賞詩詞時，一定要敏銳地捕捉到詩詞中最關鍵、最傳神的字詞來品析，進而把握詩詞的內涵，這樣才能收到牽一發而動全身之妙。教師應引導學生抓住關鍵詞句來品味語言，通過關鍵詞句去理解詩的意境，從而培養學生觀察、分析、描摹客觀事物和遣詞造句表達思想感情的能力。
2011年我省中考語文試卷上的古詩詞閱讀（蘇軾《水調歌頭》）的其中一道考題是：簡析“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一句中加著重號詞語的表達效果。這道考題提示我們：在古詩詞教學中引導學生抓關鍵詞語品味語言是尤為重要的。抓住這些字就能“品”到全文用詞之精妙，“品”到人間親情之真摯，品到詩人心胸之博大，志向之高遠。抓住這些“點睛”之筆，引領學生學習古典詩詞煉字遣詞的功夫，學生錘煉語言的水平就會隨之提高。
俗話說：文有文眼，詩有詩眼。“詩眼”，即最能概括詩詞內容，承載詩人思想感情的字或詞語。抓住了詩眼，也就是抓住了關鍵。如李煜的《相見歡》，上闋寥寥十幾字便使筆端所有景物都著上了寂寞凄冷的色彩，而這樣的灰冷色調皆因下闋道出的十八字：“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離愁”二字作為詩眼，道出了千端愁緒，萬般悲涼，而作者更將這千愁萬緒以“剪不斷，理還亂”的千絲萬縷來形容。教學時抓住“離愁”二字來品味這首詞，學生對亡國之君的難言滋味也就能有一定的領悟了。
古詩詞中許多詞語字淺意深，言近旨遠，如果能提醒學生抓住去分析體味，就可以幫助學生領會詩境、品味詩情。
四、知人論世，把握詩詞情感
古典詩歌雖距離我們生活的年代久遠，但“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所以作品多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反映，亦即“詩言志”。中國古代的詩人，大多是憂國憂民的，詩的內容也大多與社會背景結合緊密。因此，在品讀詩詞文本之外，更要探尋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個人的生活境遇，才可能對作品深入地探知、把握。
教讀曹操的樂府詩《觀滄海》，學生可以從詩作表面感受到大海的雄奇，而要深層次地理解詩人的思想感情，則要先了解詩人寫作此詩的背景了。課文前的“閱讀提示”和注解中略有談及，教師還可向學生補充介紹：曹操一心要統一中國，此時他正是統率大軍打了勝仗。凱旋途中，他登上碣石山，面對著洪波涌起的大海觸景生情,遂即寫下了這首壯麗的詩篇。了解了這些，詩人通過大海吞吐日月的形象表達統一中國、建功立業的偉大抱負就不難理解了。
葉圣陶老先生說過“教無定法”，但無論運用什么教學方法，我們都要使我們的古詩詞教學真正落到實處，提高學生的古詩詞鑒賞能力，讓學生在古詩詞的學習中感受古典文化的斑斕色彩，從古人的人格魅力以及愛國情懷中受到健康的熏陶。
參考文獻：
對考古學的理解篇4
自從我考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之后，已經被無數好奇寶寶的奇葩問題圍攻――“考古就是盜墓吧？”“你又要去哪挖墓啊？”“你挖出來的寶貝是不是可以賣很多錢呢？”……一般遇到這些問題，我先是在心里翻過無數個白眼，然后恨不得馬上以自己親身的體驗來告訴大家考古學這個專業到底是個啥。當然，讓我官方地介紹這個專業的學術淵源、學科背景，可能會有點無聊，不如讓我來談談我們的考古學術生活吧，相信這樣可以讓你更加真切地了解這個專業。
這個專業都學些啥？
北京大學是國內最早成立考古學教學科研機構的高等學府，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設立的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下設考古學專業，1983年將其單獨劃分出來，成為考古學系，在2002年更名為考古文博學院。可以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是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一個縮影。
雖然考古學專業招文科生，但是該專業實際上是一個文理交叉，實踐性和應用性都很強的專業。在本科階段，考古學專業的培養方式主要是通識教育，學校不會讓學生只進行一個歷史階段或者一個專門領域的考古學習，而是讓學生對考古學（主要是中國考古學）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并且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進行入門式的學習。總之，本科階段的考古學專業最終培養出來的是能夠進行考古學初步研究的專門人才。
讓人“腦洞大開”的期末考試
記得我當年《動物考古學》的期末考試題目是辨別動物骨骼，即隨便給你一塊殘缺的動物骨骼（因為考古發掘到的動物骨骼多為殘損），你要辨別出這是什么動物（主要包括牛、羊、馬、豬、鹿、狗、魚等）的什么部位。在剛接觸這門課程時，我們連續幾個星期待在標本室里，天天對著一桌子的骨骼，分辨羊和鹿的脛骨，分辨牛、羊、馬、狗的牙齒，幾乎要崩潰。不過，真正掌握這門課程以后，在考古發掘的實際運用中，我們基本是可以一看到一塊殘缺的動物骨骼，就能立即判別出它是什么動物的骨骼了。《人體骨骼學》也是一樣的，期末考試的題目有可能是給你一個帶有幾顆牙齒的人的下頜骨，讓你對照牙齒磨耗表，判斷這個人的年齡。這聽起來貌似很難、很變態，但是當你能真正掌握到相關知識的時候，會有種幸福感油然而生。當然，如果你因為學習了某個領域的課程而喜歡上了此領域的考古研究，那就更好了！我就是這樣，在大三的時候學習了我導師教授的《絲綢之路考古》之后，便決定在研究生階段繼續學習此領域的知識。
專業實習：無田野，不考古
考古學專業的實踐性非常強，如果只是紙上談兵，就永遠不會理解考古學的本質，可謂是“無田野，不考古”。當你有了足夠多的田野考古訓練，你才有可能熟悉考古發掘、整理、、研究的全過程，你才能看懂考古報告（這是考古發掘結束后，將發現的文物以及發掘過程公之于眾的一種形式，也是學者進行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材料）。所以，北京大學、西北大學等學校都為考古學專業的學生安排了較長時間的考古實習，讓學生了解到最為真實的考古現場。我讀本科的時候，曾經在山東龍山東平陵古城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考古實習。我和同班的小伙伴們在那個小農村一起考古，同吃同住，從最初的清理玉米地雜草到打探鏟、布方、發掘、整理、繪圖、寫報告，體會了田野考古的整個過程。
一些高校也會派考古學專業的學生參加國外的田野考古發掘，像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就與英國牛津大學、英國利物浦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波蘭華沙大學等學校保持合作關系。
曾有人編了一個段子調侃考古人的狀態：“文能提筆寫報告，武能拿鍬收稀泥。單手可以打探鏟，雙眼能夠斷水平……進可墓里清尸骨，退能室內修復齊。風餐露宿家常飯，野外方便不稀奇。”
畢業去向
考古學是一個學術性很強的專業，大部分學生最后會走上學術的道路。本科生畢業就直接參加工作的人很少，即便參加工作，其工作內容也基本上與考古學專業無關。
考古學可以算得上是冷門專業，雖然近幾年鑒寶類節目，還有《盜墓筆記》小說的風行激起了人們對古代文物的關注，但這基本上與實際的考古學專業沒什么聯系。如果你追求的是一種刺激感，我建議你還是不要選擇考古學專業了。當然并不是說學習考古學就一定要做研究，做到你滿頭華發。你也可以將自己的所學運用到媒體、市場、教育等多個領域，進行跨學科的嘗試，從考古學專業出發尋找相關的工作，比如去拍賣行、藝術畫廊等。
對考古學的理解篇5
【關鍵詞】考古學文化；研究方法；解讀
中圖分類號：K87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2-156-01
《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學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我從中選擇了《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三篇文章進行閱讀。《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一文，通過五個部分介紹了仰韶文化被發現之后，學者們對其文化源頭的探索及論證過程；在長達數十載的爭辯中，仰韶文化的源頭從模糊到比較清晰，其中的研究和論證方法，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闡釋了半坡文化與廟底溝文化的時間問題，并總結了之所以出現“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和類型學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論據確鑿，結論卻大相徑庭”的原因。《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介紹了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的爭辯、原則的確立及命名程序。選擇這三篇文章，不僅是因為課程的要求，而且它們相互之間有著密切聯系。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為例，系統介紹了考古學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及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問題。而這三個問題在考古學文化中，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考古工作實踐中常常遇到、看似簡單而實為復雜的問題。對于此類問題的探討，不僅僅是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在我國其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一、 對考古學文化本身的深入解讀
但凡人們在發現、研究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本身內涵的時候，都會思考這么一個問題：這種文化從何而來？也許是人們喜好追根溯源的心理、亦或是人們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都催使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去探索文化之源頭，就像人們喜歡攀爬最高的山峰、追尋最長的河流一樣。但是，這樣的溯源，對于考古學文化研究來說，要以所發現的考古學文化本身為中心，只有對其本身進行詳實解讀后，才有依據去追根溯源。
所以，在《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這篇文章中，我們也能看到作者所總結的各位學者關于仰韶文化源頭研究的“分源”觀點，即仰韶文化雖然分布面積廣、其中類型多種多樣，但是其早期的各類型卻各有其來源。從此觀點出發，以追求仰韶文化之“本”的源頭，便使線索清晰，有理可循。這就是在找準了仰韶文化之“本”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
二、嚴謹的考古學方法
地層學和類型學為考古學的基本理論。但是，如何將這兩種方法準確、靈活運用，我認為卻是一個比較難的問題。雖然，就半坡與廟底溝類型的關系問題而言，王先生在《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中開篇即提出：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和類型學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論據確鑿，結論卻大相徑庭……至于這樣局面的癥結所在，現在似乎還并沒有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但是，我認為我們依舊可以從前人的探索中學習、總結出一些方法和經驗。
在考古學中，還有另一基本理論——地層學，我認為我們利用類型學進行器物研究，至少是應該以地層學為基礎和前提的。王仁湘先生在《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中還提到，隨著下孟村等遺址的發現，地層證據成為了顯示半坡文化早于廟底溝文化的一個依據，許多學者，包括曾經認為廟底溝早于半坡文化的學者，也通過對地層的解讀，認為半坡應該早于廟底溝文化。
在考古工作中，我們如何去思考、對待考古學文化的嬗變，怎樣確立考古學文化嬗變的維度，也許會比文化人類學難得多，因為考古學的文化研究對象已成為歷史，并湮沒于黃土之下，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大多在現世中還能找到，并且可以對目標進行跟蹤調查訪問；但是我相信，透過地層、遺物、墓葬、房址、經濟生活模式、地理位置、規模……我們依舊能夠從文化的整體空間上去解決這些問題，只是現在于我來說，由于積累有限，解決這些問題還非常困難。
三、結語
要挑出別人的問題和錯誤是相對較為容易的，但是要解決這些問題確實非常困難的。雖然，現在的我們回過頭去看早年的研究，會發現在考古學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存在著一些缺陷，但是，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陷才促使我們不斷地改進研究方法。今人一個看似簡單的結論，卻耗費了前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樣一個長期的過程中，也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和教訓。讀完王仁湘先生的這三篇文章之后，我對考古學文化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要解決考古學文化研究中的問題，我自認為是能力不夠的。不過，這也將會是我進一步學習的一個起點，讓我從這些問題著手，更仔細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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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考古學的理解篇6
（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130012）
摘要：古詩詞鑒賞題是高考語文的必考題型。近年來，古詩詞鑒賞題在題型、題量與分值方面都呈現出較為穩定的命題趨向。通過分析2013年高考語文古詩詞鑒賞題的命題特點，可以為古詩詞教學帶來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 ：2013高考語文；古詩詞鑒賞；命題特點；教學對策
中圖分類號：G63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4）11—0121—03
一、2013年高考語文古詩詞鑒賞題整體概況
2013年，全國共有17套語文高考試卷，要研究2013年高考語文古詩詞鑒賞題的命題特點，就需要對這17套試卷的試題進行一個整體的分析，從作品作者、主題、題型、題量和分值等方面對2013年全國古詩詞鑒賞試題做一個整體性的回顧。
2013年的高考語文古詩詞鑒賞題的選篇依舊以唐宋詩詞為主，共15首，占高考語文古詩詞鑒賞題選篇總數的83%；另外，還有兩首清代詩詞和一首金詩，所占比例很小。作家大多是不同朝代較有影響、有代表性的詩人或詞家。在題型方面，以主觀問答為主，北京卷、浙江卷與湖南卷出現了客觀題；浙江卷與湖南卷各有一道填空題；北京卷中有一道選擇題。在分值上，多為7～8分，江蘇卷為10分，而新課標卷與遼寧卷達到了11分；福建卷分值低于其他省份，只有6分。各省市古詩詞鑒賞題題量也多在2～3題。從整體上來看，古詩詞鑒賞題在題型、分值、題量方面與往年相比都比較穩定。
從考點分布上來看，很多省市注重對詩詞情感進行整體性的考查。如新課標卷1和卷2、江蘇卷、安徽卷、江西卷、福建卷、湖北卷、湖南卷、四川卷共9套試卷，都要求學生分析詩人的情感或心境，其中江蘇卷有兩道題考查學生對古詩情感的把握。除此之外，表現技巧與字句理解同樣是古詩詞鑒賞題的重要考點，有7個省市的高考語文試卷題目包含了對古詩詞表現手法和技巧的考查，而字句分析題在3個省市的試卷中出現。
二、2013年高考語文古詩詞鑒賞題命題特點
2013年17套高考語文試卷的古詩詞鑒賞題都有各自的出題方式和特點，呈現出不同的命題面貌，然而，不同之中又具有一定的規律性。
（一）題型設置固定化
2013年高考語文試卷古詩詞鑒賞題在題型的設置與安排上與往年基本相同，多以主觀問答題為主，17套考卷中有14套全部是主觀問答題，只有浙江卷、湖南卷和北京卷中出現了客觀題。問答題的特點是答案具有靈活性，側重考查學生在理解與領會的基礎上合理組織和運用語言的能力。浙江卷和湖南卷的客觀題部分要求學生補充填空，把古詩詞補充完整，看似是簡單的背誦識記，實際需要學生理解和掌握詩詞的內容，回顧已學知識，綜合把握。
（二）考查內容確定化
1./
關鍵詞
古詩詞注重“煉字”，很多詩人寫詩會推敲字眼，仔細揣摩，分析一字一句的意味與情趣。例如，賈島作“僧敲月下門”一句，對于用“敲”好還是用“推”好，可是經過了一番思量和琢磨的。有些字詞的使用往往可以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還能夠增添詩句的形象性，加強詩詞的感染力。因此，分析關鍵字詞的用法成為古詩詞鑒賞的重要考查內容。2013年的17套高考語文卷中，有3套試卷的古詩詞鑒賞題要求考生分析某個字或詞在古詩詞中的作用，或是其運用的妙處。而歷年高考題也有不少問題涉及對關鍵字詞的理解，如2009年山東卷、四川卷，2008年天津卷、全國卷1、全國卷2、安徽卷，2007年全國卷2、廣東卷、天津卷，2006年江西卷，等等，反映出出題者對古詩詞關鍵字詞的重視程度。
2. 注重學生對古詩詞情感的體悟
古詩詞抒情性很強，“詩者，根情”。古詩詞看似詠物述事，實則詠情。詩歌情感或豪邁奔放、汪洋恣肆，或婉約細膩、雋永綿長。鑒賞詩歌要細細地品味，慢慢地回味。由2013年高考語文考題來看，新課標卷1和卷2、北京卷、江蘇卷、安徽卷、江西卷、福建卷、湖北卷、湖南卷、四川卷都要求學生能夠正確解讀詩人的情感或人生理想。古詩詞鑒賞要求學生能夠正確體會，并能合理言說。
3.強調學生分析古詩詞表現手法的能力
在高考語文古詩詞鑒賞題中常常看到“表現手法”、“表達技巧”這樣的字眼。即使題目中沒有出現這些字眼，很多考題的答題思路還是會向表達方式、藝術手法等方面靠攏。2013年高考語文試卷中，新課標卷2、天津卷、遼寧卷、山東卷、安徽卷、浙江卷、湖北卷、重慶卷和四川卷都考到了詩詞的藝術手法和表現技巧，或是指明讓學生分析某種表現手法的運用，如四川卷第二題“‘佳節久從愁里過，壯心偶傍醉中來’在對比手法上的運用有何妙處？請簡要分析”；浙江卷第二題“賞析這首詩對比藝術的特色”；天津卷“請舉一例分析本詞虛實相生的藝術手法”。或是從詩詞整體著手，要求學生逐條分析和闡述，如新課標卷2中的“這首詠梅詩中，作者是用什么手法來表現梅花的？請簡要分析”；山東卷中的“三四兩句中的‘煙’有哪些特點？詩人是如何描寫的”；重慶卷中的“上片刻畫了詞人怎樣的自我形象？運用了什么手法”。表達方式、寫作技巧類型的題目已經成為高考古詩詞鑒賞的必考題目。
三、由古詩詞鑒賞題看古詩詞教學
（一）正確理解和分析“詩眼”與關鍵字詞
孟浩然的著名詩句“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用“淡”和“滴”兩個動詞把微云、河漢、疏雨、梧桐這幾個平常之物巧妙地串聯起來，組成了一幅靜謐清幽的秋夜畫面。宋祁“紅杏枝頭春意鬧”中的“鬧”字，寫出了紅杏蓬勃綻放、春意盎然的景象，富有濃郁的生活情趣。這幾句詩中，“淡”、“滴”和“鬧”都屬于“詩眼”。準確、傳神的“詩眼”有助于增強詩歌描寫對象的形象性，增添詩歌情趣。如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一個“綠”字寫出了春天的腳步漸漸臨近，江南兩岸生機復蘇、生氣勃勃的景象。春意的降臨是有層次、漸進性的，“綠”字將這種變化和情態生動地體現出來。
能否準確定位和理解詩眼是高考詩歌鑒賞題的一個重要考查內容，旨在評判學生的語言感受力與體察敏感度。如2006年江西卷要求學生找出所給古詩中的詩眼。很多試題也會考查學生分析和理解詩句中某一關鍵字詞的能力。如2013年天津卷、福建卷和湖南卷分別要求學生能夠合理地闡釋“嫩”、“綠”、“凈”3個字的含義。
詩詞是語言的藝術。那么，如何培養學生感知古詩詞關鍵字詞的能力呢？首先，要讓學生多讀詩、多朗誦。“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讀得多，理解能力自然會得到相應的提高，語言敏感度也會相應提升。古詩詞本身富有音樂性與節奏性，通過抑揚頓挫的吟誦或朗讀，學生對古詩詞的理解也會逐漸加深。
另外，理解和分析關鍵字詞要從整句詩、整首詩入手，而不是單單對這個字或詞進行膚淺的解釋與說明。劉勰《文心雕龍》有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這段話指明了字、詞、句與文章全篇的關系，即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字、詞、句運用得恰當、傳神，文章就會顯得文采斐然，渾然一體。因此，教師在幫助學生解讀
關鍵詞 的時候，要從全詩入手，著眼全局，而不能只在一字一句上做文章。
（二）知人論世，掌握詩歌的時代背景與詩人的風格特點
詩人所處的時代不同，性格不同，詩作的風格特點也會存在明顯差異。即使是同一詩人，生存境遇的改變與社會的變遷也會對其詩歌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如2010年高考語文安徽卷中關于杜甫的《歲暮》一詩所設置的考題，要求學生在鑒賞過程中，不但要細細品讀，還要了解詩人的主觀志向與生活境遇，明確注釋中點明的時代背景，知人論世，根據平時所學的有關杜甫詩歌的特點，進行多角度的思考。
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可以適當地講解一些與詩歌創作背景和詩人寫作特點相關的知識。一些處于動蕩時代、思想深入反映現實的詩人，或者隨著時代不斷發展變化寫作風格出現巨大轉變的詩人，都可以作為教師重點分析的對象。了解詩人的生平境遇，對學生體會詩中的情感、感受詩人的心理，可以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把握古詩詞情與景的關系
王國維有云：“一切景語皆情語。”情與景是詩歌鑒賞的兩大要素，景中見情，情不離景。詩人因物觸情，移情于景，總會觸動詩思，引發詩興。
景與情的關系是高考古詩詞鑒賞題的常考考點。有些考題要求考生分析景與情的關系。如2009年福建卷《江行》（嚴羽）第二題：“請從‘景’與‘情’的角度，賞析本詩的頷聯。”還有些考題單獨考查詩中的景或情，但這種類型的考題相對較少。如2009年湖北卷中關于《題西溪無相院》（張先）的兩個問題均是對詩中寫景的考查，只不過角度不同。
要提高學生鑒賞古詩詞情景關系的能力，最為重要的一點是要引導學生展開聯想與想象。金開誠在《漫談“想詩”》一文中將聯想分為預期的聯想與非預期的聯想。所謂預期的聯想，是指“詩人在寫詩的時候已經期望欣賞者產生這種聯想，為此而在詩中作了巧妙的限制與誘導，使讀者在欣賞時能循著作者的意圖進行聯想，這種預期的聯想雖然‘意在言外’，卻是作者所要表現的詩詞內容的有機組成”。“非預期的聯想并非作者在創作中有意表現的內容，只是因為欣賞者另有其特定的思想感情或生活經歷，因此在欣賞中產生他所特有的聯想”。一些古詩詞鑒賞題，尤其是一些包含雙關義、象征義的古詩詞，需要學生調動自身的預期聯想。除預期聯想外，非預期聯想也必不可少。學生親身經歷和感悟的事情，印象會更深。詩詞教學要緊密貼近學生的生活與感情體驗，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積極性。例如，講解送別詩詞，教師可以喚起學生送別的生活經歷，加深情感體驗；也可以通過繪畫、音樂和表演等諸多學習形式引發學生的非預期聯想。
（四）合理開展主題式組詩教學
張志公先生有這樣通俗的說法：“在教學中，不能教給學生三篇課文，學生就會這三篇課文；而是教給學生三篇課文，學生就能學會三百篇。”學習要有一定的規律性與技巧性。以古詩詞學習為例，教材中選取的古詩詞數量是有限的，教師應根據詩詞的特點，有效拓展，積極延伸，讓教材中的古詩詞成為學生學習的一個引子，引導學生進入更廣闊、更壯麗的詩詞天地。
2010年高考語文北京卷與山東卷的古詩詞鑒賞題中都涉及到了“鳳凰（鴛鸞）”意象的分析。雖然兩首詩的作者不同，但鳳凰這一意象的特定內涵是基本確定的，鳳凰自古就被視為祥瑞，是仁愛善良、品行高潔的象征。由此可見，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教師可以某一意象為中心，進行主題式的組詩教學，以一帶多，促進學生對古詩詞某一特定意象的深入理解與領會。同是2010年高考語文卷，江蘇卷與天津卷選擇的都是別離主題的詩詞，天津卷更是將兩首古詩放在一起考查。江蘇省的古詩詞鑒賞題選取了王昌齡的《送魏二》，第一個問題是：“找出詩中點明送別季節的詞語。由送別季節可以聯想到柳永《雨霖鈴》中直抒離別之情的哪兩個句子？”如果學生對兩首詩詞理解不到位的話，這道題答起來就會比較吃力。包括該題的第三問：“三、四兩句詩，明人陸時雍《詩鏡總論》云：‘代為之思，其情更遠。’請作具體分析。”如果學生能由考題聯想到李商隱的《夜雨寄北》中“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的用法，這道題答起來就會輕松很多。
奧蘇伯爾的有意義學習理論強調新知識與已有知識建立聯系，主題式組詩教學也是如此。主題式組詩教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通過詩歌間的聯想與比較，發現彼此間的共通之處，互相融通，加深理解與體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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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考古學的理解篇7
對于考核，主要集中在是否該有考核以及具體形式等問題。針對是否喜歡閉卷考試這個問題，36人選擇了不喜歡，占比64%，而20人選擇了喜歡，占比36%。這表明很多學生不喜歡閉卷考試這種形式，這種選擇也許因為閉卷考試對于學生來說有一定的難度，但另一角度也表明《古代文學》的考核形式相對較為單一，可以作更多形式的嘗試。對于考試內容，50人選擇了基礎知識和能力分析相結合，占比89%。這說明在學習古代文學的過程中，絕大多數學生愿意理論與應用相結合，在打好理論基礎的同時提高自身分析問題的能力。
二、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通過上述問卷分析，我們發現，《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在教學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課程意識的邊緣化
在當今市場經濟體制的就業壓力和功利思想影響下，許多學生都對古代文學課程持學習無用論。上述調查分析中，有61%的學生認為古代文學課程作為一門文學專業的基礎課，其重要程度僅僅是一般甚至是不重要的。這說明，在文學日益邊緣化的今天，古代文學已經不再是強勢課程，它的重要性最多只停留在中文專業的教學大綱或教師苦口婆心的教育上。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古代文學》的課程意識大大地邊緣化。
（二）教學目標過于功利
在上述分析中，我們還發現，學生對古代文學的教學目標并不明確。大多數同學認為古代文學的教學目標僅僅是為了了解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環境、文學特點以及發展概況。這種認識較為狹隘，或者過于功利。抱著這個目的去學習古代文學，學習積極性必然不高。另一方面這也說明了古代文學的任課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忽略了向學生闡述教學目標，或者在闡述教學目標的過程中，并沒有將教學目標高度化，而僅僅停留在向學生簡單傳輸知識的基礎上。這對學生學習古代文學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三）教學方法
因循守舊古代文學教學一直是傳統的教學模式，即使現在引進了多媒體教學手段，但仍以灌輸式的培養模式為主。教學過分強調單方面的傳授和知識的完整性，學生一直是被動地接收呆板、固化的知識。教學也很少注重古代文學與現代社會的關聯，以及古代文學知識的現代轉化等問題。在對學生的調查中，71%的同學不喜歡這種傳統的以教師為主的上課形式，更喜歡師生互動，共同完成授課。因循守舊的教學模式在激發學生主動的學習興趣，和激發學生創新思維方面確實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而且由于教學思維模式的固定化，大多數教師未意識到這一點，教學理念趨于保守，大多不能與時俱進。
（四）考核評價機制單一
古代文學作為中文專業的一門核心課，一般都在期末以閉卷考試的方式來評定學生成績，現在雖然引入了平時作業等其它式樣的考核方式，但多流于形式。考核評價機制過于單一，不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或者真正起到考察學生知識掌握程度的目的。過分單一的閉卷考核方式只會導致學生為應付考試對所學知識只是死記硬背。更麻煩的是，這種單一的考核方式在考試的內容選取上主要是以基礎知識的識記為主，缺乏對學生分析能力的考核，不利于學生自主創造性的提高。
三、建議與對策
（一）更新教學理念
《古代文學》課程歷史長、基礎厚、學術氛圍相對凝固。新時期的《古代文學》教師必須更新教學理念，把教學立足于當代的人才培養要求，并樹立起新的師生觀。除知識傳授外，《古代文學》教學還應交給學生什么，這應成為教師上課前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在當今時代背景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必須讓學生樹立文學作品的典范意識，明白文學經典的意義，并強調博古通今、古為今用的意識，這樣就破解了“古代文學無用論”的觀點。其次從古代優秀作品和人物所體現出的高尚品德對學生進行德行教育，讓學生明白古代文學正是中國文化血脈所在的意義。教學中教師還應建立起實踐觀念，讓已遠去的文學形式重新散發出鮮活的時代魅力，學生的模擬和創作可以去掉學生與古代文學之間的隔膜，從而提高學習興趣。
（二）改變教學內容，明確教學目標
《古代文學》博大精深，講授時間跨度長達三至四個學期，涉及知識面廣，領域寬。在授課過程中，教師應該首先向學生講授清楚《古代文學》的教學目標。我們認為，之所以很多學生對《古代文學》的教學目標不明確，與《古代文學》傳統的教學方式有關系。傳統《古代文學》最好的教學方式是“線”“點”“面”結合的視野和思路。這種教學方式最大可能地實現了幾千年龐雜知識的梳理和傳授，但是卻存在一個最大弊病，即忽視了學生的感受和時代的需求，使得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產生了錯誤的想法，認為《古代文學》的教學目的僅就是了解、接受幾千年來的文學知識，而這種接受是非常機械、固化的。因此，為了明確《古代文學》的教學目標，應該對《古代文學》的傳統教學內容進行改革，教學過程中轉變以往以史講授為主的方式，而將教學重點放在具體古代文學作品的理解、認知和把握上。因為作品才是構成文學史最真實、最本始的東西，以作品為主的教學內容也是對文學史本來面目的還原。而對作品的直接擁抱，可以增強學生對文學史的直觀和感性認識，轉向素質教育。即在不同朝代、不同題材選擇合適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解析中，折射概括出朝代文學特點及文體特征，以感性的理解代替空泛的史的知識。或者以文體流變為主線，貫穿時代講解知識，這樣更容易讓學生形成文學史的認識。這些教學方式也更有利于古代文學知識的現代性轉化。
（三）改革教學方法，優化教學過程
在明確教學目標，把握教學內容和學生特點的基礎上，形成古代文學新的教學方法。
1.教師講授與學生討論相結合
調查結果表明，68%的同學希望一節課應該由教師的教授與學生討論組合而成。因此，應該改變教師滿堂灌的教學方式，提高教學中學生的參與意識。課前可將學生分成若干學習小組，針對教學具體內容，在課前布置相關思考題目，或將教學內容解析成一個一個的問題，讓學生在查閱資料的基礎上，通過課堂小組討論，在觀點爭鳴中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和看法。或者讓學生一起解析作品，自己梳理文學史知識。這種探究式的學習方式，不僅能強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深化學習內容，而且可以拓展學生思路，增強學生的科研能力、創新思維的培養。但這要求教師必須加強對學生學習自主性的引導和監督。
2.作品學習與人文修養相結合
作品的學習不僅是掌握古代文學的教學知識點，更應該將古代文學作品的表達經驗和基本的人文精神挖掘和傳達出來。教師有責任教會學生如何欣賞優秀的古代文學作品，提高學生的人文修養，真正體味到經大浪淘沙后留存下來的古代文學精典之美。如研究詩歌的教師，在學習詩歌時，教學重點更在于與學生一起體會蘊含于詩中的情之美、文之美等。傳授的教學知識是生硬的，但教師教學是靈活的。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將文學與藝術的表達方式結合起來，如古詩的演唱、吟誦，作品的書法演繹，人物及作品的戲劇、小品演出，作品的改編，樂器的演奏等等。文學藝術本來相通，這些教學方式可以讓學生與幾千年前的作者和作品形成理解并產生共鳴，讓生硬的知識變成生動的再現。但是這種教學方式對老師提出了極大的考驗，或參與表演，不能參于表演的老師也要有著藝術的感知和對學生的有效引導。
3.知識傳授與學術培養相結合
在對學生的調查中，筆者發現，50%的同學希望教師在教授課程的過程中，結合教師的研究成果，將教師的研究成果與知識學習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讓學生與教師加強了解和交流，一方面可以讓學生了解當代最新的學術成果和學術動向，并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和學術意識，讓學生學會帶著問題去學習，深化所學知識。
（四）完善評價考核機制
實現考核多元化考核機制單一化一直是古代文學課程的一大弊端，這也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積極性不高的一個原因。因此，完善評價考核機制，實現考核多元化是古代文學課程改革的當務之急。
1.調整閉卷考試內容
傳統的古代文學考試主要以死記硬背的基礎知識為主，基礎知識固然重要，但是這種考試內容比較單一。因此應該將基礎知識的掌握與能力分析的考核結合起來，這樣既可以考察學生對基本知識的掌握，也可以鍛煉學生的分析能力以及對理論知識進行應用的能力，如增加材料分析題、作品解析題、觀點辨析題等考試內容。
2.豐富考試模式
可以將創新表演記入期末成績的考核要點之一，完善評價機制，激發學生的創作動力和學習興趣。甚至可以將學生模擬古代文學形式創作的古典詩文詞曲等作品作為學生通過文學史考試的標準。建議成立一個由專業教師組成的考核小組，對學生提交的自創作品進行評估。當然考試形式的改革不是一個任課老師所能做到的，它更需要相關職能部門如教務處、學院領導的肯定和支持。《古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傳統核心課程，在當今社會，任課教師應該結合社會對人才培養的需要，以及課程賦予自身傳承中國文化傳統的使命，懷著改革的勇氣，爭取相關部門的支持，進行課程改革，這樣這門傳統課程才能不脫離于朝代而日久彌新。
對考古學的理解篇8
【關鍵詞】 公眾考古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 實踐
20世紀60年代以來，考古學與社會、與公眾的關系成為西方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公眾考古學由此誕生。公眾考古學主要是面向大眾的考古學，交流與解釋是其核心思想。在中國，公眾考古理念也逐步得到實踐和推廣，除了通過報刊、圖書、電視、網絡等媒介面向公眾傳播考古知識外，考古相關機構和學者也積極嘗試探索公眾考古活動，發揮保護和傳播文化遺產主力軍的作用。博物館作為歷史、文化、文物和遺址的收藏、保護與展示平臺，也成為參與公眾考古實踐的一股重要力量。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眾對精神文化的需求層次也隨之提高，歷史、文化及文化遺址對公眾有很強的吸引力，博物館也因此成為文化旅游中的熱點。為適應和滿足觀眾的參觀需求，多數博物館改變傳統的以“物”為主的簡單、枯燥、單一的展示方式和闡釋手段，轉而以觀眾為中心，充分站在觀眾視角來全盤考慮博物館的展覽陳列設計和公眾闡釋手段，把考古、歷史與公眾的心理、觀念、情感和需求相結合進行綜合設計，以更好地滿足公眾對文化資源的享受。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是專門為宋代古沉船“南海I號”打造的水下考古專題博物館。“南海I號”的發現，對海上絲綢之路歷史及我國古代的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貿易史等有著極為重要的科研價值。從發現伊始，就已引起世界巨大反響，史無前例的整體打撈創舉更是轟動全世界。作為目前世界上船體較大、船載文物數量巨大、保存較為完好的珍貴水下文化遺產，“南海I號”聚焦著世界公眾的目光。為更好地讓公眾了解“南海I號”，了解我國的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和水下考古文化，海絲館也通過多種嘗試來滿足公眾的需求，踐行公眾考古理念。
1 公眾考古理念的實踐
1.1 強化“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海絲館堅持發展以人為本的博物館文化，強調博物館服務社會、服務公眾的意識。英國有位學者提到：“博物館最值得珍視的資源不是展品，而是觀眾”。這不僅因為公眾的參與能夠證明博物館的存在價值，更因為博物館作為向公眾傳遞考古、歷史知識和信息的平臺，服務的對象是公眾，而公眾作為文化遺產的享有者和保護者，在博物館所獲得的不僅是豐富的生活，開拓的視野，更是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自覺和責任。因此，觀眾才是博物館發展的動力源泉，觀眾的需求和感受決定著博物館的發展方向。
為此，海絲館一切工作都圍繞著觀眾及社會教育來進行，圍繞著為公眾服務來展開，牢固樹立“觀眾至上”的觀點，建立完善的教育、導覽咨詢、休閑便民及生活服務等基礎設施，為觀眾營造一個舒適、和諧、便利的參觀環境。由于博物館的觀眾是多元的，他們的文化背景、學習形式和參觀目的都各有不同，為滿足不同群體的參觀需求，我們也設置了觀眾留言簿和服務熱線，吸取觀眾提出的寶貴意見和要求，及時解決觀眾提出的問題和困難，幫助觀眾愉悅地參觀和學習，全面體現博物館的優質服務，讓觀眾能高興來、滿意歸。
1.2 開放展示發掘和保護現場
入館后，“南海I號”面臨著發掘、保護與展示的重大課題，觀眾也對此充滿了好奇心。為滿足觀眾的探知欲，提升觀眾的體驗感，博物館與考古隊在對“南海I號”的發掘和展示中融入公眾考古理念，將發掘場景和文物保護場景向公眾開放。2010年的二次室內試發掘過程，全程向觀眾開放，觀眾既可透過水晶宮和水下考古工作平臺現場觀看考古人員如何清理淤泥，如何挖出文物，如何對文物進行現場保護，又能通過發掘現場的高清數碼錄像機將所有細節一一捕捉。通過現場觀摩，獲得直觀感受，初步了解文物考古的基本程序，感受文物出水的喜悅感和文物保護的迫切感和責任感。在考古發掘后，考古隊員也及時在館內召開發掘成果的新聞會，吸引了國內眾多媒體的參與，通過媒體向觀眾傳達考古信息和考古成果。
1.3 設立開放式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
為讓觀眾初步接觸和了解文物保護及修復的相關理念和基本知識，館內設立開放式文物保護修復實驗室，向觀眾展示文物脫鹽浸泡、陶瓷器、鐵器、木質文物等各種材質文物的修復、文物信息的采集、凝結物的清理等內容。通過對“南海I號”出水文物保護修復的現場展示，來提高公眾對水下文化遺產的自覺保護意識。
1.4 開展流動博物館活動
為了讓更多的市民和學生了解“南海I號”，了解海洋文化和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我館還在每個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開展展覽進社區、進校園活動，以圖片、影像資料的形式通過講解員的生動描述將文物、歷史知識傳遞給廣大群眾，讓平時沒有機會看到這些優秀文化遺產的群眾能夠免費體驗文化的魅力。
2 關于今后實踐的幾點意見和思考
2.1 增加體驗式的展覽活動
即在博物館的展陳設計中，要增加觀眾參與體驗歷史的機會和條件，豐富個體的歷史認識與體驗。使觀眾在體驗過程中能主動探究、發現知識并消化理解，通過體驗獲得感官上的刺激，從而引發觀眾的興趣，調動觀眾的熱情。如開設“觸摸過去”活動，“南海I號”出水的瓷器很多，各窯口的破碎瓷片也有很多，可挑選一些典型的各窯口的代表性瓷片讓觀眾直接觸摸，增強直觀感受，并將古代和現代瓷片放置一起，讓觀眾親自觸摸感覺二者的不同。再如模擬考古，在考古發掘中，劃出一小塊地方，讓觀眾代表在專業考古學者的帶領下動手參與體驗現場考古，了解基礎的考古、文物和保護知識等。
2.2 延伸展覽內涵
如定期邀請專家在館內開設講座、陶藝培訓班，與學校聯合舉辦夏令營、博物館修學游活動，與電視臺合作舉辦博物館知識有獎問答親子活動等等，為觀眾帶來趣味、知識、想象力和創造欲。同時，可依據本館的船文化特色，結合市場調研和觀眾意見，有計劃地設計和營銷旅游紀念品，讓紀念品成為文化宣傳的一大載體。
2.3 提升講解藝術
將考古基礎知識和文化遺產保護理念作為講解的重要內容向觀眾加以闡釋。例如對于我館的船木，應該簡要描述遺物出水的具置、年代、材質和保護狀況，還原藏品出水的時空環境。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知識也可引入講解，如有修復痕跡的瓷器，可介紹在文物修復中對瓷器所應用的基本方法。在講解中，還可穿插一些故事性的描述，但要時刻堅持以宣傳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為宗旨，將文物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宣傳教育放在首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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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星盛，梁超.淺探歷史類博物館講解工作中的公眾考古學實踐[J].青年文學家，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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