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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和科技史范文8篇

時間：2024-08-15 14:12:32 83

考古學和科技史

考古學和科技史篇1

[關鍵詞]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現狀；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冶金技術的發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與城市的出現)，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展到青銅農具特別是鐵制農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于他們勞動產品或技術產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出超越現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變成了人獸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天工開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痹谶@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宋代的礦冶業之所以如此發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的鼓勵開發的告發政策、礦產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

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同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節，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節。

9．對冶金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礎理論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從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論框架

任何一門學科的學科理論發展，都是從零散的、不系統的理論體系而隨著研究實踐的逐步豐富與提高而發展出系統的、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作為一門在國內較早從事專題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與歷史的積淀，理應對其理論體系進行系統的研究與總結——主要是對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學科的術語、概念；學科理論的提升等進行研究，從而形成一門體系完善、結構嚴謹的科學技術史的二級學科。

考古學和科技史篇2

【關鍵詞】藝術考古學藝術史藝術教育

大約有10年左右的光景，在中國的藝術院校以及一些普通高校的藝術專業、考古專業陸續開設了藝術考古課程，有的稱作美術考古。這說明，作為藝術考古學的學科教育已經浮出水面，不僅僅是少數研究者書齋案頭上的事情了?？墒牵_設課程只是形式上的事情，是否真正的藝術考古教育，以及藝術考古教育是否真正成為藝術院校的必要學科則仍然值得考慮。

西安美術學院在全國的藝術院校中首先成立了中國藝術考古研究所，說明了學院對于藝術考古學科的重視。西安美術學院在碩士和博士教育層面已將藝術考古比較系統地納入教育與研究，但在本科教育階段，還只是以普及考古學內容和講授美術史的形式貫穿某些藝術考古學科的內容。下面筆者分幾個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一、相關概念

為了比較深入地討論有關藝術考古學科教育的問題，筆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討論在這些概念的基礎上得以展開。這些概念，與常見的、書本教材的表達，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不同之處提供了一些筆者的思考。

（一）關于考古學與藝術考古學

考古學是西方傳進的一門先進的人文社會學科，其不同于文獻史學，也不同于具有中國傳統的金石學――文物學。但是，考古學又和文獻史學、文物學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時至今日，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研究歷史科學，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歷史科學，如果離開了考古學，就會有嚴重的缺憾。與之相仿，研究文物學，尤其是研究大致相當于中國宋代以前的文物學，離開了考古學也是萬萬不能的。

考古學以田野操作作為其基本的學術特征，簡而言之，就是考古學探討的問題出自于田野，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實踐于田野。這里所謂的問題，就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樣式，包括了存在的環境，維持人類生命及社會的基本方式，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當然是物化的表達），也包括了人對愉悅感的獲得。

現在，在這里討論一下“愉悅感的獲得和肯定”問題。個體的人乃至組成為社會的人群，受大自然環境的基本掌控，會感覺到生存空間的逼仄。個體的人和組成社會的人群，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所限制，會感到自己常常處于無能為力的狀態。挑戰這種逼仄和無能為力的狀態，人類是需要思想、夢想和幻想的。

在人類的思想、夢想和幻想的范疇之內，既有對大自然、客觀環境的琢磨和開發，也有對自身能力的訓練和提高（包括對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鑒、學習和模仿）。此外，這些思想、夢想和幻想就要給予人們以憧憬、舒適感，以及對于未來充滿希望（當然這種希望，首先建立在對自己能力的肯定上）。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使人們獲得一定的物質剩余和時間閑余的時候，人們要把這種“美”、舒適的感覺物化，這就是藝術與審美的起源。

當人們需要了解人類適應環境、順從環境、挑戰環境、破壞環境又被環境所懲罰的歷程時，人們離不開環境考古學。當人們了解自身的創造能力，以及由這些創造能力反過來為社會創造物質，生活條件改觀，人們生活狀態的多樣化，又感覺到生產、生活資料總是不夠豐富時，人們自然會應用一般考古學來了解這一歷史。與人們對于環境考古學、一般考古學需求相仿佛，人們對“美”的歷程（認知美、創造美）的探究，當然就需要藝術考古學。所以，社會上極少數人專門從事的考古學，實際上距離全體人類的歷史、生命史、生活史、審美史是密合無縫的，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教育事業的進步，越來越多的人會認可這一點。

（二）關于藝術史與藝術考古

藝術的起源，是和人類有閑余時間思考舒適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開始。這種物化，不僅僅是通過畫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劃，不僅僅是做出三維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實更重要的是對人身本體的各種認可，包括對異性的欣賞、對老人的尊重、對嬰孩的撫愛、對少年的引導教育；包括紋身、發飾、穿鼻、穿耳；包括運用發聲器官而產生歌唱和詩吟，也包括用軀干、五官、肢體語言發展出的舞蹈。對人身和人群這種美的寄托，可能還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現。所以，藝術史的開端幾乎和人類社會的開端一樣古老，人們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對生命的維持之后，任何舒適感都有可能導致藝術的產生。所以，雖然個體生命會表達個體性的美感的外化顯現，但社會性人類藝術的產生并不主要是一種個體的行為，而是一種基于個體的群體的必然，由個體向群體的聚會和飛躍更為重要。

人們定居以后，對擺脫自然的掌控、創作出豐富的物質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強，其發展頻率日益加快。同樣對于藝術來說，它們的品類、樣式、品種、材料、技法的發展與演進，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學的收獲可以說明這一切。

正如人們獲得近現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難具體考慮人們從野生動物般生活狀態時擺脫出來的那一刻，即真正成為人的那一刻，無論是環境、自身、技術獲得與創造，極少去回溯、考慮這一初期或早期的問題。同樣，在近現代藝術品類紛繁、光怪陸離、充滿激情的表達下，人們也很難去考慮藝術起源的“端點”的問題，如品類、樣式、品種、材料、技法的發端。這當然是藝術史的問題，在分門別類的藝術上，又可以區分為美術史（還可以細分水墨畫史、油畫史、版畫史、水彩畫史、漫畫史等）、設計史、工藝美術史、音樂舞蹈史、綜合藝術史。應用考古學的方法，考慮藝術的端點問題以及藝術的早期發展問題，這就是藝術考古學所要解決、解釋的端點和早期的問題。

正如人們對待新石器時代以后，文字文獻產生之后，例如，中國對于從三代直到隋唐五代，雖然文獻記載日益詳盡，可是考古學還是發揮著重要作用，發現、說明、解讀甚至參與重建某個歷史的片段。同樣，盡管藝術史在發展成熟的過程中，文獻記錄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學的發現、說明、解讀，這就是藝術考古學所要解決、解釋的關于藝術發展的問題，事關品類、樣式、品種、材料、技法。

當現當代藝術不斷甚至急切地向歷史、向傳統汲取營養，重新評價、批判、認識傳統，以傳統為一種參照以冷靜地認識現當代藝術，考古學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關于藝術教育

人們對生活技能、生產技能的獲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廣義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學校教育范疇之外的。例如，大人對孩童的誘導、模仿、各種教誨，在自然環境當中的趨利避害，人群當中的互相幫助，正確與人相處，包括異性間相處、同輩間相處、異輩間相處的方式和能力，一般來說，這些是非學校教育，每個人幾乎不可避免地要經受這些教育。藝術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對基本美丑的辨別，對自己的舒適感的肯定以及對人群總體的舒適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這一系列的行為都需要進行誘導和觸發，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學校教育獲得的。一些觀點認為，人們的藝術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獲得的，這種說法起碼在后來就不盡準確了；也有認為藝術教育只能是依靠學校教育，這當然也是不完整的認識。

藝術教育大致可以分為幾個方面：第一，基本審美的教育，對美的認識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術教育。歌唱、舞蹈、繪畫、雕塑、設計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訓練。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個階段，大致是為了造就專門的藝術人才或者稱為專門的藝術家的，如音樂家、畫家、雕塑家、設計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學校培養的藝術天才、天籟之音等，實際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階段隱形化了，這個階段他們擺脫了學校的外在形式，但是這一階段本身是跨越不過去的。陜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識字的“白狼”柴根，講述過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溝壑間一遍又一遍地反復大聲吼唱；津巴布韋地區的非洲石雕、木雕藝人，最有成就者，總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對手的作品作為參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對手，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階段隱形化的實例。所以，把藝術教育定位于一個廣義的藝術教育，就是有一個由低級向高級升華的過程。

我國既然有了藝術院?；蛩囆g系科，有了成規模的學校、課堂、教材書本化的藝術教育，自然應當非常珍視這種條件，以造就現代藝術家?？墒?，往往是事與愿違，學校里往往難以創造出真正的藝術家和大師，其間的問題很多。有一般教育的問題（和非藝術廣大院校的教育的問題同在），也有專門教育的一些問題，但這些不是本文所關心的問題。本文旨在討論藝術教育的作用時，著重討論藝術考古對藝術教育某些糾偏的意義和價值。

二、藝術考古教育探究

藝術考古教育，是個相當寬泛的問題，包括針對教育的對象，針對教育的需求和目的，這里分成幾個主要層次、幾個主要側面進行討論。

（一）一般層次

對于藝術教育，存在有中專水平、大學本科水平的一般藝術教育層次，藝術考古教育應當介入這個層次。

藝術考古學可以考慮專門的本科教育，進行比較系統的考古學、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的教學與訓練。培養的畢業生，為將來進入研究生教育階段做準備，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單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會提供需要。

作為非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的藝術學科，應當把藝術考古學作為基礎課、必修課之一，這門課程不必占用很長時間。其主要任務是解釋清楚審美的起源，藝術的起源，一般藝術史與考古學的關系，解說藝術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紹中外藝術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藝術學科的學生初步感覺到藝術考古訓練的必要。

（二）中高級層次

所謂中高級層次的藝術教育，一般是指碩士、博士階段，藝術考古的介入應當帶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對于專修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的碩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專業一些。

例如，對藝術起源的研究，人類起源和藝術起源的關系，早期藝術與人們定居的關系，以青銅器為代表的技術變革之后藝術的發展問題。其中，藝術的起源的最早階段其共性是遠遠大于個性的，人類定居之后，造成了人類藝術氣質的分離、變異，要深究其時代和原因，要深究藝術本身與非藝術的因素。

不言而喻，就物質遺存來看，藝術考古學所面對的主要對象即考古學的收獲，以美術品占絕大多數。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體的表現；其次，可以分析出來設計的表現（包括工藝設計和藝術設計），間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樂、舞蹈、詩歌等其他藝術門類。因此，應當探討各個藝術門類在考古學當中所反映的權重的差異，以及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種藝術門類其發展時的或迅速或遲緩的表現，以及深究其原因。

現在人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區分，從人類定居時開始，西亞北非地區、中亞地區、歐洲南部、歐洲中部、歐洲西部，東亞等有關地區之間的藝術的差異。除了以上講到過的藝術表現的差異之外，藝術考古學還要關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異，關注有關藝術與藝術之外的因素。

（三）為現代藝術教育服務

在幾乎任何藝術門類往往都有這樣的現象，人們對藝術創作“規律”尚未有掌握時，其藝術創作的原始沖動就越強大，作品品格成為唯一、成為典范、成為不可逾越的巔峰。反之，人們對藝術創作規律掌握的越加透徹，其藝術創作的原始沖動就越加被束縛，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規中矩的藝術作品往往也是最為平庸的藝術作品。恐怕不會有人拒絕從藝術考古教育當中攝取古老藝術創作當中的原動力、原始沖動與創造力。

藝術考古學關注藝術家所用材料，藝術材料學在走過了漫長的歷程以后，會反向關注其原始、早期狀態。材料的選擇使用，會對藝術作品產生重要的影響。以石器時代、青銅時代為例，甚至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而這兩個時代藝術材料的探討，舍棄考古學是無法進行的。

藝術的歷史以美術史為例，說到底，不過是寫實主義與寫意主義的理論與技法的糾結互動前進的歷史，這一點從考古學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們為了表現美，同時在向著具象和非具象兩條道路在努力奮斗，伊比魯尼亞、米諾斯、紅山、馬家窯、兩河、埃及、黑非洲地區的早期藝術都證明了這一點。在西亞、北非、歐洲地區，寫實主義主要是和環境地貌學、建筑學、生物學、體質人類學相結合，表達的寫實主義情趣，即逼真性與人文內涵的結合。在東方，主要以中國藝術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趨同、至上與籠罩，表達了寫意的充分發展。從早期的同途而殊往，發展到近現在的可能的殊途同歸，藝術考古學不僅給予了實例和實證，表達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現，而且應當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規律，服務于未來的藝術發展。

現在的藝術批評，包括美術批評，尤其在中國，常常呈現出一種無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趨向，趨于玄學的趨向。藝術考古學可以提供一些歷史的、基本的參照物，于是當代藝術可以和傳統藝術得以比較，個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體的無意識藝術傾向相比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學指出的時間帶上相比較。對當代特定的區域，如中國，總體藝術發展水平的評價離不開藝術考古所提供的基礎、所提供的路徑、所提供的相對比的標本。這樣的批評，由實證出發才有可能達到哲學的高度。

藝術考古學經過數以萬年計的排隊和爬梳，經過千余年以來有了專門的藝術家隊伍的創作實踐，以及藝術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藝術發展規律并以此建立藝術發展坐標系，這樣有助于對人類未來藝術的預測。

（四）藝術的終極目的與藝術考古

藝術的終極目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牽涉人類為什么有了藝術而藝術的終極目的又是為了什么。人類把藝術看作是具有人類自身的和人類社會的基本屬性之后，便可知道藝術考古學的教育是一個須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

藝術的誕生是由人們的自我愉悅開始，藝術的終極目的應當是促使人類的圓滿達到可能的極致。簡而言之，藝術的終極目的就是人類社會在藝術層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實現。從這種認識出發，人們看到了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直到現當代的太多的假惡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墮落卑劣的趨向。如果說在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中華民族的存亡危機日益加深的時刻，有真正的藝術家提出“藝術救國”的口號，我們這代人聽到還帶著一種不解的振奮的話，那么現當代的人們對于以藝術、以真善美來救世，恐怕就會有一種切膚的認同的感覺了。

藝術品和藝術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區別，如果當代人不能夠悉數說清楚此間的區分的話，那么藝術考古卻能夠比較客觀的、以從歷史回顧的角度，敘述人類以真、善、美對抗假、惡、丑的藝術歷程。由此說來，認識藝術的終極意義和終極目的，闡述藝術的終極意義和終極目的，極需要藝術考古學的有力支撐，需要藝術考古學的認真培訓。

三、藝術考古課程設計問題

藝術考古應當課程化，在藝術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藝術院校、系科所屬地域不同，教學科研特點不同，在設置藝術考古學課程的具體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筆者在這里提供了一種設計，以供參考。

（一）中專、本科階段

以下指的是非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專業。

開設“藝術考古學”課程，可以將藝術考古學作為美術史學的前半部。在中專和大學本科階段，要給學生們以考古學和文物學的基本知識，使學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學和文物學成果，了解考古學和文物學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學和文物學以斷代和分類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課時量控制在16至20課時即可基本完成這一任務。

例如，在中文、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院系的課程中設置一門考古學通史類課程，或在全校范圍內由專業教師開設文物賞析類課程，課程內容不必過于精深，旨在為學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學、文物學、美學基礎，提高學生欣賞美、感知美，有關作品中繼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碩士研究生階段

區別中外，區別主要地域，進行藝術考古學的重點教育，樹立藝術考古學與藝術史的“時間樹”概念，開展藝術考古學方法論的探討。使藝術史“物化”，變為空間環境藝術史、生命體驗藝術史、生活創作藝術史。有條件的院校系科可以進行考古工地藝術考古實踐，分專題的藝術考古實踐（如青銅藝術、陶瓷藝術、畫像石藝術、雕塑藝術、繪畫藝術等）。

盡可能完成認識中外藝術史文獻和藝術考古實物的“互證”問題，這方面西方希臘羅馬藝術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樣。應當成為美術史論碩士研究生的必選理論課程，應當推薦成為其他藝術科系的重點選修課程，鼓勵產生藝術考古學范疇的碩士生論文。

（三）博士研究生階段

進行有關藝術考古學的專門研究和專題研究，展拓視野，尋找熱點，并且與現當代的藝術實踐相結合，提供高質量的“藝術考古學”博士論文。

從學科的持續發展出發，重點培養年輕的學科帶頭人，培養各個層次的藝術考古學教員。組織去有關國家和地區，進行藝術考古的交流、調查、訪學，引進新鮮理論、技術與器械。

（四）其他

關注藝術考古學推向一般院校的歷史、考古、哲學等的人文教育，推向綜合性院校（包括理工科）的素質教育。加強和文物考古科研單位的聯系，掌握最新的考古出土情報信息，使藝術考古學緊盯田野考古學的最新發現和收獲。加強國際交流，及時掌握國際的有關學科動向。

加強藝術考古學本身的理論研究。加強與哲學、美學、人類學、民族民俗學、社會學等的互相滲透和促進發展，在學科上確立藝術考古學和諸如美術考古學、設計考古學、音樂舞蹈考古學等學科層級關系，在促進藝術考古學發展的同時，也大力推進相關子學科的向前發展。

根據地域特點、教學科研特點以及具體任務，建立和健全藝術考古力量。目前，我國高校和有關省市考古文博科研單位已經建有幾所藝術考古研究所（或稱美術考古研究所），這些研究所應當更充分地服務于高?？蒲?，服務于藝術教學，并且在教學科研實踐中充實提高自身。各個有關研究所要互通情報，共同進步提高，為確立和發展藝術考古學科做出更多的努力。

（注：本文章由李夢晨根據錄音整理）

考古學和科技史篇3

“農為國之本”，不僅因為我國自古以農立國，更是因為農業文明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體系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自然條件決定著人們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又以互動的形式共同孕育著并滋養著文明的產生與發展。從我們的吃、穿、住、行，到我們的民俗習慣、政治體制、思想智慧、科技教育、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無一不與農業息息相關。對于有數千年農業文明史的中華民族而言，農業文明史就是中華文明史，研究中國農業文明史，就是研究中國的發展史。從專門史的角度來看，中國農業文明史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揭示歷史的內涵，揭示歷史進程中經濟基礎自身的發展規律，揭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互動發展的規律，揭示一個民族發展壯大的主體軌跡。

《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史》最大的貢獻就在于首次對中國古代農業文明發展進程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清晰地梳理出中國古代農業文明的發展脈絡，闡明了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全書緊緊抓住了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又與生活方式互動這個規律，以豐富的文獻記載和大量的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材料，采用宏觀的歷史視角與微觀的引證分析相結合的辦法，重點闡述了農業在發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現象及其演變進化的歷程，其內涵豐富多彩，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氣勢恢宏的歷史圖卷：農業生產、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宗教祭祀、農事節氣、飲食節日、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民族性格……它十分生動地告訴我們，從古至今，我們自身的很多東西，包括我們自己，都與農業文明密切相關。我們喜歡吃什么，怎么個吃法，我們喜歡住什么，怎么個住法，我們思想，如何思想，我們今天該干什么，如何去干，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與農業或者是農業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你會發現那些零碎的農業考古文物在這里連成了民族文明的項鏈；你會發現曾經讀過的田園詩、農事詩在這里可以有另一種更具價值的讀法；你會發現我們平時并不在意的常見之人、常見之事、常見之物，當進入到農業文明的視野之后，卻可以幫助我們弄明白許多深遠的道理；你還會發現，在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過去的這些歷史可以成為一種借鑒，幫助我們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站在這樣一幅由許許多多生產、生活細節的分析構成的歷史宏圖面前，真可謂智者可以得其高遠，學者可以得其深邃，識者可以得其豐厚，問者可以得其明晰。

《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史》是一部見功底花功夫的力作。文華先生是考古出身，從考古學和民族學的角度研究農史，重點則是農業科技史的研究。多年來，先后出版了《中國古代農業科技簡明圖表》、《中國古代農業科技史圖譜》、《論農業考古》、《中國稻作的起源》等著作，多年來一直主編大型學術刊物《農業考古》，對農業發展的歷史具有豐厚的學術積累。當我們認真閱讀這部大作時，書中開闊的視野、流暢的行文、敏銳的思辨和科學的引證，都足以說明文華先生多年來積累的深厚學術功底為該書的寫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書中還有大量的圖畫照片，既十分珍貴又引人入勝，這都是文華先生多年潛心研究所得，多年留心搜集所獲?！吨袊糯r業文明史》全書60余萬字，文華先生說是從60歲寫到70歲，“十年磨一劍”。正如他自己所說：“從文化與文明的角度來審視農業發展過程中的文化意蘊與文明價值，所涵蓋的內容實在太深太廣，它既包括諸子百家、文人雅士、宮廷貴族等精英文化，又涵蓋大眾文化的民間風俗、信仰、價值觀念、性格特征等，真是包羅萬象，千頭萬緒，要爬梳出一個頭緒來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時，中國的古籍汗牛充棟，考古材料也多如繁星，如何搜集、整理并加以消化，也須下一番功夫?！?0萬字的學術成果來自于600萬字、6000萬字甚至更多、更艱難的學問歷程，這就應了從事基礎學術研究者必須遵循的那句話：“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史》不僅是陳文華先生執著的高水平學術追求結出的碩果，也是江西科技出版社的同志們執著的高水平出版追求給社會的一份厚禮。作為專門史研究的后來者，我表示衷心的祝賀與感謝。其實，《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史》也會給我們每一位讀者豐富而又有益的啟示，只要翻開她，她就會讓你擁有自己的滿滿收獲。

考古學和科技史篇4

一、國內的中國飲食史研究狀況

中國飲食史作為一門邊緣性的學科，它的興衰演變隨著社會政治、軍事、經濟的狀況及政府的政策而變化，時興時衰。但總的來說，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興起階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國飲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張亮采《中國風俗史》一書。在該書中，作者將飲食作為重要的內容加以敘述，并對飲食的作用與地位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繼發表有：董文田《中國食物進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漢唐宋三代酒價》（《東省經濟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國民食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全漢?N《南宋杭州的外來食料與食法》（《食貨》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楊文松《唐代的茶》（《大公報·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書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書局1941年版），黃現?《食器與食禮之研究》（《國立中山師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韓儒林《元秘史之酒局》（《東方雜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許同華《節食古義》（《東方雜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髏來制飲器的習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劉銘恕《遼代之頭鵝宴與頭魚宴》（《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餅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氯恕堵?沃泄?酥?率匙⌒小罰ā斗繽獵又盡返?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緩慢發展階段（1949年至197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時間里，大陸由于各種政治運動的不斷開展，中國飲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發表的論著屈指可數。

在20世紀50年代，有關的中國飲食史論著有：王拾遺《酒樓——從水滸看宋之風俗》（《光明日報》1954年8月8日）、楊樺《楚文物（三）兩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報》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從磨的演變來看中國人民生活的改善與科學技術的發達》（《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林乃?觥噸泄?糯?吶氳骱鴕?場??優氳骱鴕?晨粗泄?糯?納??⑽幕??膠徒準渡?睢罰ā侗本笱аПā?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呂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版）專辟有一節內容論述這一時期的飲食。

20世紀60年代的論著主要有：馮先銘《從文獻看唐宋以來飲茶風尚及陶瓷茶具的演變》（《文物》1963年第1期）、楊寬《“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中華文史論叢》1963年第4期）、曹元宇《關于唐代有沒有蒸餾酒的問題》（《科學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楊（《我國釀酒當始于龍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紀70年代，大陸在“”結束后，又有學者對中國飲食史進行研究，其中見諸報刊有：白化文《漫談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業》（《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4期）。

這個時期臺灣、香港地區的中國飲食史研究也處于緩慢發展階段，主要成果有：楊家駱主編《飲饌譜錄》（世界書局1962年版）、袁國藩《13世紀蒙人飲酒之習俗儀禮及其有關問題》（《大陸雜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陳祚龍《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獻》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許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語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冊，1976年9月）、張起鈞《烹調原理》等。在這些成果中，張起鈞先生的《烹調原理》一書，從哲學理論的角度對我國的烹調藝術作融會貫通的闡釋，使傳統的烹調理論變得更有系統性。另外，劉伯驥《宋代政教史》（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版）、龐德新《宋代兩京市民生活》（香港龍門書局1974年版）等書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對宋代的飲食作了比較系統、簡略的闡述。

（三）繁榮階段（1980年至今）

1.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飲食史研究

進入20世紀80年代，大陸的中國飲食史研究開始進入繁榮階段。據統計，《中國烹飪》雜志創刊后，至今已相繼發表了數百篇中國飲食史方面的論著。20世紀80年代大陸的中國飲食史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對有關中國飲食史的文獻典籍進行注釋、重印。如中國商業出版社自1984年以來推出了《中國烹飪古籍叢刊》，相繼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飪史料選注》、《呂氏春秋·本味篇》、《齊民要術》（飲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齋漫錄》、《山家清供》、《中饋錄》、《云林堂飲食制度集》、《易牙遺意》、《醒園錄》、《隨園食單》、《素食說略》、《養小錄》、《清異錄》（飲食部分）、《閑情偶寄》（飲食部分）、《食憲鴻秘》、《隨息居飲食譜》、《飲饌陰食箋》、《飲食須知》、《吳氏中饋錄》、《本心齋疏食譜》、《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調鼎集》、《菽園雜記》、《升庵外集》、《飲食紳言》、《粥譜》、《造洋飯書》等書籍。

二是編輯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中國飲食史著作。如：林乃?觥噸泄??澄幕?罰ㄉ蝦H嗣癯靄嬪?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醫道——中國古代飲食文化透視》（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偉鈞《中國飲食文化探源》（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國烹飪史略》（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中國烹飪概論》（中國商業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興《中國飲食談古》（輕工業出版社1985年版）、《中國年節食俗》（中國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國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國商業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輝《中國古代飲食》（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楊文騏《中國飲食文化和食品工業發展簡史》（中國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國飲食民俗學》（中國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國烹飪學概論》（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版），施繼章、邵萬寬《中國烹飪縱橫》（中國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綱、張廉明《中國烹飪文獻提要》（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年版），張廉明《中國烹飪文化》（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縱野《中國飲饌史》第一冊（中國商業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榮、隋海清《中國宋代果點概述》（中國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莊晚芳《中國茶史散論》（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陳椽《茶業通史》（農業出版社1984年版），賈大泉、陳一石《四川茶業史》（巴蜀書社1989年版），吳覺農《茶經述評》（農業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國食品工業發展簡史》（山西科學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論文方面，主要有：彭衛《談秦人飲食》（《西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馬忠民《唐代飲茶風習》（《廈門大學學報》1980年第6期），韓儒林《元代詐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劉桂林《千叟宴》（《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張澤咸《漢唐時代的茶葉》（《文史》第11輯，1981年版），黃展岳《漢代人的飲食生活》（《農業考古》1982年第1期），孫機《唐宋時代的茶具與酒具》（《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4期，1982年），賈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王樹卿《清代宮中膳食》（《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從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經濟的發展》（《湖南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蔡蓮珍、仇士華《碳十四測定和古代食譜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趙峰元《從〈浮生六記〉看清中葉的飲食生活》（《商業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葉萬松《我國古代地下儲糧之研究》（《農業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關于中國小麥的起源問題》（《農業考古》1983年第1期），葉靜淵《我國茄果類蔬菜引種栽培史略》（《中國農業》1983年第2期），樊維綱《沙糖、甜鹽、吳鹽》（《社會科學輯刊》1984年第3期），史樹青《談飲食考古》（《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獎《關于中國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學史研究》第4卷第3期），趙匡華《我國古代蔗糖技術的發展》（《中國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劉文杰《漢代的種芋畫像實物與古代種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國蒸餾酒年代考》（《中國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與亡國》（《歷史知識》1986年第5期），王慎行《試論周代的飲食觀》（《人文雜志》1986年第5期），賈文瑞《我國飲食市場的形成與變遷》（《商業流通論壇》1987年第2期）。趙榮光《試論中國飲食史上的層次結構》（《商業研究》1987年第5期），史譚《中國飲食史階段性問題芻議》（《商業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義《蕃薯在浙江的引種和推廣》（《浙江學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些問題》（《清史論叢》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種內地時間考》（《新疆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莊虛之《我國古代新鮮果蔬貯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國農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關于中國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學史研究》1987年第2期），趙樺、陳永祥《試述春秋戰國時期楚人的飲食》（《湘潭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李存山《飲食——血氣——道德（春秋時期關于道德起源討論）》（《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點探討》（《商業經濟與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國古代飲食文化初探》（《中州學刊》1989年第2期），趙錫元、楊建華《論先秦的飲食與傳統文化》（《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4期），李霖、葉依能《我國古代釀酒技術的發展》（《中國農史》1989年第4期），王巖《中國食文化的發生機制》（《中國農史》1989年第4期），王守國《中國的酒文化》（《學術百家》1989年第5期），納古單夫《蒙古詐馬宴之新釋》（《內蒙古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劉興林《我國史前先民的食物來源與加工》（《中國農史》1989年第4期），姚偉鈞《先秦谷物品種考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6期），王洪軍《唐代的飲茶風習》（《中國農史》1989年第4期），龔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飲食文化》（《云南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

2.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飲食史研究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飲食史研究，無論是研究的角度還是研究的深度，都遠遠超過80年代，這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有關中國飲食史研究的著作紛紛涌現。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編《中華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飲食文化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飲德·食藝·宴道——中國古代飲食智道透析》（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輝《隋唐五代烹飪史綱》（陜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陳偉明《唐宋飲食文化初探》（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年版），王學泰《華夏飲食文華》（中華書局1993年版），萬建中《飲食與中國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飲食考古初集》（中國商業出版社1994年版），姚偉鈞《宮廷飲食》（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譚天星《御廚天香——宮廷飲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趙榮光《中國飲食史論》（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版），趙榮光《滿族食文化變遷與滿漢全席問題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趙榮光《中國古代庶民飲食生活》（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國的宮廷飲食》（同上），王仁興《中國飲食結構史概論》（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魯克才《中華民族飲食風俗大觀》（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李東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軍、盧敦基《中國酒文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季羨林《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榮、張仁慶等《金瓶梅飯食譜》（經濟時報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編《漢唐飲食文化》（北京師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在宏觀研究方面，有姚偉鈞《論中國飲食文化植根的經濟基礎》（《爭鳴》1992年第1期）、《飲食生活的演變與社會轉型》（《探索與爭鳴》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種類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嚴文明《中國稻作的起源和傳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楊希義《大麻、芝麻和亞麻栽培歷史》（《農業考古》1991年第3期），徐曉望《福建古代的制糖術與制糖業》（《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劉士鑒《蔗糖在中國起始年代的辨析》（《農業考古》1991年第3期），謝志誠《甘薯在河北的傳種》（《中國農業》1992年第1期），謝成俠《種的起源和進化史》（《中國農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試論中國古代糧食加工業的形成》（《中國農史》1992年第1期），顧和平《中國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國農史》1992年第1期）。賈俊俠《古代關中主要糧食作物的變遷》（《唐都學刊》1990年第3期），張濤《試論石磨的歷史發展及意義》（《中國農史》1990年第2期），陳偉明《唐宋食品貯存加工的技術類型與特色》（《中州學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華忠《“枸醬”是一種果汁飲料》（《貴州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冼劍民、譚棣華《明清廣東的制糖業》（《廣東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姚偉鈞《中國古代農圊業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蕭家成《論中華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張國慶《遼代契丹人的飲酒習俗》（《黑龍江民族叢刊》1990年第1期）、張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論》（《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與殷商文化》（《學術月刊》1994年第5期）、張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學刊》1994年第3期）、拜根興《飲食與唐代官場》（《人文雜志》1994年第1期）、吳濤《北宋東京的飲食生活》（《史學月刊》1994年第2期）、陳偉明《元代飲料的消費與生產》（《史學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陳琿《飲茶文化始創于中國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偉鈞《茶與中國文化》（《華中師大學報》1995年第1期）、曾慶鈞《中國茶道簡論》（《東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戰線》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陸羽〈茶經〉與茶道（兼論其對日本茶文化的影響）》（《湖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陳香白《潮州工夫茶與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劉學忠《中國古代茶館考論》（《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數民族飲食史研究方面有：陳偉明《唐宋華南少數民族飲食文化初探》（《東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從民俗學看回回民族的飲食習俗》（《民族團結》1992年第7期），黃任遠《赫哲族食魚習俗及其烹調工藝》（《黑龍江民族叢刊》1992年第1期）、賈忠文《水族“忌肉食魚”風俗淺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純《漫談蒙古族的飲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偉鈞《滿漢融合的清代宮廷飲食》（《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

在食療方面，有任飛《醫食同源與我國飲食文化》（《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飲食禮俗方面有：姚偉鈞《中國古代飲食禮俗與習俗論略》（《江漢論壇》1990年第8期）、《鄉飲酒禮探微》（《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V《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學集刊》1990年第3期），裘錫圭《寒食與改火》（《中國文化》1990年第2期），萬建中《中國節日食俗的形成、內涵的流變》（《東南文化》1993年第4期），楊學軍《先秦兩漢食俗四題》（《首都師大學報》1994年第3期），張宇恕《從宴會賦詩看春秋齊魯文化不同質》（《管子學刊》1994年第2期）。

在飲食思想觀念方面有：姚偉鈞《中國古代飲食觀念探微》（《爭鳴》1990年第5期）、王曉毅《游宴與魏晉清談》（《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獻研究和飲食器具以及飲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論文。

在斷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論》（《復旦學報》1990年第3期）、姚偉鈞《先秦飲饌技藝考論》（《文獻》1996年第1期）、萬建中《先秦飲食禮儀文化初探》（《江西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楊釗《中國先秦時期的生活飲食》（《史學月刊》1992年第1期）、宋鎮豪《夏商食政與食禮試探》（《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3期）、楊愛國《漢畫像石中的庖廚圖》（《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晉時期糧食生產結構之變化》（《貴州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關劍平《“蘭肴異蟹肴”（南北朝食蟹風俗）》（《北朝研究》1991年總第5期）、黃正建《敦煌文書與唐五代北方地區飲食生活（主食）》（載《唐長孺先生八十壽辰紀念論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員宴會的類型及其社會職能》（《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陳偉明《唐宋時期飲食業發展初探》（《暨南學報》1990年第3期）、何泉達《五代以來揚州值蔗獻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軍《南宋臨安飲食業概述》（《浙江學刊》1992年第6期）和《論南宋臨安市民的飲食生活》（《中國古都研究》第10輯）、程民生《宋代果品簡論》（《中州學刊》1992年第2期）、陳高華《元代大都的飲食生活》（《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偉鈞《漢唐飲食制度考論》（《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飲食文化》（《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和《三國魏晉南北朝的飲食文化》（《中國民族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張國慶《遼代契丹人飲食考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1期），聞惠芬《太湖地區先秦飲食文化初探》（《東南文化》1993年第4期），楊亞長《半坡文化先民主飲食考古》（《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3期），張萍《唐代長安的飲食生活》（《唐史論叢》第6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黃正建《敦煌文書與唐五代北方地區的飲食生活》（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1冊，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二、海外的中國史研究狀況

海外的中國飲食史研究，當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國中對中國飲食史的研究時間較早，也最為重視，成就最為突出。

早在上世紀40～50年代，日本學者就掀起了中國飲食史研究的熱潮。其時，相繼發表有：青木正兒《用匙吃飯考》（《學海》，1994年）、《中國的面食歷史》（《東亞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飯的中國古風俗》（《學?！返?集，1949年）、?田統《白干酒——關于高梁的傳入》（《學蕓》第39集，1948年）、《向中國傳入的小麥》（《東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飲食生活》（收于藪內清編《天工開物之研究》，1955年）、《?年表（中國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國的烹飪》（《東方學報》第30集，1995年）、同人《華國風味》（東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與文化》第2集，1951年）、《歐亞大陸東西栽植物之交流》（《東方學報》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國臼的歷史》（《自然與文化》第3集，1953年）、岡崎敬《關于中國古代的爐灶》（《東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國栽培植物的起源》（《東方學報》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東亞發酵化學論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國飲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田統《中世食經考》（收于藪內清《中國中世科學技術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藪內清編《宋元時代的科學技術史》，1967年）、《豆腐考》（《風俗》第8卷，1968年），同人《關于〈飲膳正要〉》（收于藪內清編《宋元時代的科學技術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東洋學報》第47卷，1964年）、桑山龍平《金瓶梅飲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國飲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書籍文物流通會就出版了?田統、田中靜一編纂的《中國食經叢書》。此叢書是從中國自古迄清約150余部與飲食史有關書籍中精心挑選出來的，分成上下兩卷，共40種。它是研究中國飲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資料。其他著作還有：1973年，天理大學鳥居久靖教授的系列專論《〈金瓶梅〉飲食考》公開出版；1974年，柴田書店推出了?田統所著的《中國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國的酒》兩書；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喬編譯的《中國的茶書》；1978年，八坂書房出版了?田統《中國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書店出版中山時子主編的《中國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編的《東亞飲食文化論集》。1986年，河原書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國的茶》；1987年，柴田書店出版田中靜一著的《一衣帶水——中國食物傳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靜一主編的《中國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書店出版田靜一主編的《中國食物事典》。

近年來，日本已相繼出版了林已奈夫教授的《漢代飲食》等書。在日本研究中國飲食史的學者中，最著名的當推田中靜一、?田統、石毛直道、中山時子等先生。

田中靜一先生是最早開展中日食物學史專項研究的著名學者。1970年，田中靜一在書籍文物流通會正式出版了《中國食品事典》。這是中國食物史上一部很有影響的大書。1972年，田中靜一又與?田統合作出版了《中國食經叢書》上下冊。1976年至1977年期間，田中先生監修了《世界的食物》（中國篇·朝鮮篇）一集15卷，由日本著名的朝日新聞社出版，向全世界發行。該書內容廣泛，圖文并茂，印刷極其精美，對讀者很具吸引力。1987年，田中先生的大作《一衣帶水——中國食物傳入日本史》由柴田書店出版。該書史料翔實可靠，論述極其嚴謹，是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此后，田中先生又于1991年編著出版了《中國食物事典》一書。該書內容極其豐富，對食品的名稱、產地、發展過程等作了比較詳細、認真的考證與敘述，在海內外影響頗大，現已譯成中文，由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在大陸發行。

考古學和科技史篇5

【關鍵詞】高中歷史問題探究智慧思維

高中歷史教學首先要考慮的是教學對象，然后才是教學內容。作為十七八歲的高中學生，思維已經高度進入理性階段，對人生、歷史進行深度思索并進而帶有歷史的意味與哲學的雛形，是這一階段學生思維的固有特點。認識到這一特點，可以發現高中學生的歷史學習需要問題的有效驅動，才能讓學生在對歷史的探究中汲取到智慧。這樣，學生學習的驅動力與學習方式就能夠有效地結合在一起，高中歷史教學也由此能夠達到骨肉皆豐滿的境界。

一、問題來源于對歷史知識的梳理

今年中國科技界最大的事件之一，可能當屬屠呦呦獲得了諾貝爾生物與醫學獎，這是中國本土成長出來的科學家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獲得的科學大獎，某種程度上也是對“錢學森之問”的一個回答。盡管客觀上還存在一些不足，但這一事項足以證實中國人的科學智慧并不遜于任何國度。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便可以發現其在高中歷史教學中也可以敲開一扇大門。

在“古代中國的發明和發現”（人教版高中歷史，必修3第8課）一課的教學中，學生可以發現原來中國古代的科技是如此的輝煌，原來曾經那么長時間領先于世界。而具有歷史眼光的學生一定會認識到這樣的輝煌歷史的出現，絕對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存在著某種必然性。那么，尋找這種必然性就可以成為本課教學的主題。由此，探究式教學就可以打開一個通道。

探究是從問題開始的，問題從哪里來？最好當然是學生自己提出來，讓學生提出問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程序調換的事情，而是希望學生在歷史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有效地發生新舊知識的碰撞，而在碰撞過程中如果產生認知失衡，那問題就可以自主產生。因此，學生自主提出問題，實際上就是有效教學的重要成果。

在本課的教學中，重要的知識梳理應當包括這樣的兩個層面：一是引導學生去研究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認識中國古明與發現的價值（作為探究的開始，可以暫時不談其對推動世界文明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二是比較古代科技成果產生的背景，認識古代科學家的智慧。教學實踐表明，當學生在四大發明的基礎上進一步認識到《九章算術》《石氏星表》《授時歷》《傷寒雜病論》等著作時，才會發現原來中國古代科技可以說是全方位發展的，而從時間上來看，跨度也是超過同時段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那么，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科技成果呢？誕生這些科技成果又需要什么樣的土壤呢？今天的中國科技發展可以從中得到什么樣的啟發呢？這些問題的出現此時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學生當歷史與現實進行對比時，往往這些問題產生得更為強烈。

二、探究需要學生的切身體驗思考

探究是高中歷史教學的重要學習方式，探究教學所追求的不只是結論，因為歷史結論常常是可以告知的，探究必須追求過程與結果的統一，必須追求學生在探究過程中的切身體驗與思考?！肮糯袊陌l明和發現”的探究教學中，需要的不只是讓學生知道這些發明與發現，更是發明與發現背后存在著的機制。

這里所說的“切身”自然不是指讓學生重回歷史，但借助于“穿越”的概念，讓學生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去思考，去發現，去發明，則是一種比較好的教學策略。比如說在探究《九章算術》中提及的“十進制”時，可以讓學生返回到東漢時代，讓學生探究可能的計數方法，學生在探究中會發現，計數的制式往往與實際需要相關，也與計數的簡便程度相關，而這恰恰是很多發明發現的兩個重要推動力，正是在實際生活需要的作用之下，人們才會去發明一些新的東西，十進制計數方式如此，天文學的發展也是如此――采集、狩獵、農牧、航行的需要;歷法發展也是如此 ――農業生產的需要;醫學發展則更是如此――延年益壽的需要。

探究過程中，體驗與思考是兩個必要因素。只有讓學生身臨其境，學生才會認識到實際需要所產生的驅動力有多大。筆者曾經作過嘗試：讓學生在沒有測量計算工具的情形之下，根據一些自然現象如太陽的位置等去判斷時間，去判斷季節等，學生通過思考就會發現，這個時候只能借助于測量才能持久地判斷時間，只有借助工具才能更精確地判斷時間。而這恰恰成了發明渾儀的最大推動力！而要讓這些計時儀器能夠更簡便地使用，對其進行簡化又是必然之舉。因此，這個時候就是引導學生進行思考的重要時機，也是歷史探究式教學的核心環節。學生在此過程中可以進一步認識科學技術發展的原始的推動力。

教學實踐表明，學生在此探究過程中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科技的發展往往在實際需要的驅動下進行。如果進一步思考，則可以如此引導學生：科技發展是不是完全與現實同步呢？歷史教學的一個觀點就是鑒古知今，對比今天的現實并引導學生，就可以發現：科學技術的發展又不完全拘泥于實際需要，其往往又可能走在現實需要的前面，從而引導現實社會的發展。而這也恰恰是今天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思路。

三、認知歷史是學生歷史智慧體現

有一個概念叫歷史智慧，在高中歷史教學中如何讓學生擁有智慧，是每一個高中歷史教師需要思考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在一個歷史事件的觀察與思考中產生認識，并對事情的發展作出一種預見，就是歷史智慧的體現。

如本課教學中，發現與發明是兩個關鍵詞，歷史學生中顯然不應當讓學生沉迷于已有的發現與發明，事實上今天的高中學生對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的認識常常是偏頗的，有的學生認為其只是古明，至今已經沒有任何價值;有的學生認為四大發明是中國古代杰出的科技成就，是中國人永遠的驕傲。筆者以為，學生的這些觀點都不是學生真正的觀點，某種程度上講不過是他人觀點的重復而已，因此談不上真正的智慧。而筆者在問題驅動之下，在探究的過程中引導學生認識到：每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都與這個國家的文化相關，人文環境往往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堅實土壤，忽視了這種土壤的作用，那科學技術可能只是無源之水。認識到這一點，學生往往會對當今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新的認識。

綜上所述，高中歷史教學需要借助歷史事件去培養學生的智慧眼光，在此過程中，問題的提出、探究的開展，往往是高效的途徑，歷史教師不可等閑視之。

【參考文獻】

[1] 龐曉晴. 以問題為中心的高中歷史課堂教學模式探究，《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8（2）.

[2] 范從華. 高中歷史“問題――探究”式課堂教學模式初探，《中學歷史教學研究》，2010（1）.

考古學和科技史篇6

摘要：城市化是我國建設的趨勢，對古建筑保護成了當前城市建設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文章就保護古建筑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談談個人意見，并提出幾點保護措施。以期望城市化的發展與古建筑保護能夠實現雙贏的目的。

關鍵詞：現代化建設古建筑

前言

記錄歷史，展示文化，載托靈魂，提供認同，增強自信，這就是古建筑的真正意義和價值。建筑作為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人類的不斷進步和發展，成為人類文化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古建筑是一種文化精神的載體，建筑的形式與結構與當時當地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有著極大的關聯。對于古建筑的研究，可以獲得對于當時社會科學技術的全面了解。

對于歷史長河沖刷中留下的古建筑，是文化和歷史的縮影，有著極高的藝術和歷史價值。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在不斷加快，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脹，使得新城區的建設或舊城區的改造也在隨之加快。城市化在給人們帶來很多便利的同時，也引發了城市建設或改造與古建筑的保護和發展的矛盾。

1.保護古建筑的意義

1.1古建筑是歷史的標志

古建筑文物是歷史的標志，承載著一個城市的歷史信息，是城市的文脈和靈魂，沉淀著城市的歷史記憶，起著標識城市歷史，詮釋城市發展進程的作用。許多工程宏大、藝術精湛的古建筑，都是過去的勞動人民多少年來的血汗和智慧的結晶，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沉淀了人類文明的精神和物質財富。其內在的文化內涵與千年的歷史痕跡是無法被替代的。古建筑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是將古建筑的歷史因素進行完整的傳承與表達。

1.2古建筑為研究提供例證

我國現存的古建筑本身就是一部實物建筑史，對于研究我國歷代建筑的藝術造型、布局、民族風格和建筑結構、材料、施工以及有關的科學技術等等都是珍惜寶貴的資料；古建筑對于研究建筑史來說，更是直接的實物例證。每個古建筑都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反映的就是那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式及社會生產生活方式。

1.3古建筑對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中國古建筑的裝飾藝術，如木雕、琉璃、壁畫、石刻、磚雕、彩畫、鑲嵌、塑飾、堆疊等等，皆獨具一格，成就很高。其中許多技巧，技藝和經驗，長期以來不斷地為人們所繼承和借鑒；無論是對于研究藝術發展史或者創造社會主義新藝術，都有非常很好的指導意義和重要價值。

古建筑的消失也使城市特色的逐漸消失，并對城市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在城市化進程中加強古建筑的保護是非常必要的。不過對于古建筑的保護，需要我們把握好方法，不能夠盲目，那樣不僅不能夠真正的保護有可能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對于具有有著重要文物價值，或者歷史研究意義的古建筑，應當盡可能的保留現狀加以保護。對于極具歷史意義建筑的保護，應該進行細致的研究和嚴格的論證，可以利用現代的建筑手法和材料，但應盡可能的保持古建筑原有的風貌，以避免對于建筑的沖擊。

古建筑的價值在于它是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東西，一經破壞就無法挽回，不可能再生產，再建造。由于人為的或者自然的破壞，使得我國許多古代建筑遭受到損害破壞甚至有些嚴重的已經毀滅了。雖說，相關部門花了也很重視，花了大力度對古建筑進行翻新重建，但是少部分翻新工程卻很失敗，保護的效果并不好，甚至產生了破壞。所以保護它們已成為了刻不容緩的大事。

2.保護古建筑的措施

2.1加強民眾保護意識，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古建筑的保護不是一朝一夕和某些人的事，我們應該它提升到全名參與的高度。在城市化進程中，需要建立一個以政府作為主導、完善的文物保護法制體系，同時還要增強全民對于古建筑的保護意識，讓全民自覺的，積極的參與到古建筑的保護之中。古建筑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不可再生的人文資源，只有我們大家自覺地加入到保護的行列中，古建筑才能永久長存。

2.2建設前做好城市規劃

由于古建筑既是歷史的遺存又是在發展中的城市，它既要保護又要發展。在發展的同時，要充分認識建筑文化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如果改變了，就不能說明當時的歷史，進而也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一般情況下古建筑位于老城區，因此，在城市規劃設計或者是舊城改造設計中應充分考慮到古建筑的保護，必須要保護好古建筑。要保護好古建筑，首先要搞好城市規劃，城市規劃一旦失誤，必定會將造成古建筑不可估量的損失?，F如今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建設步驟加快，很多大型古代建筑都受到了比較嚴重的破壞。然而許多地方古建筑保護現狀實在不堪，許多本應該得到好好保護和挽救的古建筑，卻在城市現代化的建設中遭到了破壞，使得古建筑成為現代化建設中的犧牲品。怎樣才能在城市快速發展的同時，同時更好得對古建筑進行好的保護，已經成為當下迫在眉睫的問題。保護城市的歷史文化，關乎社會各界，不是一個人的事，不過首要的責任應該在政府。因此，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政府應把保護古建筑作為第一要任，充分把這種理念融入規劃之中，在規劃的時候就做出慎重的考慮，不可貿然的行動。

2.3提高古建筑保護的科技含量

運用各學科的科學知識對古建筑進行研究，有助于對古代建筑保護。不同類型的古建筑應區別開來，采用不同的保護方式。中國的傳統民族文化，在修復古建筑中要充分認識到其特殊性，在修復和保護過程中不要改變古建筑的歷史特征，包括形與無形的。這是非常重要的，古建筑保護的每一項干預修復活動均需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同時要開展相關的多學科合作。此外，在修復過程中，當傳統的技術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應該借助于現代科技，相對于傳統技術，現代科技可更全面和深入地認知古建筑，采取的保護措施就可以更有針對性，更科學?，F代科技手段縱然有以上的優勢，但始終不能用其代替傳統技術，我們應該將兩者緊密結合，各有側重，各展所長。

結語

古建筑保護的目的要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分析，而不僅僅限于它們由于稀有而具備的市場價值。古建筑是城市歷史的見證者，是一座城市的記憶，沉淀了人類文明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一旦損毀，文物本體及其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都將不復存在總之只有把古建筑保護好維修好，讓它們以其原有的面貌長久地保存下去，才能發揮，實物的史書，歷史的年鑒，文化的載體等的作用保護古建筑，讓古建筑一直傳承下去，為子孫后代服務，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人應負的社會責任和神圣天職。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必須注意對古建筑的建設性的保護，使城市化的建設與古建筑的保護相得益彰，相輔相成，以保證城市化與古建筑保護和發展的協調、和諧進行，最后達到雙贏的目的。

參考文獻:

[1]張華.青島老建筑的再生運動.青島日報.2007.10.30.

考古學和科技史篇7

新舊初中課標（分別是2001年《全日制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實驗稿）》、《全日制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2011年版）》）中的文化史“內容標準”是課程內容選擇的結果，其呈現的差異不僅隱含著文化史的價值取向的變化，還隱含著課程價值取向與歷史教育價值取向的變化。

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包括人類創造的全部物質和精神文化的總和，通常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狹義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其產生發展的歷史即是精神文化史，主要包括科學技術史、學術思想史、文學藝術史、宗教史、社會史、教育史等等。此文中初中歷史課標中的文化史主要是指以上狹義的精神文化史所包括的“內容標準”或“課程內容”，也兼及考古發現的史前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社會生活與習俗等。

價值取向，就是人們在—定場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動的行為傾向，它來自行為主體的價值體系、價值意識[1]。文化史“內容標準”呈現的內容是課標編制者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多種歷史觀選擇的結果，如現代化史觀、全球史觀、文化史觀、社會史觀等，體現了現代化、國際化、社會化、政治化等文化價值取向。比較古今中外各類文化史，其中存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國際、科學與人文、社會與政治等文化價值取向差異。

一、分布情況與統計分析類目、單位的確定

（一）分布情況

舊初中歷史課標中文化史內容要點以主題的形式集中呈現，其中中國與世界的古代、近代、現代六個板塊都有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學習主題；新初中歷史課標中文化史內容要點則是按照歷史朝代的時序性分布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課程內容”之后，分散呈現。

（二）統計分析類目

根據初中歷史課標的內容呈現，可以將文化史分為中國古代文化史、中國近代文化史、中國現代文化史、世界古代文化史、世界近代文化史、世界現代文化史六個板塊，每個板塊又分為學術思想、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宗教、教育、社會生活六類。

（三）統計分析單位

以課標中的具體“內容標準”（或“課程內容”）為單位，如舊課標中的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知道孔子，了解‘百家爭鳴’的主要史實”就是一個單位，包括“孔子”、“百家爭鳴”兩個知識點，統計分析以上各類文化史的內容標準條數和知識點個數及其所占比例。

二、統計數據結果

新舊課標中呈現的文化史內容標準的條數以及知識點個數統計結果如表1：

根據表1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內容標準條數及其所占的比例都在減小，其中中國古代文化史減少幅度較小，中國近現代文化史減少幅度較大，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在初中歷史課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古代文化史個數有所增加，世界近代文化史下降的幅度最大，表明目前對世界近代文化史的關注減弱、重視世界古典文化是學界的共識；中國文化史減少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國文化史在中國史中的百分比仍然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見，國際化的文化意識比較明顯。

從表2、表3我們可以發現，新舊初中歷史課標中國文化史知識點個數從古至今的變化呈平行下降的狀態，世界文化史知識點個數從古至今則是古代不變、近代增加、現代下降，近現代的下降也處于平行的狀態。新舊課標比較，中國文化史下降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外現代文化史的知識點個數都是最少，比例也最小，由此可見，現代文化史的內容比較薄弱，有待增加。

根據表2、表3，科學技術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中的比例最大，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見，隱含著重視科學技術史的思想，有偏重科學主義的文化價值取向。其次是文學藝術，排第二位，其用較大比例突出了我國古代文學藝術的成就，因為它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和延續，反映出了注重文化的傳承。

中國近代文化史中近代科學技術從有到無的變化，表明這一時期的科學技術遠不及思想政治、社會等領域重要。加之，近代的思想文化、文學藝術具有救國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時代情懷，其中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馬克思主義”“新文化思想”“革命文學”等都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的文化價值取向很明顯。社會生活的百分比雖減少，但仍體現了關注社會生活的文化價值取向。

中國現代文化史中社會生活的百分比大幅度下降，思想文化大幅度上升，科學技術略有上升，可見科學技術仍然受到重視，同時與人們生活相關的社會生活史也受到了關注。然而，文學藝術與教育知識點的缺失，顯示了在現代精神生活價值取向的模糊性和對教育追求的迷茫性。

世界古代文化史中三大宗教的地位不可動搖，世界古典文化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文學藝術下降的比例最大，但關注到了教育（中世紀的早期大學）。然而由于社會生活知識點缺少，使得學生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地方古代的社會生活。

世界近代文化史中科學技術占的比例最大，突出了科學技術在世界近代化進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見，科學化的文化價值意識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中占有主導地位，而教育、社會生活等知識點的缺失，反映了價值取向的偏頗會導致對歷史文化認知的偏頗，在工業社會里科學技術的作用最為關鍵，但是同時期教育作用的發揮、社會生活的變化、新的社會問題的出現是不能忽視的。

在世界現代文化史中科學技術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現代社會日益突出的問題更是關注的重點，社會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日益明顯。

三、結論與思考

（一）結論

1.傳統的文化價值取向不可動搖

對新舊課標古今中外的文化史內容標準條數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文化史在中國古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中國近代文化史在中國近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和中國現代文化史在中國現代史中所占的比例，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非常的明顯。世界古代文化史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比例大于世界近代文化史在世界近代史中的比例和世界現代文化史在世界現代史中的比例，重視世界古典文化的價值取向也十分突出。中外古代文化史是人類早期創造的輝煌燦爛的文化，在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對后來以致今天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體現了“傳承人類文明的優秀傳統”的價值要求。因此，重視傳統文化史的文化價值取向不能改變，也不可動搖。與此相比，中外近現代文化史在近現代史中的百分比則較小，受到重視的程度不如古代文化史，現代化的文化價值取向較弱。

2.國際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日益突出

中外文化史內容標準條數及知識點個數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史比例下降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國文化史在中國史中的比例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比例，世界文化史受到的重視程度大于中國文化史，重視中國本土文化的意識弱于重視世界文化的的意識。在學習世界史的過程中多學習世界文化史，體現了以開放的心態接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意識，也體現了當今時代培養學生的國際意識的要求。

3.科學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是時代的主旋律

科學技術在近代文化史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據主要地位，在現代文化史中關注的重點雖有所轉移，但是依然是至關重要的內容。在中國古代各類文化史中科學技術的比例最大，而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中科學技術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念已經深深植入歷史課程中，這凸顯了崇尚科學這一時代主旋律的文化價值取向。

4.社會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是關注的生長點

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受到關注的不僅僅是政治和經濟問題，還包括一些與人們生活接近的社會問題。相關的知識點在中國史中古今都有，世界史中則是古代、近代沒有，現代有；中外比較中國史中較多，世界史中較少。社會問題等相關知識點的出現，有助于學生更加深刻地認識歷史社會、現實社會及文化史的社會性。從社會的角度去認識和關注歷史，反映了社會對學習者的新要求。

5.政治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是靈魂

政治是文化產生的重要背景，也是文化史選擇的重要背景，新課標明確提出“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傳承人類文明的優秀傳統，使學生了解和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更好地認識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币浴芭嘤哂猩鐣髁x核心價值觀的公民”[2]，可見政治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指引著文化史內容的選擇，滲透著整個歷史課程。

6.人文精神的文化價值取向是歸宿

選擇歷史文化的精華讓學生學習，是為了學生不僅能夠繼承優秀的文化傳統，還能夠全面發展。文化史中有很多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無窮智慧的歷史人物及其思想著作等，是提高學生人格魅力、道德品質和人文素養的好素材。文化史本是有智慧之人的創造杰作，也是培養有智慧人的源泉，從人類的智慧中吸取精華，使學生得以更加全面地發展。這些人類文化所體現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文化史價值取向的歸宿。

（二）思考

新課標中文化史的價值取向多元，主要包括上述幾種價值取向，然而受課程觀、學生觀、教學觀、歷史觀、編寫體例等因素的影響，各種文化價值取向會有所偏重，難以達到理想的平衡狀態或者應然的狀態，這就需要思考以下兩個問題。

1.文化史的價值取向要符合當代課程價值取向

過去歷史教學大綱中的知識點偏向專業化，過分追求完整的學科體系，是一種以“歷史學科知識為中心”的課程價值取向。隨著“學科中心”課程的實施，其教學內容（即知識點）普遍存在著“難、繁、偏、舊”的問題，課程教學的側重點也偏向了傳授知識。然而，當代教育要求知識要與學生的社會生活接近要求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卻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因此當代課程改革特別強調關注學生的發展。文化史的內容與社會生活、學生生活接近嗎？關注了學生的發展嗎？這不僅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還需要在課程教學中踐行。精神層面的文化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何將其融入學生的生活并能夠體驗，這就需要將文化史知識與課程的價值取向相結合，用課程的價值取向指導文化史教學。

弄清當代課程價值取向又是重要的一環，事實上，在當今多元價值取向的時代，傳統的“學科知識中心”、“學生中心”、“社會中心”課程價值取向，沒有哪一種能夠起絕對的主導作用，而是多種課程價值取向的共生共存共發展。正如教授所說的：“知識本位、社會本位、人本位等三種價值取向是人們對課程形成的基本價值取向，在網絡化生存、全球一體化和知識經濟的影響下，在課程價值取向上體現出多元價值的和平共存和多元共生，通過對知識觀與社會服務觀的重新認識與改造，形成了以人文精神為最終追求的當代課程價值取向?！盵2]

初中歷史課標中文化史內容的選擇受當代課程價值取向影響，選擇的結果中也蘊含著當代的課程價值取向，本土化、國際化、科學化、傳統化、現代化等諸多文化史價值取向要繼承多元文化價值取向的合理內核，符合以人文精神為最終追求的當代課程價值取向。

2.多元的文化價值取向應該趨于平衡

雖然文化價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多元中免不了有所偏重。比如古今文化史，中外古代文化史在中外古代史中的百分比遠遠大于中外近現代文化史在中外近現代史中的百分比；古今中外各類文化史中的比例，有時候科學技術最大，有時候文學藝術最大、有時候思想文化最大，有時候社會生活最大，古今中外各類文化史的比例差距較大，明顯可以看出文化價值取向的偏重。偏重略微或輕微的偏重是在所難免的，但是不能偏得太重，以致失去了平衡。因此在遵循歷史學科規律的前提條件下，在有些知識點上做一下調整，從而減小一些文化價值取向的偏重程度，實現多元文化價值取向的平衡。

參考文獻：

[1]唐日新等.價值取向與價值導向[M].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1996：3.

[2].課程價值取向的時代走向[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4，（10）：46.

考古學和科技史篇8

關鍵詞：古陶瓷；方法論；研究對象；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J5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5-0168-01

古陶瓷研究方法論與時代的文化、科技水平都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在古代，古器物研究水平決定對古陶瓷研究的高低。近代以來，隨著科技文化的不斷進步，古陶瓷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斷更新?？傮w而言，對古陶瓷研究的方法是在不斷豐富，研究的范圍也不斷的拓展，從零散到系統，從單一到豐富，研究也向系統化、理論化發展。

以古陶瓷本身為研究對象，以古陶瓷鑒賞為研究目的：北宋時期，金石學、古器物學開始興盛，重視對古代器物的考證與收藏，以古器物學的研究方法對古代文物進行考證，這一研究文物的理論方法一直持續到清代晚期。這個時期，古陶瓷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器物本身的觀賞與把玩，熱衷對瓷器的器型、釉色、紋飾、款識等方面的考證，而對其內涵并不做深入系統的考究。成書于明代洪武年間的《格古要論》，是古代關于陶瓷研究十分重要的書籍，在談及宋代五大名窯時，只是談五大名窯各個窯口特征的不同，及瓷器的一些固有特點，而對其美學特征及其藝術特點談及較少。以收藏鑒賞為目的研究方法，對古陶瓷的綜合研究免不了會產生一些偏頗。對各個時期瓷器認識不深入，從而不可能認識到古陶瓷的發展演變規律，也不可認識古陶瓷真正的內在價值。北宋一直到清末，遺留的古陶瓷研究著作多停留在對古代器物的描述當中，對古陶瓷進行系統整理的書籍，此時尚未出現。

西方考古學運用于古陶瓷研究，以考證古陶瓷發展史為主要目標：隨著近代西方考古學的傳入，以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地層學為主要研究方法應用于古陶瓷的研究領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考古學家陳萬里先生為代表的陶瓷考古先驅，第一次實地發掘了浙江省的龍泉窯，結合古代文獻對龍泉瓷器的記載，對不同時期的瓷片及窯具進行分類。依據地層學的原理，將器物按照地層疊壓的關系進行年代的區分，再用類型學方法進行對比研究，找出歷代龍泉窯生產演變的發展規律，以及產品的風格特征，作為龍泉窯瓷器年代判定的主要依據。將陶瓷考古的發掘成果作為古陶瓷研究的主要依據，在中國古陶瓷研究史上是開天辟地的事情，使第一線的考古資料與傳世實物進行對比研究，為古陶瓷研究找到了可靠的參考資料，解決了歷史上的許多遺留問題。考古學與古陶瓷研究相結合，形成了兩個學科交叉形成的新學科，陶瓷考古學?？脊艑W在古陶瓷研究方面的普遍應用，為系統的研究古代陶瓷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的研究著作，是以吳仁靜、辛安潮先生編寫的《中國陶瓷史》為代表。該書雖然內容較為簡略，卻系統的介紹中國古代陶瓷發展歷史的脈絡。以史論的形式編寫古陶瓷的著作，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研究方法。此時還出現了許多新的研究方向，日本學者三山次男對中國外銷瓷器領域的研究及對中國的制瓷技術對世界制瓷業的影響的考證，都是過去沒有涉及的研究領域。

近代科學技術在研究中應用，以分析古陶瓷微觀結構為研究方法：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物理化學方法運用于古代陶瓷的研究當中，產生了許多應用于陶瓷斷代的科學儀器，像分析陶瓷年代的熱釋光技術，能夠準確將器物斷代，用化學方法檢測陶瓷的物質成分構成，判斷出古代陶瓷的物質元素，與采集的陶瓷標本進行分析，準確判定陶瓷的大體窯口，為古陶瓷的斷代研究提供了較為便利的條件。由于我國的窯口眾多，很難區分器物的準確窯口，造成了對其研究的不便。借助科學儀器的幫助，較準確的認清器物的歸屬，明確其價值，有利于對古陶瓷的把握與研究。利用科技研究古代陶瓷在民國時期就開始應用，李家治等先生編寫的《中國古代陶瓷科學技術成就》一書，是以科技分析應用于陶瓷研究的代表著作，該書詳細分析了古代陶瓷的微觀結構，化學物質的構成比例，開啟了近代陶瓷科技研究的先河。

當代以多學科理論為研究背景，多方位研究為目標：隨著古陶瓷研究的深入，其他學科的理論知識也應用于古陶瓷研究領域。因為單單對古陶瓷本身進行研究，很難再找出新的研究方向。再有，古陶瓷是古代社會生活的物質實用器皿，但與古代的社會經濟、物質生產技術、及古代審美思想都有密不可分的聯系。要想全面的研究古陶瓷，還需其他學科的知識作為背景。當代許多研究大家在最初并不是研究古代陶瓷的，而是在后來用自己所掌握學科領域知識來進行古陶瓷的研究，反而會出現一些新的研究思路。研究陶瓷美學的熊廖先生，他過去在中國美院主要是對美術史和傳統美學的研究，將中國美學領域的知識、方法引用到古陶瓷領域之中，形成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陶瓷美學。當代古陶瓷研究的方向是多元化的，深入去研究古陶瓷的本質與內涵，就必須以其他相關的學科做為學術背景，形成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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