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篇1
中國經濟貨幣化進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而不斷深化。在這個過程中,表現為貨幣投放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而不引起物價上漲。從1948年至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為例,相對于經濟增長而言,市場貨幣供應量基本處于一種超量供應狀態,但市場物價上漲幅度一直低于貨幣發行指數,論者認為是由于新的信用貨幣量占領市場,貨幣容量不斷擴展引起的。這種新的信用貨幣本身在實質上正反映了經濟貨幣化過程中對貨幣的需求,同時也表明,貨幣不僅作為流通媒介參與經濟循環,而且作為實際財富的替代,被賦予了資產形式。中國經濟貨幣化始于這種為適應恢復時期的相對市場化的經濟過程中。由于市場化,貨幣在經濟活動中成為和實物資產一樣可以獲得等同收益的資產形式。從理論上說,這種地位本身也就標志經濟活動日益貨幣化。用貨幣價值本身可以衡量經濟的各個方面,貨幣經濟成為實物經濟的最終替代。
1949年至1952年恢復時期,在廣大農村地區人民幣取代了物物交換,從貨幣化初級形式交換媒介作用充當了農村地區物物交換的替代。雖然這是一個淺層次過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經濟貨幣化向縱深發展。統計數據表明,這三年雖然工農業生產總值只增長了77.5%,而市場現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貨幣供應總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個數據包含了信貸量。這說明在恢復時期,雖然經濟貨幣化已表現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體現為貨幣作為資產形式的信貸上。這點揭示了這樣一個現象:現代經濟中經濟貨幣化的第二形態較之第一形態,在經濟貨幣化過程中起著更為關鍵的作用,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推動力。當然,經濟貨幣化過程并不等同于貨幣的盲目發行,恰當地表現為和經濟發展階段相容的貨幣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場現實流通量為1949年12月的117.2%,M2為135.5%,物價指數為209.4%,物價指數遠遠高于貨幣增長率,表明貨幣已超過經濟貨幣化的容量,為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稱的貨幣發行。中國經濟在三年恢復時期,除了信貸支持國營工商業外,并且加強了對私營業務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復期保存了市場化的經濟模式對貨幣化的需求,使貨幣供應和經濟貨幣化同步進行。經濟貨幣化本來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內在規律,但是,中國從1956年始,逐漸深化的計劃經濟使經濟貨幣化受到嚴重阻礙。
與此同時,也使中國經濟的發展受到限制。從一般經濟學角度看,社會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資產的品種和數量便越大,金融資產與社會產值的比率越高,貨幣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國的狀況,1953年我國銀行資金運用于工農業生產總值的比率為15.1%,1956年為19.3%,1978年為33.3%,1989年為47.7%。從這些數據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1953年至1956年銀行資金運用與工農業生產總值的比率年增長1.4%,而1956年至1978年僅為0.63%。這些數據比較情況說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計劃經濟由于采用計劃調撥,使中國經濟貨幣化速度大為減慢。再比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長率,進一步可以看到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嚴重非貨幣化,從而阻礙了經濟的發展。1956年后出現的財政劃撥款制使企業發展所需的實際貨幣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經濟貨幣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經濟發展受到限制,表現為1956年至1978年經濟發展極為緩慢。這種情況在實際經濟活動中表現為自1958年起國營企業(包括公私合營企業)需要的定額流動資金70%由財政撥給,1959年后國營農場需要的流動資金,統一由財政撥款,1962年后,商業部門改由國家核撥部分自有資金。自有資金是根據當年經濟發展狀況后計算出來,事實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業發展所需資金來源缺乏,加之擴大的處延式投資中資金沉淀現象普遍存在,使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貨幣需求受到限制,最終使中國經濟貨幣化道路布滿荊棘。與這種狀況相適應的是,中國財政存款量占銀行存款相當比例,如1970年為46.9%,1978年為40.3%。由于財政存貸是幾乎不計息的,因此,貨幣中很大一部分不參與社會收益的分配,進一步為中國經濟貨幣化設置了人為障礙。
中國經濟貨幣化現狀及展望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貨幣化明顯加速,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流通領域的不斷拓展、固定資產投入的增長,貨幣投放量遠遠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為例,年均增長率M0為25.41%,M1為19.95%,M2為24.56%,國民生產總值Y為9.54%,而物價P僅為9%。從這些數據分析來看,1985年以來,中國貨幣投放增長率幾乎以三倍于國民經濟實際增長速度增長,這表明投放的貨幣不僅滿足增長的國民總產值的需求,而且在經濟結構性調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貨幣充當了經濟貨幣化過程中的替代作用。這種情況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中貨幣作用加強,經濟貨幣化正朝向縱深發展。根據國內一些學者的評估,1985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大約是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變的同時,合理的貨幣供給增加略高于2%。從這一情況來看,目前中國貨幣化已明顯高于前幾年,表明中國已逐步走向貨幣經濟縱深階段。
中國經濟在貨幣化過程中,由于貨幣的非市場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貨幣并沒有完全等同實物資產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關專家估計,中國專業性或政策性銀行擁有占資金市場80%以上的資金,而其中按市場原則貸款經營的貨幣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貨幣經濟的要求。另據1993年《中國經濟年鑒》有關數據表明,中國一年期存款利率為9.18%,而一年期流動資金貸款利率為9.36%,基建貸款幾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糧棉油、外貿出口收購貸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僅為8.46%,特區、開發區貸款利率更低,僅為2.88%,遠遠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經濟貨幣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美國1991年存貸款利率分別為5.84%和8.46%,德國為7.62%和12.46%,貸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貨幣作為社會資產的形態,參與了社會收益平均分配,顯示出成熟貨幣經濟特征。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存貸利率差,可以說已經比較順暢,貨幣經濟的特征也越來越明顯,但是,由于相對普遍地存在著呆壞賬現象,使相當一部分貨幣資產并沒有獲取社會收益。如在經濟活動中,固定資產投資任意擴大化等,造成的結果是社會對貨幣資產形態的忽視,由此引發了爭貸款而不計利率的現象。
貨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篇2
貨幣政策是指由中央銀行采取的，通過影響貨幣和其他金融條件來尋求實現持久的產出增長、高就業和物價穩定等廣泛目標的行動。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則是指貨幣供給影響經濟活動的中間環節和作用方式，離開這些環節和方式，貨幣政策工具就失去了作用的前提和依據。而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及貨幣政策模式的選擇是與對貨幣供給特性的認識和判斷緊密相連的，貨幣供給的特性主要是指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問題。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是指貨幣供給是由商品流通及經濟活動所內在決定及制約的內生變量；而貨幣供給的外生性則指貨幣供給是由經濟過程以外的其他因素（如貨幣當局）所額定制約的外在變量。當代西方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都是以外生貨幣供給為理論基礎的。然而，自外生貨幣供給理論產生以來，就一直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質疑，并通過經驗事實證實了相反的結論。盡管他們的聲音有時因處于非主流地位而略顯微弱，但他們的觀點與論據為我們撥開貨幣的神秘“面紗”、認知市場經濟運行的真實面目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對我們正確把握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及制定貨幣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下面首先對內生貨幣供給理論予以簡要論述，以便為后面探討內生貨幣供給視野中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構建一個理論平臺。
一、內生貨幣供給理論與外生貨幣供應理論的主要分歧
從貨幣理論史關于貨幣供給內生性與外生性的爭論上看，爭論的焦點和根本分歧在貨幣供給與經濟活動的客觀關系上，爭論的真正意義在于貨幣內生性供給的客觀必然性而非必要性上。從必要性上講，幾乎所有的貨幣理論家都不否認貨幣供給有符合貨幣需求的必要性，并以此作為理想、合理狀態，但內生論者不僅認為這種內生性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社會經濟運行的客觀必然結果。反之，外生論者卻否認內生貨幣供給的客觀必然性。現代信用貨幣供給的內生特性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后凱恩斯主義者與主流經濟學派的貨幣爭論中得以深入研究和發展。
后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新古典主流理論是一種建立在完全競爭基礎上的靜態均衡理論。作為這種理論核心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從其本質上講是一個交換經濟模型。這一模型抽象掉了生產過程，從而也抽象掉了生產過程所體現的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因此，建立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基礎之上的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派的一條共同的主線就是貨幣至少在長期是“中性的”。也就是說，相對價格，收入和產出與在長期貨幣數量是無關的。同時，價格的總水平是由貨幣數量所唯一決定的。因此，價格水平的變動——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完全是貨幣數量變動的結果。但是貨幣數量的變動本身卻不是由金融因素作用所內生決定的，而是由金融市場外的一些力量所外生決定的。這包括作為商品貨幣的貴金屬的發掘與流通；或者在信用貨幣體系中，貨幣是由政府或貨幣當局（中央銀行）發行所創造的。后凱恩斯主義者在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貨幣理論提出批評的同時，力圖建立一種新的內生貨幣供給理論。
貨幣如果真的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中擺脫“面紗”命運，成為“強大的工具”，那么它就決不能僅僅停留在流通領域，而必須進入生產領域，與人類的勞動和物質財富的創造相結合。這就意味著貨幣向資本的轉化，這是使貨幣與生產相結合，與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相聯系的基礎，這也是我們理解貨幣內生特性的關鍵。馬克思對此問題的認識與解決是深刻而本質的。馬克思認為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在流通之外取得了一個“獨立”的“存在”，馬克思把他稱之為貨幣的“第三種規定”即貨幣作為“貨幣”。從內容上看，它是“表現為個體的一般財富”，是“社會財富的一般概括”這就為貨幣向資本轉化，貨幣作為生息資本打下了堅實基礎。馬克思對資本所做的首要規定是：起源于流通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也就是說，貨幣不應再僅作為流通手段，而是應該成為“進入流通并同時從流通返回到自身的貨幣”，這是“貨幣借以揚棄自身韻最后形式。……同時也是資本的最初的概念和最初的表現形式”。這就建立了資本與貨幣的內在聯系。而財富取得了貨幣的形式，就使得資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動只能是發財致富，也就是使自身變大或增大”。這一目的的實現只能通過勞動的消費來實現，而勞動的消費就是生產過程，這樣，我們就從交換價值和貨幣的流通出發，通過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走到了生產領域，在貨幣與生產之間建立了內在的聯系。當貨幣轉化為資本后，就使得貨幣本身“作為可能的資本……變成了商品”，在“商品或貨幣的形式上被購買”。當然，貨幣資本的這種商品性及其買賣形式，與普通商品有所不同，它是“作為自行增值的價值貸出的”。貨幣作為生息資本是資本關系在經濟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后，貨幣內涵及外延的深化和發展。而貨幣經營資本和生息資本則在銀行上獲得了統一，銀行成了專門經營貨幣存款的特殊機構，以貨幣資本的實際貸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人身份出現，把借貸貨幣資本集中在自己手中，作為貨幣資本的總管理人與職能資本家對立。由于它們為整個實業界貸款，也就把借入者集中起來，與所有貸出者對立。于是，銀行既代表貨幣資本的集中、貸出者的集中，也代表借入者的集中，成為整個市場經濟運行的軸心。銀行信用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他具有存款創造功能。馬克思指出，銀行作為貨幣資本的集中者，其資本是由公眾的存款轉化的，而“存款只是公眾給予銀行家的貸款的特別名稱。”實際上，除了少量的銀行準備金之外，銀行的大部分存款要么由存款人互相提供的貸款而抵消，僅僅作為帳面項目起作用，要么就作為生息資本貸放出去，它們不會留在銀行的保險柜里，而是通過貼現、貸款流到企業、通過購買公債流到政府，或者通過有價證券的買賣流到私人及證券交易人手中，也就是說，銀行資本的最大部分是虛擬的，是由債權、國家證券和股票構成的，是“銀行家向國家、股份公司生產資本家索取未來收入的憑證”。雖然存款可能已被銀行貸出或變成了虛擬資本，但存款者的貨幣提取權卻并未消失，人們既可以通過銀行轉帳又可以通過現金支付把它當作實際的貨幣來使用。因此，銀行具備創造貨幣，擴大貨幣流通總量的功能，“同一些貨幣可以充當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當流通中的貨幣額“從來不超過300萬鎊”時，“存款卻有2700萬鎊”就不令人奇怪了。而且，“發行銀行券的銀行決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銀行券的數目”貨幣的數量最終取決于生產和流通過程對貨幣的需求。總之，馬克思在其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將貨幣問題放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來研究，從而深刻地揭示了信用貨幣的本質及其內生創造過程，在內生貨幣供給理論上達到了理論與邏輯的統一。而同樣的問題，西方經濟學卻經歷了漫長的認識及理解過程。
熊彼特在回顧西方貨幣理論發展時，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在信用貨幣創造問題上的認識是極其狹隘的：他們脫不開實物分析的束縛，只是把銀行理解為閑散貨幣和貨幣使用者的中介人，把真正的放款者理解為公眾，從而認為信用在本質上與銀行無關，銀行只是使現有的流動資金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會增加它的總額。指出其錯誤根源后，熊彼特認為，銀行雖然在形式上不創造法償貨幣，但從放棄貨幣使用權這一意義上說，存款者并沒有因為把錢存入銀行而向貸款者借出任何東西，他們通過支票或銀行轉帳仍在花錢，存款從法律上說不過是索要法償貨幣的權力，但經過銀行的信貸行為卻能在很廣的范圍內象法償貨幣一樣使用。所以從實質意義上說，銀行的行為幾乎等于創造了法償貨幣，并通過“非正常信貸”與貨幣資本的形成聯系起來。這對于正確理解資本主義貨幣經濟的本質特征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信用創造”理論，不僅承認了“顯而易見的事實”，而且清楚地“顯示了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儲蓄投資機制和銀行在資本主義進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實實在在分析上的進步。”而要“經濟學家們”理解這一點，卻很困難，“即便是現在，該學說的某些最重要方面也不能說得到了完全的理解”。尤其是凱恩斯在其給西方經濟學帶來“革命”性影響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采用了外生貨幣供給的假設之后，內生貨幣供給理論更是一度消沉下來。
直到1959年，英國拉德克利夫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關于“貨幣體系之運轉”的引起爭論的報告后，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問題又重新引起了人們的重視。該報告對以新古典綜合派思想為指導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嚴重疑問。其總的結論是，貨幣供給量在很大程度上已變得不甚重要，只有對經濟的一般流動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種有效的貨幣政策。這就是所謂“拉德克利夫流動性命題”。報告認為，“同支出有關的是整個流動性狀況，而不僅僅是貨幣供給。因為購買商品和勞動的支出決策——決定需求水平的決策二—是由支出者和不同金融集團的流動性決定的。”影響一般流動性的因素不僅包括收入、可轉換資產和支出者的借貸能力，而且包括原意按一定條件為人們的支出提供資金的金融機構和其他企業的經營方式、情緒和資金來源。因此，按照拉德克利夫委員會的觀點，貨幣政策強調的重點不應放在經濟中的貨幣供應量上，而應放在“其行為似乎可以對經濟中的流動性的大小造成重要影響的所有金融機構集團上”。雖然沒有明確說出，拉德克利夫委員會實際主張的是，貨幣供給是內生的，因而它是不受貨幣當局控制的。
拉德克利夫委員會的觀點為金融中介機構職能理論的代表格利、肖與耶魯學派的代表托賓所繼承。他們針對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從反面提出材料，力圖證明貨幣當局等外生力量對貨幣供給的控制是極為有限的，貨幣供給主要是獨立于外在控制的經濟過程內部活動的結果。格利和肖強調了非銀行金融機構在信用創造中的作用。他們指出，人們之所以認為貨幣是由中央銀行發行的是因為他們為貨幣僅僅是交易和支付工具的傳統觀念所束縛。實際上，貨幣并非只是作為支付和交易工具而是作為一種金融資產而被排他地需求著。二次大戰后，經濟發展的特點是比商業銀行發展得更快的非貨幣金融媒介的增長，“貨幣機構與非貨幣的中介機構……都創造金融債權，他們都可以根據持有的某類資產而創造出成倍的特定負債。……它們都能創造可貸資金，引起超額貨幣量，并產生大于事先儲蓄的超額事先投資”。也就是說，這一間接金融過程不僅增加了可貸資金的供給，而且也擴張了經濟中流動資產的量，而這種非貨幣金融是在貨幣當局控制之外的。正因于此，使得原有的貨幣金融政策對貨幣供給的控制力量已顯著削弱。耶魯學派資產選擇理論的代表托賓基本上也按同一思路提出了他的內生貨幣供給理論。托賓指出，對于公眾來說，貨幣和其他資產之間，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而沒有實質上的界限。在現代復雜多樣化的金融世界中，公眾可選擇的資產形式也日益多樣化和具有替代性。商業銀行與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存款創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大眾資產選擇行為的影響，而公眾的資產選擇行為又受社會經濟活動和經濟環境的影響。這樣，貨幣供給量就決非中央銀行及其政策所能完全控制的。
近些年來，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一項主要理論貢獻就是在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通過深入探討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將內生貨幣供給理論的研究推向深化。然而，對于貨幣供給是如何內生決定的這一問題的研究，后凱恩斯主義學派內部存在著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當銀行和其他中介機構的準備金不足時，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被迫滿足他們的需求，否則這將影響金融體系乃至整個經濟的活力。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或通過再貼現窗口來滿足商業銀行對準備金的需求。這樣，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準備金要求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數量控制。我們對這種觀點可以稱之為“適應性內生貨幣供給理論”。其代表人物有溫特勞布、卡爾多和莫爾等人。拉沃伊（Lavoie）總結了適應性內生貨幣供給理論的觀點：“在平時，商業銀行準備提供所有的貸款，中央銀行準備提供所有的準備或在現有的利率水平上提供所需的差額……貸款創造存款，存款創造準備。貨幣供給在中央銀行或銀行系統給定的固定利率上是內生的。它可以用一條給定利率上的水平的直線來表示。”因此，貨幣供給為需求所決定。中央銀行只能控制利率而無法控制貨幣量。
另一種觀點則強調當銀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機構的準備金不足時，它們主要是通過創新性資產負債管理，如從聯邦基金、歐洲貨幣市場和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等處獲得。我們對此稱之為“結構性內生貨幣供給理論。”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明斯基、羅西斯和埃爾利等人。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一大特征就是把資金從活期存款吸引至聯邦基金、歐洲貨幣市場和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等短期貨幣市場融資工具。這些工具的準備金要求與活期存款相比要小得多，甚至為零。這樣，即使中央銀行能夠有效控制準備金的絕對水平，但通過資產負債管理，既定數額的準備金就可以支撐更多數額的負債管理型儲蓄，而更多的儲蓄也就可以支撐銀行對經濟活動的更多信貸。資產負債管理的另一特征是在給定的金融結構中，它會對利息率產生向上的壓力。這種壓力來自于負債管理中更高的利息成本對銀行資產負債表中負債一方帶來的影響。如果商業銀行想繼續保持它的利息（利潤）水平，這種高成本就會傳導給借貸者。當然，商業銀行也可以創新出新的金融工具來減少高利息成本對借貸利息率的壓力。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與適應性內生貨幣理論觀點相反，利息率的決定并不是由中央銀行產生并控制的一個單向過程，而是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影響下，金融市場的各經濟主體包括中央銀行、金融中介機構、企業和公眾等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通過行為互動和理性選擇而共同決定的。這樣，在利率——貨幣供給二維空間上，貨幣供給曲線就是正向傾斜的，貨幣供給的數量和價格反應了需求和供給的各種因素的作用。最近的實證分析證明結構性內生貨幣供給理論在發達國家更具有效性。
二、內生貨幣供給條件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雖然貨幣供給內生論者因分析的角度不同，在一些問題上還存在者一些分歧，但他們共同的觀點是：貨幣供給量不是由政府貨幣當局（中央銀行）所決定和控制外生變量，而是由社會經濟活動主體共同決定而內生于經濟運行過程中的。這源于他們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本質的認識：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上的一種實物交換經濟，而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再生產基礎之上的“貨幣經濟”。現代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經濟活動是資本家（投資者）為賺取利潤而進行的投資和生產活動。貨幣就是投資和生產得以實現和順利進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經濟中存在著不確定性因素，為避免生產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收益的風險，要素所有者在向資本家提供生產要素時，都要求資本家以貨幣這種為社會所公認的交易媒介和價值儲藏手段作為預先支付（在國民收入統計核算體系中，這是國民收入的一部分，可視之為貨幣流量）。而資本家為獲得這筆預先支付，可以同銀行簽訂債務契約，以資產（可視之為貨幣存量）抵押的方式從銀行得到這筆借款，并承諾用投資的未來收益來償還借款并支付利息。而銀行則通過“信用創造”，為企業提供這筆貸款。因此，貨幣不僅僅是作為交易媒介和價值儲藏手段，更重要的是貨幣是作為一種債務契約進入社會經濟生活的。貨幣供給和債務，和生產過程就緊密聯系起來。這就是內生貨幣供給理論的最扼要的解釋。這一理論自然而重要的推論就是利息率在國民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
1.利率在內生貨幣供給體系中的作用。
在貨幣與利率的研究中，長期以來，人們是以外生貨幣供給變動如何影響利率水平作為研究的內容，認為在貨幣供給和利率的關系中，外生貨幣供給是自變量，而利率則是隨之而變動的因變量。而如果不再將貨幣看成外生變量，而是視作內生變量時，利率變動就可以通過對貸款人和借款人就貨幣供求的態度發生改變，從而導致貨幣供求變化而使金融出現緊縮或膨脹，這樣，利率變動對經濟也就具有調節作用。尤其在內生貨幣供給理論中，貨幣供給的主體是商業銀行及其它金融中介機構，貸款創造了存款。這一觀點也為前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副主席艾蘭·霍爾邁斯（A1an Holmes）所證實，“在現實世界中，銀行擴充信貸，在這一過程中創造存款，然后再尋求準備。”如上所述，金融中介機構（貸款人）主要是通過創新性資產負債管理來尋求其準備的。而市場利率就是其尋求準備的成本，利率的變動會直接影響貸款人的資產負債結構，通過貸款人對貸款決策的調整而影響社會信用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在金融創新造成貨幣供給內生特性愈發彰顯的情況下，雖然中央銀行已經失去了對流動性的完全控制能力，傳統的以控制貨幣供給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效。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從此以后就毫無作為了。實際上，即使貨幣供給是內生的，貨幣政策也是重要的，只不過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和傳導機制發生了變化。正如雷（Wray）所指出的，“即使商業銀行的預期與借款者的預期同方向變動，商業銀行也不能完全適應性地滿足信貸需求。……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教科書存款乘數或傳統的中央銀行能夠控制貨幣量的觀點。但是，中央銀行能夠使商業銀行難于擴大其資產負債表。”而中央銀行使商業銀行難于擴大其資產負債表的手段就是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通過對中央銀行利率體系的調控來影響金融機構和企業、個人的資產負債選擇和金融機構的貸款成本，以及改變人們對經濟決策的預期而對貨幣供求產生影響，從而達到貨幣政策目標。這就是內生貨幣供給條件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2.中央銀行利率目標選擇及傳導機制。
中央銀行的利率體系一般由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中央銀行決定的基準利率，以及金融機構繳存中央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和備付金利率等構成。如前所述，由于金融創新使再融資的主動權不在中央銀行手中，所以中央銀行通過再貸款利率和再貼現利率（通稱再融資利率）的變動對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更關注的是其告示效應。，即再貸款利率和再貼現利率作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信號，其變動可改變人們對經濟決策的預期而對市場利率產生影響，因此受到市場的普遍關注。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和備付金率曾是中央銀行利率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隨著金融體系的開放和發展，貨幣當局要控制商業銀行的準備金來源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其重要性已大大降低。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如美國、加拿大、瑞士、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準備金率，零準備金率正成為一種趨勢。
中央銀行通常依賴于基準利率來調控貨幣市場的利率。這是因為基準利率可以直接影響銀行的存貸款利率水平，并通過資金的流動而使貨幣市場的利率結構趨于合理。作為中介目標的利率一般指短期貨幣市場利率，貨幣市場實際上是一個綜合性市場，由各子市場，如同業拆借市場、票據市場、短期債券市場等組成。利率作為市場價格，它將信號準確地傳達給貨幣市場的參與者，并以各種短期金融工具為載體，通過市場參與者的買賣而將各子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利率是維系各子市場有序運作的紐帶。當然，短期貨幣市場利率體系合理、健全與否關系到貨幣市場乃至整個金融市場是否能夠穩定發展，建立一個合理市場化的利率體系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前提和目標。
總之，隨著金融體系的發展，內生貨幣供給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由貨幣供給量向貨幣市場利率轉化，而貨幣政策工具也由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等直接調控工具向公開市場操作轉化。與外生貨幣供給下的公開市場操作不同，其目的不是直接調控貨幣供給量，而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調節貨幣市場利率而影響金融機構和企業、個人的資產負債選擇和金融機構的貸款成本，以及改變人們對經濟決策的預期從而對貨幣供求產生影響，最終達到貨幣政策目標。
從實踐中看，美國在整個90年代經濟快速增長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又處于較低水平的發展時期，這被人們稱之為“新經濟”現象。我們應當認識到，這一經濟現象是與美聯儲宏觀調控有著密切關系的，尤其表現在美聯儲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轉變，也就是由對貨幣供給量的控制轉移到對利率的調節，并逐漸形成以微調為特色的利率政策。這顯示了建立在內生貨幣供給理論基礎上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
3.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實證分析
一般認為，在我國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中，貨幣當局對貨幣供給具有較強的控制能力，但事實上，由于“倒逼機制”和體制外“灰色金融”的存在，貨幣供給呈現出較強的內生性。隨著經濟和金融市場化程度的加深，我國貨幣供給也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內生性。
（1）貨幣乘數的內生性分析按照我國貨幣層次定義，廣義貨幣M2由流通中的貨幣C和商業銀行的所有存款D構成，即M2=C+D.基礎貨幣B=C+R+Re+NR，其中R是法定準備金，Re是超額準備金（1988年3月之前為備付金），NR是非金融機構在央行的存款，若記c＝C／D為現金流通比率，r和 re分別為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則（r+re）×D＝R+Re，nr＝NR／D為非金融機構的存款比率，m=M2／B為貨幣乘數。于是：
m=M2／B＝C+D／C+R+Re+NR=1+c／c+r+re+nr可見，影響我國貨幣乘數的直接因素有現金流通比率c、法定準備金率r、超額準備金率re和非金融機構的存款比率nr，而且貨幣乘數與這四個因素都是負相關的。但從1988年至1998年3月，法定準備金率維持在13％不變，可視為常數。nr的值較小，而且變化平穩，其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現金流通比率c按下面的公式分解：c＝C／D；C／E.E／Y.Y／D，其中E為消費支出，Y為國民收入，C／E為現金消費比率，E／Y為平均消費傾向，Y／D為存款貨幣的周轉速度。隨著金融機構的技術和服務的創新（信用卡、支票帳戶等）的發展和深入，C／E可望不斷下降；平均消費傾向E／Y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儲蓄傾向的上升也在不斷下降；存款貨幣的周轉速度Y／D與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和效益有關，金融效率的提高，將使貨幣的周轉速度下降。因此，從總體來說，我國現金流通比率的長期趨勢是下降的，而我國的貨幣乘數m卻由 1993年的1.45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可見，c值與貨幣乘數的負相關關系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c值的變化對貨幣乘數影響很小。這樣，在我國現階段影響m的因素主要是超額準備金率。
銀行持有超額準備金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其具有充分的流動性，而這也就產生了流動性成本，即因持有低收益的超額準備金而無法進行高效益貸款所承擔的機會成本。因此，超額準備金水平主要取決于貸款利率的高低。在經濟高漲時，投資需求增加導致對貨幣的需求增加，必然造成貸款利率提高，而貸款利率的提高將增加持有超額準備金的機會成本，銀行會減少超額準備金，降低超額準備金率，由此提高了貨幣乘數。而在經濟衰退期則產生相反的效應。因此，超額準備金率與貨幣乘數是呈典型負相關關系的，貨幣乘數的變動就與經濟波動保持一致，具有順經濟周期波動的內生性特征。對我國貨幣乘數變化的考察證實丁這一點。我國的超額準備金率由1993年的5％左右一直上升到1996年以后的9％一11％，翻了一番，而貨幣乘數也由1993年的1.45一直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
（2）基礎貨幣供給成為內生變量我國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道主要有再貸款、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和外匯占款。
首先從再貸款渠道來看，在經濟轉軌時期，由于經濟增長的粗放模式和投融資體制的缺陷，財政和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在投資饑渴癥的刺激下，必然轉化為銀行信貸的軟約束，從而形成“適應性內生貨幣供給”式的“倒逼機制”，導致信貸規模失控。近年來，在我國經濟增長格局基本告別短缺，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勢下，企業虧損面增大，市場投資獲利機會少，企業投資意愿不夠，信貸需求萎縮，而銀行也在風險約束下出現“惜貸”行為。這造成從1996年到1999年末，中央銀行對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再貸款余額從14088億元下降至11520億元，而且出現提前歸還再貸款的情況。這顯然與央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以治理通貨緊縮的意愿是背道而馳的。以上分析表明企業信貸需求的順周期特性決定了中央銀行再貸款的伸縮，央行的再貸款具有典型的內生性。
其次，再貼現也具有內生貨幣的典型特征。在我國現階段，由于社會信用體制不健全，商業票據尚未普及，票據貼現市場遠未發育成熟，使得我國再貼現業務發展緩慢。2000年，央行再貼現貸款僅占基礎貨幣投放總量的3.5％。而即使再貼現業務形成規模，也難以成為央行調控貨幣供給的有力工具。因為再貼現同再貸款一樣，其主動權是掌握在商業銀行手中的，這一點已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所證明。
再次，中央銀行并不具有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調控基礎貨幣的絕對主動權。這主要是因為適合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債券資產短缺，而中央銀行本身債券也不足，難以通過逆回購業務收回基礎貨幣，只能做投放短期資金的單向操作，靈活性受到束縛。據統計，1999年底，央行資產負債表列明的各種債券僅為118.9億元，僅相當于其總資產的0.34％。持有大量國債的國有商業銀行也將國債視為優質資產而不愿出售，這些都使得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基礎，從而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操作調控基礎貨幣的主動性受到很大限制。
最后，外匯占款的形成在目前體制中具有很強的內生性。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央行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具有很強的被動性，經濟高漲，國際收支順差時，央行為保持匯率穩定，保證銀行結售匯制度正常運行，必須拋出本幣，增加外匯占款。如1994—1997年，外匯儲備大增，中央銀行資產中的外匯占款分別增加3740.51億元、2292.65億元、2804.23億元和 3070.62億元，外匯占款也成為基礎貨幣增加的主要渠道，1995年，外匯占款增量與央行資產運用增量之比高達75.2％，而這一時期也正是央行試圖控制基礎貨幣投放以抑制通貨膨脹的關鍵時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人民幣不貶值使我國出口增長下降，外匯收入減少導致外匯占款增速緩慢，2000年外匯占款增加753億元，占全年央行資產運用增加額的26.1％。這表明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基礎貨幣數量成為依賴于外匯市場狀況的內生變量。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政策目標下，外匯占款不是中央銀行可以主動調控基礎貨幣的手段。
三、結 論
貨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篇3
（一）發達國家（地區）電子貨幣的發展狀況
電子貨幣于1990年誕生之后，在歐美等國率先進行研發并投入使用，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逐漸獲得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在卡基電子支付產品方面出現了信用卡、借記卡、預付卡、消費卡、電話卡、各類IC卡（IC電話卡、IC公交卡、地鐵卡、校園IC卡等）、電子錢包、智能卡等。卡基產品在發達國家（地區）被廣泛用于小額交易支付，發展非常迅速。較著名的歐美卡基產品品牌有Modeus、Visa、萬事達組織下的MasterCard、Maestro及Mondex、CashCard、Avant、Chipknip、Dexit等。各類網絡銀行方興未艾。在亞洲發達地區，地鐵公交卡較為發達，有韓國的T-money交通卡、日本的Suica卡、香港的八達通（Octopus）、新加坡的SingaporeCashCard等。其中的一些還可以在小額支付場所使用。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基于軟件和網絡的網基電子支付產品的發展速度遠遠慢于卡基產品，投入使用的產品也相對較少，較有代表性的有美國的Beenz幣、著名的比特幣（BitCoin）、荷蘭的E-Cash等。由圖1可知，電子貨幣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交易額總體呈上升趨勢。新加坡是亞洲乃至全球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在電子支付和電子貨幣領域發展迅猛，處于領先地位。日本于07年開始普及電子貨幣后用戶激增，交易量增長緊隨新加坡之后。接著是比利時、荷蘭、意大利等較早發行電子貨幣的國家，其中荷蘭和意大利的電子貨幣發展較快，比利時的電子貨幣業務有衰退的趨勢。其他歐洲國家（如法國、德國等）的狀況略顯低迷。美國、英國和香港的統計數據缺失，無法獲得。從表1、圖2中可得出，新加坡的電子貨幣交易額占GDP比重最高，比利時的比例逐年降低，荷蘭電子貨幣的發展較為平穩。意大利和日本電子貨幣交易額占GDP的比重增長顯著。08年經濟危機雖然使各國經濟衰退，但在絕大多數國家，電子貨幣仍保持較快發展。伴隨著09年后各國經濟回暖，此比重反而由于GDP恢復增長而有所回落。此外，雖然眼下電子貨幣交易值在一國GDP中所占份額非常小，其對一國國民經濟的影響還遠遠不如現金、支票等支付工具，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電子貨幣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強勁的發展會使其占GDP的比重會越來越大，其對經濟和貿易發展的推動作用將越來越不可忽視。
（二）我國電子貨幣的發展狀況
我國電子貨幣起步稍晚。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市場化競爭的需求才為電子貨幣產品的研發與推廣提供了土壤。我國的電子貨幣產業緊跟世界市場發展大潮，用戶市場龐大，發展潛力巨大。在國內的卡基電子產品中，由于銀行被禁止發行儲值卡，非銀行機構的儲值卡業務十分發達，且主要為單用途儲值卡。①“截止目前，國內典型的卡基電子貨幣主要有香港八達通卡、上海公交卡、廣州羊城通卡、廈門易通卡等。”除了公共交通領域外，各種儲值卡還在其他的小額支付領域大放異彩。②IC卡在其他領域獲得了快速應用，在金融、電信、社會保障、稅務、公安、交通、建設及公用事業、石油石化、組織機構代碼管理等許多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同時，隨著中國銀聯的成立和網絡架構的完成，銀行卡業務作為電子貨幣的主體業務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日益重要的地位，大大方便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支付結算活動。而央行數據表明，③截至2010年末，全國累計發行銀行卡已達24.15億張，IC卡占比僅3.7%。我國的網基電子產品發展勢頭迅猛，虛擬貨幣市場規模巨大，產品使用廣泛。④“國內互聯網已具備每年幾十億元的虛擬貨幣市場規模，并以年均15％———20％的速度成長。”最典型的代表產品有騰訊公司推出的Q幣、Q點及游戲幣業務，百度公司的百度幣業務，網易公司的“網易一卡通”等，被人們廣泛用于網上虛擬交易過程以獲得網絡虛擬產品和現實中的實物產品。
二、電子貨幣的發展對金融業的影響
（一）電子貨幣發展給金融業帶來的不利影響
1.電子貨幣的發行使中央銀行面臨更加復雜的金融環境，貨幣供應量、貨幣乘數、基礎貨幣、貨幣流通速度測定的難度加大，央行控制能力減弱，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面臨更多挑戰。（1）電子貨幣的內生性導致經濟體系中的貨幣供給機制的變化，貨幣供給數量變得難以測算，央行貨幣政策執行效果可能出現偏差，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的風險加劇。理論上任何具有足夠信用的金融機構主體都可以發行電子貨幣，而在實際中，電子貨幣也主要由銀行系之外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發行。因此電子貨幣的出現使得中央銀行無法再壟斷貨幣的發行權，同時電子貨幣供給主體的增加會產生貨幣供給中的競爭，從而削弱央行對經濟體系內貨幣供給總量的控制能力，貨幣的供應總量日益受到經濟主體內部因素和市場因素的影響，使得宏觀經濟中不確定的因素大大增加，央行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面臨重重困難。（2）電子貨幣的發行使傳統貨幣供給理論中的相關變量呈現新的變化規律，經濟體內各因素的相互作用更加復雜，對現行貨幣供給理論提出重大挑戰。第一，在電子貨幣時代，主流經濟學中由貨幣乘數控制的貨幣供給過程M=mB（M是貨幣供給量，m是貨幣乘數，B為基礎貨幣），將逐漸失去其理論前提和理論意義。因為中央銀行通過貨幣乘數m來控制貨幣供給量M的理論前提是：①“貨幣乘數m必須是足夠穩定的，是收斂的，或者是可以通過別的變量來預測的。”而電子貨幣發行主體的多元化將使m主要由網絡電子金融市場上電子貨幣交易的信息流速度內生地決定，從而使m具有發散性、不穩定性特征，并隨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趨向無窮大。同時，電子貨幣使用率的升高也會使基礎貨幣由流通中現金和銀行存款準備金組成的傳統理論漸漸失去理論意義。第二，雖然現在電子貨幣還處于發展初期，通貨的使用率還遠遠大于電子貨幣的使用率，但其流通已經使貨幣乘數m、基礎貨幣B、貨幣流通速度V等基礎變量呈現出新的變化規律：②基礎貨幣B的規模將縮小，③貨幣乘數m將變大，貨幣流通速度V呈上升趨勢。首先，基礎貨幣B將減少。電子貨幣對流通中通貨的替代作用使持有現金用以交易的需求降低，人們傾向于將手頭的現金存入銀行。由于定期存款的利息率相比活期要高，銀行的定期存款將增加，銀行面臨的客戶隨機提款的風險將大大降低。銀行準備金包括法定準備金與超額準備金，法定準備金是商業銀行等存款性金融機構按照法定準備金率繳存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超額準備金是商業銀行為保持一定的流動性自愿持有的準備金。由于可能面對的結算和流動性風險在不斷減小，同時電子貨幣也漸同庫存現金一樣有了代替準備金的作用，中央銀行會降低法定準備金率。各大銀行也會為了通過貸款收入提高收益水平，增強自身競爭力壓縮超額準備金規模。因此基礎貨幣數量將不斷減少。決定貨幣乘數m的幾個變量通貨—存款比率c、法定準備金比率r、超額準備金比率e和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比率t在電子貨幣時代將產生新的變化并導致m的上升。電子貨幣具有替代現金通貨的作用，同時可以在一瞬間以低成本實現現金與儲蓄存款的轉換，這將導致居民和企業等經濟部門不斷增持電子貨幣減少現金持有量，使c不斷減小。使現金漏損率的減少，貨幣乘數m增大。交易中對現金的需求量減少會使銀行體系的法定準備金率r和超額準備金率e降低，這也將導致m上升；定期存款的收益率要高于活期存款，人們在儲蓄時將更多選擇定期存款，使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比率t升高，流動性風險減少，貨幣乘數m增大。同時電子貨幣的發展也使金融資產和各層次貨幣轉換速度加快，增加銀行超額準備金持有的機會成本，使m增大。在電子貨幣的發展初期貨幣流通速度V有所下降，此后隨著電子貨幣的逐步發展，V將呈上升趨勢。電子貨幣在進入市場初期會加速各層次貨幣間的轉換速度，被替代的傳統貨幣會更多地轉換成收益率較高、穩定性較強的高層次貨幣，因此其對傳統貨幣中的現金M0、和狹義貨幣供應量M1的替代作用是最強的。由此產生的替代轉換效應會降低貨幣流通速度V。此后，電子貨幣的虛擬性和高流動性使其在代替傳統通貨的同時產生替代加速效益。同時其替代作用會使流通中通貨量減少并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的提高。因此，在電子貨幣較發達階段V將會增大。第三，各貨幣層次的界限將日益模糊，貨幣定義的困難導致貨幣政策的制定失去計量基礎。M0、M1、M2、M3等貨幣層次是以各金融資產轉化為現金的速度劃分的，而電子貨幣用戶通過電子指令可以在一瞬間實現現金和定期活期存款的轉換，使金融資產的流動性差異不斷縮小，各層次貨幣的定義和劃分變得困難，貨幣政策制定的準確性受到挑戰。
2.電子貨幣的發行與流通在削弱央行現行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的同時，還將影響其貨幣政策的選擇。“電子貨幣的內生性使中央銀行的貨幣控制能力減弱，貨幣政策中介指標、貨幣政策工具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都有所演變。”④（1）電子貨幣的發展影響到貨幣中介指標的準確性，使其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貨幣中介指標分為以貨幣供給量為中介指標的數量型和以利率、匯率等價格變量作為中介指標的價格型兩種。電子貨幣的內生性、虛擬性和高流動性使貨幣供給量指標的可測性受到分散發行、各層次貨幣轉換加速、金融資產替代性增強、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等方面影響。貨幣流通速度和貨幣乘數的不穩定變化將影響指標的可控性并可能導致貨幣政策的偏差。因此，雖然貨幣供應指標適合我國國情，但在電子金融時代其有效性將會大打折扣。電子貨幣對利率的直接影響相對較小。電子貨幣信用貨幣的創造可能導致貨幣供應量的不穩定從而導致匯率波動。現金通貨的減少使利率的傳導作用減弱，中央銀行對市場利率的控制更加困難，但是這種影響并非根本性的。因此從整體上看，價格型中介指標更為合理。（2）電子貨幣的迅速發展使得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法定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貼現率。除了使不可預見的流動性風險和隨機提款要求減少，電子貨幣在取代一部分有準備金要求的儲蓄的同時還為各種金融創新提供契機，為商業銀行合法規避準備金交繳創造條件。這都導致央行法定準備金規模壓縮，使其穩定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的操作變得困難。央行最大的負債是流通中的通貨，電子貨幣的流通降低了對現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使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大幅縮水，導致其在公開市場進行大規模買入賣出貨幣政策操作時可能出現資產不足，對貨幣政策實施產生負面影響；而央行通過提高再貼現率所提高的商業銀行信貸成本也可以通過商業銀行增發一定量不需準備金要求的電子貨幣來沖銷，使央行貨幣政策效果折損。（3）網絡銀行的發展大大縮短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時滯，加快了貨幣政策傳導速度，對央行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合理性提出更高要求。電子貨幣時代，貨幣傳導機制將更多通過虛擬的網上銀行來實現，其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和作用機制比起傳統金融機構要迅速的多，這對央行的宏觀調控能力提出更多挑戰。因此，中央銀行更要制定合理的貨幣政策，暢通貨幣傳導機制，提高經濟風險應對能力。
3.電子貨幣的發展使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獨立自主性受到挑戰，影響央行職能的行使。（1）電子貨幣的流通降低了對現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使央行的資產負債平衡表大幅縮水，導致其在公開市場進行貨幣政策操作時資產不足。（2）電子貨幣的發行會減少央行壟斷貨幣發行權帶來的鑄幣稅收入，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鑄幣稅的中央銀行最核心的收入，鑄幣稅的減少會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大幅縮減，從而影響央行立自主地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從上表2可知，主要國家鑄幣稅收的減少在GDP總量中通常大致占30％———65％，這會大大影響到央行行使職能的獨立性。由此圖可看出，各國央行鑄幣稅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斷減少，各國之間比重的差距也在不斷縮小。這除了受全球通脹的趨勢影響外，很大程度上還收到了電子貨幣分散發行的打擊。（3）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電子金融市場上電子貨幣交易的開放性和跨國性使一國的貨幣政策難免會受到其他國家經濟政策的影響，產生相互協調的需求。在電子金融交易市場上沒有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大量資金以跨國交易的方式迅速出入各國國界。因此，營造一個安全穩定高效的全球電子支付結算平臺，維護全球經濟穩定、推動經濟發展需要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的努力和配合，相互交流及合作，在問題和危機面前的協調互助必不可少。
4.電子貨幣的發展使商業銀行面對多重壓力和挑戰。（1）由于電子貨幣眼下還不完全是能創造貨幣的強力貨幣，基礎貨幣的減少會削弱商業銀行創造存款貨幣和提供貸款的能力，進而影響到商業銀行的收益水平。商業銀行向社會提供資金、創造存款貨幣來創造收益的經濟活動要依賴于基礎貨幣，基礎貨幣的減少會削弱商業銀行的競爭力，使其面臨更大的生存危機。（2）中央銀行可能為了維持資產負債表的規模而提高商業銀行的準備金率，使商業銀行面對更大生存壓力。（3）電子貨幣使銀行體系中間業務中的支付結算業務面臨沉重打擊，此外準備金數量的減少使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甚至是非金融機構的優勢在不斷縮小。電子貨幣的出現使銀行體系苦心搭建起來的支付結算平臺在方便快捷的電子金融支付平臺面前徹底失去優勢，支付結算業務的提供者從銀行及其分支機構擴展到眾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銀行利潤面臨嚴重縮水。準備金數量的減少更是使銀行體系特有的穩定性和信用度降低。
5.技術進步使金融風險呈現出新的特征，使其更加難以預測和覺察。一旦危機爆發，破壞力極大。電子貨幣的發展并沒使金融風險的本質發生變化，信用風險、市場風險等傳統風險依然存在，交易過程中的操作風險和法律風險更加突出并表現出新的特點。如：黑客利用電子貨幣系統缺陷攻擊并進行偷盜后，可能導致電子貨幣發行機構面臨巨大信譽危機，通貨膨脹的風險一旦蔓延，就可能造成持幣者的恐慌和擠兌風潮，危機其他發行機構，形成系統風險，危害巨大。2011年6月25000比特幣的偷盜事件就說明了這點。
6.電子貨幣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金融市場的監管和秩序維持面臨許多難題，維護金融業的健康穩步發展任重道遠。電子貨幣交易的虛擬性、匿名性和跨國性為國際熱錢的快進快出和“洗錢”等違法犯罪活動打開了方便之門。使用網上銀行，只需一個電子口令在一瞬間就可以完成大筆資金的跨國轉移，而且事后很難追查相關責任人，這為熱錢進出導致國內經濟動蕩、洗清贓款的真實來源和所有權關系等犯罪活動創造了條件。
（二）電子貨幣的發展對金融業的有利影響
1.電子貨幣大大簡化了支付結算過程電子貨幣本身虛擬化、低成本的特征及其遍布全球的快速便捷的網絡支付體系大大降低了支付結算費用，加快了跨國金融資產間的轉換。生產、印刷、存儲、運輸、替換、銷毀電子貨幣的費用幾乎為0，極大降低了服務商的運營成本。同時，支付結算服務領域競爭主體的增加將促使各支付結算機構提高效率和服務質量，為人們提供更多更加安全高效、方便貼心的服務。2.電子貨幣的發展使央行在公開市場進行大筆買賣操作時節約大量成本公開市場操作是各國中央銀行最常用的貨幣政策操作，相比調整再貼現率和準備金率的操作具有更高的精確性、靈活性和更強的調控能力，并且能大大縮短貨幣政策調控的反應時滯，因而對央行具有重要意義。較傳統貨幣而言，虛擬電子貨幣所具有的跨國性、高流動性和高效率性使央行在進行有價證券買賣和外匯買賣等大規模資金吞吐的公開市場業務中節約大量運輸、管理成本，大幅提高公開市場操作交易和結算系統運轉效率，從而以更低成本實現調節貨幣供應量，穩定匯率、利率和幣值的目標。3.電子貨幣的發展有利于推動商業銀行服務理念的更新商業銀行在多元化、國際性的競爭環境中，應致力于提供更加安全高效和人性化的服務，在提高中間業務的品質的同時，積極尋求拓展業務拓展和創新，加大在保險、資產負債管理、證券交易、投資咨詢等方面的投入，減少對基礎貨幣的依賴，以此應對支付結算領域的競爭。4.電子貨幣的發展加快了我國金融業現代化的步伐為了在競爭中獲得優勢，更多金融機構會對自己的電子貨幣交易系統進行技術改造和創新，提高其安全性和方便性以招攬更多顧客。這將提升支付結算行業整體技術含量，從而提高一國國家支付體系的運轉效率，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環境中降低支付系統的風險。電子貨幣的發展使商業銀行可以通過各種金融產品的創新拓寬籌資渠道、提高資金流動性，從而合法規避金融監管，降低金融成本。
三、規范電子貨幣業務，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的有關對策
（一）對中央銀行而言1.中央銀行應逐步摒棄傳統的通過基礎貨幣B來控制貨幣供應量M的宏觀調控方式，推動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由數量型向更合理的價格型轉變。2.中央銀行應當選用適當的貨幣政策工具（如要求電子貨幣發行機構繳納一定的準備金作為發行電子貨幣的安全資產擔保、要求電子貨幣發行者對其發行的電子貨幣建立無償贖回機制）來防范信用擴張的風險。3.央行應盡快適應電子金融時代的形勢轉變，實現金融監管重心的轉移。中央銀行無法延續紙幣時代的遺留傳統，繼續監管電子貨幣的流通過程，而應該制定電子貨幣發行機構統一的準入機制，保證發行者的信用水平，使電子支付結算行業保持較高的行業標準，避免出現良莠不齊的現象導致系統性危機而對各金融機構和經濟體造成傷害；制定一系列法規行規等規范行業秩序，避免出現不必要的市場漏洞給予不法分子投機套利的機會，為電子貨幣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4.加強對網上銀行的安全性監管，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建立電子貨幣安全支付標準，嚴防熱錢異常流動、洗錢、偷漏稅、跨國走私販毒等非法活動危害本國經濟體安全；嚴防黑客對電子貨幣賬戶進行攻擊、盜竊的非法行為并建立危機應對機制；加強對網上銀行電子金融產品的質量與風險評估，維護消費者權益。（二）對網上銀行而言1.遵循網上銀行和電子貨幣使用客戶、互聯網服務商及電子貨幣發行機構間確立的權利義務關系原則，遵守中央銀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規，維護電子貨幣交易平臺安全穩定。2.對每筆交易進行審核和實時監督，對來源可疑、使用目的不明的大筆國際資金的流動動向應加強關注和審查，若發現危害國家金融安全的非法資金運動當立即舉報。
（三）對電子貨幣發行機構而言1.電子貨幣發行機構應構建電子貨幣風險防范機制和內控機制。電子貨幣發行進行風險預測、定期風險評估，不斷發現新風險并及時進行調整。在發行中應不斷減少利用現金進行賬戶充值或兌換的行為，而應當通過銀行賬戶的轉賬使電子貨幣的發行量盡可能地處在央行的監管之下，防止洗錢和通貨膨脹的風險。2.電子貨幣交易過程進行實時監控、對電子客戶進行風險評估，加強對商戶端和客戶端的監督，防止網絡詐騙、洗錢、非法套現等活動。3.提高電子貨幣信息安全技術，保障電子貨幣系統安全，采用一定的防火墻技術、加密技術、數字簽名技術等，定期檢查修復系統漏洞和缺陷，建立安全認證機制，加強安全防護水平，預防潛在的黑客攻擊和病毒破壞，減少系統癱瘓造成不必要損失的概率。
貨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篇4
【關鍵詞】貨幣;契約;利息本質
引言
薩繆爾森在其名著《經濟學》有關貨幣的章節中,引用了金?哈伯特的一句名言:“在一萬人中只有一人懂得通貨問題,而我們每天都碰到它。”由此看來,貨幣貌似簡單,實際上卻極其復雜。現代貨幣給人們留下許多的難題。為什么沒有價值的貨幣能與其他的有價值物品交換?貨幣在經濟中到底起什么作用?這個極大促進經濟發展的貨幣怎么又能使經濟崩潰?貨幣怎么會有利息?經濟學家們已經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回答。本文力圖從契約的角度,試對上面的及其他的一些問題做出新的探索。
一、現代貨幣本質
貨幣在現代經濟中隨處可見,區別于商品貨幣和金銀本位貨幣,現代經濟中的貨幣(紙幣)又稱現代貨幣。然而紙幣是什么呢?馬克思有過論述:“紙幣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及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樣,也是價值量),才能成為價值符號。”可見,馬克思的紙幣概念是指商品本位或金本位貨幣作為后盾的“可兌換性”貨幣。在馬克思看來,紙幣只是在具有真實價值的鑄幣的流通手段可以被獨立出來時,代表鑄幣執行其流通手段的符號。在馬克思年代,紙幣還能和金銀兌換,因此是有真實價值保障的。
對于現代貨幣,凱恩斯作出了經典性的定義:“貨幣本身是交割后可清償債務契約和價目契約的東西,而且也是儲存一般購買力的形式。”凱恩斯從貨幣的功用出發,認為其“購買力”是支撐現代貨幣的力量。貨幣之所以能與其他交換,是因為其具有其他商品一樣的“購買力”。凱恩斯之后,其他經濟學家只不過將貨幣功用更一般化來定義貨幣。”
從貨幣的功用角度定義貨幣是有缺陷的。它沒有揭示一種事物存在的最本質規定,給人的概念不是最一般的。
我國經濟學界對貨幣的本質的討論,大多沒有離開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貨幣是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的論述。但也有少數學者從契約的角度探討貨幣的本質問題,并從此出發進一步研究一些貨幣問題。陳彩虹(1995)從契約的角度指出了紙幣的本質,即紙幣是一紙特殊的契約,“如此的契約關系,便是債權債務關系,持有紙幣者,都無一例外地成為債權人,而紙幣發行者,便成為債務人。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紙幣的出現與發展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它自然地承接了金銀貨幣的職能,而成為一個經濟社會普遍接受的契約。”
邱崇明,張蘭(2009)也對貨幣的契約本質有闡述:“在信用貨幣時代,貨幣本身已不具有真實價值,而是作為一種反映債權債務關系的憑證,即貨幣發行人對持幣人的一種負債、持幣人對發行人的債權。貨幣本身就是一種契約、隱性契約”。
筆者在借鑒前面貨幣的契約本質的基礎上,從貨幣的最本質功能――促進商品流通――角度闡釋紙幣的本質。筆者認為紙幣的最主要功能在于促進商品流通,紙幣是一種契約,體現的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一種更合作的合作關系,在信用制度下,只有這種功能是紙幣從貨幣的最初功能中繼承下來的。
信用制度下,紙幣已經沒有真實的價值基礎,人們愿意持有紙幣是因為人們相信他們可以用其交換所需的商品。人們的這種“相信”來源于何處呢?在一國,這來源于政府,人們相信政府會“保證”紙幣的價值。但是想一下,如果所有的人都將自己持有的紙幣向政府兌換,那會發生什么。政府有足夠的資源來兌現嗎?進一步,當所有人都不要紙幣時,紙幣與其他的物品交換比例如何確定?而紙幣在發行之初也沒有規定它的價值,它體現的是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下人們愿意用它與物品交換的比率,這是一個微妙的均衡狀態。政府怎能保證本身沒有價值的紙幣的價值呢?
由于經濟的專業分工,人們的資源稟賦與需求和自己的生產物品并不一致,人們需要相互交換物品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在以物易物時代,可以想象人們由于持有的物品不一,每人需要的物品不一,更重要的是對各物品的評價不一,由此造成交換的極大費用。當人們發現用一種大家都認同的物品作為一般等價物時極大方便了交易,交易費用大大減少。注意并不是每個人對一般等價物都是一樣認同的(如一個擁有大量煙草的成員可能更愿等價物是煙草而非貝殼),但作為普遍認同的等價物,作為經濟社會中一員,即使對該等價物不認同的成員也會發現:有這種等價物強于沒有的情況。由此可看到,貨幣制度可以看成是人們的一種合作安排,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一種隱形契約。這種契約沒有明確的規定,不是人們不想明確規定,而是沒有辦法作出明確的規定。這種契約體現了一種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合作關系,一種相當廣泛的合作關系,一種社會秩序或習慣。人們的經濟活動中有很多契約,顯性或隱性的,如各種買賣合同。但這種合同需要規定具體的條款,且只用于特定的任務之間,其實施需要很大的成本(尋找簽訂契約的人,擬定具體條款并執行等),且契約涉及成員的有限性限制了市場的范圍,這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進步。而奇妙的貨幣制度是存在于所有成員間的一種契約,它極大的減少了交易費用,使所有的市場能連為一體,極大的促進了商品的流通交易。這是經濟活動成員間最廣泛的合作。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一開始便列舉了制針廠的專業分工使勞動者勞動效率成千上萬倍的提高,極大增加了社會的財富。而交易在古典經濟中是不創造財富的,但現代經濟學認識到,交易也極大促進財富的增長,張五常在其《經濟解釋》中就相信,交易費用的減少會導致財富成千上萬的增長。
在商品貨幣時代貨幣兼有商品性質,但在現代經濟中,紙幣已經完全脫離了商品的影子。在商品貨幣時代,貨幣是有價值的,人們的契約合作關系的執行是有擔保物(即貨幣本身)的,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經濟聯系還不是十分緊密的時代,人們的普遍合作是有限的,但當人們的將經濟活動十分密切時,有限的有擔保的合作將阻礙經濟的發展,信用貨幣即紙幣的出現是人們合作的質的發展。這種合作是沒有擔保的,所以這種契約關系相對脆弱,只能在相對文明的世界中存在,可以想象,若紙幣一開始就出現在經濟活動中,還沒有經過充分發展的文明中紙幣制度是會迅速崩潰的。在這種契約關系中,是人們之間互信的一種合作關系,而政府則起著穩定這種關系的作用。
二、紙幣契約本質下一些貨幣問題的闡釋
信用制度下的紙幣體現的是一種契約關系,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合作關系。濫發紙幣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導致契約資源不均,即有的地方貨幣數量大升,而有的地方相對驟減,濫發紙幣打亂了人們的合作的心態,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系驟減,交易費用大增,經濟活動的合作減少,原來的良好的經濟制度被改變了,直接導致了經濟的混亂。但是,適度的通貨膨脹卻可能促進經濟的增長。在人們的合作心態改變之前,人們手中的紙幣多了,合作關系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原來經濟中沒有窮盡的交易進一步得到實現,促進了資源的流動與優化配置,經濟總量增長。
那么,貨幣利息的本質是什么呢?既然紙幣沒有價值,而紙幣利息是真實存在的東西,是可以用實物支付的,沒有價值的紙幣怎么會產生有價值的利息來呢?
經濟史上利息本質的觀點都較多從借款者為什么要想貸款者付利息的角度來說明利息的本質,如利息報酬說,節欲論,流動偏好論。這是有缺陷的,因為并沒有闡明利息的最終來源。也有從生產方面說明利息本質的,該觀點認為利息來源于資本的產出,是產出的一部分,如利息報酬說,利息利潤說,生產力邊際說。可以說這比較貼近利息的本質含義了,利息對應相應的產出,為總產出的一部分。但只有馬克思的看法提到利息本質中人與人的關系,并說“利息是職能資本家讓渡給借貸資本家的那一部分剩余價值,體現著資本家全體共同剝削雇用工人的關系。”按馬克思的看法,利息體現資本家全體剝削雇傭工人的關系,這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對的。但在社會主義社會,利息的本質及體現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呢?
從契約與合作的角度,貨幣本質上是人們最廣泛合作的一種社會制度安排與社會習慣。紙幣將這種合作提升到更高的程度。紙幣的存在代表這種合作關系的存在。在紙幣緊缺的環境中,人們之間缺少這種合作安排,許多交易無法進行,生產效率低下。這時,紙幣的供給重建了人們之間的合作,人們在極低的交易成本下得以交易,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因此,這增長中有人們合作關系的貢獻,而紙幣作為這種關系的紐帶,其利息本質上是因為人們加強合作而增加的產出的一部分。試想,若在紙幣下人們相互了解,那交易就不需任何紐帶了,生產資料的借貸也可直接進行,這時增加的產出自然會在合作的人中分配。但經濟社會是復雜的,需要紙幣作為人們合作的契約紐帶,人們合作增加產出的一部分作為利息,實際上是相互合作的人之間對增加產出的分配。此時,利息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生產關系。在紙幣供給少時,這種合作奇缺,合作將帶來產出的極大增長,因此持有紙幣的一方作為合作的一方分得的產出自然多,即利息率高,而流動性過剩時,人們的合作已經和普遍,增加合作對經濟產出的貢獻很少,利息率就低。極端情況下,流動性的過剩會破壞原有的合作關系,對經濟造成破壞。
最后討論幣值問題。紙幣本身沒有價值,那又怎么確定其價值呢?這里所說的幣值,指的是紙幣和其他物品的交換比率。現代經濟學從物品供給與需求的角度說明一件物品的價格被如何確定,即紙幣與該物品的交換比率。當經濟中每個人意愿中紙幣對該物品的交換律在該價格下相等時,市場達到均衡狀態。在契約框架下,人們基于對整個經濟狀態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建立起紙幣這種人與人之間最廣泛的契約。整個物價穩定的狀態是一種微妙的狀態,在這個狀態下,各種物品對紙幣的交換比率相對固定,即波動不大,沒有突變。人們在這個狀態下專心生產,通過交易滿足自身的需求。但這種微妙狀態是怎樣產生的呢?筆者認為這是一種更自然演化的狀態,只有經濟社會處于比較高的發展狀態,人類文明達到一定階段才能達到的狀態,條件不具備,靠人為的設計是無法達到這種狀態的。可以想象,在原始社會,人們還停留在少量的以物易物階段,合作較少的時候,人們如何能對紙幣契約產生一種穩定的信任,若人人都想把紙幣兌換為實物,那紙幣與實物間的交換比率是無法確定的。由于紙幣在經濟中的分布不均(這種不均以其需求衡量,即經濟活動頻繁的地方相應多,反之較少),將不可避免有局部的物價不穩定,這是正常的。只要整體處于一個穩定的狀態,即人們契約關系處于一個穩定的狀態,經濟生產便能良好運行。所以,現代貨幣是脆弱的,人們之間的這種契約合作關系式需要精心維護的,任何影響這種契約關系的因素都將對現代信用該貨幣制度產生沖擊,而穩定這種契約關系,則是政府的任務了。
三、總結
本文從將貨幣看成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契約,一種特殊的體現人與人之間合作的最廣泛的契約,在這最廣泛的契約合作下,交易成本大幅降低,極大促進了經濟增長。在這個框架下,筆者闡釋了適度紙幣增長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與大幅紙幣增長對人們之間這種合作的破壞對經濟的阻礙作用。筆者還從人與人合作的角度說明利息的本質是人們合作成果的一部分,最后說明經濟社會在這種契約關系下達成的微妙均衡狀態,這種狀態是需要政府精心維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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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篇5
關鍵詞：貨幣供給；經濟增長；因果檢驗
0引言
貨幣供給是極其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與國家宏觀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目標緊密相連。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金融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貨幣供給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貨幣供給與實體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就注定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過度的貨幣供給會導致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的惡化，使一國經濟內外失衡；而貨幣供給不足也會壓抑經濟的健康增長。因此穩定并且適度的貨幣供給對國民經濟的運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針對我國現階段的新情況，研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很有必要的。無疑對貨幣政策的制定和中介目標的選擇都具有較強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1貨幣供給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相關文獻綜述
貨幣供給是指某一國或貨幣區的銀行系統向經濟體中投入、創造、擴張（或收縮）貨幣的金融過程，是一個國家在某一特定時點上由家庭和廠商持有的政府和銀行系統以外的貨幣總和。貨幣供給是現代經濟體系的中心內容之一，是一國經濟穩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增長的定義通常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就是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即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總量的增加，或者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就是指一國生產商品和勞務能力的增長，或者說，經濟增長代表一國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展。
關于貨幣政策有沒有效果的問題，其實就是貨幣能否影響產出，或者說貨幣是否中性的問題。如果貨幣供給變化只是影響一般價格水平，一定量的貨幣供應增加(減少)只引起一般價格水平的上升(下降)，那么貨幣就是中性的；如果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引起實際利率和產出水平等實際經濟變量的調整和改變，那么貨幣是非中性的。
總體來看，古典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都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只影響一般價格水平，不影響實際產出水平，因而貨幣是中性的。
隨著西方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貨幣在其中調節作用的顯現，貨幣中性論對現實經濟的解釋作用也不斷下降。人們從歷史與現實的發展來看，覺得貨幣非中性論可能更貼近現實。
通過比較物物交換經濟與貨幣經濟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后者前進的步伐要比前者快得多。
這兩者發展速度的差別原因雖然有多種解釋，如技術進步、知識積累、制度完善等等，但兩者根本的區別仍在于貨幣的存在與否。貨幣產生后，不僅大大便利了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將有限資源更多地節約，用于實際部門的生產，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逐漸形成的一套商品貨幣關系。所以，從更廣闊的角度來分析問題，貨幣非中性應更具說服力。凱恩斯是真正指出貨幣對經濟具有巨大作用的人。凱恩斯認為，只要存在未被利用的資源，那么總需求的擴大就會使產出增加，影響總需求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有效的，因此，凱恩斯主張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擴大總需求，以此消除失業和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
總體上看，關于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主要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
(1)推動論。認為從積極的方面看，貨幣是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推動力，因此應盡量多增加貨幣供應，企求經濟發展得快一些和再快一些。并指出貨幣供給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在國際經濟發展中具有普遍意義。持這一觀點的同樣也承認，貨幣供應過量會導致物價上漲過快過猛，從而使經濟增長率被迫下降。
(2)中性論。主要理論依據是，貨幣是商品價值符號，在經濟體系中起流通手段、交換手段和價值標準的作用，對經濟增長并無直接影響，而且從國際經驗看，既有通貨膨脹(多發貨幣的必然結果)下的經濟增長，也有通貨穩定下的經濟增長，因而也難于從實證角度找到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3)抑制論。其理論依據與“中性”論相似并認為通脹使生產失去多少本可增產的機會。
而且進一步指出，貨幣政策的目標應該是穩定貨幣，為經濟增長提供穩定的金融環境。因為多發貨幣就是貨幣貶值。在宏觀方面，它破壞了價格的信息功能，使資源的利用效益降低，以至破壞生產和積累；在微觀方面，則使社會上對物價變動有不同預期和調整能力的集團或個人，有意外的、不公正的得失，從而挫傷了有固定收入的勞動生產者的積極性并導致社會、政治動蕩。
在實證研究方面，外國學者Sims(1972)在其論文《Money,OutputandCausality》中引入了Granger因果檢驗來檢驗貨幣供給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Sims在該論文中用名義GDP和貨幣供給建立雙變量模型，以美國數據作為樣本，發現貨幣供給的變化是名義產出GDP變化的顯著原因。
近年來，國內逐漸開始了對此問題的實證分析。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由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模型和數據處理不同，使得結論也存在分歧。易綱（1996）考察了改革前和改革后不同時期貨幣與收入之間因果關系，發現1953-1978年間廣義貨幣M2對國民收入不存在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而在改革期間（1978-1991）貨幣供給對經濟活動有影響。曾令華（2006）通過對1996-2005年間貨幣供應量與物價、產出的相互關系的分析，表明M2對產出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劉斌（2000）采用單方程分析和多方程分析，對二者關系的實證研究表明，短期內貨幣供給的變化對產出的有影響，但從長期看，貨幣供應量對產出不產生影響。丁佳（2005）通過Granger檢驗，M0與GDP之間沒有表現出相關關系，M1、M2是影響產出變化的重要原因，而且M2對GDP的影響更大于M1。郭明星、劉金全（2005）利用具有馬爾科夫區制轉制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MS-VECM）表明我國產出與貨幣供應水平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貨幣供給增長率與產出增長率之間的影響關系，依賴經濟周期的階段性。夏斌、廖強（2001），許云霄、秦海英（2003）認為貨幣供給可能對產出具有影響的同時，產出也可能對貨幣供給具有反饋作用。
2貨幣供給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實證分析
衡量經濟增長的測算指標主要是國內生產總值（GDP），GDP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經營活動的全部最終成果。從1985年起，經國務院批準，我國建立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正式采用GDP對國民經濟運行結果進行核算。所以本文采用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測算指標。同時本文選用M2作為貨幣供應量的指標。
在這里，我們把GDP分為名義GDP和實際GDP兩種分別進行實證研究。名義GDP也稱貨幣GDP，是用生產物品和勞務的當年價格計算的全部最終產品的市場價值。也就是按現期價格評價的物品與勞務的生產，是不考慮通貨膨脹這些因素的。而實際GDP是按不變價格評價的物品與勞務的生產，實際GDP的各種變動被廣泛地用來衡量產出的水平和波動。
本文選取1999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GDP和M2數據作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CCER及中國人民銀行網站。由于實際GDP是按不變價格評價的物品與勞務的生產，是剔除了物價因素的，因此我們用名義GDP除以CPI，以消除物價對GDP的影響。
由于名義GDP、實際GDP和M2均是非平穩序列，且名義GDP和實際GDP還表現出很強的季節性。傳統的時間序列分析把時間序列的波動歸結為四大因素：趨時變動、季節變動、循環變動和不規則變動。季節調整是對時間序列中隱含的由于季節性因素造成的季節變化的影響加以糾正的過程。一般認為，季節性因素是指在正常年度情況下，季度或月度序列（統稱為子年度序列）中表現出來的有規律的流動變化。由于不同的季節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程度不同，相同活動在不同季節里的經濟效果不同，導致不同子年度指標之間往往具有不可比因素，掩蓋了真實的經濟周期，因此季節調整很有必要。本文使用Eviews5.0分析軟件中SeasonalAdjustment(X12方法)來消除季節波動。同時為了消除數據中存在的異方差,分別對各變量消除季節趨勢后的數據取對數，得到新的各變量lnGDP、lnRGDP和lnM2。在接下來的實證分析中，我們就用lnGDP、lnRGDP和lnM2這三個變量進行研究。
2.1貨幣供給與名義GDP關系的實證分析
（1）變量的平穩性檢驗對lnGDP和lnM2進行單位根（ADF）檢驗，我們建立有截距項有趨勢項的ADF模型，檢驗結果如下：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到，lnGDP和lnM2均經過一次差分后變為平穩序列，lnGDPt和lnM2t都是一階單整，即lnGDPt～I(1)，lnM2t～I(1)。因此lnGDPt和lnM2t之間可能存在著協整關系。
(2)變量的協整檢驗由單位根檢驗得知，lnGDPt和lnM2t都是一階單整，所以可按EG兩步法做如下協整回歸并檢驗兩個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兩個變量存在協整關系，則由上式計算的∧tμ應具有平穩性。對∧tμ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得出：檢驗結果表明，∧tμ在所有置信水平下均是平穩的，因此lnGDPt和lnM2t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3)因果檢驗計量經濟學建立的本質就是利用回歸分析工具處理一個經濟變量對其他經濟經濟變量的依存關系。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能對變量間的因果關系作出解釋。
通過建立VAR模型，根據施瓦茨準則，當SC最小時，即為模型的最佳滯后期數。在這里我們通過檢驗得到，在滯后2期的情況下，SC最小，SC=-7.4778，因此最佳滯后期數為2。
變量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的檢驗結果如下：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名義GDP與M2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在滯后2期的情況下，M2是引起名義GDP變動的原因，名義GDP是M2變動的結果。而名義GDP對M2沒有反饋作用，不是引起M2變動的原因。
2.2貨幣供給與實際GDP關系的實證分析
(1)變量的平穩性檢驗對lnRGDP進行單位根（ADF）檢驗，我們建立有截距項有趨勢項的ADF模型，平穩由檢驗結果得出，lnRGDP在經過一次差分之后變為平穩序列，所以lnRGDPt為一階單整，即lnRGDPt～I(1)。又因為lnM2t也是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兩個序列可能存在著協整關系。
(2)變量的協整檢驗我們依然用EG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
首先，對lnRGDPt和lnM2t進行協整回歸兩個變量存在協整關系，則由上式計算的∧te應具有平穩性。對∧te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表明，∧te在5%和10%的置信水平下均是平穩的，因此lnRGDPt和lnM2t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通過建立VAR模型，我們得到，在滯后2期的情況下，SC最小，SC=-7.2854，因此根據施瓦茨準則，最佳滯后期數為2。
下面對lnRGDPt和lnM2t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下：由檢驗結果知，實際GDP與M2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在滯后2期的情況下，M2是引起實際GDP變動的原因，實際GDP是M2變動的結果。而實際GDP對M2沒有反饋作用。
2.3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階
段檢驗在前面的檢驗中我們知道，無論是實際GDP還是名義GDP，他們都與M2存在著協整關系，即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并證明了M2是引起GDP變動的原因。在1999年至2009年的這11年中，中國的貨幣政策經歷了由穩健到適度從緊的過程。那么貨幣政策的松與緊對GDP有何影響，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哪一個更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呢？下面我們選取1999年至2009年中處在不同貨幣政策階段的實際GDP和M2進行分析研究。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大事記，自2003年起，我國實行穩中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直至2005年，我國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由2008年開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因此我們選取2003年至2005年的季度數據作為貨幣政策相對緊縮時期的測算數據，選取2005年至2007年的季度數據作為貨幣政策相對寬松時期的測算數據，對兩組數據分別進行研究分析。
我們選取消除季節因素的實際GDP與M2作為測算指標，并同樣對它們取對數來消除異方差。
(1)貨幣政策相對緊縮時期的關系檢驗我們首先對2003年至2005年間的lnRGDP和lnM2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下：由檢驗結果知，lnRGDP和lnM2均是二階單整序列，接著檢驗它們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對回歸得到的殘差∧te進行平穩性檢驗：由此得出，lnRGDP和lnM2在2003年－2005年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
由OLS的回歸結果也可以看出，在2003年－2005年間，我國實際GDP對貨幣供給的彈性系數為1.4291，即貨幣供給每增加一個單位，就會引起實際GDP增加1.4291個單位。(2)貨幣政策相對寬松時期的關系檢驗首先對2005年－2007年的實際GDP和貨幣供給M2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下：由檢驗結果知，lnRGDP和lnM2在10%的置信水平下在2005－2007年間都是平穩的，因此可以直接進行OLS回歸。即貨幣供給每增加一個單位，就會引起實際GDP增加0.8819個單位。新晨
3結論
基通過以上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實際GDP還是名義GDP，他們都與M2存在著協整關系，即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從協整回歸式來看，M2對GDP有正向的促進作用，這與推動論相近，也與曾令華等的結論相似，表明貨幣供給對產出有影響，是經濟增長的助推器。只是貨幣供給的增長對名義GDP與實際GDP有不同程度的推動作用。當M2增加一個單位時，有助于名義GDP增長1.0045個單位，而有助于實際GDP增長0.9754個單位。貨幣供給對名義GDP的增長貢獻大于對實際GDP的增長貢獻，這符合現實的情況。
因為在名義GDP中包含了一部分物價因素，貨幣供給量的變化會引起物價的變化，因此貨幣供給對名義GDP的增長貢獻會大于對實際GDP的增長貢獻。
通過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看出，在滯后2期的情況下，M2是引起GDP變動的原因，GDP是M2變動的結果，M2對GDP的影響具有滯后效應，與Sims、丁佳的檢驗結果一致。
而GDP對M2沒有反饋作用，不是引起M2變動的原因，與夏斌等的研究結果相反。
在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的分階段檢驗中，我們看出實際GDP對貨幣供給的彈性系數在貨幣政策相對緊縮時期要高于貨幣政策相對寬松時期，表明在貨幣政策相對緊縮時期，貨幣供給對實際GDP具有更大的推動作用。究其原因，是因為在貨幣政策相對寬松時期，國家放松銀根，大量資金流入社會，這時就擁有了更多的投資選擇，導致資金的分散，一部分資金可能流入股市等虛擬經濟中，而對實體經濟的投資熱度減退。而股市等虛擬經濟產生的價值是不記入GDP的。在貨幣政策相對緊縮時期，人們的投資顯得更為謹慎和集中，因此會出現貨幣供給在貨幣政策相對緊縮時期比在貨幣政策相對寬松時期對實際GDP影響更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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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篇6
關鍵詞：補充貨幣；社區貨幣；“保姆券”；另類貨幣；消費券
在金融危機深度影響我國的情勢下，經濟成長如何從“外需型”的增長向“內生型”的發展轉變，是政策實施的重點，也是難點；而啟動和擴大居民消費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又更是瓶頸；于是，消費券被作為破解這一瓶頸的重要工具或舉措。本文基于若干文獻的解讀，在“補充貨幣及其社區貨幣”視域下，沿著“保姆券一另類貨幣一消費券”的研究路線，落腳于試圖以一種新的分析范式，提供擴大消費、擴充內需的建設性思路。
一、補充貨幣及其社區貨幣的必要性與功能定位
早在上世紀大蕭條時期，美國許多地方政府就發行過一種代用鈔“scrip”用以發放工資，如今，美國人開始通過“社元”――如底特律市12個社區的“Detroit Cheers”，“自己幫自己”；泰國訕滴戌村村民早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就自制貨幣“merit”，政府從公開反對到逐步默認，現在又流通起來；2008年9月，英國東蘇塞克斯郡劉易斯市發行“劉易斯鎊”以臨時取代英鎊；我國臺灣地區某些社區出現了一種用于勞務交換的“花幣”；日本創設了“在自己的社區創造自己的小型價值流通循環”的好辦法――發行稱作“R”的“代用券”。從初期的社區式救濟逐步發展為應對經濟衰退的一項社區對策；阿根廷有社區另類貨幣等。
以上“山寨貨幣”，林林總總、叫法各異，但其實可統稱為補充貨幣――由社區志愿者、慈善機構、地方政府、甚至私人公司提供并管理的。旨在提供就業、通過刺激社區居民消費而扶持本地經濟或進行會員互助或濟貧的一種區域貨幣。
補充貨幣是由社區中的一群人達成協議。接受非傳統的貨幣作為交易媒介，以商業交換系統、社區易貨系統、消費者商業圈、借據貨幣系統、時間銀行系統、地方交換交易系統、自由美元、互助信貸、憑單貨幣系統等幾種模式，開展交易活動。可見，補充貨幣是以“社區”為活動半徑并以此為圓心向四周擴散的；或者說，社區貨幣構成補充貨幣的核心內容或主要形式。當前全世界有5000多種不同的補充貨幣在實驗運行，足以驗證其生命力。
關于補充貨幣及其社區貨幣存在的必要性。列特爾、哈耶克的有關文獻給出了各具影響又清晰的解讀。
列特爾，他的《貨幣的未來》借用中國古代先哲的“陰一陽”觀作為核心概念。同時主要吸收了蓋塞爾的征收滯納金的“加印貨幣”理論，闡述了形形的補充貨幣。其論證以“貨幣是豐裕的，因而應該有負利率。也就是未來的錢總比今天的錢更有價值”為假設。蓋塞爾在1890年代就提出要定期征收“持幣稅”，以刺激人們花錢而不是存錢。凱恩斯以此獲得應對流動性陷阱的有益啟發。如今。貨幣處于人類活動的中心，但其結構卻越來越脆弱。為迎戰越來越頻繁且越來越具有破壞性的金融危機，進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勢在必行。遺憾的是，很多改革建議都把視野局限于現有國際貨幣體系內部，陷入了“以內求內”的封閉循環。列特爾則獨到性地從外部切入，提出了關于內外兩種貨幣體系“陰陽互補”的大膽設想，而這設想已化作全球數千種補充貨幣體系的生動實踐。補充貨幣與國家貨幣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其一。補充貨幣及其社區貨幣對于促消費、擴需求的固有功能，已得到歷史發展進程的證實。其二，正是由于自身具有的特別功能――由商品或服務支持并直接用來交換商品和服務、不計息、不會引起任何加速創造貨幣的作用，補充貨幣及其社區貨幣就成為一種地方貨幣而非全國貨幣，成為一種內部貨幣而非法定貨幣；因而它也不是一種替代貨幣。只是國家正式貨幣體系的一種補充。這正是關于補充貨幣及其社區貨幣的功能定位的基本共識。
不過，哈耶克的主張，似乎與這一共識相悖且更激進。哈耶克，在他晚年最后的經濟學專著《貨幣的非國家化》，就顛覆了正統的貨幣制度觀念：賦予個人或機構發放貨幣的權力，打破國家對發行貨幣權的壟斷。由私人或企業與政府分享法定貨幣發行權。乍聞而大驚失色，仔細琢磨而稍釋然：政府壟斷之“門”其實已經有了小小的缺口――一些網絡社區的虛擬貨幣(如騰訊Q幣、網易泡幣、新浪U幣、魔獸幣、盛大點券)正逐漸擺脫虛擬世界領域，突破虛擬世界空間，躍身為現實社會的鏡像，進入了人們的實體生活，用虛擬貨幣已經可以購買只有人民幣才能買到的實物產品或服務。鑒于網絡貨幣目前的現實――形成與傳統貨幣等同的購買力，與真實貨幣的界限逐漸模糊，從而可能對既有的金融、經濟體系造成大的沖擊，因此需要疏導與監管并重。通過把握這種特殊貨幣的運行節奏、加快建立第三方支付體系、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等政策舉措。便可將其限定在“補充貨幣”范圍內。從這個意義上看。哈耶克的主張與列特爾的觀點是殊途同歸。
二、補充貨幣及其社區貨幣的適用性之一：兼具社區互濟和應對經濟衰退功能的“保姆券”
“保姆券”源于“國會山保姆券”。克魯格曼在《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對“國會山保姆券”做了通俗又精到的介紹，克氏認為，蕭條經濟學旨在研究“免費午餐”――“沒有免費的午餐”。這是正統經濟學的金科玉律；然而，世界上確實存在免費的午餐：“在經濟衰退特別是嚴重衰退時，可以看到到處是供給，而需求卻無處可尋。”為更好地調整在家看孩子和出門休假的矛盾，在國會工作的150對年輕夫婦成立的互助的“國會山保姆公司”，印制了一種臨時票券，規定每做一小時保姆工作可得一張券，每請人看管孩子一小時就付一張券。但此舉卻遭遇“國會山保姆公司危機”。由于先期票券印制量一定，有人試圖為將來的旅行積攢更多的票券。就意味著他人的備券相應減少，到一定時間，流通券就無法滿足會員需求，這使公司進入衰退。為此，公司加印票券，員工慷慨使用，公司又步入良性軌道。但增印票券又不可能無限制，公司就開始控制其流通：當難以找到保姆。就提高票券的稅率。以鼓勵會員少外出而增加他們照顧孩子的機會；相反，就降低票券的稅率，讓會員增加外出。顯然，“保姆券”實為一種面向中高階層的社區貨幣。
“保姆券”的基本啟示：其一。“保姆券”等社區貨幣可以實施有效的社區式互濟。其二，其延伸意義在于，“保姆券”等社區貨幣是積極應對經濟衰退的一項有效的社區對策。其三。“保姆券”蘊含著時間經濟、時間銀行、時間貨幣的深刻道理。其實，“社區貨幣”本就緣起于一種“時間經濟”，它建立在社區成員“等值交換”基礎上。是一種新型的“服務信用”。正如瑞士社會學家特里爾所言，隨著閑暇的增加，未來將出現一種“工作文化”。它將使“非薪金工作”在貨幣
領域里享有同“薪金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它全然不同于現在所謂的業余嗜好，而是集創造性和娛樂性于一身的社區或環境服務，通過社區直接交易或合作體制來實現。艾德加在1980年發明了“時間銀行”的概念，認為“時間貨幣是金錢經濟和社區經濟的橋梁”；1986年，卡恩教授創立了“時間美元”，社區內達成了“1小時=1個時間美元”的協議，“時間美元”作為“相互幫助點數”運用于社區的各種志愿者服務；2002年，紐約的伊薩卡社區推出了以時間“小時”為單位的社區貨幣。目前，時間經濟正在全世界發酵。我國《理財》雜志主編林偉，以《全球統一時間貨幣猜想》對時間貨幣、時問銀行做了有價值的大膽猜想。廣州、杭州、南京、重慶等城市社區正趨紅火的“時間貨幣”，它們就像傳統社區的“以工代賑”，不是“白給錢”――通過有組織的社區公益勞動利人利己，是“自給自足”的交換，既免稅又無“利潤”或“利息”，但可積累。可見，在貨幣既是目標也是手段的“貨幣文化”時代。“貨幣的時間價值”正悄然向“時間的貨幣價值”嬗變：時間貨幣成為一個顛覆傳統金錢貨幣價值的“新興”概念，時間銀行成為一個顛覆性的“商業模式”(經營的是時間本身)。一句話，時間貨幣正從“影子貨幣”走向前臺。
綜觀三點基本啟示發現：“保姆券”等社區貨幣作為社區互濟以及積極應對經濟衰退的杠桿。是時間經濟的有效應用；尤其是，在當前的特殊時期，“保姆券”等社區貨幣更具有特別的借鑒意義，即以社區成員公益活動的“貨幣性”積累為動力驅使。建立或重建“社員”對社區的認同、“家”的回歸以及社區對于“社員”就業的扶持。進而也是對社會的支持――“社員”有事可做并且覺得有價值；進一步指出，現在流行的消費券實質上是“保姆券”等社區貨幣的中國式應用，換句話說，“保姆券”等社區貨幣是以一種服務于特定的人群即中高階層的特別券證的形式，來促消費、擴內需。
三、補充貨幣及其社區貨幣的適用性之二：旨在扶貧濟困的另類貨幣
我國的黨愛民等，以《過剩經濟學》挑戰現代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并以埃及經濟學家阿明對其的“現代社會的巫術”之喻為佐證。他借助耗散理論、涌現價值等系統科學觀。提出了“貨幣耗散”一說：既然貨幣是衰減的。為維持經濟系統的正常運轉，就要持續不斷地補充貨幣，以讓社會代替政府自身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此，哈耶克的自由貨幣理論得到借鑒。不過，哈氏的“私人貨幣，自由競爭”的驚世駭俗之說。在黨那里還是“拐了一個彎”：按人發錢，即實行貨幣配給制，就是央行根據社會初次分配后的剩余生產力的多少，印制鈔票，再按人頭平均發給個人或家庭。以解決需求不足、就業等問題。其后，黨以《試探討透過金融創新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可行性》，深入探討了透過按人發錢而消化產能過剩的可行性。另外，羅運貴以《宏觀價值調控論》提出了“貨幣先行規律”等類似觀點，認為只要有“閑置的生產力”，就可以發行貨幣，充分挖掘企業的生產潛力。黨羅二人“發錢”之說的基礎是相似的，不同之處在于羅強調發給政府搞建設，黨強調發給個人增消費。對于啟動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來講，黨愛民的建議更具現實意義。
基于黨愛民等人的“窮人階層的貨幣由于不斷向富人階層流動而導致耗盡”的命題。可以領悟到：資本與資本的交換是暢通無阻的；而資本與勞動的交換不充分；至于勞動與勞動的交換，由于貨幣耗盡，窮人無法開展基本的分工和合作。補充貨幣的出現無疑是“雪中送炭”。原因在于它對窮人具有一種特有功能――不求所賺，但求能夠進入自己的“圈子”。這在阿根廷的另類貨幣(或稱社區信用券)上表現最為突出。自1995年出現第一個“社區貨幣俱樂部”，阿根廷一度使用過500多種另類貨幣，高峰期約有600萬人參與這種非官方金融工具的交易活動。另類貨幣及其民間交易體系雖曾在2001年發生的阿根廷嚴重信用危機時幾乎被摧毀，但隨著2003年后的經濟逐漸復蘇，由于其具有的社區自治、婦女權益、民眾生計、貧民救濟等功能。其信用又逐漸恢復起來。對于低收入人群來說，他們最缺的應是錢，最不缺的應是時間和勞動，如此，設計一種信用券證，以勞動替代貨幣支付，便可以其余而補其缺。
“按人發錢”的建議，很容易想到米德的“社會分紅”的著名主張。當下。人們提出基于“社會分紅”的各種政策建議或實施方案時，無不或明或隱地有米德的“影子”。
四、消費券是補充貨幣及其社區貨幣功能重要的實現路徑
米德，最早于1938年在《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一書中提出了“社會分紅”的構想――國家將從投入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獲得利潤，國家可以將利潤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將另一部分作為對社會化企業的再投資；其后，他的《消費者信貸和失業》一書將其明確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經濟蕭條時期擴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事實上，“社會分紅”的作用遠不止于此：“社會分紅”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能促進就業。美國阿拉斯加州“每人一張支票”的社會分紅已廣為人知：新加坡、香港也有給國民“發紅包”或“派糖”之舉。我國內地，先有崔之元關于組建“中國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倡議；后有陳志武向中國政府提出的成立國民權益基金而“民有民享”的建議、邢普提交的“全民均發1000元”的上海兩會提案以及恒進的“以人民幣升值紅利為基礎給全民發錢”的建議、劉海波的建立“公民基本收入賬戶制度”的建議；近有謝國忠和張維迎的“全民均分國企股票或部分外匯儲備”的主張。
現在看來，討論社會分紅的“必要”已無必要，正如米德所言，重點不僅在于“分”，更在于分紅的資金從哪里來；社會分紅的來源并不止稅收，還包括公有資產的收入。然而，歸根到底，社會分紅問題就是一個利益再分配問題。近來一種以各種名目繁多的消費券為主要標志的社會分紅改革試驗正在四處展開，顯示出社會分紅以至全民分紅在中國逐漸推廣的重要跡象。消費券正成為補充貨幣及其社區貨幣在現時經濟環境下實現其社區互濟、應對經濟衰退功能以及扶貧濟困功能的重要路徑。
消費券，無非是教育券的中國式借鑒與引申，而國內目前流行的各種券證――培訓券、就業券、旅游券、健康券等，其實都不過是消費券的“變種”。因此，要追根究底的話，必提到教育券。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最早可追溯到斯密的《國富論》；而選擇教育的理念至少可回溯到潘恩的《人的權利》；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券概念則由弗里德曼最早提出――1955年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中提出了“學券制”。新自由主義是其思想背景，公共選擇論是其理論基礎，集權式教育的低效是其現實因素。教育券所揭示的教育憑證制思想，深刻影響了美國乃至各國的公共教育改革，進而逐步形成了“無排富性”(面向所有人的弗氏模式)和“排富性”(針對弱勢群體的哥倫比亞的詹克斯模式)兩種模式。教育券引入我國以后，其歷經“中國式教育券一培訓券一消費券”三個階段的演變過程。浙江長興縣于2001年在民辦學校和職業學校首開中國式教育券(“排富性”模式)先河；浙江又于2003年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中首創了培訓券制，此舉得到2006年的《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的政策回應；至于消費券，盡管其在各地試行中存在是擠出效應還是乘數效應、是普惠還是排富、是臨時性的還是制度性的、是發放還是發行、是地方發還是中央發的五大分歧，而“遍地開花”已是鮮活的現實了。
貨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篇7
關鍵詞 貨幣政策 非對稱性 相機抉擇 單一規則
1 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及其成因
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問題研究的是貨幣政策能否系統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響產出，對于這個問題的爭議一直是宏觀經濟學的熱點問題。在這個前提下，緊縮性貨幣政策具有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的作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具有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即提出了“流動性陷阱”，認為貨幣政策在大危機面前不如財政政策得力，但他從來沒有完全否定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20世紀40年代初，著名經濟學家漢森曾言到：“貨幣武器確實可以有效地用來制止經濟擴張。”同時他也注意到：“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所提供的充分證據表明，恢復經濟增長僅僅靠廉價的貨幣擴張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實證研究，發現了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國家當中確實存在顯著的貨幣政策非對稱性。
貨幣政策產生非對稱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種是由于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經濟行為主體的預期形成機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導致了貨幣政策作用的非對稱性；第二種是存在銀行和資本市場上的各種信貸約束，這些信貸約束只有當貨幣政策緊縮時，才能夠成為緊約束，并且發揮實際作用；第三點是經濟當中存在各種名義粘性和實際粘性，例如價格粘性和工資剛性等，這些粘性因素使得價格在經濟擴張期間向上變化的靈活性高于經濟收縮期間向下變動的靈活性。
2 貨幣政策非對稱性下的我國宏觀調控模式的選擇
在
從貨幣政策操作應力求完善上看：①隨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由貨幣渠道向利率渠道轉化的趨勢，貨幣政策不宜簡單地以貨幣供應量增長率是否適度來衡量而應把握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 經濟 增長和物價上漲之間的關系。應該更加關注最終目標，即物價上漲水平而非中間目標即貨幣供應量的變化；②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 發展 迅速，一方面，資本市場投資與銀行儲蓄存款的替代關系越來越明顯，客戶保證金對貨幣層次結構的影響越來越大，致使m2指標的全面性受到質疑；另一方面，我國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不顯著，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尤其是投資與消費的影響并不大。因此，貨幣政策的操作應主要以實體經濟的穩定和增長為目標，同時適當兼顧資本市場的需要；③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預期和信心對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作用日益增強。我國的貨幣政策實踐應適當考慮預期因素的作用，在貨幣政策決策前，對預期因素的作用有一個“預期”，以保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貨幣政策的實施依賴于對未來經濟變動的預期，而經濟運行具有不確定性，人們理解市場變化、預期的改變以及理解社會公眾對貨幣政策變動的反應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銀行適時、謹慎地相機抉擇來實施貨幣政策并采取漸進微調的方式進行操作可能是一種現實的選擇。
3 新時期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組合
貨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篇8
【關鍵詞】貨幣化；貨幣政策獨立性
一、理論綜述
1929～1933年的大危機使西方經濟學家認識到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催生了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的形成與發展。該理論是以有效需求原理為基礎的，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經濟大蕭條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須發揮政府作用，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合理的理由。然而，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又普遍出現了滯脹的經濟現象，滯脹現在又使一批經濟學家認識到政府失靈。政府失靈引發了對凱恩斯主義的挑戰，古典主義因此而復活，以弗里德曼(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在繼承傳統貨幣數量論的基礎上，發展了現在貨幣數量理論，貨幣主義認為，貨幣流通速度在短期內是一常量，價格和工資也相對靈活，這就決定了貨幣政策短期內有效，但長期卻是無效的，由此他們將滯脹歸咎于政府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失誤。雖然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的爭論還在繼續，但在實踐中，各國政府不僅仍在經常性地利用經濟政策干預經濟，而且貨幣政策的地位還表現出明顯提高的態勢。“貨幣政策是一門藝術”，當2005年末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帶著神奇和光環卸任之際，贊揚、尊敬如潮而來，暫時掩蓋了實際的瑕疵，淹沒了應有的批評聲音。英國知名財經雜志《經濟學人》則力排眾議指出，格林斯潘長期刺激性的貨幣政策違背客觀規律，造成美國虛幻的高消費和創記錄的巨額經常賬戶赤字，他卸任后留下的美國經濟危機四伏，猶如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炸彈。不幸真的被言中，自2007年底以來美國金融危機的逐漸深化，打破了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的“金融神話”。他奉行的寬松貨幣政策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當前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而正是他所主張的貨幣政策曾引領美國經濟實現了創記錄的長達10年的持續增長，他也一度被譽為“拯救了世界的人”。
二、貨幣政策及貨幣政策有效性
一般來說，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運用一定的貨幣政策工具調節和控制貨幣供應量，進而調控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政策的抉擇和實施必然涉及怎樣運作和如何有效地影響社會經濟生活中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的問題，貨幣政策在調節與控制現代經濟活動中有著較強的影響力和極其廣泛的作用范圍。貨幣政策所涉及的內容實質上是一個包括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作用過程及其效果在內的完整宏觀調控體系。貨幣政策目標約有四種，即：充分就業、價格穩定、經濟持續均衡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常規手段，即中央銀行的“三大法寶”：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輔助手段道義勸告和窗口指導。貨幣政策作用過程是指央行通過調控貨幣政策操作目標來作用于中間目標，繼而影響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我國目前采用以貨幣供應量為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為貨幣政策工具，操作目標為基礎貨幣和存款準備金，中間目標為貨幣供應量和利率，最終目標為實現經濟均衡增長和物價穩定。因此，評價一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對有效地實施貨幣政策、穩定金融市場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我國當前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
當前政府當局防通脹的任務十分艱巨，4月5日晚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2011年4月6日起分別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這是進入2011年以來的第二次加息，央行去年來4次加息、9次上調存準率，但是目前國內通脹壓力依然嚴峻，衡量居民消費品價格的指標CPI一直處于高位波動的走勢當中，去年11月份為5.1%，12月份為4.6%，今年二月份為4.9%，而三月份有可能為新高5.3%。
由此可見，近些年來我國一直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來控制流動性，但是效果并不是十分顯著，流動性過剩的局面仍沒有顯著的改善和抑制。這也證明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問題需要日益重視和亟待解決。貨幣政策的實施一次比一次猛烈，顯示了政府當局平抑物價、促使經濟軟著陸的意志和決心。但最后的結果卻不得不令人反思問題癥結的所在，究竟是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效率還是其他方面出現了問題和變化呢？要想促使貨幣政策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政府當局一方面必須深刻認識當前國內經濟環境的復雜形勢，對各方面因素和狀況有一個清醒宏觀的認識，這樣才能對癥下藥，有的放矢，把握住宏觀經濟政策的力度和脈搏，才不會出現過猛或者力度不夠的現象。另一方面要清醒的認識到，隨著我國經濟金融對外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經濟已經和國際市場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國外經濟政策的實施和變化會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造成影響和沖擊，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也會影響國際資本的流動和投資方向，從而對我國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因此，政府當局在制定和頒布貨幣政策時，必須牢牢把握國內和國外兩個大局，密切注視國外經濟環境的走向，必須把我國政策的實施和國外當局的反應考慮進來。這樣才能增強貨幣政策的效果。另外要實施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安排，根據傳統國際金融學中“不可能三角”的觀點，對于一個開放經濟體來說，“資本自由流動”、“獨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穩定”這三項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一般只能同時實現其中兩項。小型的開放市場經濟體可以為了實現匯率目標而放棄國內貨幣政策。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采取貨幣局制度，港幣匯率嚴格地釘住美元，其利率的調整完全跟隨美聯儲。新加坡則選取匯率作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中介目標，主要通過匯率工具而不是利率來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對于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而言，我們不應受制于其它國家經濟政策而放棄自身的貨幣政策目標。從我國整體利益最大化出發，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實現維持通脹水平的長期穩定、促進增長方式的轉變等長遠利益要遠遠超過部分行業調整、淘汰落后產能等短期成本。
從我國當前的現實來看，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例如，在通貨膨脹壓力高企的時候，本幣適度升值一點，進口的東西就相對便宜一些。特別是對于我們這種資源比較缺乏的國家，需要大量進口初級商品，匯率調整更有助于緩解“輸入型”通脹壓力。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既是一項緊迫的戰略任務，也是一個長期努力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我國貿易發展應更趨于平衡，適當通過匯率等價格手段調節貿易不平衡和國際收支失衡有利于緩解外匯流入和儲備積累過快的壓力，實現經濟更加平穩、可持續的發展及貨幣供給平穩有序的增長。
匯率的靈活性還有助于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從2005年以來的實踐來看，遵循“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使得企業、商業銀行等微觀主體主動適應匯率浮動的意識增強，應對市場變化的靈活性和能力提高。貨幣市場、外匯市場進一步發展，市場深度和廣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金融機構在適應匯率靈活性的同時，加強了風險管理，改善了金融服務，加快了產品創新。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夯實了貨幣政策傳導的微觀基礎和市場基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改善對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具有積極意義。
總之，若要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一方面政府當局應審時度勢，根據國內真實的經濟狀況和國際環境的真是面貌實施正確及時的貨幣政策。另一方面要穩定公眾對政府政策實施的預期，避免貨幣政策的大起大落和不可預見，應該使公眾對政策的預期和真實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出臺保持一致的步調，這樣才不會抵消和削弱政策的實施效果，才能增強我國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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