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中的文化篇1
一、 中國考古學階段劃分的范式特色
首先，在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中，構成約定俗成的分類系列的幾個概念本身就不是同類項。這形成了歷史與考古研究的“中國特色”，同時也帶來了諸多的尷尬。
作為開篇的“史前時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歷史（History）的分期話語體系（2）。這一時代劃分方法立足于各個時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別，著重考察文字與文獻的演進及其作用。陳星燦歸納了各國學者關于“史前”與“原史”的解釋，認為“幾種說法盡管不同，但都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即史前史應該是研究沒有文字時代的歷史，而原史則是研究文字最初產生時期或文字不起關鍵作用時期的歷史”（3）。顯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時段是屬于“原史時代”的（4）。但長期以來，中國考古學界摒棄這一概念不用，認為“從實際意義來說，原史考古學的重要性不如前兩者（指史前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引者注）”（5）。
史前時代，從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的角度看，主要屬于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概念，也被廣泛使用。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分期話語體系（6）。但這一話語體系也沒有被中國考古學界徹底貫徹。由于進入王朝階段就有清晰的朝代傳承記錄，所以只有“石器時代”被借用，其后的階段劃分就直接利用傳世文獻的話語體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全國第一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當時由考古所的郭寶鈞講授“殷周”一段考古。1953年至1955年，郭寶鈞在北京大學任教，開始編寫《殷周考古》的正式講義（1954年油印本）。1956年始，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殷周考古”課更名為“商周考古”，1956年編成《商周考古》講義，截至春秋時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業務學習教材《考古學基礎》（7）中，斷代考古被分為石器時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魏晉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個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學正式鉛印了系列教材《中國考古學》第三編《商周――青銅時代》（8）。
將“商周”和“青銅時代”并用，顯現了當時社會風潮的影響。郭寶鈞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國青銅器時代》一書的“緒論”中，述及“本書依據這些地下資料，參以先秦文獻和文字的寫實，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擬分門別類，通商殷兩周的史跡發展，作如下的綜述”。在書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銅器時代人們的生產、生活、社會組織和精神文化?，F在看來，也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此后，中國大陸再沒有出版過一本綜述整個中國青銅時代的專著了。關于后來對“青銅時代”概念的棄用，上世紀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專門的說明：“考古學的分期法，是根據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屬于原始社會范圍內的歷史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這種分期法正確地反映了人類征服自然界的歷史過程，曾經得到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的贊許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從人類進入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就成為‘階級斗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考古學三時代的分期法已經不足以代表其時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義。夏、商、西周已是奴隸制時代，春秋已開始向封建制過渡，因此，我們一般地不采用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分期法”（9）。
代之而起成為潮流的，是以文獻所載王朝為線索的“以復原王統歷史為目的的研究”（10）。至此，史前時代（石器時代）+王朝分期，成為中國考古學階段劃分的一種權威范式。
二、 三代考古：模糊的時間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質文化和王朝斷代的“嫁接”，在其銜接之處，卻不是沒有問題的。這與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處于前述“文字最初產生時期或文字不起關鍵作用時期”也即“原史時期”是有著直接的關系的。但由于中國考古學界長期以來棄用“原史時代”的概念，在“史前時代”和“歷史時代”兩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簡單地劃入歷史時期。如“作為歷史時期考古學，夏、商考古必須參照文獻記載，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當時文字記錄，以期對相關遺存做出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解釋”（11）。事實上，這是一個到目前為止都搞不清時間上限的研究領域。單就此點而言，它并不符合“歷史時期”最基本的條件――存在豐富而可靠的文獻記錄。
對傳說中的“夏”的處理，最能說明問題。在上世紀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講義中，編著者認為由于“有比較可靠的文字記載，從商殷開始”，而“史記夏本紀所提到的夏代，也應該存在的，將來要靠發掘來證實”（12），所以對“夏”存而不論，由石器時代考古徑直轉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則在“奴隸社會”一章下設“商殷”和“西周春秋”二節，“封建社會”一章下設“戰國”一節。在“商殷”一節中，已開始探討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編著者僅提出“（河南龍山文化和洛達廟類型文化遺存）兩種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3）。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教材《商周考古》，對“商周考古”的定義是“指夏、商、西周、春秋這一歷史階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專辟一章“二里頭文化”，雖書名和章節題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認為“二里頭文化大體相當于歷史上的夏代”（第6頁），是“一種介于龍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間的古代文化”（第14頁）（14）。這已將龍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將二里頭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從而確指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了。翌年，鄒衡的《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15）出版，該書特辟專章論述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這也是首部在考古學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級學術專著。顯然，鄒衡在執筆《商周考古》教材時，已為其學術觀點打下了伏筆。在集體編寫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極強的個人風格的“夏”學說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編撰而成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出版（16）。該書為夏鼐總負責，持論審慎平和。在“新石器時代”一章后仍沿襲成例，列“商周時代”專章，而綜述三代?！吧桃髸r期”一節下設“關于夏代文化的探索”專題，緊接其后的是“偃師二里頭的早商遺址”，顯然仍持二里頭文化晚期屬于商文化的觀點。
《中國考古學年鑒（1984）》“考古學研究”綜述一欄，在“新石器時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時附專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綜述此前多年該領域的研究狀況。兩個年度的“商周考古”綜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學者撰寫的。到了《中國考古學年鑒（1986）》，由北京大學李伯謙教授撰寫的該時段的綜述，正式冠名為“夏商周時期考古”（17），延續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課不約而同地改為“夏商周考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隨后，“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這應該和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的學術標桿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日益深入人心有關？抑或與上世紀80年代偃師商城的發現導致更多的人傾向于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有關？無論如何，在沒有決定性證據出現的情況下，由知名學者論斷的影響和新的考古發現導致主流觀點的變化，即可以使確認一個傳說中的朝代的存在成為學界共識，這是頗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仍在“二里頭文化”一章前設專章介紹“夏文化探索”（18）;2013年吉林大學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學》，鑒于“目前考古上尚未發現可標志夏代開始的確切遺存”，“只能暫將（早于二里頭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遺存的起始年代作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時代上限”（19）?？梢?，盡管相關教材專著經歷了從書名無“夏”到明確有“夏”的變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遺存的不確定性，卻一直延續了下來。國際學界通行的階段劃分之“青銅時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強調，這反映了中國考古學界的研究取向。
三、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間外延
在上世紀50年代，“商周考古”的課程和教材內容還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為限的（20）。這當然是受限于當時考古工作和認識的結果，但不能不說那時的概念界定是名實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鉛印了系列教材《中國考古學》第三編《商周――青銅時代》，開始增加了“商周時期的邊區青銅時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別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區商代其他青銅文化”一節，在“西周至東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區的其他青銅文化”，在“春秋中葉至春秋戰國之際”一節，增加了“華南、東南地區的青銅文化”一節（21）。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中，“商周時代”一章中的最后一節，是“殷周時代邊遠地區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分別設專章介紹“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學》也有“周邊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一章。
與史前時代（石器時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漢至明清時代以帝國為主的政治與文化“疆域”的大體穩定形成鮮明對比，三代王朝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內涵和外延都處于劇烈的變化中的。在廣袤的東亞大陸上，它們是最早的一批廣域王權國家。在其還分布著眾多與其有交流、受其影響或完全未發生關系的其他青銅文化，甚至石器時代文化實體。這些文化實體，是無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來涵蓋的。張光直的《古代中國考古學》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上，就將“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兩個并列的專章區分開來（22）。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考古學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為一個時段的考古學的概念。
那么，其空間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對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的介紹，不僅包括黃淮下游、長江上中下游、關中與晉陜高原、內蒙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區，還囊括東北及閩粵桂地區，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錄范圍之內（23）?！断纳讨芸脊艑W》更開宗明義，指出“從地域范圍看，本課程研究對象不僅包括中原地區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邊地區同時期諸考古學文化”（24）。其收錄周邊地區的同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遠較《中國考古學?夏商卷》更為“齊全”。上述處理原則，已有學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現今中國境內夏商周時期的人類文化遺存”（25）。“現今中國境內”這一當代行政和政治區劃范圍，成為考古學一個研究領域的空間界定指標。
關于這些問題，我們還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時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紀至前1千紀前半段、現中國境內所有文化遺存，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處理方式是否成立？
我們這個欄目定名為“三代文明”，今后將征集相關宏文，所有在“現中國境內”的三代時期的文明，都屬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疇，都可納入本欄目嗎？
三星堆、吳城、馬橋、夏家店下層、朱開溝、齊家、四壩，甚至新疆地區的青銅文化……它們都屬于三代文明嗎？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都屬于“青銅時代文化”嗎？
與此同時，《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夏商周考古學》中三代王朝周邊地區諸文化的介紹部分，分別約占其總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體的內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處于絕對優勢;其次，與夏商相比，兩周時期華夏核心文化的范圍有了大幅度的擴展，強力“擠壓”了所謂“周邊地區”文化的生存空間。因此，上述統計數字也顯現了三代文明不斷擴展的動態過程。
至此，可以說，由鄒衡等前輩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說鄒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個時代的代表，而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仍然生活在鄒衡的時代”（26），那么，這個時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7篇長文，分別論證了考古學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鄒先生自己的話，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學上的問題引向夏、商歷史問題的研究”（27）。羅泰的歸納也許更切中其實質：“這幾篇論文系統論證了鄒衡關于夏、商、周三個朝代的考古學特征，商、周兩個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遺址的歷史定位等重大學術問題的觀點”（28）。這是否也就是“以復原王統歷史為目的的研究”？或者說，其最大的特色已蘊含于這個時段考古學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稱為“王統的考古學”？
如果“王統的考古學”對于此前“王統的文獻史學”是一場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話，那么今后我們應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統考古學的、對東亞大陸青銅文化宏觀體系的建構。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為中國考古學階段劃分標尺而淡化青銅時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顯見的。有學者甚至認為，“由狹義史學觀影響，考古發掘熱衷于尋找與王統有關的遺跡和遺物”，“以復原王統歷史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遺跡遺物作為科研資源的重大浪費”（29）。鑒于此，李伯謙早在1980年代即有構建中國青銅文化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的思考（30），希望能“著力探討中國青銅文化的起源、發展以及不同譜系文化之間的影響、碰撞、融合等問題，使讀者對中國青銅文化有一個鳥瞰式的全面、系統的認識”。他指出，“我之所以對中國青銅文化的結構體系課題情有獨鐘，是因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種認識。我認為，中國幅員遼闊，古代文化錯綜復雜，過去由于歷史的原因，大家將中國青銅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區的夏、商、周文化固然無可厚非，但隨著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銅文化遺存的不斷涌現，對之仍然不加重視，很可能就要犯‘以點帶面’、‘以偏概全’的錯誤了”（31）。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著這一思路撰就一部專著，但一直未能如愿，這是頗為遺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學者對此做了進一步的思考。孫華指出，“由于中國幅員遼闊，青銅文化體系繁復，要從總體上全面梳理中國青銅文化的材料，闡述中國青銅文化的概況，解釋青銅文化存在的問題，理解青銅文化反映的社會歷史背景，其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目前雖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經對一些具體的青銅文化做了文化這個層面的分析，但還缺乏對某一傳統的若干青銅文化從起源到消亡的全過程考察，至于從中國青銅文化體系這個層面進行研究的學者則更是寥寥無幾”（32）。他的長篇論文《中國青銅文化體系的幾個問題》，對中國各青銅文化區的材料作了系統的整理，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青銅文化的出現和消亡，以及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歷程等問題做了宏觀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但誠如作者所言，迄今為止，仍缺乏全面論述中國青銅文化的論著問世。學界翹首以待。
四、 青銅文化視角的若干問題
預計具有中國特色的“王統的考古學”研究還將持續下去，我們的欄目也將陸續刊出這方面的佳作。與此同時，在前述學術背景下，若干問題或許是我們在中國青銅時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盡力解決的;作為本欄目的主持人，當然也最希望能看到并刊出這方面的論著。這些問題可歸納如下：
（一） 中國青銅文化的發生及其動因。
（二）歐亞大陸青銅文化格局下的中國青銅時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統的分期和分區研究。把握中國青銅文化發展的動態過程，關注各青銅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長脈絡。
（四）中國青銅時代的終結，青銅時代與鐵器時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與中國青銅文化的關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構建考古學本位的關于中國青銅時代研究的話語體系。今天，當中國考古學學科的主要著眼點逐漸從建構分期與譜系框架的所謂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會考古為主的研究，我們需要加深對作為考古學基礎作業的“考古學文化”深度與廣度的認知和把握（33）。預計從“聚落本位”的精細化的微觀背景關系，到諸區域“文化”的態勢及互動關系，到諸如各類城址、建筑、青銅禮樂器、各類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權杖、銅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遺存“圈”存在狀態的探究，都會有長足的進展，研究方法也將隨著整個中國考古學學科的轉型而得到提升。類似于《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34）這樣的研究，應當得到提倡，增擴其深度與廣度。作為一級學科的考古學，應當搭建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對話的平臺，以其獨特的學科視角與能力，貢獻于哲學社會科學一般法則的建構。
有理由相信，中國青銅時代考古，將在這一洪流中大有可為。
注釋：
（1） 何平：《文化與文明史比較研究》，第1頁，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
（2） Christopher Hawk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954）： 155-168.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1， p.48.
（3） 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第4頁，三聯書店，1997年。
（4） 許宏：《商文明――中國“原史”與“歷史”時代的分界點》，《東方考古》（第4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
（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
（6） 丹尼爾著，黃其煦譯：《考古學一百五十年》，第77頁，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基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業務學習教材》，科學出版社，1958年。
（8）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商周考古》“編寫說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9）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商周考古》，第4頁，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 唐際根：《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國際化趨勢》，《中國文物報》1998年6月17日。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第1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1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基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業務學習教材》，第60頁，科學出版社，1958年。
（1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43～45頁，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19） 井中偉、王立新編著：《夏商周考古學》，第1～2頁，科學出版社，2013年。
（2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基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業務學習教材》，第60～114頁，科學出版社，1958年。
（21）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6 （Fourth Edition）. 張光直著，印群譯：《古代中國考古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后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24） 井中偉、王立新編著：《夏商周考古學》，第2頁，科學出版社，2013年。
（25） 王巍、杜金鵬：《夏商周考古學論要》，《三代考古》（二），科學出版社，2006年。
（26） 許宏：《從〈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學〉――由兩本考古教材串聯起的學術史》，《中國文物報》2013年9月13日。
（27）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寫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ou Heng （1926～2005）”. Artibus Asiae 66 （2006）：181～194.
（29） 唐際根：《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國際化趨勢》，《中國文物報》1998年6月17日。
（30） 李伯謙：《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華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1） 李伯謙：《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前言），科學出版社，1998年。
（32） 孫華：《中國青銅文化體系的幾個問題》，《考古學研究》（五），科學出版社，2003年。
（33） 許宏：《關于社會復雜化階段考古學文化的斷想》，《三代考古》（四），科學出版社，2011年。
考古學中的文化篇2
關鍵詞：考古；研究；模式；對策
引言
中國考古研究時代比較久遠，無論是在理論研究方面，還是在考古實踐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與考古環境和考古的要求相比，中國的考古研究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
一、考古研究的模式分類
不同的分類角度，考古研究模式并不一樣，本部分，筆者從考古環境的角度對當前中國比較流行的幾種考古模式進行簡要的分析。
（一）地理環境考古模式
地理環境考古模式是由周昆叔最先提出來的，他根據自身的工作實踐，結合中國考古環境的理論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地理環境考古模式。地理環境考古模式強調的是：在考古過程中，首先進行勘探定點，在此基礎上，進行探測驗證，然后進行進一步的開發挖掘，并從人類的行為、地質結構的構成、地形地貌以及工藝過程中收集有關的考古環境信息。該種考古研究模式主張的是在環境考古工作過程中，考古研究者首先應該去探索環境的演變規律，并根據環境演變的規律所導致的地質結構的變化來分析由此導致人類生活環境場所所發生的變化，來分析人類進步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這就是著名的“環境——人類活動——文化”三者之間考古關系的表達。這一模式同時還具備了自然科學和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特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二）文化歷史環境考古模式
文化歷史環境考古揭示的是環境考古學考古遺存與其賴以“生存”并發展起來的自然環境之間的辯證發展的關系，來通過考古研究揭示人類的行為與社會的發展、文化的演變之間的規律變化。該種模式的環境考古模式具備一定的現實事實基礎：（1）傳統意義上的環境考古模式基本上都屬于物質文化，而這些物質文化基本上都取自于“自然”；（2）傳統意義上的考古文化中，尤其是關于生產工具方面的考古都直接取自于自然環境，因此，文化歷史環境考古模式具有一定的現實價值。
（三）資源環境考古模式
資源環境考古模式是由湯卓煒在其《環境考古學》一書中首先比較完整地、系統地提出來的。資源考古研究指得是環境考古根據反映人類各個時期生活環境的信息、資料以及開發出的遺存物，并利用環境學考古的理論方法、理論技術等，來研究古代人類的環境特征以及歷史演變之間的規律性，進而根據這些規律來分析環境、人類以及與其賴以存在的文化特征、經濟形態、社會結構的發展和歷史之間的關系。該種模式在前兩種模式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系統化了環境考古的理論過程和模式，完整的環境考古模式應該包括踏勘、探測、挖掘，然后再根據挖掘出的文物來分析地質地貌、古代生物學的特征等有關方面的信息，并根據這些信來分析各個時期的人類的行為、地理環境、物質文化環境之間的關系，并形成完整的考古報告。該種模式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以資源的利用為切入點，環境考古的空間也被相應地劃分為考古區域、遺址區域以及遺址等三個層次，人類活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密。資源環境考古模式實現了與西方考古環境之間的接軌，標志著以遺址作為核心、以資源利用為關鍵點、以環境理論為特征的資源性考古模式的正式形成，這也是當前中國環境考古模式中比較常用的一種環境考古模式。
二、考古研究模式存在的問題
三種比較典型的環境考古模式在中國環境考古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從其所強調的重點來看，每一種考古模式都還存在一些問題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地理環境考古模式存在的問題
該種模式在早起環境考古模式中應用的較為廣泛，而且在研究環境與人文、生活形態方面也起到了積極地意義，但是，該種模式也存在諸多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信息搜集不夠準確，而且將信息的搜集與考古研究混為了一談；古代環境與人類生存行為之間并不必然存在我們所猜想的之間的關系；古環境與各個時期生產工藝之間的聯系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該種模式所倡導的環境考古模式將人類的行為、地質地貌以及生產工藝作為環境報告的主要內容，這與環境考古學的發展出現了偏差。
（二）文化歷史環境考古模式存在的問題
文化歷史環境將工具、手段以及人類活動作為考古的重要載體，并單獨將手段作為了一個文化的概念進行運用，這就為環境考古的發展找到了一個比較具有實際意義的“媒介”。但是，該種環境考古模式仍然沒有擺脫考古學文化背景下的考古學研究的“桎梏”，仍然將考古研究認為是特定的、對考古學文化的考古遺存以及作為整個考古學文化生存背景之下的自然環境、遺存兩個主要的部分。僅僅從這一個角度來看，與前文提到的地理環境的考古模式的確定存在諸多的相似之處，事實上，二者之間的界線也并不是特別的明晰。
（三）資源環境考古模式存在的問題
資源環境考古模式在考古實踐中，由于對考古材料的分析和把握是建立在“考古文化”基礎上形成的，因此，很容易將考古文化作為整個環境考古的核心，對環境背景的考古就出現了偏差，這種先入為主的特征使得環境考古的價值也出現了“折扣”，容易先入環境可能論的誤區，而且還將歷史環境、人類行為以及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進行了簡化，環境考古的目標也出現了偏差。但是，與前兩種考古模式相比，該種考古模式仍然相對比較完善，研究的價值也較高，因此，其成為當前環境考古模式的主體就成為必然。
結論
中國現代的環境考古研究為我們深入地了解歷史環境的變遷提供了可靠的渠道，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快速發展。但是，由于中國的考古學一直是建立在文化歷史背景之下展開的，這就導致無論哪一種環境考古模式都將考古的核心定位于考古學文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著中國環境考古的發展，因此，中國的環境考古學者們，應該從文化考古中走出來，應該更加尊重當時的歷史特定的環境，以實現促進中國環境考古的快速發展的目的。
參考文獻
[1]許永杰.中國考古層位學的里程碑之作——《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布》導讀[J]. 南方文物，2012，(01) .
[2]孫若昕.史前經濟考古的新實踐[J].南方文物，2012，(01).
考古學中的文化篇3
按認識規律和內在邏輯，把中國考古學的現狀和最新研究成果，客觀、系統、全面地揭示出來，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學一級學科內各專業在校本科生
本科階段非考古專業的考古學研究生
地方文博單位的業務人員
一、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現狀
以1970年代中期為界，之前，中國考古學處在一個波浪式的發展階段。
之后，中國考古學則進入一個持續發展時期。
－田野考古規模不斷擴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內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來，各文化區新石器至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發展序列和譜系的建構，是中國考古學的主軸和中心任務。
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學說，順應和指導了這一階段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這期間，各大區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學文化得以面世和確立。
以五大區系為例－中原、海岱、環太湖、江漢、燕遼地區。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學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過程中，中國考古學研究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國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蘇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問題。
此后一段時間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和研究逐漸增多。
稍前，張光直在北大、山大舉辦的系列講座，介紹了“聚落考古”等歐美考古新觀念。
在歐美“新考古學”的影響下，關于國內考古學所處階段、存在問題的討論。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辦法”正式頒布。
隨后，以區域調查和田野發掘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項目得以開展和實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為主的各大區系，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和文化譜系基本建立起來。
此外，中國考古學研究進入一個轉型時期，即從以年代學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為中心、以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環境、資源及其互動關系為基本內容的社會考古研究轉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會，客觀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門類的新資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進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種有用的現代自然科學技術，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續的工作中，獲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會的信息和資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的內容，就是上述新發展和新情況的具體體現。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轉型進展迅速，出現一系列新變化和新進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者的理解、支持和實踐。
區域系統調查，在全國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實踐中結合中國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予以調整和完善。
考古發掘方面的變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會考古研究，體現在考古發掘的各個階段和層面。可以獲取有用信息和資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發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獲資料均為考古學研究之基礎。
在上述堅實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礎上，綜合性的考古學研究得以向更為寬廣的領域拓展。
人類生存的環境、消耗的資源、維系生存的生業經濟、滿足各種需求的手工業經濟和貿易、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不同時期人口的數量和構成、反映思想意識的精神文化，等等。這些構成古代社會的基本內容，逐漸成為考古學研究的主流。
考古學中的文化篇4
2015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這部書力圖站在今天的立場，回顧和衡量上世紀考古學家的工作及成就。傳文中，夏先生善于從世界范圍和多學科角度考慮問題、追求國際水平和發揮固有學術傳統的治學特點被進一步突顯，而對夏先生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地位的總體評價，則與30年前的悼文如出一轍②。
30年在歷史長河中只是彈指一揮間，但對于中國考古學來說，30年蘊含著發展和前進的機遇。這種發展，成為我們今天回顧和反思夏先生學術成就的契機。
一
對于專業領域意識日漸增強的當今考古學者來說，夏先生學識的淵博和研究領域的廣泛幾乎成為一個傳奇。受因果思維習慣的影響，面對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我們愿意回顧其成長的心路歷程，盡管我們永遠也找不到一個自由者成長歷程中的決定性因素。
個人的成長在根本上離不開時代的影響。夏先生是在“新文化運動”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現代專業人士。夏先生求學的年代，中國正走在從封建帝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艱難道路之上，以現代西方科學為核心的教育體系已初步建成，魯迅當年“走末路”學洋務的日子已成為歷史。上世紀50年代初期，夏先生自訂了一份“家世與少年時代”，他從其漫長的青少年時代擷取了三個事實：1922年，高小一年級時任兒童自治會圖書館主任，閱讀文學研究會的新小說及《小說月報》，開始對新文學發生興趣③（卷一，第6頁）；1924年，在溫州十中讀書，周予同先生教國文，選陳獨秀《新青年?發刊詞》（卷一，第7頁）；1925年，請父親在游滬時購買魯迅的《吶喊》（卷一，第8頁）?？磥硐南壬鞔_意識到，他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靶挛幕\動”是夏先生自我認同的成長背景，他的成長確也得益于“新文化運動”之后的自由學術風氣。
那個時代文化和學術界大家云集。夏先生在上海光華大學附中學習時，就旁聽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和張東蓀的“西洋哲學”；在燕京大學聽錢穆的“國文”，后在清華聽錢穆的“戰國秦漢史”、陳寅恪的“晉南北朝隋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單是日記中抄錄的公費留美考試成績單上考官的名字，就足以令人傾倒：“國文”朱自清、“英文”吳宓、“中國上古史”顧頡剛、“人類學”李濟、“地質學”丁文江（卷一，第265頁）。改革開放以來，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學術地貌學在摒棄了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非黑即白的標簽式評價之后，呈現出了不一樣的風采。一時間，學界大有厚“古”薄“今”之勢，當然也有如學者葛劍雄所指出的，那個時代的學術成就被夸大了，爭議似乎不?、?。其實，對一個時代的學術成就的科學評估不可一概而論，那恐怕應該是各學科發展史的課題。當我們夸贊三四十年代的學術時，我們或許并不是真的看中了那時的學術水準，而是思慕陳寅恪為王國維紀念碑題寫的那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毕南壬?931年在燕京和清華求學時，曾閱讀大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包括《哲學之貧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經典原著，以及考茨基、河上肇、拉斯基等人的著作。如果說在“思想改造”和“”期間，這份書單能夠支撐夏先生對進步思想的追求，那么在今天，它們的存在證明的是其時相對自由的學術氛圍。
作為留美預備校，清華園的美國校園文化和通識教育理想對夏先生的成長不無正面影響。夏先生在博覽群書之余，經常與同學打網球、橋牌和郊游，雖然他常對自己流連于運動和牌戲深表自責，但那不過表明他是一個自律性極強的人。那時的北大可能允許學生偏科，但清華則要求新入學學生通過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課，以拓寬知識面⑤。在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與秩序井然的學習生活的二重奏之間，夏先生的“智識”得到了拓展，這一點正是他日后在考古專業領域中得以自由馳騁的堅實基礎。
“智識”這個詞出現在夏先生的早年日記中，在不同語境下涵義不完全相同。簡要歸納，有三種用法。比較容易理解的是“鑄銅之智識”（卷一，第382頁）、“地理學的智識”（卷二，第46頁）、“制陶術的智識”（卷二，第195頁），這時的“智識”就是現在所說的“知識-knowledge”。但在如“智識狀態”（卷一，第397頁）、“受智識及品行之訓練”（卷二，第143頁）等處，“智識”當兼有“智性-intellect”和“知識-knowledge”之義，其內涵應大于“知識”，因為“智性”是在“認知”基礎上進行邏輯思考的能力和理解力，它和“知識”水平并不必然地對等。廣為詬病的中國教育，就是過于注重“知識”的傳授，而忽略了對“智性”能力的培養。第三種用法為“智識分子”，其間的變化頗耐人尋味?！爸亲R分子”首次出現在1931年夏先生閱讀陶希圣《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時所做的筆記中。在那本書中，“智識分子”或者是作為封建勢力代表的士大夫階級的依賴者，或者是作為“資本主義奴隸”；“智識分子”服務于統治階級，不代表社會的先進力量（卷一，第32頁）。在1936年的一則日記中，記有夏先生對閱讀Robinson所著 “Mind in Making”一書的評論，說此書“敘述吾人智識之淺陋，遺習之深染，而力主思想自由之必要。書乃歐戰初畢時所寫，表示當時智識分子之見解，頗可一讀”（卷二，第19頁）。這里的“智識分子”顯然不再帶有貶義，它應該就是英文intellectuals的對應詞，即后來的“知識分子”。從intellectuals的本意看，“知識分子”的用法并不盡如人意，因為它只強調了對“知識”的占有，而忽略了對“知識”的自由追求。亞里士多德說，哲學源起于“好奇-驚贊”，其實人文科學又何嘗不是如此。Intellectuals就是這樣的群體：他們追求“知識”，但這種追求當是擺脫、超越于實用、功利的目的，是“為知識而知識”；只有“為知識而知識”的人，才是自由者，才能真正從運思過程中獲得。在這個意義上，用“知識分子”替代“智識分子”實則是對這一群體的貶低。在人文領域，僅有“知識”而缺乏“人文化成”歷程的人，可以滿腹經綸，但不過匠人而已。所幸二者的差異已為文化學術界所重視，“智識分子”的用法已經出現在正式出版的書刊之間⑥。
在培養“智識”的目標和相對自由的學術空氣下，良性的學術批評體系正在建立。夏先生曾在《光華大學附中周刊》上就發表《呂思勉〈飲食進化之序〉的商榷》，對食物的進化和“茹毛飲血”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清華期間，夏先生先是應吳晗之邀擔任《清華周刊》的文史欄主任，后與吳晗等共同發起成立了“清華大學史學研究會”。1934年5月，夏先生在蔣廷黻的指導下完成了畢業論文《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深受導師贊許，但他依然發表文章，就蔣廷黻193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一書的體例進行商榷，就書中的西歷年月日、西文原字和標點等加以補正⑦。此類商榷和評論文章，在三四十年代夏先生還發表過多篇。
二
那個群星燦爛的年代，出現了很多文采和學問兼而有之的人，馮至、聞一多、沈從文、錢鍾書、陳夢家、卞之琳，他們后來大多花落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他們相比，夏先生并無出眾的文采，雖然他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實。夏先生是擺脫了傳統文人氣的現代專業人士，是走出金石學傳統的考古學家，這個轉變來之不易。
初聞考取留美考古門的一段時間內，夏先生對考古學并無興趣，一時間悵然若失（卷一，第264頁、265頁）。及至安陽小屯實習，夏先生更是感嘆，自己更喜歡也更擅長讀書，不擅長從事需要組織和管理才能的田野工作（卷一，第302頁、第311～312頁、第320頁、第326頁）。但在中國考古學初創時期，人才稀缺，所以夏先生之步入考古門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國家行為”。當時清華確定由傅斯年和李濟擔任夏先生的導師，在安陽實習時，李濟和梁思永多次與夏先生商談未來的學業規劃――那也是在規劃中國考古學的遠景藍圖。當時夏先生承載的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一方面是學界前輩的諄諄教誨和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是在內心祈盼“在職業以外去找一個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卷一，第265頁）的渴望。但夏先生最終克服了內心的彷徨，從1934年開始閱讀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一書開始，歷經1935年春在殷墟西北岡的首次考古發掘，至1941年學成歸國后的西北考察團的調查和發掘，夏先生迅速成長為中國考古學的奠基者之一。1950年夏先生任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逐步開始全面領導中國的考古學研究。他主持河南輝縣商周遺址、長沙戰國兩漢墓和明定陵等重要考古發掘，負責考古學期刊和考古專刊的編輯出版，組織《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若干重要論著的編撰等。考古學又因存在實際的工作對象和具體的田野活動而不同于其他學科，對遺址的發掘、規劃、保護，以及相應的人才培養等，都是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夏先生在這些方面也一直擔負著領導職責。因此，對于“夏先生為新中國考古學指導者、組織者和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的認識和評價不會因時代變化而改變。
但是學科初創者或許會遭遇到悖論式的命運：一方面，奠基性工作雖艱難但易顯成效，猶如平地拔起的高樓引人矚目；另一方面，隨著學科向縱深方向發展，對學術問題的研究要不斷向前推進，前人的觀點可能會被后人超越，奠基者的工作有可能被顛覆、替代或降低到歷史意義，如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某些成就。夏先生不僅沒有遭遇這種命運，而且他的研究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在學術史上居領先地位。
夏先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全局意識。過去，學界更多強調夏先生研究領域的廣闊⑧，其實，他的全局意識與責任意識更加突出。從上世紀50年代以降直到80年代，夏先生每隔5年、10年或30年，都要對那個時期的考古發現和研究進行全面的總結和展望。即使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夏先生也在《考古》復刊的首期總結了60年代后期的考古收獲⑨。80年代，夏先生更多地從宏觀上思考和認識中國的文明起源問題。如果我們充分意識到中國考古學在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開創期與曲折發展的話，當更清楚地意識到這些論述在當時的引領性意義。
在心懷中國考古學全局的前提下，夏先生沒有忽視對具體材料的精細研究。最能體現這一特點的案例是他對新疆、青海、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廣東等地歷年出土的衣文錢幣、波斯薩珊銀幣、東羅馬金幣、拜占庭金幣、阿拉伯金幣、威尼斯銀幣所做的系列研究⑩。對這些細小的錢幣，夏先生詳盡地統計歷次發現的時間、地點、數量、埋藏背景，追溯國內外學者既往的研究，考察每一枚錢幣的形制、花紋、文字、標記、大小，再結合國外的相關錢幣考證中國出土錢幣的國別、鑄造年代和埋藏年代、歷史背景和用途，最后再由此討論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在這樣的研究中，每一枚錢幣的細節和每一批錢幣所涉及的相關問題均無一遺漏。另一個突出例子是對新疆等地及古代絲綢之路沿線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的研究11，具體到了每一件織品標本的分類、織法、經緯線的疏密度、經緯線的交織，等等，并配有詳盡的結構圖與組織圖。這些論文討論的問題極為專門、也極其細微，今天閱讀起來都需要足夠的耐性，很難想象夏先生當年是在怎樣的情形下寫作的。夏先生對黃道十二宮的梳理、對漢簡中具體文字的釋義等也莫不如此。這些研究不僅解決了相關的具體問題，更為此類研究提供了范例。
在立足大量可靠資料的基礎上，夏先生尤其強調要提高考古學的理論水平和綜合研究水平12。夏先生對考古學的認識、對考古學文化的討論等有著深遠影響。至少從上世紀50年代學科初創期開始，夏先生就在各種論著中不斷論及考古學的對象、性質、研究目的與方法。至80年代，他深入、系統地闡述了什么是考古學13。近一二十年來，隨著對西方考古學了解的深入，中國學者對于考古學的認識不斷發展且趨于多元化，但夏先生對考古學的闡述在中國仍保持著百科全書式的主導地位。針對50年代全國各地的考古新發現驟然涌現的局面，夏先生又及時討論了考古學文化是什么、如何確立和命名、以及考古學文化對于考古學研究的意義等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4。時至今日，圍繞考古學文化進行的深化研究仍然是中國考古學的主要內容。夏先生對某些區域文化也有重要認識。1959年，在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成立的文物考古工作隊隊長會議上，夏先生就談及了長江流域考古。當時在長江流域的考古發現相比于今天還非常有限，但夏先生已論及古代長江流域對于中國物質文化的貢獻，并從長江流域的角度提出了漢民族的形成過程和古代社會性質等重大問題15。在此后的50多年里，長江流域以豐富的考古發現極大地充實了夏先生立論的基礎。今天，中國古代文明的多元一體、漢民族的形成過程、不同區域間社會發展階段的差異等都被作為前沿問題。如果是資料的豐富、理論的發展、視角的變換促成了今天認識的進步，那么，夏先生半個世紀前提出的問題更突顯了他認識的前瞻性和思想的先進性。在一些專門領域，夏先生也有高屋建瓴的論述，如夏文化、商代和漢代玉器、我國古代的絲織品與絲綢之路等。夏先生曾撰文系統講述田野考古方法，相信這些方法早已融入中國的田野考古實踐之中，其影響難以估量。
更難能可貴的是，夏先生始終致力于促進利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開展考古學研究。在夏先生出國學習考古學之前，即已發表近代史方面的論文。轉入考古門后，他的研究涉及古文字學、數學、天文學，以及古代科技等。不通曉這些專門的知識是無力從事這些精深研究的。對洛陽西漢壁畫墓中星像圖、宣化遼墓星圖、敦煌星圖，以及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等的研究16，顯見夏先生通曉中國古代的星圖與現今西洋天文學上的星座，也熟知中國、印度、巴比倫和希臘等古代天文學成就。前述夏先生對絲織品的研究，則讓人嘆服夏先生對中國及西亞古代紡織技術的了解――包括各類織品的紡織細節和各種織機的結構與使用。
夏先生認為，一門學科有它自身發展的具體特點，但又和其他學科相聯系17；“當代世界科學的一個重要發展是一方面專業化而另一方面整體化”，“后者是每一學科與別的學科在理論上互相滲透，在方法上也互相滲透”18。夏先生尤其注重科技史和自然科學的方法，認為考古學有很多地方需要依靠科技史專家的幫助，有些問題是考古工作者經常沒有能力來自己解決的19。外國學者曾評論，正是由于夏先生在科技史方面的興趣，才使得中國考古學家重視技術史研究20。碳十四測年方法在中國的推介、碳十四實驗室的建立、碳十四測年工作的開展和數據的公布等，均與夏先生的認識與部署相關。1977年，夏先生利用已經發表的四批碳十四數據，結合考古材料，就中國各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年代序列進行全面、系統的探討21。這是一項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并為中國史前考古學的研究提出了指導性意見。
三
在“”60周年之際，夏先生在《考古》上發表了題為《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一文，明確將作為科學的考古學在中國的落戶與倡導“民主”和“科學”精神的“”聯系在一起。夏先生指出，中國考古學的前身是“金石學”，但“只有在的影響下，中國的近代考古學才得興起和長成”。在一個講到“科學”二字時仍需在前面加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限定語的年代，一個不便提李濟的名字、而只說用英文出版過《安陽》的時代，夏先生對“”倡導的“科學”精神的解讀依然深刻。他指出：“提倡科學，不僅是介紹和發展各門科學的具體內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結合實踐的科學方法”22?？茖W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一直是夏先生在考古學研究領域中堅守的原則。
夏先生從步入考古門的那一刻起，就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在安陽實習的時候，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來參觀。梁思永擔心殉葬坑被外國人看見，宣揚出去有損國譽，故提前令人用松土蓋住人架。那時夏先生就有“這又是何必”的感嘆（卷一，第325頁）。1959年江蘇宜興西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和殘片，經化學分析為鋁。但鋁是到19世紀才被提煉出來的，遂有多個科研機構分別就殘片重新進行了數次分析，結果發現成分有銀也有鋁。1964年夏先生再請中科院物理所鑒定，證實16件完整帶飾都是銀而非鋁。夏先生撰文詳述歷次鑒定的始因與結果，又論證銀帶飾為公元3世紀之物，而墓中的鋁片可能是后期混入的23。1972年河北蒿城臺西出土的銅柄鐵鉞，夏先生雖親見認定為鐵制，但仍提出要對隕鐵還是人工煉鐵進行鑒定。隨后，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鑒定初步認定是煉鐵，因為雜質中含有煉鐵中作助熔劑的石灰，相關簡報由《考古》1973年第5期發表。夏先生在審讀校樣時為慎重起見，在“編者附記”中指出這一發現很重要，但仍有可能是隕鐵，因為含鎳量高，而石灰可能是沾污上去的。為此夏先生還被批為“打擊新生力量”。最后夏先生請柯俊教授重新鑒定，最終證明是隕鐵，這一結果遂為國內外學術界普遍接受24。
夏先生還把實事求是的原則提升到了理論的高度。他多次提出，“我們在考古工作中尊重客觀事實，決不以所謂‘理論’來歪曲解釋事實”25，“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尊重客觀事實，‘實事求是’”26。1985年3月夏先生在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開幕式的講話中――這大約也是夏先生的最后一次公開講話――再次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這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27。在那個時期，中國考古學界總體上做到了這一點。日本學者貝X茂樹在上世紀70年代末評論中國考古學雖然有民族主義和單線進化論的影響等，“然而，在野外考古學調查、發掘現場，卻是尊重事實。那種以理論歪曲解釋事實的傾向雖不能說絕對沒有，但確實是罕見的”28。張光直也有類似評說：“翻檢過去30年的考古學書刊，就會發現政治化的傾向始終存在。不過，概因忠實于傳統的史學的獨立性，在我看來，中國考古學還沒有受到政治化極端的影響。資料、對資料的分析和政治術語共存于大多數考古報告和論文中，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兩者經緯分明，相互間的影響不大也不深”29。之所以如此，應離不開夏先生個人的堅持與倡導。
有了科學的實事求是精神，夏先生一開始就把中國文化置于整個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下，以世界主義的眼光審視中國考古學。對于中國考古學的奠基者而言，世界主義已是一種理論上的自覺。那個年代的學人差不多都是“‘鄉土中國’的世界主義者”。美國漢學家易社強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東南沿海接受西式教育的學人對紐約和倫敦的思想潮流的了解，遠超過他們對本國農村生活的膚淺了解?！八麄冊谏鐣鲜蔷?，在思想意識上是世界主義者，在政治上是民族主義者”30。這一點是否造成了“知識分子”在未來的不幸姑且不論，只就考古學領域內的世界主義意識而言，這無疑是科學的、先進的。中國文明從來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古代文化的交互影響不僅不會損害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反而為中國文化增添了多樣性。更重要的是，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反觀中國文明，能夠對中國文明有更深的認識。
1935年安陽實習前后，夏先生在日記中鄭重記載了李濟的兩則教誨：
“旋往謁李濟之先生，……繼言及中國考古學之重要，在于以全人類的觀點來觀察中國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卷一，第285頁）；“中國文化與西洋有關系，此為已證實之事實，惟關系深淺如何，則尚待證明耳。現今中央研究院集中精力于中原文化，欲先明了中國上古文化之主體，將來必擴充至南部及沿?！保ň硪唬?92頁）。
今天看來，李濟的話不僅是對夏先生的職業啟蒙，也是為未來中國考古學指明方向。夏先生在倫敦大學求學時，舍棄了簡便的以中國考古學研究換學位的道路，選擇了艱難的埃及學，并以《古代埃及的珠子》為博士論文題目，這是他直接從事的世界考古學的研究?；貒笙南壬廊槐３诌@方面的研究，內容涉及埃及考古的玻璃珠、蝕花肉紅石髓珠、貝克漢姆巖以及瑞典的中國外銷瓷等。對于很多中國境內出土的材料，比如古代紡織品、錢幣、銀器、瓷器和石碑等，夏先生都是把它們放在世界古代文明的背景下來認識的31。即使是中國考古學的論題，通常也都涉及到與西方文明的比較。
夏先生對西北地區的考古材料的重視和研究，或許可以歸因為他一直力圖從世界的范圍內來看待和考量中國古代文明。日本學者三上次男在悼念夏先生的文章中寫到，“1941年在抗日戰爭中歸國的他的心，深深地向著國內。但是，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時，作為他的研究對象的地域仍然是以與西亞相近的甘肅為中心的地方，這是很有意思的”；夏先生逝世前約一個月正在研究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出土的薩珊時期的鍍金銀瓶，表示今后要專心研究它，為此三上次男感嘆道：“最后的研究對象和初期的研究對象結合在一起，不能不使人感到其間有某種因緣”32。
身為新中國考古學的領導者，夏先生對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整體中的定位能夠形成客觀的認識。1983年3月，夏先生在應日本廣播協會的邀請所做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出，“在商文化中，冶銅技術和藝術，甲骨文為代表的文字，用馬駕車，夯土建筑等，都出現了，都市也已興起。但是這些文化元素的淵源問題，仍未完全解決”33。在日本的另一場演講中，夏先生又提出，殷墟文化的都市、文字和青銅器三個要素方面，都具有中國色彩的特殊性；中國文明的產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發展，但是這并不排斥在發展過程中有時可能加上一些外來的因素、外來的影響。根據考古學上的證據，中國雖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離，但是中國文明還是在中國土地上土生土長的”；“這些外來的影響不限于今天的中國境內各地區，還可能有來自國外的”34。如今我們已愈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境內各地區文化對中國文明的最終形成所作出的貢獻。同時，新的研究也表明，中國的一些家養動植物都不是本土起源的，它們來自于西亞與中亞；冶金術等似乎也可以從西方尋找源頭。由此也可見，在30多年前甚至更早，夏先生對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形成已有自己的判斷。
在科學精神的引領下，夏先生的思想意識里有一種深刻的文化自信，這使他能夠如實地看待和衡量中國的考古發現和古代文明成就。藁城臺西的鐵刃銅鉞在柯俊的鑒定文章發表之前，英國的Antiquity和日本的考古學雜志刊發的文章，都說殷代中期已能煉鐵，不過又都指出因有人（即指夏先生）持異議還不能定論。在晉墓中的鋁片被認為是后世的混入物后，夏先生即明示，今后“不要再引用它作為晉代已知冶煉金屬鋁的證據”。還有一則事例是對玉v璣的研究。這種牙璧形玉器，西漢以來的學者多認為是天文儀器，國外的漢學家也加以接受。但夏先生根據出土玉器重新審核，認為這種玉器有其自身淵源，可證明與天文儀器完全無關35。以上這三項認識都曾將中國古代的發明提前、或將科技水平與文明成就放大，且都已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夏先生都堅持予以更正。
沒有人能離開時代的影響。但是，如何在時代潮流的涌動中堅守自己所信奉的原則，在學術的園地里辛勤耕耘，從而努力使個人超越于時代之上，使學術的精神傳諸久遠，這是夏先生以其實踐向后人展現出來的“智識分子”的任務和使命。
注釋：
① a.《我國杰出的考古學家夏鼐同志逝世 首都隆重舉行向夏鼐同志遺體告別儀式》。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會：《沉痛悼念夏鼐同志》。c.王仲殊：《夏鼐先生傳略》，《考古》1985年第8期。
② 王世民：《夏鼐》，《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2015年。
③ 夏鼐：《夏鼐日記》（十卷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下文引自日記的內容僅標注卷數和頁碼。
④ 葛劍雄：《被高估的民國學術》，《文匯報》2014年10月17日第15版。
⑤ 參見易社強（John Isreal）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第102～103頁，九州出版社，2012年。書中對清華生活的描述與夏先生清華日記中的諸多細節可相佐證。
⑥ a.徐復觀：《論智識分子》，九州出版社，2014年。b.史蒂夫?富勒著、焦小婷譯：《智識生活社會學》（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 life），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⑦ 夏鼐：《評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圖書評論》第1卷第6期，1933年。又見《夏鼐文集》（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⑧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夏鼐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即將夏先生的主要成果分為考古學通論與考古學史、中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研究、中國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中外關系史的考古研究、外國考古研究、歷史學研究等。
⑨ 夏鼐：《無產階級中的考古發現》，《考古》1972年第1期。
⑩ 相關系列研究論文參見《夏鼐文集》（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1 a.夏鼐：《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綿和刺繡》，《考古學報》1963年第1期。b.《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考古》1972年第2期。c.《吐魯番新發現的古代絲綢》，《考古》1972年第2期。
12、33 夏鼐：《中國考古學的回顧和展望》，《夏鼐文集》（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3 a.夏鼐：《什么是考古學》，《考古》1984年第10期。b.夏鼐、王仲殊：《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
14 夏鼐：《關于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考古》1959年第4期。此文發表后，夏先生又于1961年撰寫《再論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當時曾打印若干但未正式發表，2000年收入《夏鼐文集》（上）。
15 夏鼐：《長江流域考古問題》，《考古》1960年第2期。
16 a.夏鼐：《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星像圖》，《考古》1965年第2期。b.《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考古學報》1976年第2期。c.《另一件敦煌星圖寫本――〈敦煌星圖乙本〉》，《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22 夏鼐：《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1979年第3期。
18 夏鼐：《三十年來的中國考古學》，《考古》1979年第5期。
19、20、24 夏鼐：《中國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考古》1984年第5期。
21 夏鼐：《碳十四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考古》1977年第4期。
23 夏鼐：《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的重新鑒定》，《考古》1972年第4期。1979年收入《考古學與科技史》一書時，夏先生補記了新測得的鋁片成分，以及國外考古發掘中混入現代物的事例。經最后增補的文章見《夏鼐文集》（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5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前言，文物出版社，1984年。
26 夏鼐：《在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夏鼐文集》（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7 夏鼐：《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獻身精神》，《考古》1985年第6期。
28 貝X茂樹：《中國文明的再發現》，1979年日文版。夏先生曾分別在《三十年來的中國考古學》（《考古》1979年第5期）、《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獻身精神》（《考古》1985年第6期）中轉引此評論。
29 張光直：《考古學與中國歷史學》，《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三聯書店，1999年。
30 易社強（John Isreal）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第73頁，九州出版社，2012年。
31 在夏先生研究古代紡織品、錢幣和古代交通等方面的文章中，相關的歐亞地圖均未繪出國界。這一細節也許表明夏先生認為古代的文化是需要跨越國界來審視的。
32 三上次男：《悼念夏鼐先生》，《考古》1986年第7期。
34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見《夏鼐文集》（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考古學中的文化篇5
就學科名稱而言，音樂考古學是一個合成詞，它反映了“音樂”與“考古”二者的交叉與聯系，清晰地表明“音樂”與“考古”是構成其學科概念的二元結構。
1982年初，筆者在初用“音樂考古”一詞時，曾嘗試著解釋為：“音樂考古，是利用歷史遺留下來的音樂文物和文獻對古代音樂所進行的研究，是古代音樂史研究的重要環節，也是音樂史界、考古界共同開辟的一個科學新領域?！边@只是對一個新興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詞強調了考古之于音樂考古的重要關系。
更多學者先后從學科的高度定義“音樂考古學”，大多數也凸現了這種關系。
秦序：“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出土和傳世的古代音樂實物史料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它既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換言之，它是考古學與音樂史學相互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發展起來的專門學科。”
蔣定穗：“‘音樂考古學’是近年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音樂文物大量出土和音樂史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而逐漸形成的一門‘潛科學’”?！耙魳房脊虐l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學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樂史學方法研究出土樂器，也已顯得不夠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相互結合而形成的新學科?！魳房脊艑W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中遺留下來的音樂方面實物，運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古代音樂歷史的學科?！?span style="display:none">Vgr萬博士范文網-您身邊的范文參考網站Vanbs.com
譚若冰、黃翔鵬：“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的一個新興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圍與考古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對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而與美術考古、絲綢考古、陶瓷考古、青銅器考古等學科并立的，國際上稱為音樂考古學。中國當代的音樂考古學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來源雖亦出自對于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實際內容已越出考古學的范圍。”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研究人類音樂文化發展歷程及其規律的科學?！薄白鳛橐魳肥穼W的一門分支學科，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成果無疑可以填補、充實和豐富古代音樂史的內容?！?span style="display:none">Vgr萬博士范文網-您身邊的范文參考網站Vanbs.com
李純一：“從研究對象、方法和目標等方面來看，古樂器學乃至音樂考古學應該既是普通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對獨立性。”
王子初：“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是根據與音樂有關的實物史料，如古代的樂器、書譜、銘文、石刻藝術和洞窟壁畫等，來研究音樂藝術的歷史的科學。”
汪申申、田可文：“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和考古學的交叉學科，它要求從業者不僅具備音樂學（特別是音樂史學、音樂形態學和樂器學）方面的知識，還要掌握歷史學、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田野發掘作業的全部技能與經驗。”
李幼平：“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在交叉、融合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邊緣型新興學科”，“考古學與音樂學研究應該是它的兩個基本立足點?！?span style="display:none">Vgr萬博士范文網-您身邊的范文參考網站Vanbs.com
王子初：“從歷史的角度考察，音樂考古學脫胎于一般考古學，兩者之間是一種母與子的關系”，“中國音樂考古學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學界之驥尾。”“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一門跨學科的邊緣學科。……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的組成部分，其時空框架必須借助一般考古學的地層學和類型學以及考古學利用的其它各種手段才能建立起來。同時，音樂學的理論應該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指導?！?span style="display:none">Vgr萬博士范文網-您身邊的范文參考網站Vanbs.com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主要是考古學與音樂學尤其是音樂史學相互交叉、影響和滲透所形成的一門邊緣學科，它具有從屬于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的雙重性質，但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薄爸袊魳房脊艑W則從普通考古學中萌芽，是中國考古學滋養下本土化的產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國音樂考古學也受到了考古學和音樂學（尤其是歷史音樂學）的雙重影響?！?span style="display:none">Vgr萬博士范文網-您身邊的范文參考網站Vanbs.com
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義顯示：普通考古學是音樂考古學脫胎的母體，萌生、滋養的基礎，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點之一，等等。
這種深刻的認識，基于音樂考古學萌芽期的實踐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音樂學界在文物、考古學界的幫助和推動下，創立了音樂考古學科。迄今為止，這一新興的學科已經形成了具有本科、碩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隊培養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專著成果；參與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發掘；基本完成了與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礎性工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常設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建立了國際性的學術組織并組織了多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國音樂考古學呈現著繁榮、活躍的學術景象。
不過，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中國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潛在著影響學科發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隱憂。
在理論上，迄今為止，中國音樂考古學并未受到中國考古學的正式認同。在考古學理論著作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的“考古學”條目中，受普通考古學影響所產生的特殊考古學分支現已包括了諸如美術考古學、宗教考古學、古錢學、古文字學和銘刻學等等，并不包含“音樂考古學”。
在實踐上，中國現行的考古事業管理制度，只有國家文博單位和高等院校的歷史考古專業才有考古發掘權。以音樂學學術身份出現的中國音樂考古學家從身份和職業上均未被納入考古界之列，更難以進入考古學的田野考古發掘領域。而在考古事業的機構和職位序列里，也沒有“音樂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在田野發掘的交叉重合區域里存在著制度性的專業脫節。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的學術銜接保持著一種“你發掘，我研究”的線性流程及默契。音樂考古學家的研究工作，主要還是停留在根據考古發掘報告和出土文物資料做案頭研究的階段。偶爾幾次考古大型發掘項目的參與，也是來自考古界少數知音的邀約，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態工作。
這種情況對于兩個學科和藝術及文化遺產事業都是不利的。
自20世紀后半段開始，世界考古學的研究重點已經從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質文化譜系研究逐漸轉變為更深層次的社會歷史和文化重建。中國考古學的學科視野已從證經補史的窠臼中脫離出來，從線到面，從物到人，進一步擴大到全面探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認識人類歷史的進程及發展規律，形成更為廣闊深遠的獨立的闡釋系統。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學對人工遺跡和遺物的地層學、類型學、年代學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領域就會顯得力不從心。
考古學中的文化篇6
作為學科名稱，“音樂考古學”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出現，雖然目前經常使用此詞，但會造成誤解。首先，不能總以為有一個特定的“音樂”概念存在，這對于無文字資料的社會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使一種特定的音樂概念可能已經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樂美學通常是未知的。當今諸多社會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為“音樂”的組成部分(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希臘術語mousikē的本義，即“繆斯的藝術”，這其中也包括詩歌)。其他社會甚至沒有使用音樂和舞蹈的同義詞：阿茲特克人跳舞時“祈禱”或“伴隨著腳步歌唱”，然而器樂和聲樂則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藝術”③。“聲音的考古學”④(或“聲音考古學”⑤)是一個更客觀的、可替代的名稱，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資料未必是考古學的。從文獻資料來研究音樂傳統，基本上屬于文獻學(舊大陸)或民族歷史學(新大陸)，因為許多音樂傳統植根于歷史之中，所以民族音樂學和民族志的資料可以象考古發現那樣做相關研究。然而至今為止，還沒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學科名稱，作為“音樂考古學”⑥的變體，“考古音樂學”⑦的名稱曾受到過批評性的討論⑧。有時也見到其他的名稱，如“古樂器學”⑨、“民族音樂考古學”⑩、“音樂文獻學”(11)或“考古聲學”(12)，它們與音樂考古學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關，但并不能涵蓋所有研究領域。“考古舞蹈學”(13)或“舞蹈考古學”與音樂考古學研究密切相關，但一般不將它視為音樂考古學的分支。
然而，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起即對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架構予以討論(見下文)但對該領域研究理論的探討卻相當缺乏。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論是研究方法的基礎，所以需要高度關注。這一問題，直到最近才受到學科發展史研究的較多重視。在本文中，我想討論音樂考古學方法論體系的一些基本原則，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與人類學學科有關的理論思考。在我看來，民族音樂學、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與這些理論思考的關系更為密切，它們將有助于構成方法/理論的背景，并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論架構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樂考古學研究范式中，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贊同，音樂考古學由一系列多學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組成，其具體方法則由研究主題所依賴的資料所構成。如前所述，這些研究資料具有多樣性，它包括與音樂相關的發現和涉及音樂的歷史記載，有時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樂傳統。由人類過去的遺物可知，這些資料在類型和內容方面均存在個體差異。重要的是，為獲得實證性的結果，所有資料均應考慮以互補的方式加以比較。換句話說，這些資料均應予以同等對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方法的有效性已經得到許多研究的證明。分析方法的多樣性還表明，最佳的研究結果乃由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所獲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顯示，音樂考古學的具體研究方法會有所不同，這主要基于應用的資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總體目標上，可從音樂知識(包括“文化知識”、“樂器學知識”、“律學知識”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聲音(16)，也可從音樂表演(17)到音樂文化(18)。根據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一般范式(見下文)，以及上述音樂考古學的定義，我將研究的總體目標界定為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異，體現在音樂考古學家和民族音樂學家對過去的音樂所持有的不同觀點，后者已經在20世紀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闡述(19)，隨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過進一步探討。雖然大多數音樂考古學家傾向于研究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包括與依然存活的音樂文化做比較，但后者僅作為一種輔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樂學家雖然對考古和歷史問題感興趣，但更傾向于研究現狀并探尋其中尚存的過去的蹤跡，從而將歷史科學作為輔助的研究方法。兩者的出發點都是有價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對其交互關系的探究目前則所見不多(見下文)。
如果將現存的所有資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種普遍適用的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范式。這可用一般的范式來表示(見圖)，并可作為世界范圍內個體研究的結構框架。這個范式由兩個同心圓圍繞總體目標構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為獨立研究的課題。外圈聯結著四組音樂考古材料(發聲器、音樂圖像、音樂文獻資料以及存活著的音樂傳統)，內圈是一些主要的學科，分析模式通常即從中產生(音響學、樂器學、考古學、音樂圖像學、民族音樂學、民族歷史學和文獻學)。
音樂文獻資料 文獻學 音響學 發聲器 樂器學 民族歷史學 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 考古學 音樂圖像 存活的音樂傳統 民族音樂學 音樂圖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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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況各自不同，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的結果也具有不同的意義，重要的是每種方法要針對不同的個案研究。最為全面的研究結果只能在每項資料具有足夠的信息時才能獲得(23)，這意味著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賴的是特殊的原始資料及其互補性。材料經常是殘缺不全的，但也要作為研究的課題，因此以一種或幾種方法去處理它們通常是不夠用的。音樂傳統的年代越久遠，研究就會變得越困難；文獻資料越豐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礎就會越好(24)。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和闡釋的可能性確實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遙遠的、僅遺留有極少物質資料的音樂文化時尤其如此。
音樂考古學研究與民族音樂學
比較音樂學作為民族音樂學的前身，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就已出現。十分顯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歷史科學(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來受到嚴厲批評的假設和臆斷之外，它與音樂考古學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標。在研究的課題領域中，比較音樂學家重視音樂的起源，他們認為這在當今所謂的原始文化中可以進行考察，并可從單線進化朝著“文明的”方向來分析音階構成和樂調體系(26)。20世紀60年代早期，作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歷史問題包含其中，民族音樂學被視為音樂人類學(Alan Merriam)，重點研究音樂在社會中所產生的作用。在音樂與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過音樂和樂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這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對于歷史科學如考古學和民族歷史學的研究目標來說，這樣的研究方法也是有價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學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樂和社會形態是特定文化認知過程的產物，在音樂的行為方式和社會組織之間具有牢固的聯系。根據這種理解，音樂文化依賴于人類組織和聲音模式，聲音的生成是有組織的相互作用的結果(28)。Blacking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目標是研究文化結構及其音樂之間的關系，并認為文化與人為組織起來的聲音是相互依存的。近來推斷，對音樂結構的社會文化關聯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認研究文化樣式與音樂之間關系的重要性，因為音樂從未與它的創造者的個人經驗相脫離，音樂的創造者深入地參與到廣闊的文化和歷史進程之中(30)。
當探索民族音樂學對音樂考古學的適用性時(31)，兩個學科間的一項重要結構差異便顯現出來。音樂考古學最明顯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聲機的發明為轉折點)，過去的所有音樂都消失了。然而，音響考古學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這個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決。不同的文化產生不同的樂譜形式，它們很難被解讀，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譯(多數例子與美索不達米亞、古希臘和古羅馬有關)。文獻資料也為我們提供了儀式歌曲和圣詠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歷史文獻中，表演實踐、演奏技術乃至音響風格都是相互關聯的(從不同程度的主位與客位角度觀察)。現存的描述顯示了樂器的種類和特有的演奏姿態(遵循著不同的藝術習俗和規則)，樂器的發現至少能幫助我們重建創作音樂的構成元素(例如基音頻率、和聲、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擁有大量的音樂考古材料，結果仍是有限的，因為在大多情況下，過去的音樂在節奏和旋律結構方面均超出了科學研究的范圍(見下節)。
另一方面，音樂表演和與其產生相互作用的社會文化語境，在民族音樂學和音樂考古學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課題。事實上，有時會有豐富的研究材料。從有關音樂發現的考古學背景，到大量的圖像和文獻記載，使我們更多地了解過去的音樂文化。在這種情形下，作為研究課題，由于資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異，會導致研究方法的不盡一致，但從研究目標來看，音樂考古學和民族音樂學是一致的。就音樂考古學而言，在將過去音樂行為的社會文化面貌呈現在面前的同時，過去的聲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夠得到復原。
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20世紀60年代早期，傳統考古學受到所謂新考古學的挑戰，新考古學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傳統考古學將出土文物的描述作為主要的研究目標。Binford和其他人轉向人類的行為和文化模式，將物質文化的解釋作為一種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質的形態范圍(32)。從考古人類學(Lewis Binford)引發的問題，關注考古學人工制品的生產技術以及它們的特定社會文化功能。即便沒有進行過充分的討論，但這種方法對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適用性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得到公認(33)。依我來看，新考古學有兩種方法對于古代聲音和音樂行為的研究至關重要，即：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民族考古學
如果將考古資料與民族志資料的比較作為有價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學則是通過對當今民族事象的研究，來了解過去的文化樣式。Hodder定義了兩種不同的研究類型：考古學與民族志器物如各種工具的形制比較(關系類比)；過去與當今技術處理相似性的比較(形式類比)(34)。在民族考古學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歷史研究法，當具備歷史和文化的連續性條件時，直接比較便成為可能，而一般比較法則無需這樣的鏈接即可構建其相似性(35)。當對不同文化資料的解釋做多樣性考察時(36)，應用民族志類比方法來理解考古資料的主觀風險便可降低。
民族志類比方法對音樂考古發現的解釋相當重要，這說明它與民族音樂學研究關系密切。確實，民族考古學的方法可以作為音樂考古學與民族音樂學之間的橋梁，但在探索它們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獲經驗并不多。直接歷史研究法在眾多個案研究中得以應用，如西班牙統治前的美洲音樂文化與當今美洲土著音樂傳統的比較(37)。但間接的比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獵采集社會與史前音樂文化的比較(38)。
盡管音樂考古學的解釋有其優長，但與后世時間跨度較大的文化做比較研究仍然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對音樂傳統做時間跨度和歷史深度的考察，在音樂考古學和民族音樂學中是最具挑戰性的分析研究。更為復雜的問題是，我們對過去的認識常常是靜態的，音樂考古學的解釋反映出這種問題，在原始材料不足時尤其如此(39)。少量樂器或圖像的發現，并不一定代表一種特定的音樂文化，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由于文化內部和跨文化之間長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會發生變化。不過，即使像樂器那樣的器具，在很長的時間 內可能會保留它們的形態，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環境之中，因此會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功能和意義。一種特定的樂器形制可以傳留數千年時間，如東亞的琴箏類樂器和東南亞的弓形豎琴。但用這些樂器演奏的特定音樂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義，均可能發生相當程度的變化。在追索音樂傳統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中，對文獻和圖像資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關注過去音樂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意義方面尤其如此。
實驗考古學
實驗考古學研究旨在運用復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樣式的手段，并通過與過去的比較，來從事考古學研究(40)。與民族考古學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詮釋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學家轉而成為行為人，通過他或她自己的切身體驗，來比較實驗的價值。在被稱為模擬實驗的方法中，研究者發現了一系列與過去的經驗類似的技術變革。常見的研究課題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術對考古發掘物進行實驗性的復制。對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顯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燧石工具，能夠發出與勞動相關的特殊而有節奏的聲音。一些燧石擁有動聽的石制板體樂器的音響，即使它們不具備音樂功能，但在過去至少應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顯然，實驗考古學的方法在音樂考古學研究中是適用的。有關音樂考古發現的樂器學和聲學研究已經超過一個世紀，如今在音樂考古學中更是必不可缺。有兩種分析方法最為常見：第一，復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實驗性制造；第二，復制品的實驗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話，演奏發聲器原器。這兩種方法是密切相關的，因為發聲器的實驗性復原，往往是實驗性演奏的前提。實驗音樂考古學的研究，通常是與樂器制造商和音樂家共同合作來實現的。
實驗制作過程提供了精確的樂器學信息，其所需前提條件往往是對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對材料的產地、處理以及工藝的考慮，常使用直接目測觀察和考古測量的方法(光譜學、X光照像技術、材料研究，等等)。這些分析還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識，以及制造完成后樂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跡。此外，也能夠了解樂器獨特的聲學原理。實驗方法還可通過仿真模型得以實現，即根據特定的研究對象，不必使用原材料來復制樂器(如氣鳴樂器)。
對古樂器或其復制品的試奏，能夠考察樂器的演奏技巧，并能顯示特定樂器的音響性能(若幾種樂器發現于同一考古環境當中，或圖像中描繪的是一組樂器，就要考慮它是獨奏或合奏所用)。發聲器在保存狀況較好且可演奏的條件下(如陶響器、陶笛、螺號、陶號、石制板體樂器，等等)可以用作實驗研究，而樂器殘品以及不宜演奏的樂器(如古代弦樂器)則需以復制品來進行實驗研究。與此相關的是音響空間和音響性能的研究，其中聲學模化軟件和3D應用程序也被應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勢和技巧以及出土樂器的聲音特性，都能通過實驗來加以重建和檢測。當涉及氣鳴樂器(例如帶指孔的骨笛、排簫或螺號)以及成套的體鳴樂器(如編磬和編鐘)時，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實驗性的演奏在音樂考古學中屬于最困難的研究方式，因為我們往往并不掌握過去音樂的特殊結構及其重要信息。再者，雖然文獻與圖像資料的有關信息有一定價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勢方面，從特定發聲器的人體生理學角度看，也會限制其演奏技巧和聲學性能，因此其真實性存在較大的差距。以笛子為例，實驗性演奏的結果不能視為特定音階或調式的證據，因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還可通過呼吸控制技術以及指孔的部分閉合等來改變音響(41)。例如，如果只是給出樂器尺八(同上)，人們可能完全不曉得日本尺八音樂，這同樣也適用于舊石器時代由禽鳥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這只不過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學案例而已。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可以在復制品上奏出與公元前33000年樂器同樣優美的旋律。事實上，正如Nettl用一些顯著的例子所論證的那樣(42)，重建古代音階體系以及其它音樂構成要素，仍然帶有很大的推測成份。只要有相當數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過定量分析，來幫助獲得驗證的結果。然而，在大多情況下，發聲器的聲學研究并不能揭示出過去音樂的旋律和節奏方面的足夠信息。在聲音的再現技術產生之前，過去音樂的音響全都消失殆盡。
以往何時、如何以及為什么制造樂器并用來發音的問題，較之過去音樂的構成問題，在音樂考古學中會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學研究中的局限，屬于科學與藝術結合的臆測或即興發揮。顯然，這樣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樂家的想象，它相當于對音樂史的藝術化闡釋，只是簡單反映了目前我們對過去音樂的看法。
本文譯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釋：
①我基本采用兩個早期的釋義：“通過古物遺存研究作為文化的音樂”(Olsen 1990: 175)，“古代聲音和音樂行為的考古學”(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為：archaeology of sound，譯者注。
⑤原文為：sound archaeology，譯者注。
⑥原文為：music archaeology，譯者注。
⑦原文為：archaeomusicology，譯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⑩Olsen, Dale A. Music of El Dorado: The Ethnomusicology of Ancient South American Cultur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11)Lieven, Alexandra von. "Music Archaeology—Music Philology: Sources on Ancient Egyptian Music and Their Inherent Problems." In Hickmann, Ellen, and Ricardo Eichmann. Ed. Music Archaeological Sources: Papers from the 3rd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at Monastery Michaelstein, 9-16 June 2002. Studien zur MusikarchJ52Y402.JPGologie, 4. Orient-ArchJ52Y402.JPGologie, 15. Rahden, Westfalen: Verlag Marie Leidorf, 2004.
考古學中的文化篇7
黨中央和國務院歷來十分重視文物考古工作，早在50年代后期就確定了“重點保護、重點發掘，既對基本建設有利，又對文物保護有利”的方針。改革開放以來，更明確地提出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和“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考古工作方針和原則，為我國文物考古事業提供了正確的指導思想，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吉林省作為邊疆近海省，是我國多民族聚集區之一。東南部鄰近朝鮮、俄羅斯，是環太平洋文化圈的有機組成部分；西部松遼平原是歐亞草原文化分布的最東端。中部第二松花江流域，是長白山向西部平原的過渡地帶。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形態，吉林省的考古學遺存不僅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的特點，也使得考古學研究帶有強烈的民族性、邊疆性，歷來為東北亞各國所關注，是我國邊疆考古的重要環節之一。
吉林省考古事業發展的春天，是隨著文物考古隊伍的形成、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建立而迎來的。
1950年，以裴文中先生為領隊的東北考古調查團對西團山遺址的發掘是吉林省境內所進行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科學發掘工作，由此揭開了新中國考古發掘工作的序篇。20世紀50年代末期，吉林省博物館內開始設立考古學專業研究機構，1964年省博物館下設考古隊。1978年，吉林省文物局正式成立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隊。1983年11月3日，省文物工作隊和省考古研究室合并建成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負責吉林省境內的文物保護和考古學研究工作。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立，進一步推動了吉林省文物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目前，全所編制64人，在崗職工70余人。現有研究館員7人，副研究館員11人。具有博士學位1人，在讀博士生3人，碩士研究生9人，在讀碩士研究生3人，其中具備國家文物局頒發的田野考古領隊資格的業務人員10人。業務人員所學專業涵蓋了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科技考古等方面。
25年來，在國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吉林省文化廳、吉林省文物局的指導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考古學研究和大遺址保護等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一、考古學研究工作
25年來，吉林省考古學研究工作大體可分為兩個重要發展階段：
1983～1997年，通過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吉林省考古遺存的分布情況，并通過對重點遺址的復查、試掘和正式考古發掘，初步建立了吉林省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為吉林省考古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將省內文物遺存的數量由1023處擴展到6015處，并征集、采集了大量的文物標本，編寫全省各市、縣文物志48部，成為我國第一個將轄區內全部市縣編撰完成文物志省份。編輯出版了《吉林省志?文物卷》和《中國文物地圖集?吉林分冊》。這項浩大工程的實施與完成，使我們對吉林省境內不同時期遺存的分布特點、遺址規模和不同文化的概貌有了基本的了解，為吉林省境內的文物遺存的保護與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91～1996年，在蘇秉琦先生區系類型理論的指導下，吉林省開始深化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及兩漢時期遺存的編年分期和專題研究。這一時期，發掘了吉林市帽兒山、和龍興城、長嶺腰井子、鎮賚黃家圍子、東豐西斷梁山等重要遺址，結合普查所獲取的資料，初步建立起吉林省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框架與編年。
1997年至今，考古所考古工作進一步蓬勃發展，將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推向新的高潮，并取得了為東北亞地區學術界所矚目的重要學術成果。圍繞著高句麗文化起源、夫余王城探索、高句麗山城、渤海都城研究、金代城址研究而進行的萬發撥子、攬頭窩堡、漢書、干溝子墓群、六道溝銅礦址、西古城、八連城、敦化六頂山、龍頭山墓地、二龍湖、東團山、丸都山城、塔虎城等的發掘，收獲斐然。夫余考古、高句麗考古、渤?？脊?、金代城址研究體系逐漸形成。
2003年以來，伴隨著高句麗遺跡和渤海遺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吉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國內城》、《丸都山城》、《集安高句麗王陵》3部考古專題報告的出版，不僅為高句麗考古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也使得我國高句麗遺存的基礎研究在東北亞地區處于領先地位。2006年，《集安高句麗王陵》獲得國家文物局“全國十佳文博圖書獎”，2007年，《國內城》、《丸都山城》、《集安高句麗王陵》獲得吉林省社會科學著作類一等獎。這3部考古學專題報告與已出版的《1997年吉林集安洞溝古墓群測繪報告》、即將出版的《吉林省集安高句麗貴族墓葬考古發掘報告集》、目前已完成基礎工作的《鴨綠江右岸云峰水庫淹沒區高句麗墓葬調查發掘報告》、《中國出土壁畫全集?吉林卷》將形成高句麗遺存研究的系列專題報告，加之目前正在進行的五項高句麗時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發掘成果，預期在3~4年內我省出版的高句麗考古專題報告可達10部左右。渤海遺存考古發掘最新成果，以《西古城》報告出版為先導，敦化六頂山墓地、和龍龍頭山墓地、琿春八連城遺址的專題發掘報告，將在3年內向社會公布學術成果，形成吉林省渤海遺存系列報告集。這些重要的學術成果，必將極大地推動東北亞地區渤海遺存研究。
近年來，為鍛煉隊伍，更好的向兄弟省學習，考古研究所積極組織業務人員參加國家大型工程項目的考古發掘工作。1999~2006年，承擔了三峽庫區國家A級發掘項目“重慶云陽舊縣坪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出土了“漢巴郡忍令廣漢景云碑”等一批重要文物，通過對縣城四至、衙署和功能分區的認定，確認舊縣坪遺址為漢－六朝時期的忍縣城。2006~2007年，該所承擔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京石段――河北省正定縣“永安遺址”和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湖北省十堰市“方灘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方灘遺址內發現的早商遺存，為該區域早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考古學資料。
25年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發表各類考古報告、學術論文400余篇，出版各類專著30余部。
1999年“吉林通化萬發撥子遺址發掘”榮獲1996~1998年度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獎，被評為1999年中國考古十大新發現。2002年“吉林和龍西古城發掘”榮獲2002年中國考古十大新發現。2007年“吉林云峰庫區古墓群考古發掘”榮獲2006~2007年度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獎。
為深化考古學研究，考古研究所積極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建所以來，與日、朝、韓等國國際間學術交流逾百次，自1983年開始出版《歷史與考古信息?東北亞》，已出版48期，約960萬字。信息主要以朝、韓、日、俄、美、英等關于東北亞地區學術研究論文為主，同時發表部分對相關國家學術研究概述類的文章。
二、文物保護工作
大遺址的保護與展示是考古學研究成果服務公眾、服務社會的最佳途徑之一。2002年以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省文化廳、省文物局的領導下積極參與吉林省境內高句麗、渤海遺存的大遺址保護工作，在考古調查與發掘、遺址勘測、編寫大遺址保護規劃等前期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取得豐碩的成果。
2000~2008年，吉林省陸續啟動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高句麗二期環境整治工程、高句麗時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中，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為核心的全省考古工作者在極短的時間內出色地完成了“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申報文本編寫工作，調查發掘高句麗王陵12座、高句麗王城2座、高句麗貴族墓葬26座，發掘面積近兩萬平方米。編寫出版《國內城》、《丸都山城》、《高句麗王陵》等3部考古專題發掘報告。考古研究所主要業務人員參與了遺址勘測、編寫大遺址保護規劃、制定文物本體維修方案、文物本體維修管理、工程驗收、陪同聯科文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委派的考察專家等多項工作。2004年，“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項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由于在申報工作中的突出表現，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被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集體一等功，另有8位同志立功受獎。其中，一等功1人、二等功2人、三等功5人。高句麗二期環境整治工程和高句麗時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項目啟動后，省考古所的業務人員成為高句麗保護辦技術組的核心力量，在5項高句麗時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調查發掘中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全面提升了吉林省乃至我國在高句麗山城研究方面的學術水平，為高句麗遺存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近年來，各遺產所在地政府對高句麗遺存的大遺址保護工作給予了高度重視。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發掘和研究成果為依托，努力為各地大遺址保護工作獻計獻策，積極參與相關大遺址的保護工作。在通化萬發撥子、柳河羅通山城、輝南輝發城等遺址的編寫遺址保護總體規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考古學研究成果服務公眾、服務社會這一理念得到充分體現。
2004年，吉林省啟動渤海重要遺址保護項目。為了全面了解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內涵、年代、遺址總體布局、確定展示目標，為《遺址總體保護規劃》和《文物本體維修方案》的編寫提供充分依據。自2005年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對敦化六頂山、和龍西古城、和龍龍頭山墓地、琿春八連城、臨江寶山―六道溝冶銅址、長白靈光塔等6處遺址進行全面勘測、調查與發掘。發掘工作歷時3年，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在渤海都城址研究、渤海王室貴族墓喪葬習俗研究、渤海至金代采礦工藝、方法等方面均突破以往的學術認識，使我們對渤海遺存研究的總體格局發生了巨大轉變。這一最新的研究成果，為遺址的保護范圍，建控地帶的劃分，展示目標的確認，文物本體維修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撐。
為了全面提升吉林省的文物保護水平，近年來，考古研究所注重引進相關學科的專業人才。先后開展了冶金考古、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文物腐蝕與保護、石器微痕等多方面研究。在高句麗、渤海鍛造工藝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應用數碼照相和計算機制圖相結合的方法，對云峰水庫淹沒區高句麗時期中、小型積石墓的繪制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5年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每一次的進步和發展，取得的每一份成績和收獲，都與國家文物局、省文化廳、省文物局的正確領導密不可分，都是對所里每一位同志忘我工作和辛勞付出的真實回報，其中也蘊含著各兄弟單位、各市縣文化（文物）局、全省所有文物工作者的無私幫助和大力支持”，考古研究所所長金旭東說，“同時，我們今天要更加銘記以王健群先生為所長的第一屆領導班子、以方起東先生為所長的第二屆領導班子、以王玫同志為所長的第三屆領導班子為今天省考古研究所的發展與騰飛所付出的艱辛努力。我們更不應該忘記在東北亞學術界具有廣泛影響的我所王健群、方起東、李健才、李殿福、姜鵬、陳相偉、劉振華、李云鐸、王俠等老一輩的專家學者為我省高句麗、渤海及新舊石器等相關領域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貢獻。”
吉林省文物考古所的同志們，是用心靈理解文物紋路的歷史學家，又是用責任把握大地脈搏的考古專家。面對自然，他們以微、宏觀兼顧的視角辨析大地的奧秘，洞察文物的所向；面對社會，他們用永不停歇的奮斗實踐生命與責任的契合。他們的貢獻和成果既是自然科學與生活科學的輝煌交織，也是他們情系祖國、人民的心路歷程。
考古學中的文化篇8
一、信息化、數字化是現代考古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現代考古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自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誕生伊始就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不解之緣。當代田野考古學的兩大基礎地層學與類型學便分別借鑒了自然科學上的地質學和生物分類方法。近年來,考古學與科技緊密結合的趨勢更是突飛猛進,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新興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學的研究中,如DNA技術,同位素技術等,科技考古實驗室也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個高校紛紛建立,服務于教學和科研的需要。這其中,數字科技的發展,更是為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如虎添翼。數字技術應用于考古學最開始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電子計算機技術、圖形技術和地理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當時推動這一趨勢迅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源自于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現代測繪技術、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數據庫技術、三維掃描技術和虛擬重建技術的深入發展,考古學數字化信息化發展的趨勢不可阻擋,無論在學科研究還是文化遺產保護及虛擬重建和展示領域都有著日益重要的應用。推動現代考古學向信息化數字化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學空間分析技術的進步和聚落形態研究的發展?？臻g分析技術的進展開拓了考古學研究的新視野,為宏觀和微觀視角下的考古學解讀和闡釋提供了重要途徑。聚落形態研究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區,文化生態學、系統理論和空間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時并進的三個焦點。[3]聚落考古甫一誕生,便帶來了考古學研究上的重要變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國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業內的廣泛認可?？臻g分析和聚落考古的發展,必然要求中國考古學傳統作業方式的變革,客觀上為考古專業的數字化和信息化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傳統考古學作業和教學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學是一門與各式各樣的“古董”打交道的學科,傳統的考古學教學與實習主要以手工操作為主。教學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關鍵環節,即課堂教學和田野實習。課堂教學的內容以考古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講授為主,依據不同的學科定位和區域特色,各個高校在教學內容和設置上各有側重。但總體來看,大都涵蓋考古學通論(考古學專業不同時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各時段考古、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考古繪圖、考古攝影等內容,另外還開設有各具特色的專門考古?？脊艑嵙暿强脊艑I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礎和關鍵。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學基本每學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學的內容涵蓋了博物館與考古遺址考察、野外考古調查、田野鉆探、田野發掘、發掘資料整理和考古簡報撰寫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學科的調整和不斷發展,考古實都固定在大學三年級,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學期,有的學校安排在第二學期,基本以一學期的時間為主。在早期的考古學教學實踐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質文化史為主,器物排隊和不同遺址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成為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特別注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無論是考古遺跡的發掘、數據的采集還是器物和遺跡的繪圖都特別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培養。這在中國考古學的初創和發展初期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為學科的發展和文化遺產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考古學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強和研究的轉型,傳統的教學模式逐漸難以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首先,從研究的目的來看,之前以物質文化研究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標本的研究方式逐漸無法使用日益廣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現在已經普遍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標本的多樣化推動了考古學教學內容和方式的轉變;同時,隨著數據采集手段的進步和發展,傳統的繪圖方式和手法無論在精度還是效率上已無法滿足新時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學空間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廣,對遺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視也促使了考古學操作手段的日益進步。
三、數字條件下考古專業教學
學科的轉型和技術的進步不斷推動教學方式的轉變,同時,考古學科的特點決定了新時期的考古學必須著眼于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在這方面,許多高校和研究單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課堂、田野和實驗室三位一體的教學體系,成立實驗教學中心和教學實踐基地等,近幾年一些單位大力推行的實驗室考古就是這方面的重要舉措。實踐教學是考古專業的重要特色之一,著眼于新時期考古學科的發展,教學觀念、教學方式和教學手段也要進行適當的改變。教學觀念的轉變體現在考古專業教學的各個環節,無論是課堂、實驗室還是時間基地,要將復合型、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理念貫穿到?？平虒W的整個過程。專業課的教學必須緊緊把握住當前學科發展的趨勢,從課堂教授開始有意識地加入學科發展的新動向和新趨勢,夯實基礎,將學科發展的新應用和新實踐及時引入課堂教學。同時,在教學的同時也要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采用啟發和引導的方式,學生大膽接受和嘗試新興技術和新事物,引導大家動手參與實踐,培養學生的專業興趣。在實驗室教學中,伴隨著考古學和文化遺產事業的迅猛發展,一些單位成立數字考古實驗室或者GIS考古實驗室,將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測繪技術,三維掃描技術,虛擬現實與重建技術等引入實驗室教學,通過動手操作和實景展示來培養學生的興趣,推動專業教學方式的轉變。在傳統的教學中,文科實驗室的發展一直處于比較弱勢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僅經費缺乏,師資力量也是嚴重不足,這既與學科的設置有關,也跟教學理念密不可分。數字考古實驗室的建立,為專業教學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此外,在數字考古教學的推廣過程中,一些公司與考古文化遺產機構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擬教學軟件,讓學生在娛樂中體驗考古學的魅力,不失為一個重要途徑。實踐教學是考古專業的特色所在,新時期的考古專業教學,除注重基礎能力的培養外,也要大力引進新興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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